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的摩案及思考

巴尔的摩案及思考田丽韫宋子良李琢颖【内容提要】巴尔的摩案是美国科学界发生的与科学不端行为有关的一个著名案例。

在长达十年之久的审查及定案中不仅涉及面广，而且还惊动了政府部门和经济情报局，由此也引发了科学界对政府参与的种种看法。

调查科学不端行为的机构ORI也因在这项案件调查中的失败而面临种种困境。

本文对这一案件的经过作了描述，并就其中有关的争论和思考提出了看法。

【关键词】巴尔的摩案/争论/思考【正文】科学史上最令人伤心的悲剧可以说是轰动科学界的“巴尔的摩（Baltimore）案”。

从1986至1996年，长达十年之久才得以解决，甚至美国国会也卷入了这一案件的审查，给有关人员和部门带来了经济和精神上的损失。

从整个案件几经反复及最后的澄清，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认识，而其中的问题和教训又值得我们深思并引以为戒。

1.十年之争的“巴尔的摩”案“巴尔的摩”案起因于1986年美国《Cell》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目为“在含重排Mu重链基因的转基因小鼠中内源免疫球蛋白基因表达程式的改变”的文章[1]。

论文的学术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新发现：小鼠自身的抗体基因在导入的外源体基因的影响下，会效法外源基因已重排的结构进行表达。

该文署名作者为Imanishi—Kari、David Baltimore等四人。

该论文发表一月后，即1986年5月，Imanishi—Kari实验室的一名博士后研究人员O'Toole偶然查看了Kari的实验笔记，发现论文中的一些数据与试验数据不符，甚至有些关键性试验根本就不曾做过[2]。

O'Toole于是向正准备聘用Kari的Tufts大学提出疑问，Tufts大学组织了以生物学家Henry Wortis为首的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

1986年6月Kari所在大学MIT 又让Eisen教授对此事件进行审查。

Tufts大学和MIT的审查结论是：论文中可能存在一些小错误但没有作伪迹象[3]。

O'Toole认为，既然发表的论文有不正确之处，编辑部应该撤消论文。

但论文作者之一，1974年曾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当时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的Baltimore认为，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拒绝撤回论文。

尽管Baltimore 自己从没有被指控有不端行为，但他对Kari的竭力保护使该案件变成了众所周知的“Baltimore案”。

Walter Stewart 和Ned Feder的介入使得对该论文的争论变得引人注目。

Walter Stewart和Feder是NIH中以调查科学不端行为案件著称的两名研究人员，他们对O’Toole所提及的17 页实验记录进行了分析，发现Kari 的实验记录与原文中关键论断相抵触，并由此怀疑Imanish-Kari在实验中有作伪行为并通知了NIH官方[4]。

NIH开始正式受理此案，并于1987年5月开始了第一次调查，调查结果只发现论文中存在有需要更改的错误，但没有“欺骗、不端行为、数据操作或严重的概念错误”[5]。

1987年9月，Stewart和Feder被获准发表他们对《Cell》杂志上那篇论文的分析结果，提出Kari的实验记录与文中关键论断相抵触。

但接下来的一年，《Cell》、《Science》和《Nature 》等杂志都拒绝发表W.Stewart和Feder的文章。

1988年4月，众议院针对Tuffs 和MIT 对Kari 调查结果的反映，以商业能源调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派议员John Dingell为首的国会调查小组出面召开了二次听证会，会上批评论文作者过分夸大了用于区分内源基因和转基因的BET-1试剂的特性，论文的两个图表中也有错误，并对Baltimore进行了近8个小时的盘问。

事后Baltimore发表了一封“致亲爱的同事”的信，攻击Dingell对此案件的介入[6]。

在信中，Baltimore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作者显示出有欺骗倾向，其中的一些错误可以被认为是不端行为。

这显然是为Kari辩护。

国会议员Dingell 对美国科学界的“自我监督”政策一直持特强烈的反对意见，他决心要把事件搞个水落石出。

1988年7月Dingell调阅了Kari的实验室记录，并把它交给经济情报局作进一步的分析。

受国会和NIH共同委托来参与此案件分析的经济情报局经过7 个月的调查，认为Kari的标注日期为1984年的笔记记录有可能是1986年才准备的，而且在一本关键实验室笔记记录中有20％的内容值得怀疑！1988 年11 月，Baltimore和Kari在《Cell》杂志上发表一则更正，说原文中对BET-1这种关键试剂的特性有点“夸大其辞”[7]。

1989年4月，在经济情报局得出上述结论的基础上，NIH决定重新开始一次调查，由刚成立的科学求实办公室（OSI）负责此事[8]。

NIH 主任Wyngaarden解释了重新调查的原因：O'Toole 对提交的用于审查的论文中的数据提出疑问，尤其说稀释物数据中的一个数据根本就不存在。

1989年5月，Dingell又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听证会，Dingell 声明其目的不仅是指明文章结论正确与否，而是要考验科学界能否监控自己的事务。

在NIH的要求下，Baltimore 和Kari在《Cell》杂志上公布了第二次更正，并给出关于BET- 1 试剂特性的另外一些数据。

1989 年夏天，Baltimore在《Science and Technology》这一杂志上发表文章，表明自己在该事件上的立场，并攻击Steward、Feder和Dingell 这些委员会成员对此事件进行的毫无保障的干涉。

他在文章中写道“如果这场调查所造成的悲伤结果并不能证明什么，那就表明那些无知的和怀有恶意的外行并不能有效地检查科学活动的进程”[9]。

1990年5月，Dingell主持第四次听证会，联邦经济情报局调查员指出，Kari的实验记录和声称的实验“在时间上不是同时发生的”，并对第二次更改内容表示怀疑[10]。

NIH第二次调查的草案报告也于1991 年3月公布，并推翻了前次报告的结论，声称发现有“严重的科学越轨行为”，其中包括伪造数据。

国会委员会成员Dingell随即宣布，计划在5月份举行第五次听证会，把重点放在“谁－知道－什么事情－什么时候”上[11]。

1991年3月，Baltimore 声明他将收回发表在《Cell》杂志上的那篇论文，并于1991年12月辞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的职务。

但他希望能在大学的AIDs研究所作为一名教授以便继续自己的研究[12]。

NIH草案报告公布不久，巴尔的摩市的美国司法部开始着手自己的调查，至1992年1月，他们决定不对Kari起诉，理由是科学争端的复杂性及很难定论Kari是否有欺骗倾向。

此时NIH的科学求实办公室（OSI）迁至下属于HHS的一个新位置并更名为ORI（the Office of ResearchIntegrity）。

随后该机构派出由基因学家Barbara Williams、统计学家James Mesimann和血清学家John Pahlberg 三人组成的调查小组。

ORI小组成员花费两年时间对Baltimore案件进行再研究，得出与ORI 在1991年3月的草案报告相类似的结论：“Kari 不仅在报告结果的关键部分作伪，而且伪造支持他最初结论的数据”。

ORI 的结论主要来自经济情报局的分析结果，经济情报局对Kari实验报告用纸的颜色、笔迹、打印铅字及墨水类型等作了全面的法学分析，结论认为：其中一些数据产生于实验以前，一些数据又是实验后补充的，也即认为数据产生时间和实验实施时间不一致[13]。

但经济情报局随即又宣称，他们在分析此类复杂案件时，没有任何先前的经验可资借鉴。

ORI 又进一步作了统计分析，发现Kari的实验数据缺乏随机性，因而认为存在欺骗倾向。

ORI 又认为Kari为掩盖她的作假行为还编造了一些数据[14]。

基于这种认识，1994年HHS决定对Kari处以处罚，其中最严厉的是Kari 十年内不得接受联邦政府的基金资助[15]。

事件至此远未结束。

处罚决定宣布后，Kari告诉《Science 》杂志说，她没有篡改实验结果，她实验室的任何人都没有这种行为。

并申请上诉，聘请Joseph Onek为律师。

案件由HHS派出三人申诉小组继续调查，调查的重点放在美国经济情报局所获得的法学证据上，这些证据是ORI指控Kari有不端行为的主要依据。

1995年夏天，申诉调查小组进行一次为期六周的听证会，翻阅了数千份的声明，研究了前几次的调查记录。

并给予Kari第一次面陈和盘问起诉者的机会。

审讯程序的重点放在1986年《Cell》论文上。

审查人员第五次对这些数据进行审查。

这次接受Kari上诉并负责调查的是HHS的两个律师Cecilia SparksFord 、Judith Ballard，以及血清学家Julius Youger（他是Pittsburgh医学院的荣誉教授）。

Kari曾声称她是1985年6月做的实验，但ORI根据经济情报局的法学报告指出，Kari用一个以前实验用过的防辐射磁带来伪造结果。

ORI还强调，磁带与别的笔记在颜色、字体和从别的研究员1981年和1982年笔记中的磁带墨迹不相一致。

而申诉调查小组在调查中就漠视这种巧合，认为诸如此类的ORI分析结果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指出研究人员可能已经更换了打印色带，而经济情报局在分析时有可能没有预料到这些情况[16]。

此外，在审阅了Kari的实验室笔记上的数据后，申诉调查小组还认为，ORI 没有从别的研究员那儿检查充分的笔记以建立一个正常的关于Kari欺骗的判决。

针对ORI 从统计分析发现的一系列数据都不是随机性的，因而“有可能是伪造”的结论，申诉小组也提出了他们的疑问：一般说来，ORI的方法是“可以接受的”，但别的分析技术可能会导致与此不同的结论。

申诉调查小组最后拒绝了所有的统计和法学分析结论，认为没有什么独立的可信服的证据能证明Kari有欺骗行为。

申诉调查小组还宣称，大多数有争议的数据都不包括在《Cell》论文中或者错误“非常微小”。

他们强烈地批评了政府对案件的参与，并对O'Toole的记忆和她处事的客观性有所怀疑，还暗示经济情报局的客观性是处于Dingell委员会的威胁之下的[17]。

经过申诉调查小组的重新内调查，1996年9月，即该案件被指控十年之后，终于由DHHS 宣布该事件告一段落，并为Kari洗脱罪名，决定对Kari不给予“任何惩罚”、“不采取任何行政措施”[18]。

至此，这场拖延了十年、复杂而且棘手的案件终于宣告结束。

目前Kari 已在Tufts大学的病理系任助理研究员，Baltimore 也将领导一个NIH 基金资助的AIDs疫苗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