西方最流行的翻译标准1. 语言学派（Linguistics-based School）奥古斯丁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符号”理论，提出了语言符号的“能指”、“所指”和译者“判断”的三角关系，开创了西方翻译的语言学传统。
直到20世纪初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的问世，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诞生，也为当代翻译研究的各种语言学方法奠定了基础。
西方翻译理论的语言学路线从传统语言学或语文学派人物开始，一直延伸到21世纪。
沿这一路线虽然出现了各种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和理论方法，却存在着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以语言为核心，从语言的结构特征出发研究翻译标准的对等问题。
一般认为，西方语言学派开始对翻译进行“科学”研究的标志是美国著名学家尤金·奈达（Engene Nida）于1947年发表的《论〈圣经〉翻译的原则和程序》（Bible Translation:An Analysis of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boriginal Languages）。
语言学派分布的地域较广，主要集中于英美，代表人物有奈达，卡特福德（J. C. Catford）、纽马克（Peter Newmark）、哈蒂姆（Hatim）等。
除此之外，捷克布拉格学派的雅克布逊（Roman Jakobson），前苏联的费奥多罗夫，法国的乔治·穆南（Georges Mounin），以及德国的斯奈尔-霍恩比（Snell-Hornby），也都是当代国外语言学派的突出代表人物。
雅克布逊在1959年发表的论文《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Translation），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和论述了语言和翻译的关系、翻译的重要性以及翻译中存在的一般问题，为当代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理论方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被奉为翻译研究经典之作。
这此篇论文中，他首次将翻译分为三类：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这一分类准确概括了翻译的本质，在译学界影响深远。
2. 语文学派（Philological School）西方早期的译论学派称为语文学派。
这一学派的研究方法是语文学的，主张翻译是艺术，把翻译视为原作者用译入语进行再创造，译者注重神韵，要求译文和原文一样能够给译入语读者带来美的感受，其代表人物有德莱顿（Dryden）和泰特勒（Tytler），该学派将原文置于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心地位。
德莱顿是十七世纪英国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
他认为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酿出的酒却属于主人。
从他对译者“奴隶”的身份定位明显可以看出，他的翻译思想是以原文、原作者为中心的，译者这个“奴隶”的使命就是遵从主人——原作者的使唤，将原文的思想、风格用另一种语言完整地再现出来。
他还提出了全面而系统的翻译观，将翻译粗略分为三大类，即逐字翻译、意译和拟作。
他对翻译的这种三分法突破了传统的直译和意译的二分法的樊篱，推动了西方翻译史向前了一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西方的翻译标准，最常引用的是18世纪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翻译理论家泰特勒（Alexander F. Tytler）在《论翻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中提出的三条翻译基本原理：第一，译文应该完全传达原文的思想。
（A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第二，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一致。
（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as that of the original.）第三，译文应像原文一样流畅。
（A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the original composition.）3. 释义学派（Hermeneutic School）释义学（Hermeneutic）即对原义的解释，是关于理解及其方法论的学科，它在欧洲的历史悠久。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的Hermeneutic School通常以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与狄尔泰（W. Dlethey）的主张为源头，以胡塞尔（E. Husserl）、海德格尔及伽德默（H. Gadamer）“三巨头”的阐释为理论基础。
施莱尔马赫是德国著名的神学家、哲学家，也是探索释义学理论的第一位学者。
1813年6月24日，他在柏林德国皇家科学院作了题为《论翻译的不同方法》的演讲，这篇演讲整理成文字后成为翻译研究领域的一篇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论文，在文中他表达了以下一些翻译观点：首先，施莱尔马赫区分了“真正的翻译”和“纯粹的口译”。
作为西方第一个做此区分的人，他认为“纯粹的口译”主要指从事商业翻译，是一种十分机械的活动，可以实践，但不值得为之付出特别的学术关注。
其次，施莱尔马赫将“真正的翻译”进一步区分了“释译”和“模仿”。
前者主要指翻译科学或学术累文本；后者主要指处理文学艺术作品。
两者的主要区别是：释译要克服语言的非理性，这种翻译如同数学的加减运算一样，虽然机械但可以在原文和译文之间达到等值。
而模仿则利用语言的非理性，这类翻译虽然可以将文字艺术品的摹本译成另一种语言，但无法做到在所有方面都与原文精确对应。
再次，译者在翻译时，必须正确理解语言和思维的辩证关系。
最后，施莱尔马赫认为翻译有两者不同的途径，要么使作者向读者靠拢，要么使读者向作者靠拢。
他的这一思想后来被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所采用，发展出了翻译的归化与异化理论。
4. 文化学派（Culture-based School）文化学派是包括两个有相似地理与文化背景的学派，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发祥于低地国家（荷兰与比利时）的“翻译研究”派和七十年代末兴起于以色列的多元体学派。
它们都起源于地处当代世界主流文化边缘的小国家，且其理论渊源都是本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
较长一段时间里，文化学派被称为“翻译研究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翻译教授霍姆斯（James Holmes，1972），比利时学者、后移居美国并任教于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勒菲维尔（André Lefevere，1978）和英国学者、沃里克大学教授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
另外一个常见的名称是“描述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ties）学派，或简称“描述学派”，这是因为这一学派最早以修正“规定性的翻译研究”（pr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而著称。
与此同时，“描述翻译研究”有时也被称为“多元系统研究”（polysystem approach）或“系统研究”（systemic perspective），这是因为该学派的以色列学者埃文-左哈的多元系统理论以及其他系统理论是这一学派的核心特征。
该派认为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和主要方法的语言学派翻译理论无助于增进人们对于文学翻译的了解，因而沿用了近代翻译时期的阐释学方法，从意义的传递开始，研究翻译的过程以及这种过程如何既影响到译文及其文化（如美学规范）的发展，又影响到原文及其文化的延续，试图以此将各种文学翻译的理论统一起来，建立一种能够指导产生译本的理论。
文化学派的学者都把文学看作一个复杂的动态综合体，都相信理论模型和实际个案研究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相互作用，都对文学翻译进行以译入语为中心的描述性、功能性和系统性，都对控制翻译产生和接受的规范和约束机制、翻译和其他类型文本生成之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文学中的地位和功能以及翻译对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所起的作用感兴趣。
一言以蔽之，该学派的共同特征是：从文化层面进行翻译研究，将翻译文学作为译语文学系统的一部分，重视史料的搜集、描述和分析，其研究方法属于实证性描述性研究。
5. 功能学派（Function-based School）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译界深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形成了以纽伯特（A. Neubert）、卡德（O. Kade）为代表的莱比锡派（Leipzip School）。
前者立足于转换生成语法，在翻译中严格区分不变的认知因素与可变的语用因素；后者是奈达学说的追随者，主张建立翻译科学。
“对等”成为翻译研究的中心，各种借鉴语言学理论的翻译对等论应运而生，但大都不过是对等形式的重新组合。
这种语言科学研究范式愈演愈烈，后来致使翻译沦为语言学的附属品，极大地束缚了这一学科的发展，同时理论和实践的严重脱节也令越来越多的译者感到不满，功能派翻译理论就在这时兴起并逐步深化。
它针对翻译语言学派中的薄弱环节，广泛借鉴交际理论、行动理论、信息论、语篇语言学和接受美学的思想，将研究的视线从源语文本转向目标文本，成为当代德国译学界影响最大、最活跃的学派。
功能派翻译理论最早是凯瑟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于1971年在其《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中提出。
莱斯把功能范畴引入翻译批评，将语言功能、语篇类型和翻译策略相联系，发展了以原文和译文功能关系为基础的翻译批评模式，从而提出了功能派理论思想雏形，莱斯认为理想的翻译应该在概念性的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方面都与原文对等，并把这样的翻译称为综合性交际翻译（integral communicative performance）。
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提出了目的论（skopos theory），将翻译研究从原文中心论的束缚中摆脱出来。
目的论影响深远，功能学派因此有时也被称为目的学派。
“skopos”一词来自希腊语，指行为的目标、功能或意图。
该理论认为翻译是以原文为基础的、有目的和有结果的行为，这一行为必须经过协商来完成；翻译必须遵循一系列法则，其中目的法则居于首位，即是说译文取决于翻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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