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影响研究要注意的几个问题1、理解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影响实现的五个条件；2、了解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三种类型。
1、比较文学影响的“外来性”与“隐藏性”；2、如何理解“影响”与“接受”、“影响”与“模仿”、“影响”与“类同”之间的关系。
（一）何谓“影响”？“影响”的概念，强调“外来性”。
苏联学者约瑟夫曾经说过：“一位作家和他的艺术作品，如果显示出某种外来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又是他的本国文学传统和他本人的发展无法解释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位作家受到了外国作家的影响。
”（《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8页）鲁迅先生的小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大约仰仗的全是先前读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其实正是如此。
从《狂人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俄国小说家果戈里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在其小说《药》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这是鲁迅先生自己曾经讲到的。
鲁的小说是最好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对象。
可惜，到目前为止，比较文学研究界还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鲁迅冰心如不读泰戈尔的诗，就不可能写出像《繁星》和《春水》这样的“以精致的短句表达零碎思想”的小诗。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比较文学的“影响”，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在外力作用下的结果。
冰心泰戈尔影响研究，同样强调“隐藏性”。
这是指影响的存在不是一种显在的形态，而应是融入到现有的作品之中的。
如果能从中看出明显的痕迹，那就只是一种模仿，而不是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影响。
因为所谓“影响”，是存在于有自己独立性的作品之中，作品都不是自己的，谈何影响？外国文化对一个作家是不是产生了影响，作家本人的说法最有说服力。
赛珍珠的中国题材小说，深受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
有记者问她，阅读中国小说是不是影响了她的英语写作风格，她说：“没错，我想是的，但我认为《圣经》对我的写作风格影响更大些，我想《圣经》和中国小说均对我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The New York Times,Nov.20,1938）有必要将相关的“三对概念”进行区分。
1、“影响”与“接受”。
“接受”只是一种阅读体验，仅表明影响的潜在性。
有的作品读者很多，对文学创作却没有发生什么影响。
据研究认为，美国小说《飘》，在40年代后期的国统区曾一度风行，却没有对当时的创作产生任何影响；而有的作品读者少，却对某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但丁《神曲》，无论中外，其读者都相当少；但是，从法国波特莱尔到美国艾略特等人的作品中，都可以依稀看到其影子。
在长诗《荒原》中，英国都城伦敦深陷在罪恶的深渊之中，让人们联想到但丁“地狱篇”所描写的情景。
如果我们将“影响”的过程分作三步：作品力量——阅读经验——创作因素，那么，影响不是一种单向的发射，而是相互作用的，必然在作品中体现出某种“可见性”。
所谓”可见性”，即要在新的作品中转化为一种创作要素，并成为其有机的、统一的结构的一个部分。
2、“影响”与“模仿”。
“模仿”是作家尽可能地将自己的创作个性服从于另一个作家；而“影响”，则是某种文学现象的“创造性变形”，被影响的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在本质上是属于自己的，具有完全独立的审美价值。
鲁迅的小说《伤逝》，的确是受到了挪威作家易卜生戏剧《玩偶之家〉》影响。
但“子君”形象，并不是“娜拉”形象的“亦步亦趋”，而是融入了鲁迅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思考：既需要独立的意志，也需要相应的政治和经济环境。
3、“影响”和“类同”。
“类同”指没有任何联系的两部作品在风格、结构、情调或观念等方面的近似。
而“影响”的产生，必须有时间上的先后、因果上的机遇等，也就是说，它需要有明确的事实作依据，能够得到实证。
废名小说《竹林的故事》，展示了儿童飘忽不定的思绪，有人说它很像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废名感到意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伍女士的作品；后来他找来一看，也觉得相象。
两位作家身居不同国家，素无接触，写作方法竟十分相似，这只能解释为“类同”。
“影响”定义：所谓“影响”，是指一国作家从外国作家、作品中获得一些新的思想与艺术因素，并有机地融入到自己的创作过程中去的现象。
一是“外来性”，在本民族的文学传统中无法得到解释；二是“融入性”，的确是在新的作品中发生了变形，产生了意义。
一个杰出的作家往往并不讳言自己曾经接受别国作家的影响，如鲁迅、茅盾。
任何一部作品完全具有独创性，是不可能的。
就像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专家梵•第根先生所说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
”（〈比较文学论〉第7页，上海：商务，1937）。
有人将《红楼梦》与《追忆逝水年华》对比，认为后者受到了前者的影响；如果普鲁斯特连《红楼梦》都没有读过，你很难说它受到了影响。
如果在二者之间没有影响的事实发生，那只能做为平行研究的对象，而不能做“影响研究”的对象。
《红楼梦》《追忆逝水年华》（二）“影响”实现的五个条件要从事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就要关注“影响”是如何实现的。
根据梵•第根的理论，影响的实现主要有以下五种要素：1、影响者的条件：要有释放能量。
影响者作为施动者应具备释放的能量，必须在某些方面处于优越或领先的地位。
平时说某人能量很大，说是因为他处于优越地位，他的意见能够左右别人。
讨论一：20世纪的西方文论，无论在文学观念上还是方法上，当然都领先于中国。
中国古代文论至今没有实现现代转换，许多东西的确是不太好运用于现今的文学批评实践中。
因而西方文论，对于中国文学与文学批评就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种影响的产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别人具有释放能量，而中国文化只有处于被接受的地位。
西方文学批评中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原型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生态批评、新批评、读者反应批评等，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有中国学术期刊网上的数千论文为证。
也有一系列的著作与论文“某某批评在中国”之类。
20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对于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体系的构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只要读一读蔡仪与以群主编的文学理论教材与童庆炳、孙文宪主编的文学理论教材，就可以明确地认识到这种影响。
不是说提到姚斯、弗洛伊德、艾布拉姆斯、韦勒克等人的名字，而是整个的体系。
2、接受国的条件之一：社会环境。
能不能产生影响，还有一个适合于产生影响的条件，即接受国的社会环境，正如生命的生长需要阳光与土壤。
第一，政策环境。
政策对于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发展特别重要，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讨论一：康乾闭关锁国，实行海禁，就让中外文化交流处于中断；象《康熙帝国》中，容妃所面对传教士都不知情的情形。
其实我认为中国只有汉唐时代比较开放，明代以后就渐趋保守，因此落后于人。
明代西方传教士利玛窦说明朝的军队。
《康熙帝国》讨论二：邓小平所倡导开放，则让中西文化交流十分顺畅，成果丰硕。
邓小平可能由此留名青史。
我给研究生专门讲过一次邓小平的一生，引起过大家的兴趣。
30年来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一直处于通达形态。
从文学各类型的翻译来说，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超过前七十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正在大规模地重译经典文学作品。
影视作品大量引进，像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日本的动画作品、韩国的电影与电视也很风行。
《泰坦尼克号》第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讨论一：卢梭以其坦白的个性、对人类的热忱、为人权而战的勇毅，深深地影响了美国；民主、自由、人权的观念的建立，与他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而他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的影响则比较弱，这与中国人重“中和”与“群体”的价值观念、温和的与有距离的处世原则和保守的传承性强的政治制度，有着很大的关系。
卢梭拜伦讨论二：英国诗人拜伦在中国的影响，也可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
他那放纵与淫荡的一面，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与行为，中国译者就故意略去不书，因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缺少这一部分，或者说不能容纳这样的人品与诗品，因而他在中国的影响的实现就产生了很大的变异。
中国历史上禁书是相当多的，除了极端的就是黄色的，如《金瓶梅》《废都》之类小说作品。
3、接受国的条件之二：艺术传统。
讨论一：如果接受国的艺术传统十分深厚，阻力就会较大；像十四行诗进入中国，未能形成气候，与中国本来是诗的国度有关；另一个方面，西方叙事文学可以长驱直入，晚清时期的翻译小说就特别繁荣，与中国叙事文学不发达，有直接的关系。
西方三大十四行诗人：意大利的彼德拉克、英国的莎士比亚与白朗宁夫人及其作品，虽然有不少中国读者都知道，但他们的诗是不受一般读者重视的，远不如唐诗、宋词。
这就说明中国的诗歌源远流长，艺术传统非常深厚，就阻挡了西方这种格律诗在中国的影响的全面实现。
中国的文学传统中，抒情文学远胜于叙事文学，这是中外学者的共识。
小说与戏剧文体在中国的产生是比较晚的，并且少有史诗与悲剧作品。
因此，西方的以小说、戏剧、史诗为标志的叙事性作品从晚清传入中国，即大行其道，并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就不是偶然的了。
如果中国叙事文学比较发达，也许西方叙事文学对中国的影响的实现就是另一种形态。
所以，晚清开始的“林译小说”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一大奇观，一个不懂外文的人却成了一个杰出的翻译家。
紧接着，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主要是小说翻译与戏剧翻译，戏剧中主要是以对话为主的话剧，话剧是以故事、情节、人物为核心的文体。
以此而论，接受国的艺术传统在文学影响实现中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
讨论二：从文学思潮的层面而言，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下的当代先锋小说之所以隐藏，就与缺少一定的读者群有相当关系，中国虽然有《聊斋》，却并无“魔幻”的传统。
孔子说：“不语怪力乱神”，这也成为中国文学的一种传统。
论文写作的选题问题，非常重要。
4、接受国的条件之三：时代机遇。
当接受国的文学传统面临解体时，外来思想和技巧很容易被当作新的因素，结构到新的文学中去。
“五四”时期和80年代中期小说，外来因素成为必然，就是因为传统的文学在当时都面临一种解体的局面。
讨论一：五四时期，中国古典诗歌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荣光，诗人们也无论如何不能创新了，也许说不上解体，但的确是处于迷茫之中；当时的古戏，也没有产生什么惊天动地的新作品，演出的都是传统的一些传统的剧目，其实是处于一种解体的形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文学就容易进入中国文学界，并当做新的东西来提倡与介绍。
讨论二：20世纪八十年代，五、六十年代所建立起来的以政治为中心的文学和以战争思维为基础形成的阶级斗争文学完全解体，小说中的“高、大、全”人物系列，如《欧阳海之歌》、《金光大道》等；戏剧中的“八个样板戏”：《红灯记》、《海港》、《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红色娘子军》等，算是好的；但也被抛弃。
5、被影响者内在条件：个性与气质。
被影响者在思想、气质、个性等方面与影响者的共鸣，则是影响产生的主观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