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腐败现象发生的原因及特征刘春中央党校研究所院副院长我们这个主题是关于当前腐败现象的发生的原因和特征，我们准备利用这段时间，对当前在我们国家发生的腐败现象的诱因以及表现做一点分析，原因就在于党的十八大对于我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怎么样深化反腐败斗争做了战略部署，尤其是对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做了清晰的表述。
十八大对当前形势的判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短短的几个字是有非常丰富的内容，起码传递了这么一个信号，那就是我们不能对当前的腐败形势，做太过乐观的分析。
“依然严峻”，“严峻”就是不容忽视，更不能有任何的侥幸，它是严重的，而且“严峻”的意思还在于解决腐败的问题有紧迫性，所以说，“严峻”的含义要比“严重”更广更多，“严重”讲的是腐败的形势的严重性，“严峻”更多地强调紧迫性。
一、我国腐败频发的社会背景为什么党的十八大做这样的判断？以及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事实、什么样的现象而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我们必须看到，就当前中国发生腐败现象的分析不能离开我们整个社会所处阶段的定位定型，也就是说腐败是个现象，它是在整个社会大背景，社会的特定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社会的制度结构，大变动之下发生的。
那么它发生的这些，都与它所发生的背景结构变动，社会变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某种意义上说，腐败现象就是这种社会变革变动、结构调整的自然的一个副产品。
所以我们分析当前中国腐败发生的原因，要从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结构变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出发。
首先看我们中国当前正处在叫做社会转型阶段，也就是说我们当前的这个社会，要给它做一个定位的话，政治上的定位叫做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但是初级阶段什么意思？初级阶段的目标是要向中级高级，也就是说它不是凝固不变的，在千方百计摆脱这个冲击，通过建设发展而提升国家由初级向中级，这就注定了我们这个初级阶段是一个变化的阶段，更是一个变更的阶段，它跟高级不一样，再过多少年以后，从社会主义到了高级阶段，相对成熟了、也稳定了，成熟和稳定就相对固定，但是初级阶段不是。
初级阶段就像人生一样，还是童年幼年时期，而同年幼年的最大特点是什么，不断的生长发育变革，这是它的特点，这是在政治上。
那么从政治学，尤其是发展政治学上分析，我们现在这个处在什么阶段呢？叫转型社会，所以在二战以后，世界上专门有一个转型政治学，转型社会学，也叫转轨。
我们现在这个期间正好是一个社会转轨期。
多长时间呢？几十年可能上百年，而这个社会转轨和社会转型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它的内容会涉及哪些呢？会涉及制度、体制、人的思维方式，利益结构，社会的物质结构等等。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大变革、大变更、大转轨的这么一个特定阶段，总称转轨社会，或者叫转型社会。
我们中国当前发生的腐败现象，贪污现象，就是在这个大的，大变动、大转轨、大转型、大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
所以说，我们有定位，当前我们面临的这些腐败现象是与社会转轨的特点密切相连，是社会转轨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特定现象，就构成了我们分析当前腐败的一般发生规律，分析它的一般表现形势，判断和把握它的一般特点的基本出发点。
如果脱离开这个大背景，脱离开对这个特定的转型转轨的分析，很多现象也解释不了，反腐败也难以做到有的放矢。
所以我们当前要站在什么样的角度，站在对转轨社会会发生什么，转轨社会都有哪些规律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当前的贪污现象的诱因和诱发因素，这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那么如果从这一段来讲，我们看看世界，就会发现，所有的国家在转轨和转型期的快速时期，基本上都是腐败的高发期，也就是当一个国家进入到了改革、转轨、转型的快速密集，频率高频率的阶段，往往同时也是腐败高发期。
这二者有正相关关系，就是转轨转型的高频率速度的这一段时期，同时也是腐败发生的高发期、易发期、多发期，二者是正相关，早在8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现在近30年前，我们看到了一些人的分析，说在这个快速的转轨期，可能会发现比较多的贪污现象，当时对中国人来讲，可能没有切身的体会，因为1982年刚刚走向改革的初期，刚迈步，刚挪了一点，挪窝挪了一点体会不深，而现在30年过去了，我们有体会，为什么？因为90年代以后，尤其是1992年，我们走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2000年以后呢，中国又进入加速发展的新时期，叫做体制变革、机制转轨全方位进行，腐败高发，我们也没有免除回避掉这个规律。
我们要从我们所处的阶段，这个时期社会结构的特点，这个大背景来分析当前的腐败现象，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把握到它的规律，也才能进一步做到有针对性的，叫做有的放矢的反腐败。
这是个基本处理，那么为什么在社会转轨的快速期、高频率转型期一般都会发生比较高的腐败发生率呢？这是为什么？这不是一个国家两个国家出现，例如我们现在中国，这是值得我们分析的。
二、我国发生腐败现象的诱因尤其是当前中国，尤其90年代以后，90年代以来我们现在发生的这个贪污是典型的转轨期的现象，我们是又一个典型的国家。
我们来做一下分析，针对我们，特别是90年代改革开放加速发展新阶段以来，在这个期间，下面这几个方面都是相关的诱因，或者说相关条件。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的说，这一定都是原因，那可能有武断，但是我们说诱因。
（一）诱因一：在社会的快速转轨期，政府职能扩大，寻租机会增加。
第一个简单的说,就是在社会的快速转轨期，政府职能扩大，寻租机会增加，从而引发了贪污腐败的上升，为什么政府职能扩大，寻租机会增加，贪污腐败机会可能就会扩大增长呢？从寻租开始，这些年寻租的概念比较流行，本来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指的是什么？就是寻找租金，是经济上的改革，指的就是这个现象，我手里有一块物业，一放着实际也是消耗，为了让它产生价值，就得把它投入到市场中，通过跟别人做交易，获取收益，这个收益就是资本，这个资源给你带来了什么？利益、租金，这就叫寻租。
最简单的就是，比如说某人家中有三套房子，放着也是放着，出租一年下来又能多收入几万，那几万块钱是谁带来的，是某人对这三套房子的产权的地位带来的收益，这叫寻租，这是非常常见的经济现象，但是本文讲的寻租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是政治现象，是社会管理现象，这是讲的是权力寻租，也就是说把经济学上的寻租概念，运用到了政治分析，描述的是一种对权力的不正当使用现象。
指的是政府官员，或者是政府的部门，把手中的权力，当成活力生财的资本。
把它拿出去，或者说用它来跟别人做交易，取得额外的利益，那这个额外的利益是什么呢？或者贪污或者受贿，或者其它好处，这就相当于它手中的这个权力就成了他的资本和资源，而他获得的那个好处，就等于是这个资本带来的收益，这就叫权力寻租，大家想想这不是腐败是什么？权力寻租不是腐败吗？典型的腐败，但是进一步问，为什么在社会转型期，这个权力寻租就多了呢？这跟政府职能扩大有关系。
国外的情况不说，就说咱们国家，为什么腐败的事多了？在过去30多年，政府的权力是越来越少了呢？还是越来越大，你就能多多少少看出来点眉目，答案很清楚。
过去30多年我们中国改革开放需要政府推动，客观上政府的职能范围越来越广，什么叫职能？职能就是管的事，管的事越来越多，管的事多权力就大，权力越来越大，个别的部门干部，可能就把它视为是为自己带来利益的资本搞腐败，这就是它的隐患之所在。
那我们为了防范权力寻租，是不是应该缩小政府职能呢？实事求是的讲，做不到，这就是它带来的副产品。
因为中国的发展，包括市场经济的类型属于政府主导型，都受政府推动，这有它的长处，就是效率高，另外，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可以集中财力干一点事，但是有它的致命弱点，这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大了，你怎么保证你这里面的人都是两袖清风啊，都是依法办事啊。
有几个害群之马，过去没机会，就想办坏事，也没有舞台，但是现在权力大了，外在监督跟不上，权力寻租就发生了，现在机会多了。
这是一个递向诱因，政府职能范围扩大，寻租机会增加。
举一个土地的例子，计划经济下，1990年以前，我们中国的土地从集体到国有，土地是非卖品，不能流通。
但是后来政府权力大了，既监管又可以操作它的流通，这是不是权力大了？当然是权力大了。
可能大家一看，土地由非买变到可卖，由不流通到可流通，这个机制是不是变了？变了以后，权力的作用就凸现，因为土地流向谁、以多少价钱给张三还是李四，很大程度是由政府监管部门制定，过去没这个权力，现在有了，这不就属于大了吗？于是这里面就有人，经不住诱惑做文章，把监管分配裁决的权力变成了获利的资本、额外的利益。
什么叫额外呢？就是受贿，这就叫权力增大以后，寻租机会增加了，寻租机会只要增加，腐败只升不降。
这是一般规律，国外当年也是这样，只不过现在中国，到这个时期。
（二）诱因二：是经济迅猛发展，权力资源价值膨胀。
第二项诱因是什么？是经济迅猛发展，权力资源价值膨胀。
通俗来讲，就是经济迅猛发展以后，实际上公共发展、社会发展有需求的东西都增值了。
首推权力。
当然这权力有价值吗？权力是资源吗？权力也有价值，权力也是资源。
关键是怎么分析？为什么有的人出事呢？就是这些人把权力当做商品看待。
别人通过商品可以出售牟利，出售某种权力的权能把它当做商品也能做交换吗？过去在外在的市场经济特别不发展情况下，这种外部性，就是可以把权力的某项功能商品化，同他人做交易的舞台太小，或者没有。
所以这个问题不突出。
后来改革开放了，经济迅猛发展了，社会的发展都以政府主导型，相关部门的需求也提高了，无形中把权力的地位、权力的价值量也抬升了，这时候有的人看重了，过去这个社会需求量小，也没有舞台的时候，权力价值量低，也没有人看重，现在抬升了，于是99%的干部经历，不会犯事，抬升了以后也不会犯事。
但是1%呢？腐败就这么出现的。
既然这个东西能换来钱，这个东西能捞来好处，我为什么不用呢？于是，个别害群之马，就开始违法乱纪。
利用职权做交易，这不就发生腐败了么？所以说经济迅猛发展以后，权力资源确实有一个价值膨胀。
这对多数人没有意义，多数人两袖清风依法办事，但是对个别人，意义可就不同了，他一犯事，这权力性质就变了。
（三）诱因三：体制规范处于过渡期，出现大量漏洞和机会。
第三个诱因，体制规范处于过渡期，出现大量漏洞和机会，这就我们讲到更直接更深层次，也更要害的地方，我们前面一再讲，转型转轨什么意思呢？体制在变革，机制在调整，新老体制在过渡，这不就转轨转型么？但是转型转轨的客观特色是什么？比如说新老机制，新老体制，他是一瞬间调整完成的吗？比如说新老体制和机制的交接就像火车，前面车箱和后面车箱要对接，钩子咔碴一声锁定了。
火车可以这样，但是社会公共管理体制，资源分配体制能这样吗？不可能。
它是一个新老体制逐步磨合，叫做老的体制逐步褪去，新的体制逐步完善，相互磨合、识别这么一个纠结的过程，这是一个真实的我们要注意在这个过程中，叫过渡期，什么叫过渡期，过渡期的典型特征是老体制特点不明显，新体制不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