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学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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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文学的特征罗宏梅，王林魏晋六朝为中国古代史之一大关捩，其政制、思想、艺术、文化皆在各研究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文学亦然，八代文学，绍先垂后，论文章者，莫不重之。
魏晋六朝文学，与三代秦汉相较，迥然不同。
惟其不同，故而神韵独标，别具一格，使读者耳目一新，爱不释手，也惟其不斤斤于学步古人，而勇于跃出先代之藩篱，大胆创新，又备遭非难。
隋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云：‚降及后代，风教渐落。
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
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
‛[1]唐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云：‚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难。
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
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
……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
……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
‛[1]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评韩愈云：‚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2]更是说魏晋六朝‚文衰‛、‚道溺‛。
然《文心雕龙〃通变》云：‚文律运周，日新其业。
变则其久，道则不乏。
‛[3]开拓创新，不免矫枉过正，八代文学的价值终究是不可磨灭的。
故即使是‚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之五）的杜甫，‚精熟《文选》理‛（《宗武生日》）、‚转易多师是汝师？‚疾呼‚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古风》之一）的李白，也由衷地赞叹‚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而其诗歌被杜甫誉为‚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春日忆李白》）韩愈之文，清刘熙载《艺概〃文概》亦云：‚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
‛[4]口谤与心仪，洵为魏晋六朝文学接受史上的奇观。
魏晋六朝文学的发展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崇文。
先秦孔子论门人之才能时，云：‚文学，子游，子夏。
‛（《论语〃先进》）然此处所云之‚文学‛并非文章艺术的意思。
又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论语〃卫灵公》）‚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论语〃雍也》）文有修饰之意，但也与文章的修辞没有多大关系。
春秋战国的其他流派，也同样是轻视文术的。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言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此处的‚立言‛，主要指政论学术而不包括文章在内。
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先秦文学，只是以后世的眼光所作的定位，起诸子于地下而质之，他们肯定是不屑于列于文学家之林的。
两汉文学的地位有所提高，出现了许多辞赋大家，甚至汉武览司马相如之《子虚赋》而长叹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5]《汉书〃王褒传》载宣帝之语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赋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辨丽可喜。
譬如女工有绮毂，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悦耳目。
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喻、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
‛但从宣帝为辞赋所做的辩解，我们正可看出文学地位之低。
辞赋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等，也是绝不满足于辞赋家的定位的，故子云悔其少作，以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
‛（《法言〃吾子》）[6]文学地位的显著提高，魏晋是一大关键。
魏文帝《典论〃论文》云：‚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7]把文章提高到与国家大业同等的地位。
他在《与王朗书》中也说：‚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
‛随着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社会开始普遍重视文学的价值，优秀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对文学理论的探讨接踵而至，蔚为大观。
南朝宋为文学开设专馆，把文学艺术与传统的经学研究摆在同等位臵。
文学地位的提高，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发展，以至‚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
‛（裴子野《雕虫论》）其二，重情。
《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
‛[8]孔颖达正义云：‚志者，情也。
‛上古歌诗，大都皆先民情感之表露，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即是如此，其中又以风诗表现的最为明显。
到儒家兴起，建立起一套实用性质的学说，处处以礼来衡量，才渐渐使‚志‛义中情的一面剥离出去。
先秦汉初，儒家在野，尚无力推行其侈谈的礼乐教化。
迨汉武践位，雅好儒学，董仲舒献《天人三策》，得以重用。
帝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便将其思想深入渗透到每个角落，文学也自然成为政治教化的附庸。
以礼制情，陆贾《新语〃慎微》云：‚故隐之则为道，布之则为文，诗在心为志，出口为辞，矫以雅僻，砥砺钝才，雕琢文彩，抑定狐疑，通塞理顺，分别然否，而情得以利，性得以治，绵绵漠漠，以道制之。
‛[9]《诗序》云：‚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又以政教统文学，《毛诗序》论风云：‚风，风也，教也。
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又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汉儒认为文学作品的作用只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由于儒家的特殊地位，这些观点一直影响着文学的评价，同时也左右着文学的创作，从而使得作者难以直露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而必须‚温柔蕴藉‛‚归于讽喻‛，时刻想到礼乐教化，这极大地阻碍了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发展。
故清儒魏源《诗古微〃齐鲁韩毛异同论》即曰：‚美刺固《毛诗》一家之例，……作诗者自道其情,情达而止,……岂有欢愉哀乐,专为无病代呻者耶?‛[9]随着儒学在魏晋的式微，这种情况才得以改观。
《古诗十九首》等已开其先声。
《诗品》评曰：‚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
‛[10]建安文学，洋溢着浓烈的情感，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
‛[11]陆机的《文赋》更是明白的标出：‚诗缘情以绮靡‛的观点，把‚缘情‛作为诗歌创作的本质特征。
‚诗缘情‛的提出及其得到普遍的认可，彻底颠覆了之前文学领域‚言志‛一统的局面，符合了文学的发展要求，影响了后世文学的进步。
《文心雕龙〃知音》云：‚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
‛魏晋六朝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情感的强烈。
其三，求美。
追求文学的美感，这也是伴随着文学地位的提高而出现的。
《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孔子亦云：‚巧言令色，鲜矣仁。
‛在先秦，文学尚无立足之地，故文章之美感也无从谈起。
汉时文学稍彰显，葛洪《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为《子虚》、《上林》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
其友人盛览，字长通，牂牁名士，尝问以作赋。
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
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
’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
‛[12]但在当时‚诗言志‛一统的社会，这种追求文章美感的思想是倍受压制的。
《汉书卷六十四〃王褒传》载：‚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
‛所以汉代的大多数作品都极平实。
钟嵘《诗品序》即云：‚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
‛到汉末曹魏，文章地位显著提高，人们才日益认识到文章美感的重要性。
文章的美感，除内在的情感外，表现在外部的主要在两方面：一曰辞藻。
《典论〃论文》云‚：诗赋欲丽‛，《文赋》更是明确的提出‚诗缘情以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八代诗文，辞藻的日趋华丽，这在文学作品中是显而易见的。
在文学批评上也一直发展到萧统《文选序》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到萧纲《诫公大心书》的‚：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
其二曰声韵。
诗乐舞一体，文章带有强烈的音乐性，这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质。
但在魏晋之前，作家学者对声韵多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没有能够总结出其中的客观规律，从而有目的地应用到文学的创作实践中去。
对文字声韵的分析研究始于魏。
清儒阎百诗《古文尚书疏证》云：‚按顾氏《音学五书》言：文人言韵，莫先于陆机《文赋》。
余谓《文心雕龙》：‘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代。
’（《章句》）《晋书〃律历志》：‘魏武时，河南杜夔精识音韵，为雅乐郎中令。
’二书一撰于梁，一撰于唐，要及魏武杜夔之事，俱有韵字。
知此学之兴，盖于汉建安中。
‛[13]此处顾昆山所云《文赋》言韵，乃指其中‚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二句，李善注云：‚言音声迭代而成文章，若五色相宣而为绣也。
‛[14]此与‚永明体‛的倡导者沈约所云‚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之意合。
把通过音节高低调配作为创作规律写入理论著作的，确始于陆平原。
但阎氏的说法，也不无道理，盖一现象在被总结成理论规律之前，总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探索，但汉末乐师杜夔所通之‚音韵‛，似乎依然指乐器之韵。
皎然《诗式》卷一《明四声》云：‚乐章有宫商五音之说，不闻四声。
‛[15]文字声韵之学的兴起，当与佛教的传入传播有关。
《高僧传〃鸠摩罗什传》载：‚什每为（僧）睿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
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
’‛其论佛经翻译云：‚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
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作呕哕也。
‛[16]《法苑珠林〃呗赞篇第三十六》又云：‚（康僧会）博学辨才，译出经典，又善梵音，传《泥洹》呗声，制哀雅，擅美于世。
音声之学，咸取则焉。
‛[17]《高僧传〃康僧会传》亦曰：‚又传泥洹呗声，清靡哀亮，一代模式。
‛通过对西来天竺佛经的深入研究，极大地促进了汉语音韵学的科学发展。
相传，三国时即有文人雅好此学。
《高僧传〃经师论》载：‚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
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
‛正是有了这些实践研究，汉语声韵学方在南朝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封演《封氏见闻记〃声韵》云：‚周颙好为韵语，因此切字皆有纽，皆有平、上、去之异。
永明中，沈约文辞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声谱》。
‛[18]隋刘善经《四声指归》云：‚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沈氏乃著其谱论，云起自周颙。
‛[19]《南史〃周颙传》云：‚（颙）始著《四声切韵》，行于世。
‛[20]四声规律的发现者沈约等人，又是其时的著名文人，约且执文坛之牛耳，他们便自觉的把四声规律运用到诗歌创作中来，形成了影响极大的新诗体。
《南齐书〃陆厥传》云：‚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毅，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2‚1]永明体‛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影响深远，对诗歌格律的完善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