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传统工艺美术，以玉雕、牙雕、雕漆、景泰蓝、花丝镶嵌、京绣等技艺最具特色。
北京由于其得天独厚的文化历史条件，传统工艺巧匠云集，名师荟萃，以历史悠久、品种繁多、技艺精湛、典雅名贵而享誉海内外。
北京传统工艺美术技艺，上承明清时期的工艺传统，从明朝的少监府到二十四衙门，清朝的清官内务府造办处的四十二作，到清末时期的工艺局，民国时期的民间作坊，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业，但制作的工艺品仍以延续传统技艺与传统题材为主，少有创新。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传统工艺美术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转机。
自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这17年时间对于历史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北京传统工艺美术是具有重要意义的17年。
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传统工艺恢复阶段还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发展阶段，北京传统工艺美术行业设计制作了许多有别于传统题材而独具新中国文化特色的工艺品。
这些艺术品因其题材的特殊性以及鲜明的时代特色，其稀缺性可见一斑。
传统工艺的新中国记忆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得到了足够的重视。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的传统工艺应该走何种发展道路，如何在工艺上继承传统，在样式题材上突破传统成为传统工艺发展的主要方向。
1949年8月，开国大典还在紧张的筹备当中，市政府就邀请梁思成、费孝通、徐悲鸿、林徽因、高庄、吴作人、马衡等专家学者举行座谈会，请各位专家献计献策。
专家们一致认为，新中国工艺美术要有新的面貌，要制作出具有新时代特点与新中国特色的作品，求新求变成为新中国成立后17年北京传统工艺美术设计制作的主题。
新中国成立后17年，北京传统工艺美术行业的发展先后经历了手工业合作社、公私合营手工业工厂、集体所有制企业几种不同的经营方式，这是一种有别于明清时期和20世纪上半叶全新的发展方式。
传统工艺美术品包含着深厚的文化与历史，它的审美趣味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带有强烈的时代性。
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量“百花”题材的工艺美术作品出现，正是为了响应毛泽东主席1956年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思想而制作的，成为这一时期北京传统工艺美术行业的创作主题。
1957年，北京景泰蓝行业制作了一对高1.73米、最大直径0.9米，瓶身绘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图案，名为“龙耳尊”的大瓶。
还有玉器行业也制作了玉雕百花篮，象征了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大繁荣。
这一时期，北京传统工艺美术行业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设计出新的表现题材，即使在“文革”时期这种趋势也很明显。
玉雕行业，既有继承传统样式的佛像、仙人、仕女等题材，如仕女、观音，也有神话、故事题材的月宫嫦娥、西施梳妆等作品。
最具特色的是出现了大量以领袖、名人、农民、儿童为题材的玉器作品。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主席视察黄河为题材的白玉《河清有日》，毛主席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的白玉作品《工地上的太阳》等。
1958年，玉雕大师王仲元创作的翡翠三秋瓶瓶身饰以黄瓜、扁豆、蔬菜等图案，以此歌颂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新面貌。
牙雕行业，以传统的仕女、老人、佛人、武人、花卉、小活、兽等几类为主，有一些反映新中国面貌的大型牙雕作品面世。
这些反映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牙雕作品的出现，改变了北京牙雕工艺品以古装美人、果蔬一类等传统题材占主流的面貌。
如反映新中国少年儿童精神风貌的牙雕作品《红领巾》《少先队员》等。
还有一些作品，如《翻身曲》《草原英雄小姐妹》《新农民》等，都是反映了新中国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的佳作。
长期以来，景泰蓝工艺品固守传统，以梅兰竹菊四君子、富贵多寿、凤穿牡丹、鹤寿延年、五福捧寿等吉祥纹饰为主要装饰。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生活题材和革命题材的作品。
如红领巾少年喂鸡养兔的场面、解放军战士搀扶农民老人的军民一家亲的题材，都十分具有新中国时代特色。
1966年，由工艺美术大师钱美华设计的景泰蓝金秀瓶，造型简约流畅，选取了南瓜、白菜、豆角花为图案进行装饰，生活味道浓厚，突破了传统的图案设计思路。
另一件《万里长征第一关》，更是歌颂红军的革命精神。
雕漆行业也出现了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品，如庆祝丰收的场面、红领巾形象；有表现新中国面貌的作品，如寓意和平的和平鸽形象、新中国国庆庆典场面等等。
更有以全国各地的名胜古迹，特别是北京地区的新建景观为题材来装饰雕漆作品，如剔红十三陵水库插屏。
新中国特色的经典名作
新中国成立的30年时间里，一些具有特殊时代意义的经典名作，成为了“国宝级”的珍品，
被珍藏在国家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馆以及各大收藏机构内。
这些作品也成为北京传统工艺美术行业内的知名艺人的代表作。
其中，以牙雕、玉雕作品最具代表性。
牙雕《颐和园》，1952年由杨士惠设计，并与杨士忠共同制作完成的大型作品。
这件牙雕作品重达10多公斤，运用了圆雕、浅浮雕、镂空雕等技法，以精巧的设计表现的是在以北京西郊颐和园万寿山前正在欢庆新中国成立的人民群众，其中的排云殿、长廊、石舫等建筑遗迹以及人物形象，被一一雕刻描绘，生动形象。
这件作品被中国政府作为国礼赠送给当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皮克，以庆贺他80岁寿辰。
牙雕《飞夺泸定桥》，长101厘米，20世纪50年代末创作，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作品。
以革命历史事件为表现题材的代表作品。
整组牙雕由四部分拼组而成，底层是翻涌的江水，借鉴了中国传统绘画中海水波浪的表现手法，叠叠层层，浪打水拍。
江水两头则分别用写意的手法，立体雕刻了两组山石之上耸立云间的城楼，四周被松树围绕。
两座城楼之间的“铁索桥”则是用牙雕的“链子雕”技艺镂雕而成的“链活”，环环相扣，勾连两端。
桥中心则是一组肩扛红旗，奋力拼杀向前的红军战士，对他们英勇无畏的刻画，把这一惨痛而悲壮的历史时刻定格，给观者以身临其境的感觉。
白玉《毛泽东像》，由玉雕大师王树森1964年创作。
高24.5厘米，宽9厘米。
选用了一块品质极佳的羊脂白玉制作，玉质温润。
以毛主席经典的身穿军大衣，一手背于身后，一手挥手致意的全身像为造型。
王树森将毛主席的神态刻画得精神奕奕、面目慈祥。
此形象在“文革”时期被各类大型毛主席雕塑大量使用。
珊瑚《六臂佛锁蛟龙》，由玉雕大师潘秉衡在1960年设计。
高28厘米，宽24厘米。
其设计灵感来源于1958年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发出“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
潘秉衡结合这些历史事件，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以佛喻人，把蛟龙当做黄河水患的象征，用佛来控制蛟龙，抑制洪水。
这件作品是当时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典型作品。
玛瑙《少年献花》，玉雕大师王树森在上世纪50年代制作。
利用了白色玛瑙原石中的红色杂质，采用俏色手法，以白色部分表现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少年形象，红色部分被巧妙地雕刻成手持的鲜花，白人红花，泾渭分明，巧夺天工。
其他具有新中国特色的名作还有：表现领袖人物的牙雕《毛主席走遍全国》《东方红》；祝愿新社会美好生活的玉雕《和平鸽》《兄妹开荒》，牙雕《丰收》《献马图》；反映1959年国庆10年时首都群众天安门游行盛况的牙雕《天安门》；表现革命题材的牙雕《百万雄师渡长江》《井冈山会师》《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女投江》等。
独特题材彰显收藏价值
北京传统工艺美术作为地方特色，其技艺水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燕京八绝”的说法为时人所津津乐道。
北京传统工艺美术作品一直以来在收藏市场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尤其是在“非遗热”的影响下，收藏现代工艺美术大师的作品成为一种风尚。
加之近年来“红色收藏”一直是收藏市场的小热点，新中国特殊题材的工艺美术品恰恰是对“红色收藏”的一种呼应。
但又区别于经常见到的像章、纪念章、邮票、宣传画等，在技艺、材质和题材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技艺继承了前代，又有所突破，成为其收藏价值的保障。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传统工艺美术在技艺上较之以前有了新的突破，和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相比，传统的宫廷艺术品的制作工具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了很大的变革，电动工具的使用解放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但创作的主要工序和关键部位仍以手工为主。
如牙雕使用了蛇皮钻，使纹饰的艺术表现力更强。
玉器行业抛弃了笨重的“水凳”，使用电动工具做活。
其次，无论是牙雕、玉雕、漆器或者景泰蓝工艺品，本身就因其原材料贵重而价格不菲。
尤其是象牙和玉料，由于原料日益枯竭，更是在近年来被抬到了天价的位置，翡翠、白玉更不能为普通人所拥有。
行业内的大师们普遍认为，新中国成立时期的料质要优于近年来所开采的。
新中国成立后17年时期制作的工艺品，其原料的品质有极高的保障。
最后，新中国题材的传统工艺美术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
由于那个特殊的时代已经远去。
此类题材的传统工艺品在今日一般不会再制作。
因此，这些工艺品作为岁月的见证者，其鲜明的时代烙印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创作题材，是收藏此类工艺品最大的收藏价值
所在。
尤其是涉及到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其收藏价值更高。
加之当时的生产能力有限，又主要生产传统题材以满足出口创汇的需求，新中国题材的制作数量较少。
而制作此类作品的时间段有限，不像传统题材的作品，直到今天还在不断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