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传统结构的可能性：近代诗人黄遵宪启示录黄（遵宪）于诗本无知，特以谀我而已。
——郑孝胥❀黄遵宪以诗界革命三杰之一的称号享誉于近代（见梁启超《饮冰室诗话》）。
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同时以及后世诗人有关黄遵宪的评价历来莫衷一是。
褒者如同时之陈三立、范当世等，目其为“自辟町畦”的一代大家。
然而如郑孝胥等诗人有关黄遵宪的批评亦不绝如缕。
即使是钱仲联也不得不指出“传诵一时之《今别离》四章、《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诸作，笔路粗疏，大似张船山一路，并不见佳。
”（《梦苕盦诗话》）这种现象或许正如黄遵宪自己在《冯将军歌》中所云：“将军剑光方出匣，将军谤书忽盈箧。
将军卤莽不好谋，小敌虽勇大敌怯。
”一个勇于尝试的创新者，必然毁誉参半。
作为诗界先驱的黄遵宪，也不可避免地承担着“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性代价。
一、所谓的“诗界革命”今天我们对黄遵宪的推重，大抵是从梁启超的“诗界革命”之说因袭而来。
但是黄遵宪是否真的起到了对当时诗风的一种革命性作用，这个问题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黄遵宪本人在《人境庐诗草》等著述中，并没有任何明确表示支持或参与到所谓“诗界革命”的相关论述。
而和他交好的大诗人丘逢甲，更是在《论诗次铁庐韵》中如是写道：“迩来诗界唱革命，谁果独尊吾未逢。
流尽玄黄笔头血，茫茫词海战群龙。
”处于所谓“诗界革命”潮头的两大巨子——黄遵宪与丘逢甲，他们本身对“诗界革命“这种潮流，更多是一种不置可否甚至不以为然的中立态度。
连被奉为旗帜的巨子，都本质上并不曾参与到其中的“诗界革命”，能够承担起革新近代诗风的重任吗？还有一个事实，或许也可以作为我们重新审视“诗界革命”实际影响的参考性材料。
钱锺书之父钱基博先生以集部之学著称于世，并在1930年完成了《现代中国文学史》这一部煌煌大著。
其序言中如是写道：是编以网罗现代文学家，尝显闻民国纪元以后者。
略仿《儒林》分经叙次之意，分为二派：曰古文学，曰新文学。
每派之中，又昭其流别；如古文学之分文、诗、词、曲，新文学之分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