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读后感吉登斯是“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分为五个部分：社会主义之后、五种两难困境、国家与公民社会、收回投资型国家、迈向全球化的时代。
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吉登斯关于“第三条道路”的理论见解。
一、社会主义之后这一章简要介绍了“第三条道路”的产生背景，并且引出了第三条道路这一理论术语。
它的背景是：（一）社会主义的衰落。
从70年代中期到苏联解体这一段时间，社会民主制度越来越多地受到自由市场哲学的挑战，特别是受到撒切尔主义或里根主义（更一般的称谓是新自由主义）的挑战。
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理论从来都是很不完备的，这些理论低估了资本主义在创新、适应以及不断提高生产力方面的能力。
社会主义也未能把握市场作为一种向买卖双方提供基本信息的机制的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的兴衰取决于它能否创造出这样一个社会的能力：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这个社会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并且能够以更加公平的方式来分配这些财富。
如果说社会主义现在衰落了，则正是由于这些主张落空了，作为一种经济管理体制的社会主义——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
（二）推行老派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引发的社会问题。
以凯恩斯老派社会民主主义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导致了许多马克思所诊断出来的弊端，但又相信这些症状可以通过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而得到缓解或克服。
国家有义务提供市场无法提供、或者只能以零散的方式提供的公共产品。
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和社会的其他领域是正常的，同时也是应该的，因为公共权力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代表着集体意志。
有政府、企业和工会等参与的集体决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市场机制。
国家对家庭生活的介入不仅必要，而且值得鼓励。
国家福利在救助贫困家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当个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无法自食其力时，国家可以伸出手来助他们一臂之力。
福利国家有两项目标：首先是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同时也要保护各个生活领域中的个人。
超越左与右：社会民主主义的凤凰涅槃———评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发布时间：2021-12-08T05:49:13.602Z 来源：《中国教师》2021年20期作者： 1.鲁楷 2.王昕迪[导读] 20世纪70年代，工业化国家的“福利共识”逐步瓦解，传统社会民主主义遭到质疑， 1.鲁楷 2.王昕迪1.海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2.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学术硕士研究生海南省海口市 570228摘要：20世纪70年代，工业化国家的“福利共识”逐步瓦解，传统社会民主主义遭到质疑，其危害波及到了福利国家。
“第三条道路”的思想主张出现在危难时刻，迅速占据了主流思想。
不仅成为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在当今各国的福利改革、政策制定方面依旧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本文针对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对书中“第三条道路”理论框架的创新点进行梳理，反思当今社会政策的改革思路，同时通过对于现实实践的问题探索，对本书进行客观评价。
关键词：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书评安东尼·吉登斯所著《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自1998年出版以来便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
20世纪末期，左派和右派均无法拿出切实的解决方案，在两种派别无休止的争论中，“第三条道路”作为应运而生的新思想，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为处于发展困境的国家指明了光亮，影响深远，指导了美国、欧洲多数国家的政治实践。
吉登斯表示，“第三条道路”具有整体性、全面性和启示性，其内涵与外延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治理的普适性。
时至今日，“第三条道路”仍然经久不衰，树立了政治理想主义的丰碑，真正代表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凤凰涅槃。
一、创新：治国理论的超越构想《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共分为六章，第一、二章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理论背景和社会面临的风险挑战，第三、四、五章，作者将“第三条道路”在政治、经济、生态方面的超越构想，全面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将国家治理的不同方面分章节论述，框架条理清晰，观点阐述逻辑缜密，是现实取向上更具理论超越意义的经典著作。
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
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纪登斯(Anthony Giddens)在他的《第三条路》(The Third Way)一书中提倡一种超越古典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普遍而深入的介入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充分就业、强烈的平等主义、多方位的福利国家、保护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等等）和新自由主义（小政府、自治的公民社会、道德权威主义，加上强烈的经济个人主义、对不平等的认可、传统的民族主义等等）的第三条道路，强调平等、对弱者的保护、作为自主的自由、无责任即无权利、无民主即无权威、世界性的多元化等等。
故其虽然批判了前两者的缺点，但还是认为全球化的目标是可以藉著资讯的发达、互相的认识以及对文化差异的包容而达成。
真是太神奇了，这三条路都通往各自的乌托邦，尤其是纪登斯这条路，既调和了前者对个人自由的不足，又补上了後者对阶级差异的漠视，真可谓至善至美、全知全能，神阿，再多给我一个纪登斯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摘要：作为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实践成果，英国“第三条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与各自国情相适应的产物。
从共同的国际环境、特殊的国内环境以及政党对执政地位的永恒追求来比较两种发展模式形成原因的区别与联系，从理论取向和客观沉淀来比较两种发展模式基本特征的普遍追求和各自特色，对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深入理解、不断完善和坚持实践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英国第三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比较基金项目：本文是2010年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0GXS5D235）的阶段性成果收稿日期：2011-12-16作者及单位：卢保娣，华北水利水电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政治学。
（河南郑州，450045）中图分类号：D6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79（2012）01-0011-03英国“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模式比较作为当代社会主义的两大主要分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催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民主社会主义则与西方现实紧密衔接，以战后欧洲国家福利国家模式的成功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有效转型，产生了以英国为代表的极具影响的“第三条道路”。
尽管就所孕育的制度基础来说，英国的“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本质不同，但两者与各自面临的客观现实相适应并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足以表明两者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关于两种模式的概述一般来说，模式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
”[1]在本文里，所谓“模式”则特指20世纪后半期英国工党在政策反思基础上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和中国共产党在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逐步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发展路径的选择。
新的“第三条道路”于20世纪90年代由美国民主党率先提出，但由英国工党积极倡导且付诸实践，并对欧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方形成辐射。
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社会福利观马哲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摘要】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思想影响深远，本文首先对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的内涵进行阐释，并总结出其中的社会福利思想，最后根据吉登斯的社会福利思想提出我国社会保障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第三条道路积极福利社会保障一、何为“第三条道路”１．左派。
吉登斯用社会民主主义表示属于持改革立场的左派阵营的政党和团体。
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左派）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导致的弊端可以通过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得到缓解和克服，因此强调国家的责任和作用，认为国家在救助贫困家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２．右派。
新自由主义或者新保守主义（右派）始终敌视“大政府”。
将国家最小化与公民社会视作社会团结的自生机制。
它们追求无拘无束的市场力量以及对传统制度（主要是家庭和民族）的维护，认为社会不平等是合理的。
一方面钟情于市场，一方面又寄希望与传统的家庭和民族。
３．左与右。
当政党或政治意识形态呈现多多少少的平衡，左与右之间的划分就不存在疑问，然而当两个极端中任何一方变得强大起来。
弱势的一方通常会接受反对派的某些观点，并且综合对立的立场使其尽可能保留自己的立场，将其作为自己的主张进行宣传，因此左与右是相互对立的，但也总是运动的。
从８０年代初期开始，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派开始认识到现实问题的严重性，而西方大多数共产党也向社会民主主义靠拢，新的社会民主党派成立起来。
“第三条道路”就是以新社会民主主义为代表的，一种思维框架或政策制定框架。
二、“第三条道路”的社会福利１．左派与右派社会福利政策的分歧。
吉登斯分析了传统左派和右派社会福利思想的分歧，指出左派社会福利理论强调国家的责任和作用，相对忽略个人的责任，认为社会福利的目标应该是追求最大的平等。
而右派则主张尽可能限制国家在社会福利中的作用，推行社会经济原则。
右派将福利国家看作一切罪恶的源泉，认为社会福利应当被理解为最大化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而来的总体财富，实现这一切的唯一办法是遵循市场经济原则，福利制度未来的发展应该是缩小社会保障网而不是扩大福利安全网。
收稿日期:2006-09-18作者简介:金小红(1978-),女,湖北荆州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西方社会学理论和中国城市问题。
第40卷 第1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1月 Vo l .40 No .1JO U RN A L O F ZH ENG ZH O U UN IV ERSIT YJan .2007 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第三条道路”金小红(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湖北武汉470079)摘 要: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第三条道路”具有内在精神纽带:(1)“双重解释学”关于社会科学的实践意涵;(2)时空条件与“第三条道路”的晚期现代性背景;(3)对现代性多维度的分析,强调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与国家的互动;(4)结构与能动的关系,政府与市场、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5)能动性、乌托邦的现实主义与“第三条道路”的理想。
关键词:“双重解释学”;结构化理论;“第三条道路”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7)01-0034-04 在吉登斯的学术生涯达到顶峰的时候,他对英国的政治形势与政策走向越来越关注了,并成为布莱尔首相的内参,随同参与很多国事问题的讨论与分析。
而布莱尔政府履行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吉登斯精神的产物。
本文将分析在晚期现代性条件下,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他的政治理念“第三条道路”的内在关系。
一、“双重解释学”与社会科学的实践意涵在一定意义上,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中的任何理论图式本质上都是一种为建立特殊描述类型的实践活动的模式;社会学探讨的是在社会行动者本身所已经构建的意义框架范围之内的领域,而且社会学在普通语言和技术性语言之间进行了协调并用它自己的理论模式对此进行了重新解释。
社会学分析的首要任务就是在社会科学描述性语言的范围内,对不同的生活形式进行调解和解释学的说明,将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作为人类能动行为的结果进行解释。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读后感吉登斯是“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分为五个部分：社会主义之后、五种两难困境、国家与公民社会、收回投资型国家、迈向全球化的时代。
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吉登斯关于“第三条道路”的理论见解。
一、社会主义之后这一章简要介绍了“第三条道路”的产生背景，并且引出了第三条道路这一理论术语。
它的背景是：（一）社会主义的衰落。
从70年代中期到苏联解体这一段时间，社会民主制度越来越多地受到自由市场哲学的挑战，特别是受到撒切尔主义或里根主义（更一般的称谓是新自由主义）的挑战。
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理论从来都是很不完备的，这些理论低估了资本主义在创新、适应以及不断提高生产力方面的能力。
社会主义也未能把握市场作为一种向买卖双方提供基本信息的机制的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的兴衰取决于它能否创造出这样一个社会的能力：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这个社会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并且能够以更加公平的方式来分配这些财富。
如果说社会主义现在衰落了，则正是由于这些主张落空了，作为一种经济管理体制的社会主义——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
（二）推行老派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引发的社会问题。
以凯恩斯老派社会民主主义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导致了许多马克思所诊断出来的弊端，但又相信这些症状可以通过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而得到缓解或克服。
国家有义务提供市场无法提供、或者只能以零散的方式提供的公共产品。
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和社会的其他领域是正常的，同时也是应该的，因为公共权力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代表着集体意志。
有政府、企业和工会等参与的集体决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市场机制。
国家对家庭生活的介入不仅必要，而且值得鼓励。
国家福利在救助贫困家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当个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无法自食其力时，国家可以伸出手来助他们一臂之力。
福利国家有两项目标：首先是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同时也要保护各个生活领域中的个人。
《第三条道路及其批判》安东尼·吉登斯1、第三条道路的六条原则：1）超越左—右划分的思维影响；（2）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有效平衡；（3）责任与权利相对平衡的新的社会契约；（4）发展一套广泛的供给经济学的政策以使经济增长与福利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协调一致；（5）平等与社会多样性原则的统一；（6）重视全球化。
2、老左派：官僚主义与自上而下的政府控制；右派：取消政府管制3、第三条道路在美国：“新进步主义”：机会均等、个人责任和公民与社群动员。
权利必须与责任相伴。
两届克林顿政府采用或准备采用的政策：如紧缩财政、医疗保障改革、城市新建计划。
4、第三条道路在英国：新民主党人和新工党特别重视家庭生活你，犯罪和社群的衰退这些问题。
托尼·布莱尔的领导下，将左派与市民关注相联系，“既严惩犯罪，又严防犯罪”。
中—左政党，布莱尔和施罗德“政治行动必须补充和改善市场的基本功能，而不是妨碍它”。
----政府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新公共管理运动（分权化、企业化与市场化的改革）5、来自左派内部的批评：一位不拿手袋的撒切尔夫人----本质上是右翼的哲学---理论上是虚无缥缈的。
1)美国，杰夫·福克斯，“主流左派”必须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
而第三条道路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
2）英国，斯蒂特·赫尔，第三条道路避开了激进主义，采取“中庸的态度”。
至高无上的消费者取代了公民和公共领域。
---界定一个左派政党的不是他的价值观，二是其一贯的对市场的不满态度。
英国，阿兰·瑞安，第三条道路就是20世纪初新自由主义的回归，不接受自由放任的市场，同时反对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过度控制。
3）欧洲大陆：德国前财政部长，拉芳丹，第三条道路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出路。
将经济考虑置于社会目标之上。
芬兰，艾其·德米加，北欧国家，大多数人受惠于公共福利，发达的市民社会。
反自由的威权主义烙印。
4）环境主义者：对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关注，忽略了生态保护。
吉登斯：我已不再提“第三条道路”
关于社会学
今天的世界变得很难懂
新京报：你早年从心理学转到社会学研究上来，原因是心理学对现实问题拿不出实质的答案，从现在来看，社会学是不是能回答你所有的疑问？
吉登斯：刚步入21世纪时，欧洲对一群知识分子做了一个调查，结果85%的学者对21世纪表示悲观。
而在20世纪之初，在战争还没发生之前，欧洲同样做了一个类似的调查，结果85%的知识分子对20世纪表示乐观。
你瞧，世界的变化难以捉摸，下一秒钟就可能完全不同。
今天的世界变得很难懂，以前的理论都不够用了，在全球化时代，21世纪正寻找新的社会学理论，能够给我们指引一个适应于现代社会的方向。
我对社会心理学的兴趣依然很大，只是觉得实验性的心理学没意思。
新京报：你怎样看待社会学与小说、艺术创造的关系？
吉登斯：社会学与文艺关系其实很紧密，一切社会学理论的创建都需要想像力，我们要想像跟眼前状况完全不同的形势，而现在正发生的，可能马上就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对于所有我们肉眼所能见的，我们总要保持辩证的思维。
比如全球化大潮汹涌，同时也有反全球化的行为。
我们经常能在小说中看到类似的想像，这当然有助于社会学家建立理论。
但小说所不能替代的是社会学对真实、现实细节的分析、研究。
新京报：像影视、媒体对大众的影响，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比社会学的影响大得多吧。
吉登斯：没错，但影视更多是影响大众的日常行为，而不是给大众提供一个正面楷模。
关于电影中的暴力镜头应对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使用暴力的行为负责，这样的争论由来已久，但倒是没多少证据证明这点。
但影视媒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乃至个人生活的习惯。
至于媒体、媒介，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也不仅是参与事件的报道，而是可以改变事件发展的进程，可达到重建社会结构的作用。
关于中国
中国会建起关注民生的福利制度
新京报：你提过人类正处于一个转折性改变的开端，社会学、政治学不仅是“局内人”需要关切的课题，而是人人都要有重建自我、重建生活的准备，也就是你所说的“生命哲学”？
吉登斯：人们需要自觉去适应变化。
在当前社会，每年至少有20%的雇佣工人由于现代科技、经济的变化而丢掉饭碗。
因此工作频繁变更，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
你不要指望有一个丢不掉的铁饭碗，你需要适应时代，学会应对不同的工作。
与此同时，人们仍然需要能倚赖的归属感、稳定感，因此“家庭”的角色会继续起到根基的作用。
至于中国，中国现在还比较落后，但我可以预言，中国迟早要建立起关注民生的福利制度，在经济跌宕地发展之余，给老百姓提供稳定的保护伞。
最好的社会应是这样的：人们有能力去应变，同时自我身份并不缺失，且感到稳定与信任。
[pagesplitxx]
新京报：可对于没有意识到要应变、要“重建”的人怎么办呢？至少在身边，我就能看到不少人因为不能像过去一样把握生活变化的规律而仓惶失措。
吉登斯：人类都有怀旧情结，这很自然。
但不断在回望过去之中寻找安全感，我猜也未必能找到，你说呢？人们通常在回忆时，对过往“罗曼蒂克”化。
我想人们需要清醒过来：过去也一样不稳定。
在中国，未来对高等教育的广泛普及将极为重要，尤其是在较闭塞的农村，而且尤其是农村妇女。
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各种新进的力量从四面八方涌来，你根本不可能还沿袭乡下的旧传统、习俗去生活。
现在人们有了很多选择，虽然带来了不确定性，但这本质上是件好事。
新京报：你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工业的发展，是18世纪末、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时代的重现吗？
吉登斯：中国工业的发展不会走西方工业革命的老路。
不会是一样的。
只是有些方面相似，比如中国也发展了大规模的手工业。
但手工业永远不会像从前那样重要了，因为世界已经进入了“后工业时代”。
中国，跟其他国家一样，需要往前看。
需要建立福利系统，需要加强环保。
农村的经济应着眼于如何与“先锋”的理念结合，考虑创建自给自足、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区域。
方法肯定有很多。
关于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只是我的一个政治标签
新京报：你不喜欢用“后现代”，而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后传统”的社会。
如何理解？
吉登斯：“后现代”通常含有不可能对历史有秩序、有连续性的概括。
我不信这一套。
而传统与自然组成了人类活动的根据，比如说女人应该生育，过去这是大多数女人的必经之路。
可现在，欧洲国家中25%的女性决意不要小孩，传统为她们铺就的“命运”不再生效。
全球化之力多少侵略了我们的生活，迫使我们“重建”生活，去反思我们的所作所为。
传统、习俗并没有消失，而是也在“重建”。
我们不断地发掘自身，发掘与世界联络的方式。
新京报：这也就是社会学对于个体、而不仅是对于政治家、学者的意义？
吉登斯：社会学就是要捕捉由人类行为引起的社会变化。
假如我看着别人很长时间，对方心里就会开始嘀咕：他到底是喜欢我，还是讨厌我呢？又比如我高举起一只手，如果你不知前言后语，你搞不清我到底是在对你说再见，还是打招呼。
类似这些情况，复杂得就是计算机也算不出个所以然来。
当人与人的关系前所未有地彼此平等之际，我们需要去学习、体会怎样相处。
新京报：你曾提出的“乌托邦现实主义”理论，看上去很矛盾。
吉登斯：我之所以提出这个论断，是因为考虑到无论什么理论最好有所瞄准，而且从政治角度上看，目标总是超越现实的，我们需要为之奋斗的，所以就是“乌托邦”。
然而跟现实没有关联的乌托邦也不好，需要跟现实主义放在一起。
这是一对矛盾，我是刻意的，要的就是它们互相平衡。
纵然放眼世界，现在再也不是乌托邦，也不再现实。
这两对关系也可以放到爱情中去：每当有人步入婚姻殿堂，就产生了“乌托邦现实主义”的形势。
因为那是一步蹦入了漆黑中，但愿有“现实”做铺垫。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中国学界依然将“第三条道路”视为你最重要的学说？
吉登斯：现在大家对“第三条道路”的过分重视，显然误解了我的初衷。
“第三条道路”只是一个我对于1989年后的政治标签。
现在，除了在“命题作文”的讲演上使用之外，我平时已经不这么提了。
标签不重要，重要的是框架之下的内容，我所说的是：当一个社会创造宏观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还能兼顾到穷人，还能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等等。
较之于“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的提法对我来说更重要。
作者：张璐诗
∙相关文章:
∙安东尼．吉登斯：失控世界的知识领袖 (2007-12-10 22:40:59) 理性选择理论：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 (2007-11-25 16:35:53)
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及其评析 (2007-11-25 16:22:17)
高端对话：五个中间代理论家谈中间代 (2007-11-2 21:58:15)
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新进展 (2007-10-29 11:42:40)
白话中国经济的真相 (2007-10-27 8:3:45)
李毅:七七级、七八级的社会学分析 (2007-10-16 11:1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