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class="article_tit"> 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美学思想及其影响</div> <span>作者 : 杨莉</span> <p> 摘要：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都提出过自己的美学观点。
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就诗的本质、目的、题材、形式、想象力等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美学主张。
济慈的唯美主义、消极感受力与雪莱的柏拉图主义等为后世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参考。
梳理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美学思想，从诗歌的题材、想象力和语言等角度讨论了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的美学主张，分别阐述济慈与雪莱的柏拉图主义与唯美主义以及济慈的消极感受力：从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文学审美价值观和自然观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浪漫主义美学思想的影响。
<br/> 关键词：美学思想；唯美主义；柏拉图主义；消极感受力 <br/> 中图分类号：1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2-0077-04 <br/> <br/> 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大多集创作家与文论家于一身，他们不仅创作出一大批脍炙人口、流芳百世的诗歌作品，而且在诗学理论上他们也颇有建树。
诗评家认为，在对待浪漫主义的美学原则这一问题上，浪漫主义诗人并未有过真正的一致，即使是同属第一代浪漫派的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也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同属第二代浪漫派的雪莱与济慈也不例外。
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雪莱以系统的论述提出了自己的美学思想，而济慈的诗学观点则散见于其致亲友的书信中。
尽管形式不同，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他们的美学思想为后世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参考，在英国文学史上，乃至世界范围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br/> <br/> 一、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的美学思想<br/> <br/> 1798年，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合作出版了《抒情歌谣集》，在其1800年版的“序言”中，二人就诗的本质、目的、题材、形式、想象力等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美学主张。
这是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共同的美学纲领，也是英国浪漫主义的宣言。
尽管如此，这样一次合作并不意味着二人在美学思想上的完全一致。
<br/> (一)关于题材 <br/> 华兹华斯把题材的选择看作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他以“日常生活里的事件和情节”入诗，选择微贱的田园生活作题材。
原因在于，在这种生活里，人们的情感更单纯、更少约束，从而有利于确切地思考和有力地表达；在这种生活里，“人们的热情是与自然的美而永久的形式合而为一的。
” <br/> 柯勒律治也热情关注题材的选择，他认为天才的征兆之一是“主题的选择和作者本人的兴趣或环境相去甚远”。
以此为标准，柯勒律治对莎士比亚的《维纳斯与阿都尼》做出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该作品的诗才让读者“仿佛并没有听别人在叙述什么，而是看见了和听见了每一件事情”。
柯勒律治认为这一效果的实现，部分是由于读者注意力的活跃，但更主要的是由于一种“疏远”，即诗人自己的情感完全超脱了他所描绘和分析的情感，而读者“被激动和被唤醒了的心灵”也能相应地摆脱低层次情感的束缚。
即 <br/> (二)想象与幻想 <br/> 如果说《抒情歌谣集》1800年版的序言更多地关乎诗歌的题材和语言，那么，1815年版的序言，华兹华斯则把重点放在了想象力上。
尽管题材重要，但仅有事件和情境的叙述和描写还不够，华兹华斯认为还要加以“一种想象力的色彩，使日常的东西在不平常的状态下呈现在心灵之面前”。
想象力在华兹华斯美学思想中的位置日益凸显。
他的自传体长诗《序曲》，就记录了他作为诗人想象力的成长过程。
华兹华斯甚至断言：“除了幻想和想象的诗以外，其他各类的诗都不需要任何特别的注意。
” <br/> 华兹华斯对威?泰勒“想象力是一种描绘的能力，幻想力是一种唤起和结合的能力”的片面区分提出了质疑，在高低层次上，他与柯勒律治观点一致，他认为想象力是一种高层次的、有意识的精神活动，而幻想只是一种低层次的、随机的心智活动。
进而华兹华斯得出的结论是，诗歌所表现的对象是由诗人的想象重新塑造的。
想象力的产生并不借助于关联意象，它来自人的一种内在力量，在不需要外在刺激的情况下就能够进行他的心灵构造。
<br/> 作为浪漫主义时期重要的理论家和评论家，柯勒律治非常看重想象力。
他认为：“诗的天才以良知为躯体，幻想为服饰，行动为生命，想象为灵魂，这灵魂无所不在，它存在于万物之中，把一切形成一个优美而智慧的整体”。
在此，柯勒律治确认了想象力作为其有机论美学的灵魂与核心的地位。
此外，柯尔律治还就幻想与想象的差别进行了区分：想象比幻想更高级，前者“本质上是充满活力的”，而后者“只与固定的和有限的东西打交道”。
因此，真正的诗人都有想象力，庸才只有幻想。
<br/> 有学者认为，浪漫主义诗歌美学原则在其最初生成之时就已经存在差异。
柯勒律治在他的《=文学传记》中就明确表示过，他和华兹华斯在合作中就明确了各自不同的分工。
二人在美学思想上的差异也给各自的文学创作带来差异：华兹华斯的多数作品基本上实践了他在序言中所宣称的“用简朴的语言写普通人的普通生活”；而柯尔律治则依赖神奇和天才的想象力来唤醒人们对远古的、超自然的或梦境幻觉的敏感。
<br/> (三)诗歌语言的来源<br/> 华兹华斯崇尚田园生活，主张诗歌语言也应来自生活于其中的人们。
“诗的正当的词汇一般在于完全采用实际生活中的人们的口头语言(应当有例外)，一种在自然的感情的影响下实际上形成人们的自然会话的语言。
”柯勒律治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田园生活产生不了好的语言。
柯勒律治认为华兹华斯许多诗作中的人物所用的语言绝不是由低微的田园生活中选出来的。
若要使人们的语言符合诗歌语言的标准，柯勒律治认为这有两个条件：一是不为人所役而又不乏必要的独立性，二是踏实的宗教教育。
显然，华兹华斯某些诗作中的人物是够不上这两个条件的。
<br/> <br/> 二、雪莱与济慈的美学思想 <br/><br/> (一)唯美主义与柏拉图主义 <br/> 济慈一生坎坷，但他并没有因个人的不幸与苦难而沉沦；相反，对于“美”的追求，他从未止步。
与以王尔德为代表的唯美主义脱离现实，一味地追求美感不同，济慈的唯美主义并不避世，他从不推卸自己应尽责任与义务。
在理性地应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幸的同时，他总是能超脱狭隘的个人情感的束缚，在富于永恒之美的艺术世界里寻找安慰，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滋养和充实。
济慈曾这样谈到自己的诗歌理念：“第一，我认为诗之惊人在于一种美妙的充溢，而不在于稀奇少有――读者被打动是由于他自己最崇高的思想被一语道出，恍如回忆般似曾相识；第二，诗之妙触切勿止于中途，而应推向极致，务求令读者心满意足而不仅是敛息屏神地等待，诗之形象要像读者眼中的太阳那样自然地升起、运行与落下――先是照耀于中天，后来庄静肃然而又雍容华贵地降落下去，使读者融入黄昏时绚烂的霞光之中，不过做诗比议论诗如何如何要难得多，这又把我带到了第三条信念――如果诗之产生不像枝头生叶那样自然，那它还是不写出来为妙。
”济慈的这三条信念无一不是围绕着“美”而展开：诗之内容美，诗之形式美与诗之生成美。
确实如此，诗歌若非有感而发，若不能给人愉悦，诗的诞生若不是水到渠成，美又何从谈起? 在雪莱的《为诗辩护》中，有不少观点受到柏拉图政治、哲学和文艺观的影响。
雪莱认为佳作的诞生，不在于苦功与钻研，而在于灵感。
“当创作开始时，灵感已在衰退了。
因此，流传世间的最灿烂的诗也恐怕不过是诗人原来构想的一个微弱的影子而已。
”“诗可以使世间最善最美的一切永垂不朽；它捉住了那些飘人人生阴影中一瞬即逝的幻象，用文字或者用形象把它们装饰起来，然后送它们到人间去……”在这里，柏拉图关于艺术是“理念的影子”的观念依稀可见。
<br/> 艾布拉姆斯认为，雪莱的柏拉图主义显然与新柏拉图主义接近，因其暗示了理念的双重的存在：一种存在于物质世界的面纱之后，另一种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
诗人有时真正表现的不仅是柏拉图式的理念，也表现人的热情和其心灵的产物。
有感于现实世界的混乱，雪莱坚信，诗是改变这一状况的武器：诗能变丑为美，去蔽显美，只有当人们的诗心被唤醒之后，才能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
<br/> (二)消极感受力 <br/> 济慈的美学思想散见于其书信中，对于想象力、真与美、消极感受力等问题，不乏自己的真知灼见。
济慈认为成就如莎士比亚一般的文学大家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品质便是消极感受力(Negative Capability)，即“一个人有能力停留在不确定的、神秘与疑惑的境地，而不急于去弄清事实与原委……对一个大诗人来说，对美的感觉压倒了一切其他的考虑，或者进一步说，取消了一切的考虑。
”阳正是因为济慈安于“处在一知半解之中”，以一种看似无为的“消极状态”，把对美的感觉放到首位，尽情地去感受美，去发掘真，才得以“攫获”“美妙绝伦的真相”。
李永毅认为，济慈的“客体感受力”(即消极感受力)“不是直接以自己的想象力去驱使表现对象，而是抑制自我意识，主动地融入表现对象，让自己的经验不知不觉地渗透进去，与它一起构成主客同一的艺术形象”。
而“客体感受力”之所以得以实现，关键在于想象力的“非主观化”的方式运作。
<br/> 受灵感说影响的雪莱在诗歌创作上也不主张急于求成，并认为这样做是无济于事的，这一点似与济慈的消极感受力相仿。
对于缺乏诗才者，他的建议是以勤补拙：“留心观察灵感袭来的瞬间，在没有灵感提示之时就用传统词句织成的文章来予以人工的补缀。
”然而。
此处的“勤”也就是雪莱所谓的诗的修养了。
雪莱把诗的能力分为积累知识和消化知识两种，而“人的过度的自私自利和计较得失”，使得消化能力不及积累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诗的修养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br/> <br/> 三、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美学思想在文学史上的影响 <br/> <br/> 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上均有重大的创新。
内容上，诗歌不再是对现实的反映或道德说教，而是诗人内心情感的自然流溢；语言上，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主张采用日常生活中朴素的语言，提倡用自然的语言表达自然的思想，反对人为的雕琢及陈词滥调。
在诗体上，他们改良或摒弃了蒲柏的英雄双韵体，诗体更加自由，更富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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