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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基督教何时传入中国基督宗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导语：基督宗教在中国有四次传入的曲折经历，展示了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相互接触、交流、碰撞、融合的漫长历史和独特意义。
其长达1300多年的在华传基督宗教在中国有四次传入的曲折经历，展示了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相互接触、交流、碰撞、融合的漫长历史和独特意义。
其长达1300多年的在华传播构成了基督宗教在中国存在与发展的复杂图景。
就基督宗教四传中国的历史而言，在前两次传播过程中，作为西方基督宗教近代历史上宗教改革运动之产物的基督教(新教)尚不存在;而基督宗教第三次传入中国则以天主教各修会为主，特别是耶稣会的作用和影响极为突出。
但在基督宗教第三次入华传播的历史过程中，宗教改革运动后发展起来的基督教亦开始来华传教，在中国沿海各省留下痕迹并产生影响。
基督宗教第四次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鸦片战争之后，这次传播亦使基督教大量涌入中国，并真正获得其立足和发展，成为基督宗教在华的三大教派之一。
基督宗教第一次来华传播为唐朝时“景教”的传入。
在此之前有关基督宗教入华的情况仅为传说，包括认为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多马曾于公元52年从亚历山大城出发、经海路到印度和中国传教，认为东汉时期曾有两位东方教会人士以养蚕织丝技术之研习为名到中国传教，以及认为公元3世纪末已有传教士来“赛里斯”(丝国)传教等说法。
但这些说法迄今仍无任何历史根据和可靠资料来对之确证。
通过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的证实，基督宗教第一次传入中国乃是唐太宗贞观九年即公元635年时景教的来华。
“景教”即中国唐代对古代基督宗教一异端宗派“聂斯脱利派”的称呼。
聂斯脱利派被正统教会打成异端后曾从叙利亚传入波斯、阿拉伯和印度等地，并从波斯传入中国。
因此，唐时中国生活常识分享。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基督教的意义逐渐得以彰显。
当然，出于不同的考虑和基于不同的认识，人们对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亦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其价值判断的多样性和对基督教在华影响回升的迥异态度。
随着中国实行经济改革和真正对外开放，在经济理论界和重新崛起的社会学思潮中，曾兴起了一股持续较久的“韦伯(Max Weber)热”。
人们尤其关注其涉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种种说法，以及他对东西宗教伦理与其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的比较。
不少经济学家在谈及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等所起的“潜在的精神力量”之作用时，既表达了对历史进程的一种感触，又体现为一种在现实中国社会的呼唤和渴望。
这种现象是颇值得人们玩味和深思的。
人们在打开国门看世界时，忽有一种惊讶和警醒，随之便产生强烈的危机感和失落感。
这种自知之明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而导致的对外在思想文化体系的客观研究和虚心学习，以及这种研习的坦诚和认真，亦是史无前例的。
在借“他山之石”的此刻，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基督教及其对现代化的意义。
不可否认，一些人因感到中国文化的历史积淀太厚、传统负担太重而对之失去信心和耐心，简单地认为“现代化”即“西化”，而“西化”即“基督教化”，试图以这种绝对而极端的“拿来主义”来将一切推倒重来，由此圆其“现代化”的美梦。
然而，静观基督教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认识其对现代发展某些弊端的批评和否定，以及弄清基督教的“普世”意义和价值取向，则使不少中国人深感不能将“现代化”或“西化”与基督教完全等同，二者之间是有着本质不同之处。
对于基督教与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中外学者已有诸多研究和评述，故不必在此重提或详谈。
但有关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意义，中国学者则议论不多，且有各种疑虑。
而这一问题亦是我苦苦思索、刻意求解的关切所在，它涉及到基督教对现代中国的精神启迪和其本身在中国文化中的重新定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为促进这一研究的深化及其意义的彰显，在此谈谈自己的管见浅识，与大家交流和讨论。
带着爱来中国：缅怀无数来华传教士的宝贵奉献（附视频）“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戴德生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从辛亥革命到世界大战，一群群外国宣教士离开欧洲、美洲和澳洲，带着基督的爱跨洋越海来到中国，用自己的人生在中国谱写了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
他们进入内地偏远的地区，接触农民、妇孺和少数民族。
他们大多数人，再也没有机会看到自己的故乡和亲人，而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报赏，是苦难、孤独甚至死亡……但是他们朝着一个方向、一个使命，将耶稣基督的爱传入到千万人中国人当中。
这个爱点燃他们一切的激情、具有征服一切的力量。
他们分别是戴德生、剑桥七杰、廉颇波顿、幕拉第、李爱锐、艾伟德、贝德士，他们的不朽英名以及传奇人生深深地种在了中国人的心里。
戴德生戴德生是这群人传道的先驱，是英国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士，也是中国内地会（今海外基督使团）创办人。
1854年3月1日，年仅21岁的他经过156天危险的远航，在上海登录。
为了向中国人传福音，他选择最艰苦的生活，住在中国百姓当中，依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起居。
为此，他受到自己人的猛烈批评，同时，他也不断面对来自中国人的攻击和抵制，但是没有什么能削弱他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挚爱。
戴德生被公认为历史上最卓越的宣教士之一。
他将大卫李文斯敦在非洲、克里威廉行在印度的伟大事业成就在了中国。
1865年，他建立了中国内地会，激励了数以千计的西方传教士加入内地会。
直到今天，中国内地会从未停止它的使命，并成为全球最具有成效的宣教团队。
在服侍中国人五十年以后，戴德生在湖南长沙去世，人们将他葬在镇江扬子湖畔。
陪伴他长眠在中国土地的，还有他的结发妻子和四个早夭的孩子。
如今，成千上万的中国基督徒，都深受戴德生的属灵影响。
戴德生的故事并没有在这里就结束，他的后裔继承了他对中国的爱，继续生活在中国人当中直至今天。
戴德生的第五代后裔戴继宗，娶的是台湾太太。
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关于一个家族对于中国，那生生不息的爱的故事。
基督教对医疗卫生的贡献作者：谭厚锋单位：贵州民族学院民族科学研究院一、邓文波、邓岩濑夫妇的生平介绍邓文波，又名邓光济，号晴川。
祖籍江西高安县，其先世早年迁来贵州。
邓文波先生于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生于贵阳，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17岁那年投靠其族叔邓花溪，入修文县学，考取秀才。
后因废除科举，改读新学。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考取贵州第一届官费生留学日本，初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两年后因其成绩优秀升入京都帝国大学法政系，毕业时获得法学学士学位。
邓文波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经参与同盟会，从事民族民主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前夕回国，途径南京，被诬为“日本探子”而被捕，后来澄清获释，返回日本。
经过这事，邓文波深感革命事业成功实非易事，不如转业学医，尚可济世活人，于是考入千叶医科大学学医。
1915年(民国4年)毕业成绩以全班第三名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又因邓先生在校学习期间从未缺旷迟到过一次而获得“精勤赏”金牌一枚。
此乃日本学生也为难得的荣誉，旋即被留任千叶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聘任为外科及耳鼻喉科医师4年。
［1］邓文波先生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日本基督宗教圣公会，信奉基督，并领受洗礼，对基督信仰极为虔诚。
因着同样的基督信仰，加上邓文波先生的医学与为人，先生在千叶医科大学工作期间，赢得日本女子千叶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岩濑妇佐医士的芳心，1919年与岩濑妇佐女士结为伉俪。
［2］P196－197邓岩濑女士于1915年毕业于千叶医士学校，开始担任千叶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助产士，后来升任医士。
邓岩濑女士，日本千叶人，姓岩濑，名妇佐，因与邓文波先生结为伉俪，于是按照中国习惯，取名邓岩濑。
［3］P198－1991919年邓文波、邓岩濑夫妇一起回黔后，当时圣公会尚未传入贵阳，先生与其夫人就在家读经、祷告，20年如一日，从未间断。
每天定时灵修，从不以宗教生活影响医务工作，也从不以信奉基督宣示于人，故时人鲜知其为基督信徒。
他曾经说:“我服膺基督教训，心境日益澄明，人生日益净化，爱主之心日笃，爱人之心倍深。
论基督教的传入对中国的影响【内容提要】：基督教是一个对世界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宗教，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在中国得到了较大发展，在给中国吹进一股新思潮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本文正是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扎根的过程中，必然会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各种各样复杂影响的探索。
【关键词】：基督教中国社会宗教传播一、基督教的发展现状及原因基督教是西方文化对世界做出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在当前世界的全球化过程中，基督教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除了西方世界以外的地方也有越来越大的影响。
在中国，基督教在几十年没有外国传教士参与的情况下奇迹般地发展壮大，迅猛增长的势头直到今天仍然不减。
有人甚至预言中国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国家”。
我们一般所谈论“基督教”包括了所有基督教三个主要的派别，即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
就中国而言，目前影响最大的是新教，其次是天主教。
新教所占中国基督徒的人口大概在五分之四左右。
改革开放30年来，基督教刚开始在农村比较流行，现在已经开始大规模进入城市，甚至于许多年轻的学者、学生也加入了基督教组织。
他们之所以加入，在某种意义上，是认为这是一种新的观念，而且是一种现代化的西方观念，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必须要吸收的东西。
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大都是把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视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把历史上到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视为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帝国主义者或者至少是帝国主义的帮凶的。
不可否认，历史上到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当中的确有个别人犯下过跟传教士身份不符的一些劣行，伤害了中国人民，羞辱了上帝之名，但如果我们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态度来评价历史上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西方传教士当中也有很多是热爱中国的基督徒，他们单纯为了传扬福音而来，同时为中国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对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同意马克·吐温所说，那些“搜刮钱财”“用于传播福音”的人的言行，不是“为了上帝”，而是“正具体地表现出一种亵渎上帝的态度”。
社会科学研究 1999・1基督教对近代四川的影响邓卫中一、基督教传入四川简况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炮舰轰开了闭锁的中国大门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法国首先为天主教取得了在华传教权,紧接着英美等国的基督教(新教)也获得了在中国公开传教的权利。
而且,基督教在华的势力,比之早来的天主教,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据统计,自1881年至1949年间,来四川传教的接受差会津贴的基督教派有31个,自立教派有5个,自立地方教会有12个。
先后入川的基督教传教士共有1808人(仅进入四川藏族聚居地区的外国传教士就有76人),在四川总共建立基督教教堂611座(其中,美英两国建立的教堂最多)。
基督教是依靠西方列强的对华不平等条约而进入中国的,然而基督教来华后能落地生根,争取信徒,并非完全依靠世俗的强权,而是依靠其教义和传播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部分中国民众的精神和生活方面的需要。
1.布道基督教的教派很多,他们进入四川后,都积极地、别出心裁地用各自的方式向中国民众宣讲福音。
如英国内地会要求传教士和中国人尽可能地“打成一片”,在生活、起居、衣着等方面尽可能地“中国化”。
据成都一些老教徒回忆,在清光绪七年(1881年)前,内地会有一名自称张普善的传教士初到成都时,为了与中国民众接近,他身穿中式长袍,头戴一条假发长辫,手拿一把特大的纸扇,扇子上用汉字醒目地写有“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背一纸牌,上写“上帝爱世人”等话。
他如此打扮,并经常在大街上缓缓行走,借以引人注目,宣传福音。
四川的茶馆很多,是社会交往的场所。
基督教会看中了四川的茶馆是传教的好地方,于是提出了“把福音送到茶馆”的口号。
传教士们在茶馆里吹口琴,拉小提琴或手风琴,散发小册子,用半生不熟的汉语,甚至用四川话宣讲“上帝爱世人”、“灵魂可以升天”之类的教义。
传教士们还经常走家串户,他们态度亲切,巧舌如簧,有时还送一些西洋小礼品给传教的对象。
这就是基督教会要求传教士“把福音送到家庭”的具体行动。
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法政学院 12历史1班郑美鸿 2012084144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中国文化经历了盛衰浮沉，但最终还是成为了东方璀璨的明珠。
在此进程中，基督教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容忽视。
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基督教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巨大。
因为，基督教是在唐太宗贞观九年才开始传入中国，而且一开始并未受到重视，在唐朝会昌五年的时候就被禁止传播了。
后来在元朝时也曾传播过，但是伴随着元朝的灭亡，基督教再度被禁。
直到明朝万历十年，传教士利玛窦的努力，使天主教在中国得以立足了。
在古代中国，基督教基本上是以异教的身份存在着，在封建社会这样一个思想被禁锢的时代下，百姓们的愚昧懵懂，使基督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举步维艰。
但是明朝开始，天主教在中国的立足，使得朝廷开始对基督教逐渐产生兴趣。
自明末清初以来，为了叩开“远东帝国”的大门，那些肩负着罗马教徒向东方传播宗教使命的传教士，相继来华，传教士在宣传基督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与科技，这对中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早在康熙皇帝的时候，他就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在养心殿，召传教士张诚、徐日升等人轮班为他讲解几何、测量、代数、天文、地理、乐理以及解剖学方面的知识。
另外还有举世闻名的圆明园中的西式建筑，这些虽然是西方科技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但归根结底，也是由于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渗透到中国文化中。
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鸦片战争后，基督教义及西方思想的传入，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造成很大的冲击，对长期处于封建愚昧状态下的中国人民，起到了清醒的作用。
基督教真正开始对中国文化造成冲击，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之后，基督教的传教方针改变了，开始利用清政府的赔款兴办医院、学校和其它文化慈善机构，虽然是以此来推动传教活动，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文化。
基督教前期历史及作用三、宗教和儒家学说对神秘力量看法不同导致了东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历程（推测）通过以上东西方不同的古代历史及其不同的历史观的分析可知，古代西方人受神秘力量的约束比较大，而相较而言，中国古人受神秘力量的约束比较小。
这导致了东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历程。
（一）、基督教的历史及其促进文明的作用《荷马史诗》和《圣经》虽然都认为历史是被神操纵的，但两者关于谁是真神的观点存在极大差异。
《荷马史诗》代表的是古希腊的历史观，但后来古希腊很快衰弱了，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公元395年)随之兴起。
而公元前公元后就是根据耶稣诞生划分的，耶稣诞生于公元元年，其于约公元28年被十字架刑处死。
耶稣死后复活的神迹更加深人们对基督的信仰，对《圣经》的推崇。
罗马帝国早期信奉众神，众多的基督教徒及其狂热的信仰，导致罗马帝国在早期为维护统治，对基督教徒残酷迫害。
即便罗马统治者肆意屠杀教众，但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信仰一旦确立，残酷地打压可能让信众对信仰更加确信，因为除了信仰，他们没有其他出路。
后来，罗马高层转而支持基督教，大肆维护教廷，宣传教义，采用了《圣经》的历史观。
基督教的发展也稳定了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极盛时，经济空前繁荣，版图也达到最大:西起西班牙、不列颠，东到幼发拉底河上游，南至非洲北部，北达莱茵河与多瑙河一带，地中海成为帝国的内海，随着罗马支持教廷，《圣经》的观念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控制区域。
我们再来看下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
西方古代至西罗马灭亡（公元476年）这段时间，一般被史学界认为是奴隶社会时期。
这段时期，奴隶的生存状况是不断得到改善的。
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和罗马帝国初期大约有15%-20%的人口为奴隶，名义上主人可以随意地杀死奴隶，但实际上奴隶主杀奴隶的情况很少发生。
颁布于公元前82年的Cornelian法禁止主人在任何场合杀死奴隶;前32年的Petronian法禁止主人强迫奴隶进入竞技场搏斗。
古罗马历史学家Suetonius写道，在克劳狄一世统治时期，如果主人忽视奴隶的健康问题并导致其死亡，则该主人要被判处谋杀罪；并且，如果一个奴隶在Asclepius神庙得到医疗并恢复，他将获得自由。
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中的传播与影响一、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背景与途径基督教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那时候，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开始增加。
最早被介绍给中国的是东方基督宗教，后来又有来自罗马天主教堂的耶稣会和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等宗教组织的传教士进入中国。
这些传教士们利用西方在科学、医学和艺术等方面的优势来吸引了不少受众，并逐渐影响了中国社会。
二、传播低谷与复兴在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基督教面临了迫害和封禁的困境。
例如在明朝末年的“天启之变”中，西方传教士遭到清朝政府的限制与驱逐。
但是，基督教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在19世纪，在西方列强的帮助下，经历了一段复兴的历程。
三、基督教的影响力与社会变革基督教的传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基督教重新引进了西方文化和科学，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其次，在两次鸦片战争后，基督教可以说成为了中国社会改革的一股力量。
许多传教士投身于救助弱势群体和改善社会福利的工作中。
同时，基督教信仰也渗透到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思想之中，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四、基督教教育与社会服务基督教在中国不仅仅是宗教信仰，还具有教育和社会服务的功能。
基督教学校成为了中国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许多西方的教育理念和科学知识通过基督教传入中国。
此外，基督教还致力于慈善和公益事业的推动。
许多教堂和修会不仅提供宗教仪式，也为社会提供救济和教育资源。
五、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与冲突基督教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接触中，既发生了融合，也产生了冲突。
一方面，基督教的价值观强调人的尊严和平等，与中国儒家思想中的仁爱和道德理念相契合。
另一方面，基督教的宗教仪式和教义与中国传统宗教的习俗和信仰存在分歧。
这种冲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基督教的发展，但也促进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与交融。
六、基督教在中国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和宗教环境的改善，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同名1968)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2014-05-07 15:22:36)转载▼分类：历史与地理标签：转载原文地址：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作者：1，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中国此前也许有太医院之类的东西，但那与现代的医院概念相差甚远。
外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医药活动。
利马窦开创了传教与医疗并重的传教路线，法国传教士张诚曾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马礼逊也曾澳门开办西医诊所。
但最早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医院，对中国的近代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
伯驾（Peter Parker）1804年生于马萨诸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华，成为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
1835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广州眼科医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
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
1837年，伯驾在医局内向关韬等3名中国人传授西医知识，使关韬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学医”。
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驾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传授现代医学的外国医生。
后来的一些教会医院在中国非常有名气，协和医院，湘雅医院，齐鲁医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虽然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改了。
据说：西安市以眼科、妇科而闻名的第四人民医院（四院）就是传道士所办。
2，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中国古代也有藏书楼，但是其功用是储藏，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大相径庭。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库教堂北堂图书馆。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
其阅览规则，图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开启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
3，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中国以前不是完全没有女子教育，但限于富裕人家的家庭内部，且内容狭隘。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
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
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
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
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
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4，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中国的所谓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
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十九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
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
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
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
和医院一样,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保留到今天的,仍然是当今中国最好的大学。
5，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东学西渐大部分人知道传教士对于西学东渐的贡献，但是未必知道中国的论语，四书五经等翻译成外语，介绍给全世界的也是传教士。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中学西传的主要方式主要是：直接携带中国文献回欧洲；选择翻译汉语典籍；著述评介中国文化学人的思想；以报告、书信、日记方式记述日常见闻；编着中英对照字典；编辑出版西方报刊等。
1682年，柏应理带走中国书籍400余册。
1694年，白晋代走300多卷中国典籍赠送给路易十四。
其中有影响的典籍包括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还包括明《永乐大典》和清《古今图书集成》。
汉语典籍最早的西译是《明心宝鉴》于1590年在菲律宾译成西班牙文，译者就是多明我会会士高毋羡（Juan Cobo,?–1529）。
“明心宝鉴”是童蒙读物，内容主要是训诲幼童的格言。
文献不具有经典性，具有随意性，没有目的性，但确是开先河的。
但到了耶稣会士时期，就具有了目的性选择性。
翻译中国学术经典，是耶稣会传教士入华传教“适应性”策略之一。
早在利玛窦之前，罗明坚就进行了西译汉语经典的尝试。
1578年，他辗转来到广东肇庆，用拉丁语试译了《大学》的部分章节和《孟子》。
译着虽然影响不大，但有开创之功，成为利氏等人的先行者。
1661—1662年间，郭纳爵、殷铎泽、柏应理等人，陆续将《大学》、《中庸》、《论语》译成拉丁文，在法国出版。
正是由于传教士们的努力,中国的文化才被全世界所了解。
6，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盲校和盲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传教士穆威廉（Hill Murray）在北京成立启明瞽目院（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解放后改名为北京盲校），这是我国第一所盲校。
有位中国盲教员（据说是山东人，叫朱德光；另一种说法是一们姓沈的盲教员和外国传教士合作），将盲字排出北京话的全部音节四百一十多个，人们称它为“康熙盲字”（也称北京盲字“或协和盲字”）。
这是最早的汉语盲文的开端.一八九八年，女传教士岳艾美（国藉不详）在福州成立盲校。
她以拼音方法制字过一套拼写闽南话的“福州盲字”。
这种方言盲文有字母三十多个，每个音节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点符。
一九一一年前后，她又加以改进，字母增加到五十三个，声调符号七个，每个音节由声、韵、调三个点符级成。
一九二０年前后，她还提出过一些简写的方法，简写词的前后都有空格，可以说是我国盲文有分词形式的先声。
7，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最早国外留学的女子有四位，分别是金雅妹、何金英、康爱德、石美玉。
这四位近代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从小接受教会启蒙教育，受传教士的培养、训练；她们出国留学的方式同出一辙：都是由传教士带出国门，并且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女学成为她们出国留学的中转站；四位女留学生前往留学的国家都是美国，在美国她们均学习医学；留学期间，她们刻苦学习，孜孜不倦，成绩优秀，享有赞誉；归国后，她们成为职业妇女，将自己的毕生奉献给医学事业。
这四位女留学生兢兢业业，成就卓著，既治病救人，又传播医学，并且培养了中国早期的医学工作者。
梁启超说：“吾虽未识康女士，度其才力智慧，必吾以悬绝于常人，使其不丧父母，不伶仃无以自养，不遇吴格矩，不适美国，不入墨尔斯根大学，则至今必蚩蚩然愦愦然戢戢然与常女无异，乌知有学，乌知有天下，呜呼，海内二万万之女子，皆此类矣。
”梁启超通过赞扬康爱德才智超人，从而肯定了女子上学读书的必要性，同时也为中国众多的女子得不到良好的教育而感到痛惜。
当然，最早的男留学生也是传教士带出去的，但是考虑到中国的文化背景，女留学生的出现，对于中国文化的冲击力更大，影响更深，因此单列。
8，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英、英汉字典1815 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为了翻译工作，编写了中国第一部英语学习字典《华英字典》。
《华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本英汉－汉英对照的字典，篇幅大内容丰，有丰富的例句及解释，并收录大量成语、俗语。
1844年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英华韵府历阶》及1847年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英汉字典》都把它当作参照基础。
9，传教士和中国最早的聋哑学校和手语中国的聋哑人用手语进行表达一直是随意的，不规范，不统一。
我国最早创建规范的手语并建立最早的聋哑学校的是西方传教士。
1887年(清光绪13年)，美国传教士梅里士在山东登州(今蓬莱)创办聋哑学校，并搜集中国聋人手势，同时将手指字母传入中国。
这是我国手语应用和聋人教育的开端。
10，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麻风病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以前的中国许多地方发现了麻风病人就要被烧死，圣经中基督曾经多次治愈了麻风病人，成为传教士们的榜样。
1921年，美国传教士爱伯特和意大利传教士法德路等在昆明市创建云南省麻风病院，以后伯格理在云南，在以后其他传教士在中国其他地方向及建立了麻风病院，给他些被家人，邻居抛弃的可怜人带来希望。
11，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现代天文学和历法传教士中很多人精通天文历算，其中最杰出者为汤若望和南怀仁。
汤若望在明末参与修订历法，编纂成《崇祯历书》，并制作天文仪器。
清初汤若望、南怀仁相继主持钦天监，汤若望增订《崇祯历书》，康熙赐名《西洋历法新书》，后收入四库全书改名《新法算书》。
他还著有《新法表异》、《历法西传》和《新法历引》等，制作了浑天仪、日晷、星球仪、地平仪、望远镜和地屏。
南怀仁于1669年改造观象台，制成新仪6种：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纪限仪、象限仪、天体仪和地平仪，并将各仪器的制法及用法绘制成图，予以解释，名为《灵台仪象志》。
他又把汤若望所遗《百年恒表》相继推至数千年，名为《康熙永年历》。
12，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几何原本在数学方面，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为欧洲数学传入中国之始。
他们还编译有《测量法义》、《对数表》、《测量异同》和《勾股义》等。
利玛窦与李之藻合编《圜容较义》等。
汤若望撰《割圆八线表》，介绍平面三角，邓玉函撰《大测》，介绍弧三角学。
穆尼阁以对数表授薛凤祚，薛氏译有《天步真原》。
13，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和现代地理学在地理学方面，传教士介绍西方地圆学说和世界舆图的测绘，矫正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观念，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
利玛窦曾绘成名为《山海舆地图》的世界地图，向士大夫们展示，并把所携《万国图志》作为贡品献给朝廷。
他在《天主实义》和《乾坤体义》等书中介绍了地圆说，并把西方经纬度线测绘技术介绍到中国，开中国以科学方法测绘地图的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