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自觉”与两晋山水审美

大 众 文 艺39摘要:历议魏晋南北朝，作为绘画创作的主体——画家，他们的主体意识逐渐成为自觉；创作者开始从后台的无名身份走向前台。

“山水的自觉”在这个时期已得到了很充分的体现。

本文从“艺术自觉”的思想背景、理论贡献、书法与技法形成的自觉三个方面来分析魏晋时期山水画萌芽之间的内在联系，基于当时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的觉醒，山水画应用而生。

关键词：艺术自觉；山水萌芽中国山水画的形成较人物画较晚。

人物画在六朝时代已经很隆盛了，山水画却方在萌芽。

顾恺之首开其端，宗炳、王微继之而起，为中国画坛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

山水画从此逐渐发展，以后竟代替了人物画而成了画坛的主流。

山水画为什么萌芽于六朝时代？这似乎又要穷究我们的哲学渊源。

比较一下道家、儒家和玄学对于文化的态度，就可以有比较清楚的判断。

我们发现，道家到儒家，再从儒家到玄学，这是一个人生和文化态度合着某种节律变迁的过程，是“人”作为“人”不断走向“自觉”的过程。

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的时期：政治黑暗、社会离乱、行为失范；然而，这个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却出现了新的趋向和特点。

这是一个觉醒的时代，潜伏在中国人心里的与生俱来的艺术精神，到这时，呈现出普遍自觉状态。

山水应用而生，其自觉与魏晋整个“文的自觉”一脉相承。

人因着对山水这一艺术主体所关涉的艺术活动的反躬自省也达至对人生审美维度的肯定。

中国山水画的形成较人物画较晚。

人物画在六朝时代已经很隆盛了，山水画却方在萌芽。

顾恺之首开其端，宗炳、王微继之而起，为中国画坛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

山水画从此逐渐发展，以后竟代替了人物画而成了画坛的主流。

山水画为什么萌芽于六朝时代？这似乎又要穷究我们的哲学渊源。

比较一下道家、儒家和玄学对于文化的态度，就可以有比较清楚的判断。

我们发现，道家到儒家，再从儒家到玄学，这是一个人生和文化态度合着某种节律变迁的过程，是“人”作为“人”不断走向“自觉”的过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画自觉及对中国画的影响作者：***来源：《收藏与投资》2024年第07期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既黑暗又觉醒的时代，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看，那个时代充满社会苦难，政治混乱，民不聊生。

但是从文化和思想的角度来看，人们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而魏晋玄学则使人类的自觉意识得到了解放，使人类摆脱了儒家教条的束缚。

人的自觉促进了文化的自觉，影响了书画的自觉，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与文化的繁荣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书画自觉；顾恺之；中国画本文以顾恺之及其文人的美学思想、艺术创作为切入点，对他的美术思想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首先，笔者从魏晋南北朝玄学兴起的角度，论述了人的自觉、文的自觉和书画自觉的成因；其次，从“传神论”的角度，对顾恺之的绘画思想进行了剖析，阐释了他“神韵”的具体含义；最后，通过顾恺之的作品，对山水画、文人画的萌芽和发展产生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并对当代中国画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思考，着重以顾恺之为代表，论述了书法自觉在中国画中的作用和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社会局面动乱不已，但是信仰自由，思想多元，人们通过辩论促进思想的发展，从而影响人的自觉与文化的自觉，为文学创作与书画创作提供良好的基础。

书画的自觉基于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

人的自觉是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肯定，而文学的自觉是指文人自觉地通过文字来表现自身的价值[1]。

文人的自觉最早由鲁迅先生提出，鲁迅先生认为曹丕所代表的建安时代是文学自觉的时代[2]，文学已经被划分为独立的一科，同时文艺批评的兴起深刻影响了文学自觉，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刘勰的著作《文心雕龙》。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玄学美学思想的形成期，这一时期对中国绘画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创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玄学的兴起与它所处的历史时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交替频繁，即便数百年间出现了一次短暂的国家统一，但战争频发依然是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特征，经学日益衰微，独尊儒术的局面被打破，儒学为了适应魏晋南北朝时期混乱的社会、政治局面，批判性地继承与发展了传统儒学，于是玄学应运而生。

CATALOGUE目录•魏晋南北朝山水画的形成背景•魏晋南北朝山水画的美学特征•魏晋南北朝山水画论的审美观念•魏晋南北朝山水画论的美学价值•魏晋南北朝山水画论的现代意义•魏晋南北朝山水画论的代表人物与作品分析01士人阶层逐渐兴起，文人墨客开始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解放，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儒家思想。

这一时期，玄学盛行，道家思想对文人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治局势复杂，战乱频繁。

社会政治背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氛围浓厚，各种文化交流频繁，士人阶层追求文化艺术的精神需求增加。

汉代以来的文化艺术传统与外来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山水画风格。

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对山水画的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文化历史背景哲学思想背景0102030402气韵生动气韵生动是魏晋南北朝山水画的重要美学特征之一。

它强调画面整体的气息和韵律感，以及画面中的生命力和动态感。

气韵生动的笔墨表现形式，不仅赋予了山水画生命力和动态感，还展现了画家们的情感和思想。

传神写意是魏晋南北朝山水画的另一个重要美学特征。

它强调画面的意境和神韵，以及表现自然景观的内在精神。

画家们通过深入观察自然景观，领悟其内在精神和神韵，再通过笔墨将其表现出来。

传神写意的笔墨表现形式，不仅展现了自然景观的内在精神和神韵，还体现了画家们的高尚情操和审美追求。

传神写意布局经营水画的空间感和层次感。

画家们通过精心构思和布局，运用各种笔墨技法，如勾勒、皴擦、渲染等，来表现山水画的构图和空间感。

布局经营的笔墨表现形式，不仅赋予了山水画空间感和层次感，还展现了画家们的艺术造诣和文化素养。

笔墨技法03总结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画论强调自然美与人格美的融合。

这一时期，自然景观成为了人们表达内心情感和理想的媒介，画家们通过描绘山水来展示自然美，并将人格美融入其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详细描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开始更加关注自然美，山水画成为了独立的画科，并逐渐发展成为当时绘画的主流。

魏晋时期士人隐逸心态与山水自然观的形成作者：辛玉彤来源：《文学教育》 2012年第11期魏晋，时期时局动荡、黑暗，人们在社会实践上难有作为，只好将注意力转向观念领域，因此有极丰富、深沉、细腻的精神生活。

并且由于政治上的抱负难以实现，文人们便纷纷或直接或间接地选择了隐逸之路。

魏晋时期虽然不少士人们选择隐居山林，但他们这么做却往往怀有不同的目的。

《文选集注·招隐》题下注曾说：“隐有三种：一者，求于道术，绝弃喧嚣，以居山林；二者，无被征召，废于业行，真隐人；三者也，求名誉，诈在山林，望大官职，召即出仕，非隐人也，徼名而已。

”也就是说，他将这些隐士分为求道之隐士、出世之隐士和诈隐（渴望人世）之士。

不过由于当时士人们受到儒、释、道多种思想影响，并不能将他们截然分类。

例如葛洪是魏晋隐士的代表，他推崇“山林之儒”，并明志曰：执经衡门，渊浮岳立。

宁洁身以守滞，耻胁肩以苟合。

乐饥陋巷，以励高尚之节，藏器全真，以待天年之尽。

非时不出，非礼不动。

可见，他将退隐山林作为修德保真的必要途径，为此他完全不惧怕隐居山林的艰险和困苦。

他还说道：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虚，名不出户，不能忧也。

……洪尤疾无义之人，不勤农桑之本业，而慕非义之奸利。

面对生活的贫困，葛洪仍保持了对“无义”现象的批判态度。

身居山林依然坚守作为士人的那份道德信条。

除葛洪之外，管宁、戴逵、皇甫谧等名士也都看淡名利，只求增进修养、渴望得道。

西晋唐彬《临雍州下教聘处士》中记载：此州名都，士人林薮。

处士皇甫申叔、严舒龙、姜茂时、梁子远等，并志节清妙，履行高洁。

即是对这些固守道德情操的隐士群体的记录与赞美。

魏晋士人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的分界在当时非常突出。

如王坦之就对谢安有不少非议，温峤也曾问郭文说：“苟世不宁，身不得安。

今将用先生以济时，若何？”郭文答：“山草之人，安能佐世！”温峤侧重人伦责任、事功理想，郭文则表明顺应自然的超然心态，这与他们宗奉的儒、道信念有关。

2018·04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乱使社会动荡不安，随着东汉王朝的崩溃，儒家思想受到怀疑和批判，士人开始在新的哲学思潮———玄学的启示下探寻人生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对个体人生价值的思考成为魏晋玄学的最高主题。

由于中央集权专制国家政体的重建，士族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自身安危难以确定，对儒学又失去信心，在种种无奈之下，或是出于明哲保身，或是出于精神的慰藉，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情趣转向了对自然的追慕。

由于战乱造成士族的南渡，使士人为南方明媚秀丽的自然山水风光所吸引，产生纵情山水的风尚。

加上玄学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道家思想的基础上，道家以自然无为为本的审美理念，使士人把隐逸之情同自然之性联系在一起，他们在自然山水间谈玄论道，怡情养性，欣赏和体悟自然之美及玄理之道，以求得心灵的宁静和“道”的感悟，达到逍遥自由的境界。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士人对于自然山水的审美性认识，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获得了自由而深刻的发展，并且开启了中国山水画的“自觉”。

一、对自然山水形貌特征的关注伴随着汉代儒学思想陷入严重的信仰危机，魏晋思想以崭新的思辨意识冲击着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学思想，并且带来了“人的觉醒”。

这时觉醒的“人”主要还是指士族文人阶层，他们对社会政治的黑暗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如儒、道思想有深入的研习，这就使他们对时代的种种现象更具怀疑和批判能力，但却无可奈何。

因此，在玄学思想的影响下，魏晋士人的精神慰藉走向对自然的回归，许多士人尤其是名士选择归隐山林，在玄学“清谈”之风的影响下，不再关注世俗人生的利害得失，更追求一种返璞归真的意义和高超脱俗的人格。

魏晋士人大多崇尚老庄之学，以一种放达的处世方式标版他们的人生态度，在这种“隐逸”的自然生活中，自然山水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为“自然的人化”提供了先决条件。

先秦时期，儒家论著中就有关于自然山水欣赏的论述，如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1]p72。

对自然山水的欣赏，儒家是从伦理道德的眼光去看待的，智者之所以乐水，是因为在孔子看来，水自然特征中川流不息的运动性有与智者品性中善思、敏捷的特征相似的特点。

浅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审美观在魏晋南北朝士人的审美主体精神结构中，山水审美意识占有重要的位置。

山水审美意识的进一步自觉和成熟，其文化内涵的进一步扩展，是魏晋以来的社会审美文化活动和审美主体精神发展与审美风尚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其不但积极地推动了当时的文艺创作之发展，对丰富魏晋南北朝文学、美学思想起到了异常突出的作用，而且对后世山水审美文化的发展更是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本文具体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审美观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势、炉火纯青之境的原因和表现形态。

标签：魏晋南北朝；自然；山水；审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文化、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鲁迅称之为“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文学的自觉时代”。

这说明这时代的仁人志士已把艺术视为自己的生命，像对待生命一样地爱惜它，而且乐此不疲。

审美意识及审美经验已有了很高的程度，尤其是对自然的审美已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势，为历代所不能及。

在魏晋南北朝士人的审美主体精神结构中，山水审美意识占有重要的位置。

山水审美意识的进一步自觉和成熟，其文化内涵的进一步扩展，是魏晋以来的社会审美文化活动和审美主体精神发展与审美风尚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其不但积极地推动了当时的文艺创作之发展，对丰富魏晋南北朝文学、美学思想起到了异常突出的作用，而且对后世山水审美文化的发展更是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在社会环境和人文氛围的影响下，传统的山水审美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了一个飞跃性发展阶段。

对于当时的文人士大夫而言，自然山水是一座精神家园。

一、自然能“畅神”——“神之所畅，孰有先焉”我国第一篇正式山水画论就是宗炳的《画山水序》。

文中宗炳阐述了山水画之所以能使人精神得而超脱于尘浊之外，是因为感通于画上的山水之神，只有如此，才能起到“观道”的作用。

[1]山水画的创作实际上就是抒写意境的一个过程。

而当你把山水看得有神，把自然看得有灵性时，你的精神必然感到无比愉悦。

就像宗炳所说的“神之所畅，孰有先焉。

山水的自觉时代摘要：魏晋人士的山水情怀是在魏晋这个特殊时代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正是这黑暗的社会政治背景、多元的文化思想，铸就了士人的山水情怀，并使它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士人身上表现出不同的形态。

向内，人们发现了心灵自由之美；向外，则发现山川自然之美。

魏晋士人所揣著的山水情怀，感性上烙下的是“自由与解放”的印记，显得那么的旷达、解放、自由。

关键词：魏晋山水与大汉的质朴雄浑和大唐的浪漫飘逸完全不同的是，魏晋时期以率性洒脱、玄远放旷著称。

当谈及汉唐，我所能想起的是一种气象，是整个天下的风貌。

而魏晋，提起它，浮现的却是一个个跃动鲜活，有情有性，气韵飞扬的个体，那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人”的时代。

魏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离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这就是魏晋时代贯穿始终的主旋律。

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和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是弥漫整个魏晋时代的时代氛围，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悲凉之雾，遍被华林。

‟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时，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

这时节，各种张扬的，个性的，甚至夸张的生命个体被重视，被渲染，被接受。

不管天下如何地纷乱，也湮没不了那一段段生动的风流。

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和夏侯玄首开玄学之风，经过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的傲然使性，再到西晋洛水时代的优游，最后到东晋兰亭时代的寄情山水、自然而为，向内，人们发现了心灵自由之美；向外，则发现山川自然之美。

我认为，首先在于向内发现了心灵是可以自由的，是可以摆脱儒家名教的世俗束缚的，心灵一旦自由了，便有了体验自然之美的欲望，秀美的山水则反作用于人的心灵世界，使之高迈超脱于尘世。

在山水自然畅游中，文人找到了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合一。

魏晋的山水情怀发展是渐变的，其表现形态也是各异的。

各式各样的出游不计其数。

竹林之游，洛下之游，新亭之游，兰亭之游是魏晋典型的畅游。

竹林之游就是竹林七贤在嵇康家里进行的，他们在竹林里进行过闻名于天下的关于哲学问题的玄谈。

思想与山水的碰撞，魏晋南北朝孕育出独特的隐逸观隐逸一词，在《辞源》中的解释为：“隐士，居民”，或是“隐居，远遁”。

隐士在中国社会中有着极其重要和特殊的地位。

他们和住在大山深处的山村人不一样。

本质区别是隐士在社会等级中处于更高的层次。

它们一直有着独立的价值，对文化的发展和历史的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隐士的数量激增，学术造诣也更上台阶，这些都和动荡的社会环境，儒家，佛家，道教的相互交融吸收以及魏晋玄学的发展脱不开干系。

在动荡社会中孕育出了无数宝贵的精神与学术财富，而他们的独特价值观念也影响着后世。

复杂的社会环境和追求的冲突，儒家文化导致的被动仕隐“生于乱世，贵而能贫，乃可以免。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说明“邦无道”是士人们归隐的主要原因。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长期混战割据，战争连绵不断，这些因素使这一时期社会思潮受到特别的影响。

东汉时期是儒家思想统治的鼎盛时期，儒家学说成为士人的行事准则。

《论语》云，“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这句话是说，在国家政治清明时贫困而且地位低下是耻辱的，在国家政治黑暗时富有而且位高权重是耻辱的。

儒家思想中的“入世”思想使得士人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及使命感。

东汉前期，战乱纷争不止，后期又出现“外戚政治”和“宦官掌权”，代表知识分子的士阶层地位骤然下降。

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他们的梦想是“兼善天下”，但苦于无法改变的现实，隐士们只好选择“独善其身”，用“有道”与“无道”来适应变化的社会。

在政治清明时积极出仕，社会动荡时归隐山林。

而这些选择大部分是被动的。

西晋是一个“邦无道”的时期，和平稳定的局面只维持了短短十几年，由于皇后干政，朝廷渐乱，先后爆发了“八王之乱”、“永嘉之乱”。

战争持续时间达22年，为了躲避战乱，士人们或称病去官，闭门不问天下事；或逃隐山林，逃离避祸。

无法出仕，他们企图将人生价值人生价值寄托在隐逸行为中。

浅析魏晋南北朝山水画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是中国艺术历史上重要的时期之一，此时期在山水画方面的发展也卓有成效。

在魏晋时期，山水画逐渐从取景写实向情感表达转变，呈现出疏远对客观世界的描绘，更加关注内心情感的表达。

在南北朝时期，山水画的特色进一步发展，呈现出多种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同时加强了与佛教和道教的联系，形成了独特的审美精神。

魏晋时期的山水画表现出了这个时代人们的情感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形象逐渐简化。

在魏晋时期，艺术家开始采用象征性的图像语言，减少对景物的具体描绘，主要表现画家的灵感以及对情感的把握。

人物和动物的形象逐渐变得比较单一而简洁，但是情感性和故事性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使得山水画更加生动和具有感染力。

第二，对自然的独立表达。

在魏晋时期，艺术家开始减少人工修饰和改造自然的手法，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立表达自然和人类情感的方式。

这与以前的神话和道教思想有所不同，山水画逐渐变成了心灵的抒发。

第三，呈现出内心情感的转变。

在魏晋时期的山水画中，艺术家主要通过直觉和感性来表达自己的情感，逐渐远离传统的客观写实手法，使得人们可以更容易地看到作品的情感表达，同时也让山水画成为一种思想和修行的表现。

南北朝时期，山水画的发展呈现出了更加多样的特征。

南朝时期的山水画以刘宋王安石和梁代画家谢赫为代表，表现了更为柔和和生动的情感表达，注重韵律和音乐性的表现。

北朝时期的山水画则更加勃放豪迈，主要表现为长河落日，枫林晚色等等。

在山水画的发展过程中，佛教和道教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

佛教思想强调的是个人内心的修行和追求，对于艺术创作也有一定的启示，山水画在将内心情感表达的同时也融入了一种宗教意义。

道教思想则注重自然和自然的变化，表现出一种自然生态的关注。

艺术家将这两种宗教思想融入山水画中，使得作品不仅是一种自我情感的抒发，同时也是对自然和宇宙世界的赞美和呈现。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是山水画逐渐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山水画不仅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同时也反映出那个时代人们的情感特点和对自然的关注。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０１［作者简介］杨鑫（１９８５－），男，辽宁沈阳人，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东晋的山水品题与士人的山水审美意识杨　鑫（中国政法大学，北京１０００８８）摘要：山水品题是东晋时期盛行的一种山水文学表现形式。

其产生与魏晋名士的人物品题有着密切的关系。

品题者最初是用山水来比喻名士的人格形象，此后自然山水逐渐获得了独立的审美价值，成为了士人品题的对象。

东晋时期的山水品题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品题者通过移情的心理活动将主观感情注入到山水景物之中；其二则是品题者以观察者的身份对自然山水进行描绘。

东晋时期的山水品题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其立意新颖、视角独到、意象精致、遣词造句优美，与山水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关键词：东晋；山水品题；审美意识；人物品题；山水诗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０２３８（２０２０）０３－００９２－０６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历来被研究者认为是文学自觉的时期。

山水诗的出现则是这一时期的文学自觉的一个重要表现。

与抒情言志的作品不同，山水诗因其表现的主题与诗人之间存在一定的心理距离而带有更多的审美因素。

因而认为以自然山水为表现题材的文学作品的出现是魏晋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并不为过。

以往学者对此也进行了很深入的讨论，不过总的来说，学界关于这一时期的山水题材文学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山水诗上，对其他的文学形式则关注较少。

如果我们的视野不局限于诗歌这一文体的话，就会发现，东晋时期的山水品题也是一个较为重要的文学现象。

它不仅显示了这一时期的士人的审美意识的变化，同时对山水诗等后来的山水题材作品也有所影响。

傅刚先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认为山水进入清谈的内容说明它们已经进入了士人的生活，显示了人与自然的融合［１］（Ｐ２４４－２５２）。

以下我们将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若干考察，首先我们将说明魏晋时期的山水品题与人物品题的关系，随后考察山水品题中的两种基本模式，最后再来讨论山水品题与山水诗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