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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三民”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标签：严复；民智；民德；民力；当代价值严复开发民智、更新民德和强化民力的主张是其思想的重要闪光点，直接来源于西方，有严谨的理论依据与现实支持。
“民力”是基石，“民智”是资源，“民德”是保障。
国民的道德水平、智力程度与体力现状决定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方向与道路选择，这是严复思想的核心所在。
严复“三民”思想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同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两座丰碑，开中国近代讨论国民性之先河，成为现当代中国教育思想的核心。
作为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文化大师，严复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思想财富和精神遗产。
其中，他的“三民”思想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样，相得益彰，始终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为人敬仰和叹服。
本文试图从当代国民性塑造的角度，重新解读严复的“三民”思想，借以挖掘其深刻内涵，揭示其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严复“三民”思想的理论渊源严复“民力”、“民智”与“民德”的“三民”思想，直接来源于英国著名思想家斯宾塞与赫胥黎的社会有机体论。
斯宾塞在其1861年出版的《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一书中，对三者关系及其重要性做了系统阐述和剖析。
严复指出，斯宾塞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濬智慧、练体力、厉德行”。
斯宾塞认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明程度与进步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身体、知识与道德的综合素质：国民体力强健、智慧聪明、道德高尚，社会就进步，国家就强大；国民体弱多病、愚昧无知、道德低下，社会便退步，国家就衰弱。
斯宾塞指出：“群之变也，视民德之进退，群性与民性，群德与民德，相待为变，其例则群学之所有事也。
”群之能事，必视其民，常于二者之间，求其对待之公例”。
“一群之立于天地也，有发生，有滋长，有形制，有功能，凡皆其民性情才力所遘会，磅礴而成之。
”“天生蒸民，德不虚立，于其身有性情才力之可指，于其群则有强弱衰盛之可知”。
“凡群者皆一之积也，所以为群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已定，群者谓之拓都(Total总体——引者注)，一者谓之么匿(Unit个体——引者注)。
严复及其思想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严复是晚清接受西学教育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之一，有丰富的西学知识，对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较深造诣。
他学古通今，学西贯中，成为大学问家。
他报效祖国的不是他所学的轮船驾驶和航海专业技术，而是救国救民的学问。
他留心国情、国事，考察西艺西政，努力探索强国富民之道，积极提出各种见解。
其提出的思想更是带动了社会的发展。
一、变法思想光绪二十年(1894年)，爆发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中日战争。
使国人大受刺激。
这场抵御侵略的战争是对兴办三十多年的洋务事业的严峻考验。
原以为，对西洋人打不过是因为西洋人船坚炮利，所以赶紧“借法自强”，制造轮船、枪炮，编练了海军，训练了陆军，可是，有了这些却仍败在东洋岛人手下。
于此，国人又一次大受震撼，大受教训，大受催醒。
有识之士认真检讨洋务事业的不足和问题，更多的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变道”上，认为仅仅“变器”是不够的，还要赶紧“变法”。
时任天津水师学堂总办的严复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刊发《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文章，极力呼吁变法。
他说：“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
严复认为：“自微积之理而观之，则曲之为变，固有疾徐；自力学之理而明之，则动物有由，皆资外力。
今者外力逼迫，为我权借，变率至疾，方在此时。
智者慎守力权，勿任旁守，则天下事正于此乎而大可为也。
即彼西洋之克有今日者，其变动之速，远之亦不过二百年，近之亦不过五十年已耳，则我何为而不奋发也耶!”⑥在《救亡决论》一文中，严复认为，变法首先要变的，“莫亟于废八股”。
“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
他列举了八股的三大害：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
名人爱国故事篇1“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波兰著名作曲家钢琴家萧邦，19岁从音乐学院毕业时已经很有名气了。
后来他决定出国深造。
在朋友举行的送别晚会上，朋友们赠送给他一只装满祖国泥土的银瓶。
这只银瓶一直伴随着他19年。
1849年秋天，萧邦病重垂危。
临终前，他嘱咐从华沙赶来的姐姐：“波兰反动政府不会允许将我的遗体运回华沙，就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去。
”名人爱国故事篇2秋瑾到了日本之后，视野打开了，不再是一个旧社会里封闭的女人，她认识了徐锡麟、陈天华等优秀的留学生，经常聚会喝酒、聊新的知识，并且一起加入了同盟会。
在当时，同盟会是一个非法组织，加入者都抱着被杀头的准备，唯有充满梦想的人才会参加。
秋瑾到日本之后，意识到东方的女性受到极度的压抑，被当做弱者，因此她的革命不只是政治的革命，更大的一部分是她对女权革命的觉醒与伸张。
秋瑾在日本学武士刀、练剑，所以会拍下那么一张照片，象征女性的解放。
名人爱国故事篇3《孙中山》——振兴中华“振兴中华”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
它是由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最早提出来的。
在孙中山之前，也有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像林则徐、魏源、严复、李善兰、徐寿等思想家、科学家，还有一些清朝的官员，都在想办法使中国强盛起来，可是他们大都是在清朝的“躯体”上进行改革，不可能成功。
孙中山看透了清朝的腐败和反动，认为仅有推翻这个绊脚石，实行民主革命，才能真正救中国。
1894年，孙中山在太平洋上的檀香山（现属美国）创立了最早的革命团体兴中会。
兴中会，顾名思义，就是振兴中华的意思。
孙中山在成立宣言中明确指出，成立本会的目的，“专为振兴中华”。
之后，他又经常不断地宣传振兴中华的思想。
有一次，他说：“我们明白中国几千年来，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到了此刻怎样样呢？此刻这个时代，我们中国是世界上顶弱顶贫的国家……我们中国人要赶快想想法子怎样样来挽救……不然中国就会成为一个亡国亡种的地位。
大家要醒！醒！醒！醒！”他还要说过：“如果我们能从今日就醒起来，那么中国前途的运命，还是很大的期望。
严复的翻译韩兆霞【摘要】严复作为中国翻译史上的杰出人物,他的＂信、达、雅＂三字翻译理论及其译著《天演论》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抹去的重要痕迹。
本文从严复的生平、翻译理论、翻译时期和译著四个方面对其作了客观系统的论述,再次强调了他这位译学理论家的先锋作用。
%As a Chinese scholar and translator, Yan Fu is most famous for the standard of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especially in his translation of ＂Evolution and Ethics＂. This paper, from four aspects, describes objectively of Yan Fu and his translation theory, meanwhile stresses his pioneering role on translation.【期刊名称】《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年(卷),期】2012(032)009【总页数】2页(P83-84)【关键词】严复;翻译理论【作者】韩兆霞【作者单位】盐城工学院,江苏盐城224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059“戊戌变法”以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政治思想和文化的介绍有了强烈的欲望。
于是，孕育了一批翻译家，其中最杰出的是译学理论家严复。
严复（1854—1921），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
1867年他考入洋务派左宗棠、沈葆祯所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英文与航海术之类。
1876年，又被派到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留学两年。
期间不但加强了他的翻译能力，而且影响了他一生的思想。
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这一时期内，严复激于爱国热情，通过译书、作政论、办报纸，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攻击封建专制，提倡科学民主，全面提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主张，成为当时维新运动的出色思想家和宣传家。
专题十六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潮流一、西学东渐（一）新思想萌发1、背景：（1）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造成统治者愚昧无知；（2）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侵略加剧和中西联系的扩大；（3）先进中国人为了解西方，抵御外来侵略，向西方学习。
2、代表人物：（1）林则徐开眼看世界：林则徐编译成《四洲志》，系统介绍西方的历史地理和科学技术知识以及西方各国的政治情况，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世界地理志。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2）魏源编写《海国图志》：魏源依据《四洲志》编成的《海国图志》，是当时介绍西方历史地理最详实的专著。
在书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成为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口号，同时也是几千年来对传统心态的一次挑战，迈出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是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开端。
对当时知识界解放思想、向西方学习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二）“体用之争”——洋务运动1、背景：（1）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内外交困；（2）19世纪60年代，西学更加广泛的传入中国。
2、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3、目的：“师夷长技以自强”、“求富”（巩固清政府统治）4、思想内涵：在维护固有的制度和纲常礼教的前提下，采用西方的实用科技，才能自强求富。
5、实践：洋务运动6、结果：19世纪90年代洋务运动的破产，说明“中体西用”思想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
7．评价：（1）冲击了传统的“夷夏之辩”的观念，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2）其实践促进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进程；（3）局限性：只局限于学习西方的科技，没有触及到封建制度。
（三）早期维新思想1、产生的背景：（1）19世纪60年代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民族危机）（2）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和科学文化的不断传入；（来源）（3）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经济、阶级基础）2、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等3、思想主张：（1）经济上：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与外国进行商战；（2）文化上：主张兴办学校，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3）政治上：主张革新，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严复及其思想严复（1854.1.8—“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严复是晚清接受西学教育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之一，有丰富的西学知识，对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较深造诣。
他学古通今，学西贯中，成为大学问家。
他报效祖国的不是他所学的轮船驾驶和航海专业技术，而是救国救民的学问。
他留心国情、国事，考察西艺西政，努力探索强国富民之道，积极提出各种见解。
其提出的思想更是带动了社会的发展。
一、变法思想光绪二十年(1894年)，爆发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中日战争。
使国人大受刺激。
这场抵御侵略的战争是对兴办三十多年的洋务事业的严峻考验。
原以为，对西洋人打不过是因为西洋人船坚炮利，所以赶紧“借法自强”，制造轮船、枪炮，编练了海军，训练了陆军，可是，有了这些却仍败在东洋岛人手下。
于此，国人又一次大受震撼，大受教训，大受催醒。
有识之士认真检讨洋务事业的不足和问题，更多的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变道”上，认为仅仅“变器”是不够的，还要赶紧“变法”。
时任天津水师学堂总办的严复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刊发《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文章，极力呼吁变法。
他说：“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
严复认为：“自微积之理而观之，则曲之为变，固有疾徐；自力学之理而明之，则动物有由，皆资外力。
今者外力逼迫，为我权借，变率至疾，方在此时。
智者慎守力权，勿任旁守，则天下事正于此乎而大可为也。
即彼西洋之克有今日者，其变动之速，远之亦不过二百年，近之亦不过五十年已耳，则我何为而不奋发也耶!”⑥在《救亡决论》一文中，严复认为，变法首先要变的，“莫亟于废八股”。
“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
他列举了八股的三大害：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
他说：此三大害，“有一于此，则其国鲜不弱而亡，况夫兼之者耶!”“此之不除，徒补苴罅漏，张皇幽渺，无益也，虽练军实，讲通商，亦无益也。
严复科学民主思想议略2011-11-21 14:44:39史革新摘要：严复的科学观内涵丰富，包括了狭义科学、广义科学、科学方法论以及科学精神等几个不同层面的深刻理解。
严复对近代民主思想理论同样作过诸多的介绍和阐发，涉及到天赋人权论、民权说、平等自由说、法制建设学说、社会进化论等方面，其理论视野之开阔非当时人所能望其项背。
更可贵的是，严复用自己的语言较早提出并阐述了科学与民主并举的思想，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两面大旗的先驱。
严复关于科学、民主以及科学与民主并举的思想，表现了他在近代新学方面的高深造诣，标志着国人对科学、民主认识的新高度，为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形成奠基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严复/科学/民主/新文化作者简介：史革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北京100875）严复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翻译家，对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形成发展作出多方面的贡献。
严复不仅用新的思想武器猛烈抨击封建主义，而且积极引进西学，以杰出的学术见解和积极的文化实践丰富和发展了科学民主思想的内涵，把国人的科学民主观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并进一步阐述了科学与民主并举的思想，为近代新文化的形成做了奠基的工作。
一、科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固然不乏科学因素，但由于受到种种历史及社会因素的影响，传统文化中的科学因素受到纲常名教的长期压抑，而始终未能得到良性发展。
明末清初，西方科学开始传入中国。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东渐进程的加快，近代科学更多地涌入中国。
但是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人对科学的认识还比较肤浅，称之为“格致学”，把科学等同于“声光化电”之学，国人的科学观仅仅停留在狭义科学概念的水平上。
上海格致书院学生王佐才对格致学即科学作过这样的表述：泰西各国学问，亦不一其途，举凡天文、地理、机器、历算、医、化、矿、重、光、热、声、电诸学，实试实验，确有把握，已不如空虚之谈。
而自格致之学一出，包罗一切，举古人学问之芜杂一扫而空，直足合中外而一贯[1]（第一册，P14）。
这段话典型地反映出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士人对科学的理解。
严复的科学观与此不同。
严复学贯中西，尤其对西学有着深刻的认识。
他不仅自幼受过系统的自然科学训练，具有深厚的近代科学基础，而且广泛研究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对科学的认识自然与众不同。
严复对科学作过多方面的论述，概括起来，包括四个层次：狭义科学、广义科学、科学方法论和科学精神。
1.狭义科学严复治学最先接受的是近代自然科学。
他早年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时，“所习者为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2]（P1544）。
这种经历使他对自然科学的本质、作用和重要性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他说：“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是故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3]（P559）。
这里说的科学即指自然科学。
他看到，西方国家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科技发达，指出：是以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舟车之神，可推其源于瓦德；用电之利，则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之业也。
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首。
学问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窃之为术，而大有功德焉。
故曰：民智者，富强之原[4]（P29）。
在他心目中，科学始终占据重要位置，发展科学是富国强兵之要途。
他反驳那些责难科学的论调，指出：且客谓西学为迂涂，则所谓速化之术者，又安在耶？得毋非练军实之谓耶？裕财赋之谓耶？制船炮开矿产之谓耶？讲通商务树畜之谓耶？开民智正人心之谓耶？而之数事者，一涉其流，则又非西学格致皆不可[4]（P46—47）。
2.广义科学严复关于科学认识的第二个层次是视之为个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知识体系，即广义科学的概念。
在严复看来，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是科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同样是科学。
他说：“是故所谓国史，亦终成一专门科学之历史。
是专门科学何？即政治之学也。
”又说：“有科学即有历史，亦有历史即有科学，此西国政治所以成专科。
”[2]（P1244）这样，他把科学看成是关于认识事物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指出：“科学所明者公例，公例必无时而不诚。
”[4]（P100）实际上，这是为广义科学概念所下的定义。
他在《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中按照“西学通例”把科学分为三个层次：“一曰统挈科学，二曰间立科学，三曰及事科学。
”绝大部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都包罗其中，可以从中窥见严复广义科学概念之大要。
他所说的“统挈科学”包括“名数两大宗”，即逻辑学和数学。
“间立科学”分“力质两门”，“力如动静二力学水学声学光学电学，质如无机有机二化学”。
“及事科学”是指“治天地人物之学也”，包括天文学、地质学，“人有解剖，有体用，有心灵，有种类，有群学，有历史，物有动物，有植物，有察其生理者，有言其情状者”[4]（P130）。
在严复提出的这个科学系统中，以逻辑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包括了应用科学、思维科学和各种社会科学。
沟通自然与人事的是群学，即社会学。
在严复看来，“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
惟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4]（P18）。
联系严复对西方社会学的研究与翻译斯宾塞《群学肄言》的事实，可以看出，社会学在严复提出的科学体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3.科学方法论西方近代科学及社会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受益于一系列科学方法的运用推广。
而在中国，文人学者熟悉的是阐释儒家经典的义理之法和考据之法，于科学方法则不甚讲求，逻辑学长期受到冷落。
鸦片战争以后，关于西方逻辑学、培根实验法的信息星星点点地传入中国，多少引起国人对西方科学方法的注意。
1886年，由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翻译的《辩学启蒙》出版。
该书译自英国思想家耶芳思的《逻辑学初级读本》，但译文粗陋、晦涩，无甚影响。
严复批评说：“逻辑最初译本为固陋所及见者，有明季之《名理探》，乃李之藻所译，近日税务司译有《辩学启蒙》。
曰探，曰辩，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
”[5]（P2）而在近代中国，真正懂得科学方法的重大意义，并予以认真介绍和阐述者，当首推严复。
严复认为，科学不仅可以为人们提供知识，而且还能开发智慧，提供思考和研究问题的可靠方法。
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方法要高于具体的科学知识。
严复对于实验法和逻辑法都很看重。
他说：“大抵学以穷理，常分三际。
一曰考订，聚列同类事物而各著其实。
二曰贯通，类异观同，道通为一。
”但仅有这两层还不够，因为“中西古学，其中穷理之家，其事或善或否，大致仅此两层。
故所得之大法公例，往往多误，于是近世格致家乃救之第三层，谓之实验。
实验愈周，理愈靠实矣，此其大要也。
”[4]（P93）他认为在科学方法的三个层次中，实验法最为重要。
他因此而把西方近代学术进步终归于新工具论的提倡者、英国学者培根，称赞说：“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首。
”[4]（P29）严复对于西方逻辑学的介绍尤为重视，翻译过两部逻辑学方面的著作，即《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
《穆勒名学》的原著是英国著名思想家穆勒（l）的《逻辑体系：演绎与归纳》（A System of Logic,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为介绍形式逻辑的一部名著。
严复在1900年至1902年间译成《穆勒名学》的前半部，于1905年由金陵金粟斋刊刻出版，后半部则始终未译出。
《名学浅说》原著为英国逻辑学家耶芳思（W.S.Jevons）的《逻辑初级读本》（Primer of Logic），内容是讲形式逻辑的入门知识。
1908年严复在天津译成这部书，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两部译著对于近代逻辑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严复还在上海开设名学会，作为介绍逻辑学知识的讲坛。
他在1905年应上海青年会之邀，作了关于政治学的讲演，把讲稿整理成《政治讲义》出版。
逻辑学的问题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严复在关于逻辑学的译著和著述中，既讲到归纳法，也论及演绎法，都视之为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他说：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
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
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
……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也[2]（P1319—1320）。
他所说的“内籀”是指归纳法，“外籀”是指演绎法。
因受穆勒逻辑学思想的影响，严复更强调归纳法的重要性，认为它是获取对事物规律性认识的可靠途径。
严复指出：“公例无往不由内籀，不必形数公例而独不然也。
”[6]（P1050）又说：“故明者著论，必以历史之所发见者为之本基。
其间抽取公例，必用内籀归纳之术，而后可存。
”[7]（P337）严复强调归纳法的一个深刻用意是出于开民智、破旧学、改变传统思维方式的需要。
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思维的主要特征是以演绎推理为主，但所依据的理论前提并非来源于科学的归纳，“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媛姝者以古训而严之，初何尝取其公例而一考其所推概者之诚妄乎？此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
……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6]（P1047）。
他看重归纳思维的原因在于“内籀必资事实，而事实必由阅历”[2]（P1244）。
反映出尊重事实、强调实践的科学态度。
可见，在认识论问题上，严复坚持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想路线。
4.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在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包括认知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等方面，是科学文化的基本内容之一，在科学体系中居于最高层次。
严复对科学精神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并为之作出精辟的阐述。
他所强调的科学精神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提倡在进化论指导下的自强不息精神。
严复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信奉者，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首次系统地把进化论输入中国。
他盛赞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认为：“自其书出，欧美二洲几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
论者谓达氏之学，其一新耳目，更革心思，甚于奈顿氏之格致天算，殆非虚言。
”进化论所阐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天下万物发展普遍性的法则，“动植如此，民人亦然”[4]（P16）。
这种进化不仅体现为新生的战胜衰老的，而且还表现为强健者克服柔弱者。
他高度评价西人“日进无疆”的精神，称：“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
”他慨叹中国因受封建守旧思想的束缚，沉溺于“好古而忽今”[4]（P1），固守古训，不知进取，以至落后于他人。
中国的出路惟有振作自励，自强不息，如他所说：“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与是妨生者斗。
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
”[2]（P1351）二是提倡建立在“实测”基础上的求真求实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