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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第 11 期文化与教育作者单位：杨瑞，山东省临沂第一中学。
中国近现代医学教育发展历程梳理杨 瑞摘要：通过在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等文献数据库中检索有关我国近现代医学学科发展的相关文献和书籍，阅读整理文献资料，梳理出我国近现代医学教育发展状况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点，为促进对我国现代医学发展的了解提供不同视角。
关键词：医学；医学教育；学科发展医学教育是指根据国家和社会对卫生与健康的需求，在专门设立的培训机构或者单位，对相关医学从业人员进行的专业、有计划的培养和教育的过程。
医学教育伴随着医学、教育学等学科的发展而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最初阶段，医学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将人们与疾病斗争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保存、传递给下一代，后来逐渐演化成一个专门的学科。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医学教育有着不同的形式与特点，例如初期阶段以师徒授业的形式为主，后随着知识量的不断扩大，为满足大众对医疗人员日益增长的需求，才逐步发展出以学校形式为主的医学教育。
一、医学教育发展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当时我国以发展传统医学（中医学、民族医学）为主，传统医学教育还停留在医馆师徒授业的阶段。
后随着快速发展的西方医学传入我国，现代医学教育开始萌芽，我国最早的西医人才培养与教会医院有着莫大的关系，早在16世纪，西医就通过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开设诊所，接诊病人，但是受种种条件的限制，传教士在中国的行动范围不广，西医在我国的影响甚微。
二、现代医学教育的起步阶段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大量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涌入中国，以基督教为主的教会组织大规模进入我国，其中就有传教医生开展医疗活动，最初医药被确认为“福音的婢女”，是作为教会组织在我国扩大其影响力的手段。
在此期间，由于传教医生人员匮乏，无法满足医疗需要，他们在医院或诊所招收中国学徒，传授浅显的医学知识，训练其担任护理工作或传教士，这成为中国西医教育的开端。
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医疗史概述一、引言历史教学在初中教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帮助学生了解过去，还为他们提供了理解现在和预测未来的视角。
医疗史作为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支，涉及了医学的发展、医疗技术的进步以及医疗政策对社会的影响。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引入医疗史，不仅有助于学生了解医学的演变，还能培养他们的历史意识和人文关怀。
二、医疗史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性1.培养历史意识：通过学习医疗史，学生可以了解医学的发展历程，从古代的草药治疗到现代的基因编辑，理解医学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演变，从而培养他们的历史意识。
2.增进人文关怀：医疗史涉及到许多医疗政策、社会问题以及医学伦理，这些内容可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让他们理解到医学不仅仅是一种科学，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3.拓宽知识领域：医疗史涵盖了许多领域的知识，如生物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习医疗史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三、医疗史的主要内容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医疗史主要涵盖了以下几个时期：古代医学时期、近代医学时期、现代医学时期以及未来医学展望。
在古代医学时期，学生可以了解到中医药学的发展，如针灸、汤药等。
在近代医学时期，学生可以学习到西方的医学知识和技术，如微生物学、病理学等。
在现当代医学时期，学生可以了解到我国的医疗卫生改革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卫生事件，如疫苗接种、艾滋病防治等。
在未来的医学展望中，学生将了解未来医学的可能发展方向，如基因编辑、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等。
四、教学方法与策略1.结合实际：在教学中，教师应尽可能地引入实际案例和现实问题，让学生从实际经验中了解医疗史。
例如，可以组织学生参观当地的医院或纪念馆，了解现代医学的发展。
2.对比分析：将不同时期的医疗政策、技术进行对比分析，帮助学生理解医学的发展和社会背景的关系。
3.讨论与辩论：鼓励学生就医疗史中的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培养他们的思辨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4.跨学科教学：医疗史涉及多个学科领域，教师可以结合其他学科进行教学，如生物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中国近代医院和医学教育的开创在100多年间里，教会医院它在介绍西医西药，培养西医和护理人才以及医院管理等方面都曾做过许许多多工作，并为千千万万病患者解除过痛苦或是挽救过生命。
西医得以经传教士之手传播至中国。
澳门的眼科诊所和广州的伯驾医院是传教士最早在中国建立的医院。
1838年2月，以推动医学传教为宗旨的专门机构中华医学传道会(TheMedicalMissionarySocietyinChina)在广州成立，它导致一大批医学传教士涌人中国，这些传教士在他们可以立足的地方都首先建立起医院或诊所。
1842后，这类诊所和医院推广到香港和上海、福州、厦门、宁波等地。
1860年后，这类诊所和医院被推广到整个沿海、沿江和广大的中国内地。
据统计，到1850年，中国至少有10处这样的场所，1889年有61所。
1900年以后的头20年，教会医学事业的发展却日如中天，迅猛异常，其重要特征是教会大学蓬勃兴起，教会医学校在各地出现。
如广东女子医学校、北京协和医学堂、汉口协和医学校、济南共和医学校、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福州协和医校、沈阳教会医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系、湘雅医学校。
除上述重要医学校外，尚有山西川至医学校、北京中法大学医学院、女基督教徒医学院(上海)等数所。
据1913年的统计，教会医学校学生500人。
1915年统计，在华教会学校23所，各类护士学校、药学校、助产学校36所(参见医学教育章)。
教会医院的增长虽不及医学教育显著，但是，1900年后的头10年，一些原著名的教会医院业已全部重建，原有的医院几乎均建在现代化的建筑里。
据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的统计，教会医院业已遍及全国20多个省区达166所，诊所241个，教会医生301(男207女94)。
到1915年，医生数量达383人(男277女106)。
1921年的统计表明，主要省区均有教会医院，具体是：河北：医院24所，独立药房(即不在医院内)7个；安徽：医院8所；浙江：医院19所，药房9个；福建：医院41所；河南：医院16所，独立药房11个；湖南医院18所；湖北：医院27所，独立药房8个；甘肃：医院2所，独立药房12个；江西：医院12所，独立药房19个；江苏：医院34所，药房6个；广东：医院39所；广西：医院4所；山西：医院11所，药房12个：贵州：医院3所，独立药房6个；东北三省：医院25所等。
20世纪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综述作者：李传斌文章来源：《南都学坛（南阳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6第4期更新时间：2008年01月09日19世纪中后期，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的研究就已开始，但是研究主要局限在传教界，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传教的需要，学术性不强。
20世纪前半期，传教界、医学界从传教史和医学史的角度对教会医疗事业做了研究。
20世纪后半期，宗教史、医学史、历史学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教会医疗事业及其影响做了研究，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也发生了变化。
作为传教事业的一部分，基督教（新教）在华医疗事业有着较大的发展规模，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
近年来，这一领域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本文拟对20世纪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的发展状况做初步的梳理，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20世纪前半期的研究正如教会史的研究始于教会一样，有关近代中国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首先是由传教士进行的，其中尤以医学传教士为主。
教会医疗事业开始于19世纪，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也肇始于19世纪。
早在19世纪40～50年代，传教士所办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就刊发了一些医院报告和涉及早期教会医疗事业的文章。
1861年，医学传教士雒魏林出版了《医学传教士在中国》(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London: 1861.)一书。
作为医学传教士和当事人，他在书中对1860年以前的医学传教做了全面、细致的叙述。
1868年和1887年，《教务杂志》、《中华博医会报》先后创刊，它们都刊发有传教士撰写的关于教会医疗事业历史发展的文章。
19世纪末，一些医学传教士的传记性资料先后问世。
除《教务杂志》、《中华博医会报》发表有医学传教士的短篇传记文章外，一些相关著作先后出版，如《马根济：来华的医学传教士》(Mrs. Bryson, John Kenneth Mackenzie: 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 London:1891.)、《伯驾生平、书信和日记》(George B.Stevens,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Rev.and Hon. Peter Patter, Boston:1896.)等。
西风东渐下的医学教育发展——论近代教会医院及医学校对我国医学教育事业的影响摘要：清末教会医学校和医院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传统医学发展和教育的模式，通过对当时历史背景、教会医学校和医院，以及西医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的分析，可以探究我国传统医学及其教育发展受限的原因。
关键词：中医；教会医学；西医；鸦片战争；针对性我国传统的中医学及其教育方式在清末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即西医学的传入。
鸦片战争之前，教会在我国的医疗事业规模有限，多为诊疗所。
鸦片战争后，教会医院及学校开始在我国盛行。
一、近代教会医院和学校的发展概况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割让香港，并开放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在其他接踵而来的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西方传教士大规模的进入我国传教、开办医院及学校。
1.教会医学院的形成和发展教会医院的根本宗旨是传教和辅助侵略，但也将一种新的医疗机构和方式传入我国，即“医院”。
近代我国教会医院的起源是1835年伯驾于广州创办的眼科医局。
1876年新教在华所办教会医院有16所、诊所24所，1905年分别为166 所和241 所[1]429。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教会医院带领西医技术在我国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从沿海逐渐深入内地。
1860年之后，40年间由教会创办或与教会有关的医院共有约100所，20世纪后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不少数量，在台湾、香港也建立了教会医院，与19世纪相比不但在医院设备上较从前完善，数目更是增加了4倍多。
早期由于教会医院的目的是宣传宗教，扩大教会的影响力，取得我国民众的信任，因而一般是不收费的。
但20世纪后的教会医院收费日益昂贵，普通市民无力治病，医院只接受少数具有研究价值的贫穷患者，充当其医疗技术及药物的试验品。
2.教会医学校的形成和发展由于大量教会医院的创办，医生的需求量大增，传教士为了医疗需要在医院或诊所招收学徒，让他们做护理工作或传教士。
但以这种不正规的学徒方式和浅近的医学知识培养出来的人无法达到当时的医疗要求及政治要求。
西风东渐下的医学教育发展——论近代教会医院及医学校对我国医学教育事业的影响摘要：清末教会医学校和医院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传统医学发展和教育的模式，通过对当时历史背景、教会医学校和医院，以及西医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的分析，可以探究我国传统医学及其教育发展受限的原因。
关键词：中医；教会医学；西医；鸦片战争；针对性我国传统的中医学及其教育方式在清末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即西医学的传入。
鸦片战争之前，教会在我国的医疗事业规模有限，多为诊疗所。
鸦片战争后，教会医院及学校开始在我国盛行。
一、近代教会医院和学校的发展概况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割让香港，并开放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在其他接踵而来的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西方传教士大规模的进入我国传教、开办医院及学校。
1.教会医学院的形成和发展教会医院的根本宗旨是传教和辅助侵略，但也将一种新的医疗机构和方式传入我国，即“医院”。
近代我国教会医院的起源是1835年伯驾于广州创办的眼科医局。
1876年新教在华所办教会医院有16所、诊所24所，1905年分别为166 所和241 所[1]429。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教会医院带领西医技术在我国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从沿海逐渐深入内地。
1860年之后，40年间由教会创办或与教会有关的医院共有约100所，20世纪后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不少数量，在台湾、香港也建立了教会医院，与19世纪相比不但在医院设备上较从前完善，数目更是增加了4倍多。
早期由于教会医院的目的是宣传宗教，扩大教会的影响力，取得我国民众的信任，因而一般是不收费的。
但20世纪后的教会医院收费日益昂贵，普通市民无力治病，医院只接受少数具有研究价值的贫穷患者，充当其医疗技术及药物的试验品。
2.教会医学校的形成和发展由于大量教会医院的创办，医生的需求量大增，传教士为了医疗需要在医院或诊所招收学徒，让他们做护理工作或传教士。
但以这种不正规的学徒方式和浅近的医学知识培养出来的人无法达到当时的医疗要求及政治要求。
近代中国高等医学教育的历史变迁与启示王广义【摘要】近代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在继承与发展传统中医教育的同时,也引进西方医学教育,中西医并存,开启中国医学教育近代化历程.文章着重阐述近代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其多元化、科学化、人文化的主要特征,并揭示发展中的不足,力求为当下高等医学教育改革提供历史经验与借鉴.【期刊名称】《医学与社会》【年(卷),期】2014(027)001【总页数】3页(P91-93)【关键词】医学教育;近代中国【作者】王广义【作者单位】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春,13001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R193近代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在继承与发展传统中医教育的同时，也引进西方医学教育，中西医并存，在学术上起到了百家争鸣的作用，客观上促进了民国西医学术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医学教育近代化历程。
1 近代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历程1.1 初始阶段晚清时期(1840-1911年)。
1862年，洋务派将在京师开设的同文馆、太医院教习厅改为医学馆，首开学习西方医学教育的办学经验的先河，同时传承和发展了传统的中医教育，为我国近现代医学教育学科分类和课程体系框架的形成奠定了一定基础[1]。
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所近代新式中医学校是1885年陈虬在浙江瑞安县创办的利济医学堂。
1866年，美国传教医师嘉约翰在广州创立中国最早的西医教会学校——博济学堂(今中山医科大学的前身)。
在中国，博济医学校最早开展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的教学工作[2]。
这时期，在学制改革中也有关于医学教育的具体规定。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4月，清政府戊戌变法，创办京师大学堂，在专门学中设立卫生学(包括医学)。
7月，光绪帝谕管学大臣孙家鼐认为“医学一门，所关至重，亟应另设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令大学堂兼辖，以期医学精进”[3]。
可见，西医在清末终于得到中国最高统治者的正式认可。
在孙氏筹办京师大学堂疏中，分为10科，第10科为医学科，但未实行。
近年来中国教会医疗史研究综述摘要基督教会医疗作为基督教会在华事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学界对其研究不断增多，继而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而教会医疗事工最初是随同外国传教士进入近代中国，其初衷正是为了有利于基督福音的传播，西医夹杂福音一齐进入中国，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本文试对近年来教会医疗史方面所得的成果进行爬梳、归纳。
关键词教会医疗；近代中国；研究综述教会医疗事业作为基督教在华事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近代中国的发展，作用不可谓不大。
教会医疗事业最初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基督教在华传播基督福音的意愿，正所谓“福音的婢女”。
在近代不平等条约体系不断缔造的过程中，来华医疗传教士陆续创立了各式各样的医疗事工，又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自身出现了世俗化与本土化的倾向。
由最初的医疗传教士，一人身兼医疗和传播福音两种职能，发展为两种职能的日趋分裂、独立。
而由各种各样的医疗事工中，衍生出错综复杂的关系。
笔者认为，教会医疗事工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即教会医院与诊所、教会开办的医学学校与护士学校、教会医疗人员从事的医学研究以及书籍翻译出版、教会医疗人员进行的公共救济与宣扬的移风易俗。
由于笔者受学力、资料所限，故本文择取自2000年以来，学界对于近代中国教会医疗史的部分论文，尽力做一个论点与论据的爬梳。
在笔者所见的论文（2000年以后）中，感到教会医疗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概念。
就整体情况的研究而言，如李传斌《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与近代中国社会（1835-1937）》，即是一篇兼具全面与细腻的好文。
该文全面研究了教会医疗事业百年间的发展，日益世俗化，本土化。
强调了其政治方面的影响随着时间不断减退，文化上呈现了一个以宗教传播为目的到以传播医学文化为主的过程，推动老旧观点、习俗的近代化。
而马光霞《处境与发展——民国初年基督教在华医疗卫生事业述论（1912-1927）》，从基督教来华传教的国际国内背景为切入点，评述了1834-1911的拓展时期，着力于1912-1917，并对民初在华教会医疗事业做出了“教会医疗卫生事业在特点的社会文化土壤中，飘摇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下，要想生存发展，必须审时度势，学会应变，即学会适应和变通，实现处境化”【1】的结论，在适应中变通，在变通中适应，以期更好的融入中国社会。
两篇全面介绍近代中国教会医疗的文章，最后都聚焦于随教会医疗而进入中国的一切，与当时社会的调适情况。
在近代中国教会医疗史的研究中，区域史研究无疑占了比较大的分量，许多论文都是针对某一区域，甚至某一医院来进行研究。
较为典型的如：陆翔、陆义芳所著《安徽省近代几所教会医院概述》是旨在说明近代安徽受到基督教传教事业影响不大，但教会医疗所带来的以4家医院为主的各种医疗事工却实实在在的推动了近代安徽社会发展。
刘国强所著《试析近代广州教会医院的特点》，则着重于介绍教会医疗最先涉足的岭南地区，广州得风气之先，教会医疗的发展比当时绝大部分地区都要完善、先进。
史伟东、金芳芳所著《英国的“司徒雷登”——梅滕更与杭州广济医院》，介绍的是由梅腾更博士（dr.david duncan main）创办的杭州广济医院的百年历程，现今成为浙医二院，仍再为广大杭州人民造福。
另外关于宁波、福建、重庆、河南、湖南等地均有专门的区域研究。
李传斌关于教会医疗的区域研究方面的不足，曾经说：区域研究主要集中在上海、山东、河南等地，其他地方的教会医疗事业少有系统研究。
【2】本人认为，随着教会医疗史的不断升温，该情况得到了一定缓解，各地出现一批有所成果的著作和论文。
然而，在区域史的研究中，很难看到新颖的观点，往往各地的研究具体情况不同，但最后的论点、结论却是相差无几。
在来华教会与社会关系互动这一方面，无疑，许多论文都会涉及社会关系，以下选取有代表性的几篇。
首先，教会医院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是利大于弊的。
如王国平《从苏州博习医院看教会医院的社会作用与影响》一文，从教会医疗开创了地方医疗事业新局面、促进地方社会变迁、通过医院融洽教会与当地社会的关系、继而通过自养，从经济方面推动地方其他教会事业的发展四方面来剖析教会医院的不可替代性。
胡成《何以心系中国——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地方社会（1835-1911）》着眼于“近代来华的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记述中较多地记载了他们初到一地，虽曾遇到当地士绅和官府的排斥，却也得到一些普通民众的热心帮助，随着熟悉和了解程度的加深，他们与中国地方社会、普通民众多能成为和睦相处乃至相扶相助的邻里和街坊。
此外，由于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华的社会生活条件优于西方，医疗工作得到当地社会和普通民众的高度尊敬和慷慨捐助，致使他们很多人心系中国。
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中国社会取得成功，并非仅由于西方近代医学在治疗方面的优越及其个人的奉献精神，还在于中国作为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社会，普通民众的质朴、良善和地方社会的慈善传统。
更重要的是，中国地方社会和普通民众对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接纳和善待，深刻影响到这些随不平等条约而强行闯入的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重新认识和文化反省。
”【3】确实，中国社会和民众对于传教士的抵触，被过度的放大和渲染，片面表现中国人不知好歹，盲目排外，是需要澄清的。
胡卫清《基督教与中国地方社会——以近代潮汕教会医院为个案的考察》中，写道：“本土社会对于传教士和教会医院也同样存在一种文本误读。
这种误读应分为两种。
对于不信教的官绅商人和普通病人来说，他们对于传教医生和教会医院主要是一种技术性的选择误读，他们故意忽视了后者的福音功能。
而对于本地的基督徒来说，则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文本误读。
他们自然非常清楚传教医生的使命和教会医院设立的目的，但是，对于本地信众来说，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制度性宗教，其强大的制度性功能对本土社会既构成很大的挑战，同时也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巨大资源。
堂会与堂会之间、堂会与医院和传教站的联系网络，为信教的乡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村际界限的新的交往样式。
以堂会为平台，借助复杂的地缘与亲缘关系，教会内的精英人物建立起带有鲜明本土特征的基督教社区，成功地在教会体制内部重建了地域认同和家族认同，特殊主义的价值观重新成为教会内部的交往准则，并通过教会谱系的构建强化了教会内部权力分配的合法性。
”【4】折射出无论对于信教与否的中国官绅、民众各求所需，一方求得更先进更安全的医疗场所和技术，一方借以基督教来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社区，建立自身的权威。
正是因为基督教有其入世性、普世性，以及对于教徒的强力规训与约束，使其遭到了许多官员的抵触。
在华教会医疗对于近代中国的慈善救济、移风易俗方面贡献颇大。
如李传斌《教会医院与近代中国的慈善救济事业》，周秋光、曾桂林《近代西方教会在华慈善事业述论》，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王淼《从大烟鬼到传教人——近代中国基督徒生活方式的转变》中都有部分涉及。
一言以蔽之，作为传教事业的组成部分，教会医院的目的之一就是传播基督教。
但是，作为医疗事业，它又具有浓厚的世俗性和慈善性。
因此，它在经济实力允许的情况下，在近代中国的慈善医疗和红十字救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中国近代慈善救济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不仅是基督教注重社会救助的产物，而且是基督教适应中国社会的产物。
【5】从宗教史的角度来阐述医疗史，使得视角更加的多样，进而夯实了历史的维度。
陈建明《近代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阐述了医疗传教士信奉的教义基础。
据《圣经》记载，耶稣认为人应该慈悲为怀、宽宏大量，因为凡不怜悯人的，自己也必不蒙怜悯。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
这是戒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戒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6】而刘新利《基督教医疗事工的教理基础》则从疾病的起因、医病的途径、医病的意义三方面阐述了基督教徒为什么愿意从事医疗工作——源自基督教理基础。
而对于医疗传教士这个特殊的群体的研究，也有一些论文涌现出来。
如张玉莲《传教士与19世纪中国医疗事业现代化启蒙》，何小莲《来华新教传教士的早期医学活动》重点介绍了马礼逊、伯驾、嘉约翰、合信、德贞等传教士怀揣着共同的理想来到中国，而后所进行的译著医书、开办医院、开设医校的高尚行为。
在政府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方面，李传斌《晚清政府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北洋政府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两文正好可以互为比较，清政府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几经变化，最终形成了保护—支持—利用的基本政策。
清政府公开接受和保护教会医疗事业是不平等条约的强行规定，这同时使教会医疗事业打上了殖民主义的烙印。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教会医疗事业是具有慈善性质的传教事业，它有较强的实用性，并与政治思想方面的联系相对较少。
因此，支持和利用教会医疗事业反映了清政府在缺乏近代文化资源的情况下的实用主义态度。
但是，清政府却未能从保护医疗卫生主权出发对教会医疗事业加以限制和管理。
【7】而北洋政府北时期，各级政府为了举办本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开始与教会进行多方面的合作。
这些合作是中国政府利用教会医疗事业的新发展，是晚清时期所没有的新现象。
同时，北洋政府在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并不象清政府那样过于宽容、放纵，而是更多地从国家利权上考虑问题，并局部对教会医疗事业进行了限制和管理，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但是，由于中国政治的动荡、不平等条约的存在，加之政府对医疗卫生重视不足，北洋政府未能对教会医疗事业采取统一的限制和管理政策。
北洋政府的态度和政策表明：中国政府虽能对有益的外来文化资源加以利用，却不能去掉其殖民主义的烙印。
这正是半殖民地的社会背景下中国政府对待外来文化事业的特殊性的反映。
【8】近代中国医疗事业的落后，一方面诚然是由于是政府重视不够，另一方面也确实是由是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所决定，在乱世之下，政府无力关注医疗事业。
不过，通过比较，我们不难看出，政府引导的医疗事业逐渐发展壮大。
而对于西医东渐的过程，学界也有所讨论。
何小莲《西医东传：晚清医疗制度变革的人文意义》，郝先中《西医东渐与中国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肇始》两篇文章都阐述了西医东渐后医疗传教士带来的传统医疗空间与医患关系的转型，但何著更关注于教会医院扶死救伤所带有的浓重人道主义色彩，而郝著更加着力于教会医院对于公共卫生的作用。
两者都肯定了西医东渐的重要性，认为，西方医院制度输入中国本土就相当于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嵌入了一个陌生的“公共空间”的概念。
李传斌《教会医疗事业在近代中国产生、发展的原因探析》中阐释了基督教利用西方医学对中国进行传教的原因：包括医学传教是适应中国社会的更可行方式、正是中国落后的公共卫生面貌使西方医学更有其用武之地、而派遣医疗传教士保障来华福音传教士的健康，颇有新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