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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看中国27——17世纪的德国汉学莱布尼茨是17世纪欧洲最伟⼤的哲学家，关注东⽅，关注中国是莱布尼茨思想的重要特点，那么当时莱布尼茨读过哪些德国汉学家的著作呢？或者说当时德国有哪些汉学家曾和莱布尼茨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呢？本⽂从研究德国17世纪的四名汉学家⼊⼿，揭⽰当时莱布尼茨时代的德国的汉学研究，从⽽在德国当时的⽂化和学术氛围中来理解莱布尼茨的中国观。
⼀、基歇尔的汉学研究17世纪的欧洲汉学研究的重镇在德国，他的代表⼈物是：基歇尔、⽶勒、门采尔和巴耶。
正是这四个⼈，在中国耶稣会⼠们的帮助下来开了欧洲本⼟的汉学研究，使德国汉学成为当时欧洲的汉学研究中⼼。
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rs Kicher,1602-1680）是欧洲17世纪著名的学者、耶稣会⼠。
他1602年5⽉2⽇出⽣于德国的富尔达（Fulda），1618年⼗六岁时加⼊了耶稣会，以后在德国维尔茨堡（Wurzburg）任数学教授和哲学教授。
在德国三⼗年的战争中，他迁居到罗马⽣活。
在罗马公学教授数学和荷兰语。
他兴趣⼴泛，知识⼴博，仅⽤拉丁出的著作就有四⼗多部。
有⼈说他是“⾃然科学家、物理学家、天⽂学家、机械学家、哲学家、建筑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东⽅学家、⾳乐学家、作曲家、诗⼈”，有时被称为最后的⼀个⽂艺复兴⼈物。
基歇尔虽然著述繁多，但他在1667年在阿姆斯特丹所出版的《中国图说》恐怕是他⼀⽣中最有影响的著作之⼀。
中⽂为《中国宗教、世俗和各种⾃然、技术奇观及其有价值的实物材料汇编》，简称《中国图说》基歇尔在《中国图说》中对中国语⾔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个是对⼤秦景教碑的注⾳和注义，⼀个是对中国⽂字的介绍。
当然，当我们这样说时，必须说这个注⾳系统实际上是来华传教⼠⼘弥格（Michel Boym, 1612-1650）和他的中国助⼿来完成的，基歇尔不过将其发表⽽已。
⼘弥格⽤三种⽅法对景教碑⽂化做了研究。
其⼀是对碑⽂的逐字的注⾳；其⼆是对碑⽂的逐字释义；其三是对碑⽂在逐字释义的基础上的内容解释。
德国汉学中的道教研究(一)德国的汉学研究起步较晚。
十八世纪前，德国有些介绍中国知识的书，大多是天主教芳济各会的德国传教士。
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汤若望（J.AdamSchallvonBell,1591─1666）和基尔彻（A.Kircher,1601─1680）。
汤若望出生于贵族之家，自幼受到传统的德国古典教育。
1911年起入罗马耶稣会的圣·安德雷奥修道院学习，钦佩利马窦和金尼阁在中国传教的经历。
结业当上神甫以后，经葡萄牙到中国传教。
1623年1月抵达北京。
起先在北京学习汉语，后赴西安传教。
由于制造《时宪历》，修造天文仪器和武器，获得明清几朝皇帝的重视。
明崇祯帝曾赐“钦褒天学”的匾额，清顺治帝曾赐“通玄教师”称号，官至一品。
曾受诬入狱，获释后，病逝北京。
汤若望居住中国四十余年，有《汤若望回忆录》3卷，记述有关中国传教事。
基尔彻则在1667年出版了《图说中国志》，图文并茂地介绍中国的宗教和风土人情。
此书在十七世纪时曾在欧洲广泛流传。
在1730年，拜尔（Bayer,1694─1738）也出版了《中国博物志》。
这类传教士写作的书只是介绍中国的常识，并非有价值的汉学研究。
德国的留法汉学家和大学的汉学课程在1814年法国巴黎开设汉学课程时，德国的克拉普罗斯就参加了听讲。
克拉普罗斯（Klaproth，1783─1835），14岁时学习汉文，21岁时就在俄国的戈洛夫金赴华使团中担任翻译，还曾在恰克图学习蒙文和满文。
1815年克拉普罗斯到达巴黎从事汉学研究。
1828年，克拉普罗斯用法文翻译出版了满语本《太上感应篇》。
1833年又以法文发表了论文《关于中国道士的宗教》。
可以认为，克拉普罗斯是德国汉学家中研究道教的第一人。
十九世纪的中后期开始，德国的汉学家开始有人专门写作有关中国道教的论着。
奥古斯特·普菲兹默尔（AugustPfitzmaier，1808─1887）在1869至1885年间，先后在《维也纳科学院学术报告》上，发表了《道士的长生愿望》、《关于道教信仰的某些命题》、《中国道教学说的基础》等论着。
作者： 张国刚
出版物刊名： 文史知识
页码： 48-55页
主题词： 十九世纪;皇家科学院;德国人;东方语言;讲座教授;商业关系;法兰西学院;东方学;教学机构;李希霍芬
摘要：由于十九世纪政治形势和商业关系的发展,西方国家的人士,从侵略者、外交官、商人到学者文人,都纷纷来到中国。
欧洲各国都急需培养大批懂得中文,了解中国历史和地理环境的人才,从而促进了国内的中文教育。
首先是法国于1814年在皇家科学院(即今日的法兰西学院)设置了西方第一个汉学与满文讲座教授。
这是一个学术性的研究职位。
首任教授为法国汉学泰斗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emusat 1788—1832)。
1843年巴黎东方语言学校设立中文讲座,才是一个偏重于实际语言训练的教学机构。
整个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人学习中文,不是靠自学的,就。
年代1678-1833大多是天主教芳济各会的德国传教士。
十七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德国汉学史上著名的汉学家米勒教士（Andreas Muller），他出版了《关于契丹国的历史和地理论集》一书，此书实际上是他利用传教士们的相关著作编译而成。
据说，他还编译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的拉丁文本。
米勒的兴趣并非如此而已，两年后，他的《中国的碑刻》（Monumenti Sinici）一书的出版，使他成了德国第一位介绍中国金石学的汉学家。
几年后，1678年，米勒又根据波斯文编译了《中国历史》一书1685年，作为医学博士、西方汉学史上著名的门泽尔博士(Christian Mentzel)出版了他所编纂的《字汇》(Sylloge Minutiarm Lexici Latino Sinico Characteristici)一书。
这是一本以当时欧洲通用语言拉丁文来解释中文的一部字典。
1696年，门泽尔博士又出版了《古今中国帝王年表》一书二进制的争论书上有：莱布尼兹博士的二进制研究，以论文写作完成时间来说，是1679年。
论文名称为：《论二进制算术》(Explication de L'Arithmetique Binaire)。
1701年4月，他把此论文寄给远在中国传教的友人白晋教士。
当年的11月，白晋教士寄给他两张图，即：《六十四卦次序图》(Segregationtable)和《六十四卦方位图》(Square and Circular Arrangement)。
这是中国古代易学理论中最为有名的六十四卦的次序图和方位图。
莱布尼兹博士本人立刻发现图中的阴阳爻表示法和他本人创立的新数学《论二进制算术》一文中的数学理论出奇地一致!由此揭开了争论至今的《论二进制算术》一文和白晋教士寄给他两张图何者为先的问题的序曲。
1718年，巴耶尔博士（Gottlieb Siegfried Bayer）出版了《中国日食》（Eclipsi Sinica）一书。
19世纪以前德国汉学研究的历史回顾——日语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教授刘正【按语】：本文初稿于1996年，定稿写成于2003年，作为北外汉学中心举办的第一届德国汉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发言后颇受好评。
但不想该会议论文集至今未出，而《国际汉学》也一直未曾公开发表此文，致使此文一直没有得到正式发表和出版的机会。
但是，北京大学儒藏网、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以及国内外一切汉学研究专业学术网站，认识到此文的学术价值，曾经全文转载此文。
但是，网络版论文出现不少外文字母拼写错误，如将“Orientalische Bibliographie”写成了“Orientalische Bibhgraphie”等。
有些错误源于拙著《图说汉学史》一书。
现在经重新修订的两卷本《东西方汉学思想史》一书中的德国汉学19实际以前部分章节内容，发表如下：引子德国对日本的了解开始于十六、十七世纪。
1649年，德国传教士Varenius Bernhardus 用拉丁文出版了研究日本的专著《日本王国志》（Descriptio Regni Japoniae）一书。
而后，德国和日本之间的学术交流很长一段时期要通过荷兰来实现。
但是，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当时这两国之间的学术交往涉及到汉学。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所谓的西学最初主要是指兰学，即来自荷兰的思想和科学技术。
那时，日本在学术上和德国是没有什么具体的联系的。
不过，就算是有点通商和外交联系也谈不到汉学研究的层面上。
更何况那个时代德国的汉学研究是以实用语言方面的传授为主，若想作真正的汉学研究就得先去法国，儒莲（Stanislas Julien）是那个时代西方汉学研究的真正领袖。
但是到了明治维新时代，日、德关系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和改善。
正处于大力发展新式教育事业的日本，通过德国驻日使馆的特别推荐，高薪聘请德国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史学大师兰克教授的著名弟子瑞斯（Ludwig Riess）出任新设立的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即历史系）主任教授，把德国当时历史学界飞速发展的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学术理论和西方史学传统带到了日本。
后来成为日本汉学界顶尖人物的东洋史学祖师爷白鸟库吉等人，成了瑞斯的第一批日本弟子。
从此，德国汉学开始凭借着德国历史学在日本的传入而日益流传开来。
汉学，即英语中的“Sinology”，又被称为传统汉学、古典派汉学，一般认为是指对中国古代语言、思想、历史和文化的研究。
汉学的概念在19世纪才正式形成。
而以“Sinology”这一术语来指代汉学，德国著名汉学家福赫伯（Gauting Herbert Franke）曾在《对欧洲汉学史的一些看法》一文中对西文中的“Sinology”概念进行了语源学上的考察，他提出“Sinology”这一概念是“在1882年才正式出炉。
”①在此之前，1838年开始产生以“Sinology”一词用来说明“汉学家”这一概念。
這裡的“Sino”二字，日文中一般写成“支那”二字，有时也以假名方式写成“しな”。
“支那”这一概念，从语源学上讲，来自梵语佛教典籍中的“Ch’in”一词。
其本意是“秦”，它是古代印度用来指代中国古代秦王朝的专门术语。
在古代印度的史诗《摩诃波罗多》（Mahabharata）一书中已有“支那”一词出现。
这就是今天英语世界中“China”一词的直接来源。
在西方汉学史上，德国著名汉学家李施霍芬（Ferdinand Richthofen）在他的专著《中国地理历史研究》（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gegrundien）一书中曾主张“China”一词来源于今天的越南地区。
此说也许有点根据吧。
因为秦汉之际的社会动乱之时，曾有不少中原人避难来到当时的安南（即今天的越南）地区。
法籍英国汉学家拉考派瑞（Terrien de Lacouperie）以为起源于今天的云南地区。
但他是以上古时代云南·印度贸易来往的历史角度来定论的。
如能成立的话，也只说明印度的“Ch’in”即是由云南传入的“秦”。
法国汉学家考狄（Cordier Henri）甚至认为《旧约全书·伊赛亚书》第四十九章中的“Sinim”就是指“Sin”、“Sinai”，即指中国。
此说的成立没有充分的汉文史料的证据，只说明了比较语源学上的一个可能性问题。
日本汉学家岩村忍在《13世纪东西交涉史序说》一书中考证说：“但是，有关‘Sin’、‘Sinai’等语源的通说，都把‘秦’作为其起源。
此说是根据‘秦’的北京音ts’in（通俗的chin）而来。
这一音中的ch的发音是由不发ch音的阿拉伯人传向欧洲成了Shin、Thin的发音，更进而形成了Sinae、Thinae的发音。
”②在古代语言世界里，“支那”一词又有“Sin”、“Sinai”、“Sinae”、“Thin”、“Thinai”等读法。
日本汉学家青木富太郎在《东洋学の成立とその发展》一书中以为：“‘支那’的语源分为两支，一支是由陆路传来，读音为Seres或Serike。
一支是由海路传来，读音为Sin、Sinai、Thin、Thinai。
”③日本汉学家石田干之助在《欧人の支那研究》一书中也曾持有同样的观点。
这一考证是可信的。
④如上所述，近代日本汉学界特别是东洋史学界的开山祖师就是德国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弟子。
其中，白鸟库吉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曾追随瑞斯，亲自到德国留学数年。
这也开启了日本汉学界对德国汉学研究历史和现状的介绍和研究。
本文主要是利用日文资料勾画而成，由以下四部分组成：一，十七世纪的德国汉学；二，十八世纪的德国汉学；三，十九世纪的德国汉学；四，二十世纪以来日本的德国汉学史研究。
一、十七世纪的德国汉学十七世纪以前德国，大概还没出现汉学家，有的只是与中国有关的门斗撒教士（Conzalezde Mendoza）的《中华大帝国史》（Historia del Gran Regnode China）一书的德文译本，分别在1589、1597、1598年出版三次。
⑤十七世纪时代的德国汉学，基本上是传教士汉学的天下。
那个时候来华传教士（日语称为“宣教师”）虽然以法国籍人数为众，但是也有部分传教士来自当时的德国。
这当中比较著名的是肯施尔教士（Athanase Kircher）。
他是德国早期的汉学家和埃及学家。
1654年，肯施尔教士在《埃及之谜》（Cedipi Aegyptiaci）一书中首倡新说。
他认为：“古代中国人既系埃及人之苗裔，故其书法亦遵埃及之旧。
中国人实籍此以表示其观念者也。
”1667年，肯施尔教士又出版了《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一书，继续他的中国古人是“埃及人之苗裔”说。
在当时的德国出版界，因为受传教士的影响，也曾出版过在华传教士的早期汉学著作。
这其中就有比利时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教士的《中国年表》（Tabula chronological monarchiae sinicae juxta cyclos annorum LX）一书，该书于1658年在德国出版。
到了十七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德国汉学史上著名的汉学家米勒教士（Andreas Muller），他出版了《关于契丹国的历史和地理论集》一书，此书实际上是他利用传教士们的相关著作编译而成。
据说，他还编译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的拉丁文本。
米勒的兴趣并非如此而已，两年后，他的《中国的碑刻》（Monumenti Sinici）一书的出版，使他成了德国第一位介绍中国金石学的汉学家。
几年后，1678年，米勒又根据波斯文编译了《中国历史》一书。
根据石田干之助的研究，1683年，米勒还曾亲自编写了一份当时图书馆所收藏的汉文古籍书目（Catalogus librorum Sinicorum Bibliothecae Electoralis Brandenburgicae）。
⑥1685年，作为医学、西方汉学史上著名的门泽尔（Christian Mentzel）出版了他所编纂的《字汇》（Sylloge Minutiarm Lexici Latino Sinico Characteristici）一书。
这是一本以当时欧洲通用语言拉丁文来解释中文的一部字典。
1696年，门泽尔又出版了《古今中国帝王年表》一书。
1697年，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曾“详细地研究和阅读过传教士的报告，并将其中一部分编辑成《中国近况》一书”。
⑦这里所说的《中国近况》一书，书名为（Novissima Sinica），系用拉丁文所作，出版于1697年。
其内容为在华传教士之书信。
卷首有莱布尼兹所作的赞美中国古代文化和道德的按语性文章。
他在书中特别肯定了康熙皇帝的政绩，并在一封致闵明我教士的信中提出了他想知道的有关中国文化和科学的三十个问题。
在东西方汉学史上，这样的文章似乎并无多大的汉学研究意义在内。
在汉学史上引起争论的问题即是二进制算术和六十四卦卦象之关系的问题。
二、十八世纪的德国汉学莱布尼兹的二进制研究，以论文写作完成时间来说，是1679年。
论文名称为：《论二进制算术》（Explication de L’Arithmetique Binai re）。
1701年4月，他把此论文寄给远在中国传教的友人白晋教士。
当年的11月，白晋教士寄给他两张图，即：《六十四卦次序图》（Segregationtable）和《六十四卦方位图》（Square and Circular Arrangement）。
这是中国古代易学理论中最为有名的六十四卦的次序图和方位图。
莱布尼兹本人立刻发现图中的阴阳爻标记法和他本人创立的新数学《论二进制算术》一文中的数学理论出奇地一致！由此揭开了争论至今的《论二进制算术》一文和白晋教士寄给他两张图何者为先的问题的序曲。
1703年，他把上述论文发表在级别最高的学术刊物《皇家学会会刊》（Memoires de L'Aacadmie Royale des Sciences）上。
本来，这个问题既非汉学问题，又非易学问题。
但问题的关键是：作为数学家的白晋教士为何单单把两个图寄给同样也是数学家的莱布尼兹？从1679年到1701年共计二十二年的时间里，他们二人是否进行过有关二进制算术问题的讨论？在已公开出版的莱布尼兹的日记、书信等史料中，记录了他和白晋教士的七封通信。
莱布尼兹在信中曾如是说明了二进制算术和六十四卦卦象之关系的问题：“再提到大函的重要问题吧！这就是我的二元算术和伏牺易图的关系，人们都知道伏牺是中国古代的君主，世界有名的哲学家，和中华帝国、东洋科学的创立者。
这个易图可以算现存科学之最古的纪念物，而这种科学，依我之所见，虽为四千年以上的古物，数千年来却没人了解它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