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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治理中第三部门的法学机理与制度变迁研究/刘大洪-三农治理中第三部门的法学机理与制度变迁研究Research of Economic-law Theory and Its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e-countryside-peasant刘大洪李华振内容提要：三农治理中第三部门的出现，源于对市场和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双失灵之弥补，源于国家与农民的法律博弈机制之变迁，源于公共物品的非国家化供给之机理。
它是与市场调节、政府干预既相区别又相关联的第三只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制度工具。
在借鉴西方农村第三部门法律规制的基础上，在考察中国农村第三部门法律演化路径的前提下，立足于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的本土资源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大的开拓性意义。
关键词：三农治理；第三部门；市场政府双失灵；博弈论；农村公共物品Abstract: The appearance of the third sector in the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e-countryside-peasant derives from the remedy of double-failure of market and government, derives from the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of legal gam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easants, derives from the theory of non-governmental supply of public products. It is the third hand which is distinct from and correlative with market and government. On the base of studying the law system of the third sector in the western countryside, and after researching the legal evolution path of the third sector in the China’s countryside, and rooting in the China’s native resources, there has exploring significance to deeply investigate this subject.Key words: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e-countryside-peasant; the third sector; double-failure of market and government; the game theory; rural public product supply一、引论：从第三部门在西方三农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说起从法学的理论视域上看，三农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着三农问题。
农村基层治理的主体变迁与机制创新农村基层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新时期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诸多新变化，涌现出不少新做法。
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农村基层治理由传统村（居）支部书记和主任二元主体发展为多元主体，形成治理主体职能分离和党的领导力增强双重结构。
农村基层治理主体职能分离后，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党组织、村（居）委会、行政（综合）服务中心（站）、经济（联）社、社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职责更为明晰，共同协调推进基层治理。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正由“权力型”政党转为“服务型”政党，农村基层治理重心下移，基层服务日益专业化、职业化，村（居）经济组织采用现代企业制度和网络平台运营监管集体经济，社会组织形成“合力”新机制，发挥“乡贤”等传统政治资源在现代化转型和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新经验为实现党领导下的基层治理创新、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思路借鉴。
标签：农村基层治理；动力结构；机制创新基层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
创新基层治理体制与机制，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的现实需要。
从中央到地方省市，都非常重视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优化和水平的提高。
自2010年实行农村综合改革以来，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基层治理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做法，积累了不少经验。
农村基层治理结构和动力机制创新既能解决农村基层面临的迫切问题，也能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实践基础和理论支撑。
一、农村基层治理主体变迁：二元到多元农村基层治理结构、治理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正相关。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基层治理的主体结构层次越多，治理体系越完善。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通常由村（居）党支部和村（居）委会二元主体构成，党支部负责村（居）党务和事务的核心引领，村（居）委会负责村民自治、发展村集体经济及各项事务。
根据实际情况，通常采用“一肩挑”或是“两委分离”模式。
2014年广东省第六届村委会、第五届居委会换届选举，村（居）党组织书记与村（居）委会主任“一肩挑”比例和“两委”成员“交叉任职”比例均达到80%左右。
中国第三部门的法理学研究中国的第三部门在法理学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而如何界定第三部门与领导部门和市场部门的关系是法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本论文将从第三部门的概念、特征以及与领导部门和市场部门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第三部门的概念第三部门是指在领导部门和市场部门之外的一个非领导、非市场的社会组织部门。
它是由社会公民自愿组织而成的，以追求某种公益目标或社会福利为宗旨，但又不属于领导主导的公共服务提供者，也不像市场机制调节的市场服务提供者。
第三部门属于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它包括了非营利组织、慈善机构、教育机构、医院和文博机构等社会公益性组织。
二、第三部门的特征1.非领导性：第三部门是由社会公民自愿创建而成的，不属于国家领导部门。
2.非营利性：第三部门不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它的主要目的是为公益服务。
3.自主性：第三部门有自主决策权和管理权，不受领导干预及其它组织管理。
4.社会公益性：第三部门以服务社会为主要宗旨，不仅服务于自己的会员，更为广大社会群众提供服务。
5.自愿性：第三部门的加入、参与和退出都是自愿的，没有任何法律强制力。
6.独立性：第三部门有独立的组织形态、管理结构和经济实体。
三、第三部门与领导部门的关系第三部门与领导部门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中国现行法律中，领导对于第三部门的监管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领导能够通过加强对第三部门的资金和支持来帮助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同时，领导也应该避免对第三部门的侵犯和干预，保障其独立自主的地位。
四、第三部门与市场部门的关系与领导部门相比，第三部门与市场部门之间的关系则相对较为独立。
在市场化经济日益发展的当今社会，第三部门作为第三种经济组织形式，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它和市场部门的联系主要体现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第三部门需要吸纳市场资源，还需要不断自我改进，以更好地服务公众。
五、结论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第三部门不仅是领导和市场的重要经济组织，也是增强社会发展活力、调节社会资源配置、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内容提要：学术界普遍用“政府失灵”及“市场失灵”对“第三部门”的起源进行了经济解释。
本文认为中国“第三部门”起源于社会与经济体制的变革。
因此，本文拟结合中国“第三部门”产生的特殊的制度环境，应用制度变迁理论对其起源进行经济分析。
关键字：第三部门；制度创新；成本效应一、文献回顾（一）“第三部门”的定义“第三部门”这一概念首先由列维特等人于1973年提出，目前学术界关于“第三部门”的定义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大多认同“第三部门”是除政府部门和企业以外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一切志愿团体、社会组织或民间协会等向社会提供服务的组织。
塞拉蒙认为，“第三部门”有6个基本特征：“正规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和“公益性”。
在中国，完全符合西方标准的“第三部门”几乎不存在，但又确实存在一些从形式和运作机制上不同于政府和企业的社会组织，因而中国学者大多倾向于从推动和促进非营利组织发展的角度出发，不将定义限制得过于严格。
例如康晓光就认为只要是依法注册的正式组织，从事非营利性活动，满足志愿性和公益性（或互益性）要求，具有不同程度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即可称为中国的“第三部门”。
（二）“第三部门”起源的一般解释“第三部门”起源的经济分析主要包括经济背景分析和经济原因分析。
经济背景分析是对“第三部门”兴起的经济大环境的研究，经济原因分析是借用经济学工具对其兴起的本质原因进行论述。
西方关于“第三部门”起源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由美国经济学家韦斯布罗德（1974）提出的政府失灵理论，该理论通过论证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上的局限性，从功能上证明“第三部门”存在的必要性。
不过该理论更多的是说明了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的互补关系，并没有揭示是什么因素使得某些产品或服务只能由“第三部门”提供。
在此基础上，美国法律经济学家汉斯曼（1980）提出了合约失灵理论，通过分析市场的局限性（信息不对称）及“第三部门”的特征（受“不得分配盈利”约束），解释了在市场机制与第三部门之间选择后者的原因。
浅论第三部门经济法主体地位的理论机理摘要：经济法是为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法，社会性是经济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第三部门作为公共权力和私人利益的补充和制衡，构成了一种介于国家调节机制和市场调节机制之间的新的沟通和协调机制，符合经济法“社会本位”宗旨的内涵，体现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它和市场、政府一起组成经济生活运行的有机体，享有公共经济利益、承担公共经济义务，具有经济法主体资格。
关键词：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经济法主体一、经济法是为克服市场失灵而干预经济关系的法在经济资源配置中，人们对市场和政府各自应起多大作用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辩证发展过程。
亚当·斯密认为，在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资源能够目动达到最优配置，利己主义动机会驱使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实现社会利益；而政府，尽管是出于良好愿望和社会利益，试图干预资源配置过程，也往往会适得其反。
斯密把政府活动仅限于国家安全、法律秩序的维持和部分社会基础设施的建立和维护，斯密给人们树立的是这样的信念——自由放任，听之任之，不要干预。
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信仰，通过引进边际分析、效用分析和均衡分析方法来论证市场机制的完美无缺。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自由竞争市场上，消费者偏好是一根指挥棒，引导资源的配置方向。
而资源是否得到最优配置最终取决于消费者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市场调节方式是边际微调，通过资源在各种用途上的边际对比来驱使资源流向最有利的方向实现帕累托最优境界，出自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仰，新古典经济学家不主张政府介入资源配置过程。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一系列弊端如失业、贫富分化、周期性经济危机更加严重，特别是1929—1933年的大经济危机，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市场机制本身的局限性。
在市场体制下，社会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来实现的，但市场调节及价格机制发生作用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如果说市场供求力量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那么它是建立在以下三个假设条件之上的：首先，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没有一个有影响市场价格的市场势力；其次，不存在外部性，市场结果只与市场的参与者（买者与卖者）有关，对旁观者的福利没有影响；第三，不存在公共产品。
三农管理中的新型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农村是我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为了实现乡村振兴和农村社会稳定，新型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势在必行。
本文将从农村社会治理的概念、特点，新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以及推动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和措施等几个方面展开阐述。
农村社会治理的概念农村社会治理是指通过政府、社会组织和群众共同参与，协调、管理和解决农村社会问题的一种行为过程。
简单来说，农村社会治理就是解决农村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农村社会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农民、社会组织等多方面，强调全社会的参与和共同治理。
在实践中，要注重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农民的积极性，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农村社会治理的特点农村社会治理的特点主要包括：多元主体，参与主体众多且种类繁多，政府、企业、农民、社会组织等各方参与其中；分散性管理，由于农村社会问题分散、复杂，治理方式采取多方参与、解决问题的分级负责、分地区、协作共治等方式；整体性治理，强调对农村问题的整体处理，综合运用各种资源、手段和方法，形成一体化、综合管理模式。
新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当前，我国新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主要包括基层自治、法治化管理、服务型政府、社会组织参与等几个方面。
首先是基层自治，倡导农民自治，发挥农村社区自治组织的作用，引导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实现民主决策和自治管理。
其次是法治化管理，强调依法治理，健全法律法规，加强执法监督，提高农村社会管理的法制化水平。
再者是服务型政府，政府要以人民为中心，倡导以民为本，服务为先，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和保障，加强政府公信力和服务水平。
最后是社会组织参与，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服务农村、促进发展方面的作用。
推动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和措施为了推动农村社会治理的创新，需要采取一系列的路径和措施：首先是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政府、企业、农民、社会组织等各方的责任和权利，建立健全农村社会治理的法律制度。
三农经济全面依法治理的路径与实践探索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经济一直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如何实现农业、农村和农民全面依法治理，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我们探索路径，进行实践，才能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
下面将从多个角度展开，探讨三农经济全面依法治理的路径与实践探索。
1. 宏观政策下的依法治理。
我国在国家层面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政策，鼓励各地在落实这些政策时全面依法治理。
这些政策包括加大对农村经济的扶持力度、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强农民权益保护等方面。
这些宏观政策的制定对于推动三农经济全面依法治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支持。
2. 地方政府的法治建设。
在实现三农经济全面依法治理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法治建设尤为重要。
地方政府需要根据中央的政策部署，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
同时，地方政府还需要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执行机构，加强对农村的法律宣传和培训，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
3.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农业产业化是推动三农经济全面依法治理的重要途径之一。
通过发展农业产业化，可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农民的收入，加强农村经济的发展。
同时，通过农业产业化，可以引入市场化的机制，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农业生产向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发展。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更好地保护农民的权益，也可以提高农业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4.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农村土地制度是关系到三农经济全面依法治理的关键问题之一。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确权颁证、流转经营、承包经营、土地流转等多种途径，为农民提供更多的经营土地的权利和途径。
这将有助于农民增加土地经营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的收入。
同时，通过土地制度改革，还可以引入更多的法治元素，为农民的土地使用、流转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
三农经济模式发展下的新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探讨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领域一直是国家发展的重点之一。
在“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为了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必须探索新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
从三农经济模式发展下的新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着手，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首先，在新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中，政府部门要加大对农村的支持力度。
要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政府应该建立健全多部门参与的农村治理体系，形成部门间协调、信息共享的工作机制。
政府要加大乡村公共服务力度，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提高乡村服务水平。
其次，在新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中，要加强乡村自治组织建设。
要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提高村民自治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推动村民自治组织发挥更大作用。
要全面落实村民自治组织的各项职责，增强村民自治组织的服务和管理能力。
另外，在新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中，要强化社区组织建设。
要加强社区组织的建设，提高社区组织的服务水平。
要推动社区组织发挥更大作用，加强社区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结合，形成上下联动、层级负责的工作格局。
此外，在新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中，要拓展社会力量参与。
要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农村领域，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模式。
要发挥社会组织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推动社会组织发挥更大作用。
再者，在新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中，要推动新型农业发展。
要加快农业产业化和农村产业发展，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推动农业现代化。
要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同时，在新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中，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要完善集体土地制度，加强农村土地资源保护，推动农村土地资源的科学利用。
要推动集体土地入市，增加农民集体收入来源。
此外，在新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中，要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要加强对农村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工作，推动农村产业发展。
三农治理中第三部门的法学机理与制度变迁研究（之一）内容提要：三农治理中第三部门的出现，源于对市场和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双失灵之弥补，源于国家与农民的法律博弈机制之变迁，源于公共物品的非国家化供给之机理。
它是与市场调节、政府干预既相区别又相关联的第三只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制度工具。
在借鉴西方农村第三部门法律规制的基础上，在考察中国农村第三部门法律演化路径的前提下，立足于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的本土资源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大的开拓性意义。
关键词：三农治理，第三部门，市场政府双失灵，博弈论，农村公共物品一、引论：从第三部门在西方三农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说起从法学的理论视域上看，三农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着三农问题。
考察西方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机制，我们发现，“第三部门” （The Third Sector）在发达国家的三农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占有重要地位，成了西方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但我国目前的学界对第三部门在三农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重视，因此，在充分借鉴西方对第三部门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的三农问题之本土资源对第三部门进行深入研究，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具有重大的开拓性意义。
三农治理中第三部门的出现，源于对市场和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中“双失灵”的弥补。
第三部门是相对于“第一部门（公权部门）”和“第二部门（私人部门）”而言的，既不同于纯粹的公权部门，也不同于纯粹的私人部门，但又与公权部门和私人部门有着密切的。
西方国家的实践已经表明，第三部门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为解决市场政府“双失灵”提供了新的可能。
在西方国家的三农治理中，第三部门已经成为与市场调节、政府干预既相区别又相关联的一支新兴力量，成了发达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制度工具，为西方农业、农村、农民的良性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法律解决路径，发挥着制约乡村政府权力滥用、满足农民多元化需求、提高农村公共物品质量和效率的重要作用。
第三部门促进了乡村政府职能的转变进程，在政府与农民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为农村提供更加质优、价廉、高效的准公共物品，把竞争机制的清新空气吹进了乡村传统的官僚机构体系内，促进了农村与城市的整合，进而，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作用都是传统的纯粹公权部门（政府）和纯粹私人部门（）无法达到的。
由于“第三部门”之称谓只是一个研究上使用的学理术语，因此，我们考察西方三农治理中的有关法律规定时，会发现：在法律条款的直接规定里，是找不到第三部门之用语的，但有两个出现频率很高的用语“农民协会”（Peasants ‘ Association）和“农业合作社”（Agricultural Cooperation），这两个用语实际上是相同的，只不过由于各国语言表达的差异和翻译的差别，导致在中文里出现了这两个用语同时使用的局面。
从法律概念的逻辑周延性上来看，三农治理中的第三部门当然不仅仅包括农民协会和农业合作社，但是，可以说，农民协会（农业合作社）是三农治理中第三部门的最主要子概念，因此，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中，我们在进行理论性的研究时，使用的是第三部门之学理术语，而在进行实证性的研究时，使用的是农民协会或农业合作社之法条术语。
从实证的视角，我们考察一下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三农治理中的第三部门之概况。
（1）美国三农治理中的第三部门概况之考察。
在美国，种类繁多的农民协会为农业生产者提供各种不同的分类准公共服务，比如，沟通政府关系、信息咨询、法律维权、制订产品标准、协调关系、限产护价、争取政策支持、市场销售、集体定价、技术咨询等等。
美国有超过80%的农民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而自发组织和自愿参加这些不同的农民协会，而且政府也从法律上鼓励农民参加各类农业协会，参加协会的农民可以优先得到更多的补贴。
（2）法国三农治理中的第三部门概况之考察。
三农问题曾经长期困扰法国，直到二战前，法国还是一个农产品净进口国，二战后，法国政府采取优先发展农业的政策，仅用20多年时间，就实现了农业现代化。
在这个过程中，第三部门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法国建立了专为三农治理而服务的“土地整治公司”制度，这是一种非盈利的组织，它们拥有土地的优先购买权，把买进的插花地、低产田集中连片，整治成标准农场，然后再低价保本出售给农民。
另外，法国专管三农问题的政府部门（第一部门）是农业食品部和渔业部，但它们只负责宏观上的指导，而微观上的竞争调节则由市场机制（第二部门）来完成，在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之间的中观层面上，则由农业合作社（第三部门）来协调。
到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建起了3100个农业信贷合作社，7200个供应和销售合作社，14000个服务合作社。
合作社一般按行业划分，农户可根据经营情况，同时加入几个合作社。
（3）德国三农治理中的第三部门概况之考察。
在德国的三农治理中，作为政府机关（第一部门）的联邦农业部只负责对农业的宏观管理，包括农业立法、农业政策和促进农业发展计划的制定等。
而大量的农村准公共物品则由非官方的组织（第三部门）来完成，这些农民的非官方组织主要以农民生产者协会、农民联合会来命名。
德国的农协分成各个层次，如地区农协、州农协，直至全国性的农民联合会，形成一个完整的络。
95%左右的农民是德国农民联合会的会员，该会代表德国农民参与和欧洲邻国农业组织机构的协调，主要职能是维护农民的利益，为农民当法律和技术顾问，为农民开拓市场提供服务，对农民进行职业教育培训等等。
（4）日本三农治理中的第三部门概况之考察。
在发达国家里，日本人多地少的国情与中国最为相似，因此，考察日本三农治理中的第三部门对我国最有切合实际的借鉴意义。
二战后的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国家权力包揽一切的公权社会，作为第一部门的政府机关的力量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
当时的日本政府为了治理三农问题，在大力培育第二部门（市场调节）机制的同时，也展开了对第三部门的努力探索。
1947年的《农业协同合作法》就是专门针对第三部门（农协组织）而立的法，只不过，与私权本位的西方国家相比，当时日本的农协象中国今天的村委会一样，仍然带有明显的“准政府”痕迹，并不是象当时美国、法国那样的比较纯粹的第三部门，而只不过是政府第一部门的“法律衍生物”。
但是，毕竟，这在形式的意义上标志着日本的三农治理法律机制开始向美国等西方国家靠拢，开始了引进第三部门机制的法律尝试。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日本的农协逐渐摆脱了原来的准政府之色彩， 1970年的《综合农政的基本方针》标志着日本农协的角色开始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向真正意义上的第三部门回归。
日本的农协组织自上而下分为三个层次，处于最基层的是市町村农协，习惯上叫单位农协；都道府县建立的是地方农协，称作“县联”；农协的全国性组织则按照业务不同而各自运作。
现在，日本农协为三农治理而提供的准公共物品大体上分为四类：生产指导、组织流通、信用服务和开展互助共济。
放眼更大的视域范围进行扩张考察，会发现：第三部门在西方的兴起，并不仅仅发生在三农治理中，而是在全社会的每个领域内都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公共治理的革命”。
1997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年度工作报告中，把第三部门看作影响未来全球发展的“第五大因素”。
塞拉蒙把第三部门的兴起看成是与19世纪晚期的民族国家兴起具有同样重大意义的人类历史事件。
它作为相对于公权力的政府、私权利的市场之外的“第三种领域”，成了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一种全新的社会平衡器，其数量和影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西方对第三部门的定义，归纳起来看大致有以下几种主张：（1）认为第三部门是准行政机关或准公共部门，是公共部门的一部分。
比如，约翰·格林伍德的《英国行政管理》一书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这些由政府领导部门的机构和半私人组织，既不同于中央部门，也不同于地方机关，但通常又和它们有关系，这类机构和组织就是“准行政机关”，也就是他所说的第三部门。
（2）认为第三部门是服务于公众利益的私人组织，或者说是从事社会公益性事业的民间组织。
比如，莱斯特·萨拉蒙把第三部门定义为“数量众多的自我管理的私人组织，他们不致力于分配利润给股东或董事，而是在正式的国家机关之外追求公众目标”。
持这种主张的法律之典型是《英国1601慈善使用权法》，它认为从事下列活动的组织为第三部门：救济老人、虚弱的人和穷人，抚养病人、伤残士兵和船员，维修桥梁、港口、避难所、道路、教堂、海堤，举办教育和孤儿院，救济、储备、维修教养院，支持帮助年轻的商贩、手工业者和穷困潦倒的人，帮助任何贫困居民减轻它们的困难。
（3）认为第三部门是除了政府机构和营利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
比如，赫斯顿就认为非营利组织主张的合法性来源于对国家部门和私有部门的批评。
持这种主张的法律之典型是《联合国宪章》第71条，它把第三部门界定为“从事非营利性活动的政府以外的所有组织，其中包括各种慈善机构、援助组织、青少年团体、学会、合作协会、经营者协会等”。
但无论具体的主张有何不同，总体上来看，关于第三部门的本质的观点都是大同小异的，即：第三部门一是要与政府相区别，是自愿提供公共物品的“非政府组织”（NGO）；二是要与相区别，是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非营利性组织”（GPO）。
（未完，待续）「参考文献」张彩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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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行政管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3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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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洪李华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