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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媒介公信力的提高[摘要]我国媒介公信力缺失既有长期以来的社会因素影响，也有媒介自身的原因。
我国媒体将面临境外媒体的竞争，提升媒介公信力对守卫我国的舆论阵地尤为必要。
提升媒介公信力需要政府和主流媒体共同努力。
[关键词]媒介公信力；知情权；社会公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媒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些不容乐观的事实：媒介公信力缺失。
2003年“非典”风波以后，人们开始重新关注媒介公信力问题。
1影响我国媒介公信力的因素分析媒介公信力，是媒介为公众信任的程度，是媒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在社会和受众中的信誉度、权威性和影响力，它是媒介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现代媒介必备的最有价值的内在品质。
造成我国媒介公信力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照因有下面几点：1.1政府信息公开不够媒介的社会控制理论认为，“知情权”是公众的基本权利。
“知情权”有两种含义：一是媒介有从政府处获取各种公共信息的权利；二是大众有从政府处获知各种公共信息的权利。
为权威信息的掌握者和控制者，政府拥有大量的信息，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政府信息不够公开以及政府以不应当产生“负面影响”为由干预和管制新闻等原因，媒介养成了一种“报喜不报忧”的片面报道“习惯”。
甚至在重大的新闻事实面前，媒介也要看政府的“眼色”行事，媒介逐渐失去社会公器职能。
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的知情权和国家的公权产生了直接的冲突，公众对媒介的信任度急剧下降，进而也影响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1.2媒介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由于我国新闻体制不健全，新闻队伍参差不齐等原因，新闻媒介腐败现象屡有发生。
从山西省繁峙矿难报道中11个新闻记者因受贿被查到2003年《鄂东日报》新闻寻租事件，都反映出我国新闻媒介腐败的一个侧面。
新闻媒介作为社会“公器”，理应为社会大众服务，但是一些媒介不顾肩负的社会责任，拿社会“公器”作为谋私的“武器”。
这不仅伤害了公众的感情，也极大的损害了自身的“公信力”。
1.3媒体报道与受众需求脱节我国在媒介研究的方面起步较晚，没有完整的理论指导，加上我国长期以来在计划体制的影响下，媒介竞争意识不强，对受众重视不够，根本不顾及群众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把受众作为“发射”信息的“靶子”。
媒体公信力的影响因素201240126116 王康媒体公信力，顾名思义，就是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及其强度的集合体现。
它是传媒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是传媒的立身之本。
它是媒体品牌的重要构件，是形成媒体影响的高端指标。
它也是媒体赢得竞争优势，构建核心竞争力的手段。
研究表明，大众媒介的公信力与公众对媒体的期待有关，这种期待构成了公众与媒体间的信托关系。
而信托关系实现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媒体公信力的走向。
当前影响媒体公信力的因素较多，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新闻专业素质影响媒体的公信力。
其中，真实报道、平衡不偏袒，属于新闻专业素质类；更正失误、迅速及时，属于新闻技巧类；民众立场、姿态平等、不唱高调属于社会关怀类；有超过80％的被访者认为它们是“比较重要”或“重要的”。
比较而言，在体现媒体公信力的诸因素中，新闻专业素质、新闻技巧类因素固然重要，但依然要让位于以民为本，关怀社会的新闻实践理念。
（二）媒介操守影响媒体的公信力。
有6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媒体在“控制广告比例”、“杜绝虚假广告”、“杜绝有偿新闻”、“格调高尚”、等方面“比较重要”或“重要”。
（三）读者媒介素养影响媒体的公信力。
“纸馅包子”事件说明，人们的媒介素养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会快速地使用媒体获取有用信息，更会对一个媒体的长期表现作出客观、理性的评价。
正是由于对媒体的长期持续关注，使得许多受众逐渐熟悉了媒体的选题方向、报道技巧，甚至某个媒体的新闻理念，从而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媒体印象”，他们不会因为媒体一时的“刻意讨好”而“热烈追捧”，也不会因为某个媒体的“一时糊涂”就“嗤之以鼻”，从此不闻不问。
这种长期以来与民众形成的互信互动实质上就是媒体公信力的集中体现。
北京电视台“纸馅包子”很有代表性，人们既为它的造假而痛心，但北京电视台的《透明度》长期以来是一档关注民生，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替民众排忧解难，富有鲜明平民色彩的栏目，它和北京电视台的其他栏目一道已经在公众心中形成了品牌，获得了多数人的信赖，因此尽管出现了假新闻，但在道歉后依然获得了公众的认同。
媒体传播影响力分析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现代媒体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
然而，媒体的传播影响力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媒体的传播影响力是指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对公众的观念、认知和行为所产生的影响程度。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媒体传播影响力的影响因素、影响机制和影响后果，并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影响因素1.信息的真伪性信息的真伪性是媒体传播影响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当媒体传播虚假信息，会导致公众的思想偏差和行为误导。
因此，媒体应当保证所传播的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防止虚假信息流传。
2.媒体平台的影响范围不同的媒体平台在传播影响力方面有着不同的影响范围和力度。
例如，传统媒体在特定地域和人群中影响力较大，而网络媒体可以迅速传递信息且影响范围广泛。
因此，媒体应该根据自身特点来选择合适的传播平台，以扩大影响面。
3.传播策略媒体在传播影响力时要注重传播策略的选择。
例如，当需要提高某一产品的认知度时，广告可以是一个有效的传播方式；而当需要传递某一社会事件时，新闻报道则应该包括尽可能多的客观信息。
媒体应根据所传播信息的特点进行不同策略的选择。
二、影响机制1.认知影响媒体所传播的信息通过视觉和听觉等方式进入个体的注意领域，形成了某种认知或态度，进而对个体的行为产生影响。
媒体的传播影响力在这一机制下主要是通过塑造受众的认知和态度来影响其行为。
2.社会化影响媒体的传播影响力还可以通过社会化机制影响受众。
例如，在某一社会事件中，媒体的报道可以形成一种社会舆论，进而影响个体的态度和行为。
此时，媒体的传播影响力主要表现为社会网络和社会影响力。
三、影响后果媒体的传播影响力对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例如，当媒体大规模宣传某一产品时，会带动消费市场，进而带动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增长。
同时，当媒体传播虚假信息时，可能会导致社会的恐慌和失信，阻碍社会发展。
四、对策建议1.加强媒体人员素质的培养和管理，保证媒体专业性和信誉度。
2.加强政府对媒体的监管和引导作用，促进媒体的良性发展。
《主流媒体公信力现状与对策研究》篇一一、引言在信息化社会，主流媒体作为传播信息、引导舆论的重要力量，其公信力对于社会稳定和和谐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传播渠道的多元化和传播速度的加快，主流媒体的公信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本文旨在探讨主流媒体公信力的现状、成因及解决对策，以期为提升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提供参考。
二、主流媒体公信力现状1. 信任度下降随着网络媒体的崛起，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丰富，而一些虚假信息和谣言的传播，使得公众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度下降。
2. 内容同质化部分主流媒体在内容上缺乏创新，同质化现象严重，导致读者产生审美疲劳，对媒体产生厌倦感。
3. 传播方式单一主流媒体在传播方式上过于依赖传统模式，缺乏与新媒体的融合，无法满足现代受众的多元化需求。
三、公信力下降成因分析1. 媒体竞争加剧随着媒体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部分主流媒体为吸引眼球，追求点击率和收视率，忽视了信息真实性的重要性。
2. 监管不到位部分地区对主流媒体的监管不到位，导致一些媒体在报道中存在夸大事实、歪曲事实的情况。
3. 舆论环境复杂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一些不实信息和谣言的传播，对主流媒体的公信力造成了负面影响。
四、提升主流媒体公信力的对策1. 加强内容创新主流媒体应加强内容创新，提高报道的独特性和深度，以满足现代受众的需求。
同时，要注重提高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增强公众的信任感。
2. 融合新媒体技术主流媒体应积极融合新媒体技术，拓宽传播渠道，提高传播效果。
例如，通过开发APP、利用社交媒体等手段，增强与受众的互动，提高媒体的影响力。
3. 强化监管力度政府应加强对主流媒体的监管力度，制定严格的法规和标准，确保媒体在报道中遵循事实、客观、公正的原则。
同时，要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提高媒体的违规成本。
4. 提升媒体从业者素质提高媒体从业者的专业素养和道德水平，培养一支具备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媒体队伍。
中国大众传播媒介政治功能发挥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在中国大众传媒政治功能发挥过程中存在问题的深入剖析基础上，从观念、机制和手段等方面科学建构中国大众传媒政治功能良性发挥的应对策略。
标签：中国大众传媒；政治功能；管理体制大众传播媒介自诞生之日起，就不单纯是信息传递和交流的工具，它所具备的信息传播、宣传引导、意见交汇等功能。
从而，大众传播媒介具备了明显的政治属性，其政治属性的具体表现即是一系列政治功能的发挥。
一、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功能的内涵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功能包括政治整合功能、政治社会化功能、政治传播功能和政治监督功能，其中尤以政治整合功能首当其冲。
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整合功能可以从三个方面实现，即舆论过程、议程设置和把关人。
1.舆论过程的功能在于社会公众在大众传播媒介这个平台上对政治系统中的执政者所制定的公共政策进行的交流、探讨甚至争论，从而得出能被大多数人认可支持的对公共事务和政策的认识和看法，提供给政治系统的决策机构和执政者进行决策时的参考依据。
2.议程设置的功能在于研究媒体报道力度与受众关注程度之间的对应关系，通过加大报道力度影响个人认知变化，构造公众思维的能力。
3.把关人的功能在于对传播信息进行过滤、筛选，使其与社会政治需要相一致后，再呈现给公众。
这个把关人可以是新闻记者、编辑、节目制作人，或者新闻机构，如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站等。
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功能从其历史渊源即可见一斑：中国共产党人最初对于党报模式的设想源自机关刊物《新青年》，经过数次理论辨证，报刊正式被明确为“党（组织）的喉舌”。
从此开始，我国的高度政治化和组织化的传媒制度正式建立。
二、中国大众传播媒介政治功能发挥中存在的问题（一）大众传播媒介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不明晰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具有事业单位的属性，其市场主体地位不明晰，其主要表现为产权不明晰，这一点从两方面可见一斑。
一方面，企业要发展，就要有决策权，然而传媒业集团化建设、合并重组、上市融资等许多问题的决策上往往都由政府或媒体主管部门做决定，致使大众传播媒介内在发展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介没有产权致使其经营者与经营活动没有直接的利益联系，同时也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
“中国大众媒介公信力测评量表”是对中国大众媒介公信力状况进行量化表达的测量工具。
测评量表的构成指标就是媒介公信力的影响因素，测评量表的建构过程也就是媒介公信力影响因素的探索过程。
本论文所建构的测评量表主要以中国现阶段抽象意义层面的宏观媒介环境为测评对象。
媒介公信力测评量表的建构量表建构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对媒介公信力概念进行操作性定义；其次是在定义的基础上编制初步量表，并通过社会调查收集数据，对量表的各项指标进行优化。
１、对媒介公信力概念的界定媒介公信力的具体含义与社会文化背景相关联，不同国家的社会环境、媒介体制、新闻价值观、文化传统等都会影响人们对媒介公信力的思考，因此，对媒介公信力概念的普遍定义须从表象深入到内核。
信任的产生与信任双方信托和约定的实现情况相关。
民众对大众媒介的期待可以说就是民众对大众媒介的一种信托，作为“社会公器”的大众媒介，担负着实现民众社会期待的责任，这样，媒介与民众之间就建立起了一种社会约定，约定的履行情况如何，决定了民众对媒介的信任状况。
在此意义上，大众媒介的具体表现与公众对媒介的社会期待之间的契合程度，成为媒介公信力的决定因素。
本文对媒介公信力的概念界定以受众的媒介期待为出发点，将大众媒介公信力定义为：公众对于大众媒介的社会期待被落实情况所引起的公众心理感知和评价，公众的这种感知和评价也是媒介获取公众信任的能力和素质的体现。
简单的说，大众媒介公信力就是公众对大众媒介的社会期待与媒介实际表现之间契合程度在公众心理上的反映。
以此定义为基础，媒介公信力可以由公众对那些以媒介社会期待为基础的媒介表现的评价来体现，这也是建构大众媒介公信力测评量表的理论基础。
人们对媒介的社会期待是媒介公信力的研究起点。
２、对媒介公信力测评量表指标的甄选量表的建构遵循两个基本原则：“准确”和“简明”。
一般来说，量表的指标应尽可能简单，但过于简单又会影响到量表的准确性，因此在［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５６８５（２００６）０９－００５７－０５中国大众媒介公信力影响因素分析□靳一（清华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４）［摘要］本论文基于社会调查数据，对中国大众媒介公信力测评量表的因子结构也就是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并对其特征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媒介公信力；影响因素［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２［文献标识码］Ａ［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７－０２［作者简介］靳一，清华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博士后。
５７量表指标甄选过程中需要同时依据这两个原则进行斟酌。
对媒介公信力测评量表指标的甄选经过了两个基本步骤，首先是从量表的准确性原则出发，对指标是否适合作为评判准则、以及重要性程度如何进行考察。
第二步骤则从“准确”和“简明”两个角度对媒介公信力的指标和因子进行综合分析。
步骤一：媒介公信力影响因素（指标）探索通过对以往研究资料的整理以及焦点访谈、开放式问卷等几个步骤，归纳出了３２个可能会影响媒介公信力的媒介行为表现，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中国公众对媒介的期待，将其编制为５分量表（从“完全不重要”到“非常重要”），构成了“媒介期待量表”。
用社会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样本数６９２），对３２个题项的均值、因子负荷、信度系数、意见分布偏度等统计数值进行综合分析，得出每一题项的“重要性指数”，是甄选量表指标的重要依据之一，指数得分较低的题项可以考虑从量表中删除（３２个题项重要性指数由７．５至２．５不等，详略）。
步骤二：媒介公信力因子结构探索以２８个题项构成的“公信力测评量表”［２］为基础，通过项目检验、探索性与证实性因子分析等几个步骤，对题项进行进一步的甄选，最终得到了较为简洁的，由１８个指标、４个因子构成的媒介公信力测评量表。
４个因子根据指标含义分别被命名为：新闻专业素质、社会关怀、媒介操守、新闻技巧。
量表指标与因子构成以及相应的重要性指数见下表：中国现阶段媒介公信力影响因素特征分析与国外研究结果相比，中国现阶段媒介公信力影响因素呈现以下特征：１、为老百姓说话的媒体更可信从量表指标与因子的重要性指数来看，“社会关怀”因子的重要性指数最高，可见媒介“社会关怀”方面的表现对公信力的影响力最大。
只要是涉及到“民众利益”的题项，无论是因子指标指标重要性指数因子重要性指数新闻专业素质真实报导，新闻报导不含虚假、猜测和虚构的成分７．０６．８３新闻报导准确无误７．５对新闻事件完整报导，不回避新闻事件中的任何重要事实６．５对有争议的新闻，平衡报导争议各方的情况，不偏袒任何一方７．５客观呈现新闻事件原貌，不加入报导者的偏见６．５尽可能报导一切民众想知道的新闻事件６．０社会关怀站在社会大众的立场上，关注最广大民众的利益７．５７．２０关心处于困境的弱势群体，比如农民、下岗职工、残疾人等７．５敢于针砭时弊，批评性新闻比例高、批评力度大６．５媒体以平等的姿态面对读者观众，而不是高高在上、傲慢自大７．５新闻报导实实在在，不唱高调、不打官腔７．０媒介操守广告比例适当５．０５．８８不发布虚假广告７．５不刊播广告新闻、有偿新闻、软广告４．５新闻格调高尚，不随意炒作粗俗不雅的新闻６．５新闻技巧新闻报导迅速及时，有时效性７．０５．１７能够对复杂的新闻事件提供有深度的分析和解释４．５能够经常有独家新闻４．０５８哪个文化层次的人群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媒体作为社会最广大民众代言人的角色，起码是现阶段中国公众对媒体的强烈寄托和要求，能够满足这种要求的媒体就能够较多赢得公众的信任。
当然，随着关注普通民众、舆论监督等行为在各个媒体的普及，媒体为弱势、普通民众代言已经不像早期那样具有震撼力，但“为老百姓说话的媒体更可信”无疑已经成为目前中国公众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心态。
２、“专业主义”让位于“社会关怀”从量表的重要性指数来看，媒介的“专业素质”，即真实、准确、完整、客观、平衡、全面等新闻专业主义要求也是媒介公信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因子重要性指数仅次于“社会关怀”达到６．８３，这与国外的公信力研究结果类似。
可见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媒体最为基本的要求都有共通之处，这也许正是新闻的本质和价值所在。
但值得关注的是，国外对媒介公信力的研究以“专业主义”作为公信力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一般不包括“社会关怀”因子。
而在中国，“社会关怀”因子对公信力的影响力高于“专业主义”因子，这种倾向在文化程度较低的民众中更为明显。
观察题项的重要性指数，可以发现不仅“准确”、“平衡”、“真实”、“完整”的重要性落后于“民众立场”、“姿态平等”、“关注弱势群体”，而且“客观无偏见”这个在西方新闻理念中非常重要的专业主义要求，在３２个题项中的重要性仅排在了第１４位，而且数据显示本科以下学历人群对“客观”的重要性评价显著低于高学历人群。
联系现实，的确可以找到媒体有违客观公正的行为却得到了民众广泛支持的案例。
最为典型的就是“张金柱撞人案”的司法审判过程，张金柱被执行死刑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媒体所营造的舆论压力的影响。
而从网络论坛中受到广泛关注的“宝马车撞人案”、“刘庸黑社会案”、“女教师黄静离奇死亡案”的网友发言来看，当受害者属于弱势一方，而被告又被传言有这样那样的“靠山、背景”的时候，几乎为被告辩护的任何个人或媒体都会被认为是不可信的，相反对被告的指责（无论这种指责是否有足够根据、是否客观公正），则一般被认为是可信的。
２００５年全国２８个城市有关新闻媒介的调查显示（样本数５５３２），民众对于新闻“客观性”的确有一些特殊的认识。
当问到“您认为媒体通过舆论力量干预司法审判程序，是否合理？”，２５．７％的受访者选择“不合理，媒体不应该超越自己的职责范围”；２８．１％的人选择“在中国现阶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１６．４％选择“完全合理”；另有２９．８％表示“不清楚”。
也就是说有七成多的人会不同程度接受媒介对司法程序的干预。
近三成的被访者认为“在中国现阶段，媒体干预司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就是说虽然知道干预司法不应该属于媒体的职能范围，但又认为在“现阶段”的特殊社会背景下却是具有合理性的。
那么“现阶段”究竟意含了什么样的社会背景？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本研究仅从社会信任的角度进行简单的分析。
２８城市调查对１４个主要公共机构的公信力进行了调查（用０－１０直接打分）。
数据显示，公共机构的公信力普遍低迷，对“军队”公信力评价最高（７．８６），其次是“人民代表大会”（７．６５）、“全国政协”（７．４０），“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得分排在第４位（７．２４），信任度高于“法院”和“公安机关”（分别为７．０８和６．８５）。
综合以上分析，在公共机构普遍无法取得民众高信任的社会背景下，公众对媒介寄托了较高的社会期望，这种期望有时甚至超出了媒体自身的权力范畴（比如希望媒体扮演“包青天”的角色），以致媒体有可能会为了“民心所向”而干预司法甚至妨害客观公正。
媒介究竟应该是报道者、解释者还是批判者，一直以来也存在不同的看法。
往往在社会变动时期，民众普遍会对媒介寄予较多的社会参与期望。
比５９如６０年代的美国，由于社会问题较多，很多人对媒介“中立守门人”角色报以质疑和批判的态度，认为媒介应该担负更多的社会责任，主张记者应该以参与者的身份为社会弱势团体的利益服务。
所谓“凡存在即有其合理性”，民众对媒体的这种社会期望，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对媒体的信任或不信任，无疑是中国现阶段特殊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是中国媒介公信力研究所要面临和关注的研究背景。
３、“媒介操守”、“新闻技巧”成为公信力评判的次要准则“媒介操守”和“新闻技巧”对于媒介公信力的影响力明显低于“社会关怀”和“专业主义”，属于公信力评判的次要准则。
数据显示，媒体为了追求利润而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比如渲染凶杀暴力新闻、虚假广告泛滥、有偿新闻等，已经成为媒介公信力的影响因素。
而且，数据分析显示，对于媒介操守问题的重视程度与民众的文化程度显著相关，文化层次较高的人对媒介操守问题表达了更为强烈的态度。
同时也与民众对新闻炒作、有偿新闻的辨识能力显著相关［３］。
可以推测，随着人们文化程度和新闻辨识能力的提高，媒介操守对媒介公信力的影响力应该呈现逐步上升趋势。
“是否刊播虚假广告”是媒介公信力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在３２个题项中排在第２位）。
与此同时，人们对目前媒介在“不发布虚假广告”方面的实际表现则打出了４．９７的最低分（满分１０分），可以说，虚假广告是目前媒介公信力的致命因素。
媒体在新闻技巧方面的表现对媒体的公信力也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高学历人群对媒介的新闻技巧更为看重。
４、媒体与官方的关系成为最大分歧初步量表的３２个题项中，被删除的题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关媒体外在形象的题项（包括得到周围人好评、媒体历史悠久、媒体规模大等），主要是由于对媒介公信力的影响力较弱而被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