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

史记酷吏列传原文与解析《史记·酷吏列传》原文与解析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由司马迁所撰，成书于西汉初年。

其中的《酷吏列传》是史家对于官吏品行、行政风格以及政治手段的描述和评价。

本文将对《史记·酷吏列传》的原文进行解析，探讨其中蕴含的观点和意义。

一、原文解析《史记·酷吏列传》共分八篇，记载了多位具有特殊政绩的酷吏。

以下为原文片段的解析：1. “酷吏者，众呼之曰酷。

”这句话可以看出，酷吏是人们群众为他们所设定的名号，代表了他们所施行的严厉政策和手段。

2. “或言：夫吏深入民情，民亦深陷吏故。

”这段话表明了酷吏需深入了解民情，而民众则陷于吏治之中，形成了一种相互的关系。

3. “盖言事而杀之，身受之而已。

夫贵，其身多辱耳。

”这里提到，一些酷吏在言事时会采取杀人方式来推行政策，而自己身受的只是一些责难和批评。

这表明他们对个人声誉的不重视，只追求政绩。

4. “以能攘臂而君，身受克而英雄也。

”这句话表明，酷吏凭借其能力而得到统治者的任用，成功克服困难和阻力，成为了一方英雄。

二、解析意义1. 酷吏的定义：通过原文中的“众呼之曰酷”，我们可以看出酷吏这个名号是群众赋予的，并非正统的官职，而是因其严厉政策而广为人知。

2. 酷吏的手段：原文提到酷吏采用严厉手段来推行政策，甚至有时采取杀人方式。

这表明酷吏在实施吏治时，不择手段，甚至违背正义、伤及无辜。

3. 酷吏的价值观：原文中提到的一些酷吏，他们不计个人声誉，只看重政绩，以此来衡量自己的成就和地位。

这种价值观突显了个人目标和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

4. 酷吏的影响：酷吏在治理一方时，能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推动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也往往伴随着弊端和社会动荡。

通过对《史记·酷吏列传》原文的解析，我们可以看出古代官吏的职责和方法，以及背后蕴含的一些思想和意义。

这部作品不仅记录了历史上一些具有特殊政绩的酷吏，也给我们提供了深入思考的题材和观点。

关于《史记》中酷吏与循吏的心得司马迁在作《史记》时曾提出了“酷吏”与“循吏”的概念，借助这两个意义相对的概念阐述古代管理类型的区别，且在此基础上分别作了《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来做背书和支撑。

他将历史上色彩鲜明的官吏人物规划至这两大分类之下，充分表达两大类型群体背后的价值冲突和观念差异，由此影响后人对传统律法的了解与认识，同时也作出适当引导和释译。

要谈酷吏与循吏，首先就要明确二者概念与其区别差异。

事实上，酷吏与循吏两个概念是存在一定的联系的，它们之间不仅仅存在差异性也蕴含很大的共性。

共性源自“吏”字本身，为人臣子从根本上的价值取向、观念理念应当是相同的，对当权者负责亦或为人民服务在一定程度下的实际举措或行为中存在殊途同归的特性。

首先，对于“循吏”司马迁并未给出确切的、展现是非曲直的概念界定，他以“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的反问句展现对循吏的初始期望，他认为循吏不必通过明确的框架和规则对其加以要求，只要“奉职循理”，顾名思义恪尽职守、循规蹈矩就可以向循吏的方向靠拢，而不必依靠严苛的法制规定限制。

同时他又借助这样的方式与“酷吏”形成概念上的互证，以循吏的反面形象来描述酷吏的存在。

此处酷吏先按下不表，以循吏为例展开分析。

司马迁对于循吏的界定更多的是以文化的出发点为起始的，他认为循吏是一个既有特定文化传统、同时又能够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概念。

在他笔下的循吏形象与汉书时期形成明显差异，比如他认为循吏的本质更倾向于“无为而治”，当权者无指令则不为、当权者无准许则不做，而其他时期的循吏则更倾向于冒死直言上谏的那一类死忠之士，需要为了国家、社稷知大义、明事理，有必要弘扬“忠言逆耳利于行”的精神理念献身。

这与“无为”的观念恰恰相反，他更主张“有为”。

尽管这二者存在很明显的差异，但共性亦表露无疑，那就是“奉职”。

无论无为还是有为，两种治理模式都鼓励恪尽职守、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循吏有必要在国家法律和人情世故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感，“奉法循理”和“奉法循礼”同样重要。

三一文库（）初一作文
读《史记故事》之——《酷吏列传》有感_700
字
寒假中，我按照计划读了几本书，增长了
知识，明白了更多的道理，但令我印象最深刻
的还是《史记故事》中的一篇《酷吏列传》了。

在这篇*中，司马迁以轻快简洁的笔调，
描写了三位汉朝宫廷的酷吏。

但是，其中一位
号称“苍鹰”的郅都是令我崇拜了。

下面让我
讲讲郅都的精彩经历吧。

郅都，是杨县人，从汉文帝刘恒时期到汉
景帝刘启时期，一直担任中郎将。

这个两朝元
老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员，从来不贪老百姓的钱，不收礼，而且从来不拆别人的求情信。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郅都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执法冷酷，对皇帝忠诚不二。

有一次，汉景帝到上林苑打猎，贾姬(汉
景帝的爱妾)进了厕所，突然，有一只野猪也
跟了进去，汉景帝急了，给郅都使了眼色，郅
都并没有去，汉景帝自己想持刀进入厕所，郅
都突然跪倒在皇帝面前，说：“失去一个姬妾
20 × 20。

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原文|译文|赏析《史记·循吏列传》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言文，收录于《史记》。

记叙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位贤良官吏的事迹。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史记·循吏列传》原文作者：司马迁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

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

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

虞丘相进之於楚庄王，以自代也。

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

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

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

市令言之相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

”相曰：“如此几何顷乎?”市令曰：“三月顷。

”相曰：“罢，吾今令之复矣。

”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币，以为轻。

今市令来言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之不定”。

臣请遂令复如故。

”王许之，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

楚民俗好庳车，王以为庳车不便马，欲下令使高之。

相曰：“令数下，民不知所从，不可。

王必欲高车，臣请教闾里使高其困。

乘车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数下车。

”王许之。

居半岁，民悉自高其车。

此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

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子产者，郑之列大夫也。

郑昭君之时，以所爱徐挚为相，国乱，上下不亲，父子不和。

大宫子期言之君，以子产为相。

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

二年，市不豫贾。

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

四年，田器不归。

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

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兒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公仪休者，鲁博士也。

以高弟为鲁相。

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

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

客有遗相鱼者，相不受。

客曰：“闻君嗜鱼，遗君鱼，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鱼，故不受也。

今为相，能自给鱼;今受鱼而免，谁复给我鱼者?吾故不受也。

“循吏”与“酷吏”的“为吏之道”中国古代不断丰富和完善的“为吏之道”及官员行为准则，给评价官员提供了一个理论标准。

那么在实践中，要做到什么程度，方可说其尽到了“为吏之道”呢？太史公司马迁给后世官吏提供了一面借鉴的镜子，在《史记》中，司马迁区分了两大类官员，分别以“循吏”“酷吏”名之，并为之列传。

从此，后世亦多以“循吏”和“酷吏”，来评价官员。

司马迁为循吏和酷吏列传，本不在同一个评价层次上，“循吏”“酷吏”都不是完美的官员形象，但后人不察，往往将两者对立。

于是后人心目中“循吏”一般解读为才能平平、老实颟顸的官员，“酷吏”则是有才无德、行事张扬的能吏。

“循吏”和“酷吏”之分给传统社会的为吏观，增加了丰富的内涵，也使得“为吏之道”之类的行为守则，有了一个立体生动的参照标本。

从“为吏之道”出发，发展出的传统监察制度，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

“为吏之道”：中国古代最早的官员准则中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到为官标准问题，并且为此制定官制官规。

《尚书·伊训》就提到“制官刑，儆于有位”，“官刑”针对的是官员违法违纪行为，即“三风十愆”：“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

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

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

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

”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官法”。

《尚书》中的《伊训》是否即为商朝初年伊尹所立，仍聚讼纷纭。

但是毫无疑问，它反映出古人对于官员尺度的把握，有着深入的思考，且察官治官之法，源远流长。

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最系统的官员准则，也是最为确凿无疑的，是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所记载的“为吏之道”。

该篇首先叙述官员自身应该具备的优良品质，如“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苟，审当赏罚……”，这个品质既包括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品质，更强调其作为官员，在行政、司法等国家治理活动中应有的品质。

《酷吏列传》：“不虚美，不隐恶”的典范之作【摘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司马迁秉笔直书,在贬斥、揭露酷吏们的恶行的同时,对其中一些人个人品质方面的优点以及对社会发展的一定贡献加以肯定和褒扬,体现了作者“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

【关键词】:司马迁《酷吏列传》“不虚美,不隐恶”典范之作司马迁在《酷吏列传》中,把那些滥用刑罚、深文周纳、“武健严酷”的暴吏称为“酷吏”,这两个字写照传神,不但深刻揭示了这一群人的本质特点,更使作者对其深恶痛绝之情溢于言表。

作者所写的酷吏,都是高擎严刑峻法的屠刀、浑身上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是衣钵相传、陈陈相因的残害人民的衣冠禽兽。

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一个比一个暴虐,一个比一个狠毒。

司马迁在传里,用了大量的、血淋淋的史实,详尽记载了他们杀人吮血、草菅人命的罪行。

这些酷吏不但杀人成性,而且阿谀谄媚,苟合求荣,揣测主子心理,迎合主子欢心。

徇情枉法,以政绩的爱憎断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周阳由“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屈法诛灭之”;王温舒巴结权贵“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家,贵戚必侵辱”,杜周察言观色,拍马逢迎,善于领会主上意图,“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

有人责问他:“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

狱固如是乎?”他竟理直气壮地反问道:“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好一句堂而皇之的回答,真是说透了封建立法的要义,道破了官吏们执法的玄机。

酷吏们杀人越多,越是“上以为能”,干的坏事越绝,越能得到主子的拔擢,无怪乎他们有恃无恐,为所欲为。

严酷就是进身之阶,杀人就是升迁秘笈。

汉武帝时代官场的风气一何败坏!作者这里表面揭露的是一般官吏,而批判的矛头却直指最高统治者——汉武帝。

作者以不惧天祸、不畏人刑的胆识,对汉武帝任用爪牙,大肆屠杀人民的罪恶行径进行了彻底的否定,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

试析《史记酷吏列传》的讽刺艺术张学成【摘要】《史记》全书中,讽刺艺术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最具代表性的篇章应该是《酷吏列传》.《酷吏列传》的讽刺手法表现在如下几方面:客观叙述深含讽刺；运用对比手法妙寄讽刺；运用层递推进的叙述手法取得讽刺效果；运用复笔手法增强讽刺力量；引用他人言论强化说服力.通过委婉曲折、富于变化的讽刺艺术,司马迁对于当时的酷吏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和揭露,表达了自己对当代政治的看法.【期刊名称】《齐鲁学刊》【年(卷),期】2011(000)005【总页数】4页(P118-121)【关键词】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讽刺艺术【作者】张学成【作者单位】临沂大学文学院,山东临沂27600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62作为一部文史巨著，《史记》在对历史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客观实录中融入了深厚的感情。

讽刺作为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在《史记》中也多有体现。

张大可先生在《司马迁评传》中将《史记》的讽刺手法概括为七种，对每种手法都做了较深入的论述［1］(P262－268)。

在《史记》中，讽刺艺术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最具代表性的篇章应该是《酷吏列传》，本文希望通过对此篇讽刺手法的分析研究，加深对《史记》讽刺艺术的认识和理解。

笔者认为，《酷吏列传》的讽刺手法表现在如下几方面:《史记》既是一部历史著作，又是一部叙事文学作品。

既然属于叙事文学，那就离不开叙事文学作品的基本要求。

从本质上来说，《史记》虽偏重于客观叙述，但在客观叙述的同时也带有强烈的抒情言志的色彩，而讽刺就是抒情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酷吏列传》全篇来说，依然以客观写实叙述为主。

司马迁作《酷吏列传》的目的很明确:“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

作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2］(P3318，《太史公自序》)从表面来看，酷吏制度是威权的宣示，而此处的言外之意是，酷吏制度恰恰是统治者无能的表现，统治者不知如何去引导民众、如何去治理国家，而不得不采用酷吏制度。

略论司马迁的循吏观——以《史记循吏列传》为中心王晓红【摘要】《循吏列传》是《史记》的“人物类传”之一.司马迁在《循吏列传》首次使用“循吏”之名,提出奉法循理、恪守本职是循吏的基本要求.《史记·循吏列传》记叙了春秋战国时期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等五位“循吏”的事迹,向世人展示了以礼、以德来治国为官的例证,体现了司马迁独特的循吏观:崇尚“德治”;强调“奉法循理”;推崇“因循”“无为”,树立了一种衡量吏治的价值标准,表现对“贤明德治”的政治期待.【期刊名称】《渭南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7(032)021【总页数】5页(P39-43)【关键词】司马迁;《史记》;循吏【作者】王晓红【作者单位】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陕西渭南71409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07在《史记》中司马迁首创了“人物类传”。

所谓“类传”就是“以类相从的列传，即按照人物生平行事中的共同特点，将几个人合立一传” [1]57。

《史记》中“类传”共有11篇，如《儒林列传》《游侠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刺客列传》等。

司马迁在《循吏列传》中记叙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位贤良官吏的事迹，向世人展示了以礼、以德来治国为官的例证，体现了司马迁独特的循吏观。

“循吏”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循吏列传》。

后为《汉书》《后汉书》直至《清史稿》所承袭，此后，循吏成为正史中的一类典型人物而被史家所记述。

何为“循吏”？《辞海》的释义为：旧谓尊礼守法的官吏。

这种解释略显笼统。

对于“循吏”，司马迁有两处明确的解释。

《太史公自序》云：“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

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2]3317认为循吏首先是“奉法循理”的官吏。

不自夸其功劳贤能，百姓对其无所称赞，也没有什么过失行为。

《循吏列传》开篇“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

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

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2]3099这里，司马迁明确提出，除了“奉法循理”之外，循吏还应坚持“奉职循理”，认为只要官吏们奉公尽职，遵纪守法，天下“可以为治”。

循吏、酷吏与清流按照人们的习惯思维，官吏常被分为清官和贪官，好官和坏官。

然而，在司马迁和班固的史书里，他们则把官吏分为循吏与酷吏。

“循吏”一词出于《史记·循吏列传》，此体也成为正史中记述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官员的固定体例。

一般而言，循吏都是好官，能够按照儒家传统的“先富后教”的政治模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以民为本，注重人民利益。

为官风格大都是扎实、稳健的。

有时候，他们甚至脑子一根筋，只想把事情做好，把处事结果放在第一位，不会考虑过多的道德约束。

这些人，基本是大醇小疵，不避祸咎、不阿谀奉上、不饰伪欺君。

一句话，为官实在而不尚空谈。

在《史记》和《后汉书》里，循吏是被称赞的官吏，是指那些奉公守法的好官。

汉武帝时的倪宽，任左内吏时，体量民生疾苦，收税时态度非常缓和，对那些交不起税的不强求，任由他们欠着。

一次，国家要打仗，紧急征粮征税，由于倪宽收税不力，完不成任务，按律当免职。

当地民众知道后，生怕失去如此清廉和善的父母官，于是纷纷想方设法自发地交粮，结果倪宽不仅完成了收税任务，还竟然成了收税最多的官员。

另外，还有一位汉武帝时期的一大循吏黄霸，此人任太守时，劝农桑，赡孤鳏，做了很多得人心的好事，他的为官秘诀是：依仗自己极好的记忆力，随时留心各项细微事物，借以塑造自己无所不知的形象，使人惊为神明，不敢为非作歹。

一次，黄霸令一小吏外出办差，小吏在大路旁吃干粮，结果带的肉被乌鸦衔走。

恰巧一个到官府办事的百姓看见这一幕，向黄霸偶然说起。

等到该吏办完事回府，黄霸就对他说：“你此行辛苦了，在大路旁吃饭被乌鸦衔走了肉。

”吏员大惊，所问毫厘不敢有所隐。

正是由于类似的举动，坏人都不在颍川作案而纷纷离去，盗贼日少，境内日治。

倪宽和黄霸都是循吏的代表，他们为官一方时，注重以德育人、教化人，以德服人，而且执政温和、不粗暴。

这类官吏，严格的执行国家的律法，但有时战战兢兢，瞻前顾后，同时他们也深黯官场潜规则，比较有心计，善于使用计谋。

作者： 张三夕
出版物刊名：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55-60页
主题词： 循吏列传;宦吏;孙叔敖;政府机构;社会角色;近代科学;王温舒;李离;义纵;官僚政治
摘要：<正>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主要表现为一种官僚政治。

卷(?)浩繁的古代史书,大体上都是官吏史.一部“二十四史”几乎就是一部“官吏史”.宦吏能够扮演历史政治舞台的主角.在于他们拥有一定的权力,负责管理各级政府机构,通过国家机器来维持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并决定或影响一部分人的命运.官吏的政治地位使他们始终处于引人注目的社会角色之中。

当近代科学意义上的文化史和社会史还没有兴起时,历史老人的目光优先注视着官吏,应该说是一种自然选择的结果。

这一点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官本。

略论汉代循吏和酷吏的治政策略摘要：从治政策略来看，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汉代循吏崇尚德治，以仁爱教化治民，以化人心为务，治理效果显著，深得民心；受法家思想影响的汉代酷吏则崇尚刑法，以严刑峻法治民，对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无法赢得民众的亲近感和认同感。

循吏的德治和酷吏的法治在实践中都有不足之处，因此最有效的治政策略是德刑相济，将道德和法律两者结合作为统治手段。

关键词：汉代；循吏；酷吏就治政策略而论，汉代官吏大致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循吏，他们崇尚德治，以仁爱教化治民；另一种是深受法家思想影响的酷吏，他们专任刑法，以严刑峻法治民。

成帝时期，陈留太守薛宣在答吏职时说“吏道以法令为师”，琅邪太守朱博也说过“如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

由此可知，汉代对“吏”的基本要求是执行法令，礼乐教化并不在吏的法定的权限之内。

不过，汉代朝廷并不反对官吏推行礼乐教化的行为，因此是成为仁爱教化的循吏，还是成为严刑峻法的酷吏，可由各人的思想和性格来决定，这两种官吏在治政策略和治理效果上都存在很多差异。

一汉代循吏往往与儒家经典有很深的渊源，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

如文翁精通《春秋》；龚遂、召信臣、刘宠都是以明经入仕；任延、仇览都曾在太学学习经书，12岁的任延由于表现突出，有“任圣童”之誉。

儒家治国的主要手段是德和礼，汉代循吏崇尚德治、重视教化的治政策略鲜明地体现出儒家的德政思想。

汉代循吏重视教化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景帝时期的文翁就是一个典型人物。

他为蜀郡守时，建立学官，并采取措施鼓励学官弟子，“由是大化……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文翁通过学校教育来推行教化的做法不仅得到武帝认同，而且在全国推广实行，由此可见文化对政治的影响。

再如光武帝时的桂阳太守卫飒“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来教育“不知礼则”的民众，结果是期年间，邦俗从化……视事十年，郡内清理；平帝时的交阯太守锡光和光武帝时的九真太守任延则以移风易俗著称，他们“教导民夷，渐以礼义……领南华风，始于二守”。

循吏、干吏与酷吏
王焱
【期刊名称】《社会学家茶座》
【年(卷),期】2008(000)001
【摘要】司马迁的《史记》有一个创意，即在列传之中特设《循吏》、《酷吏》两目，这一体例为他身后撰写正史的史家所承继。

据有人统计，“二十四史”中有十九史设有《循吏列传》，另有十史设有《酷吏列传》。

这真正可以称得上是为华夏纪传体史书发凡起例。

【总页数】1页(P1)
【作者】王焱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04.2
【相关文献】
1.论循吏与酷吏 [J], 周映霞;戴继芹;
2.略论汉代循吏和酷吏的治政策略 [J], 陈金花
3.汉武帝时期循吏与酷吏政治行为 [J], 赵冬梅
4.汉武帝时期循吏与酷吏政治行为 [J], 赵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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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武树臣
出版物刊名： 中外法学
页码： 24-29页
主题词： 酷吏;循吏;汉代;中央集权;儒家文化;法家文化;风格迥异;专制政体;知识分子;春秋战国
摘要： <正> 循吏、酷吏是汉代中央集权官僚政体中风格迥异的两种官僚。

他们各有不同的出身、经历和文化程度,并以其不同的施政方式来完成拱卫集权专制政体及其社会基础的政治使命。

他们在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可以从春秋战国的儒法对立和晋国文化鲁国文化的分野中找到原型。

而这种差异的消弥和统一正反映了法家文化儒家文化融和过程的一个侧面。

从历史渊源来看,循吏自春秋时便已初露端倪。

《史记·循吏列传》所述孙叔敖、子产、公义休、石奢、李离五人大多为春秋时人。

其主要特征是'施教导民'、'以患养民'、。

“循吏”与“酷吏”有什么区别
“循吏”与“酷吏”有什么区别
“循吏”即“良吏”，也就是百姓俗称的“清官”、“青天大老爷”。

“循吏”这一词汇最早见于《史记·循吏列传》，后为《汉书》《后汉书》直至《清史稿》所沿用，成为正史中记述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官的典型用词。

历史上比较知名的循吏有汉武帝时的名臣倪宽、文翁等，他们都非常受百姓的敬重和爱戴。

与“循吏”相对的是“酷吏”，通常是指擅用严刑峻法的官吏，其中不仅包括利用酷刑草菅人命的官吏，也包括严格执法的正直官员。

前者，多指索元礼、来俊臣之辈，他们进行政治投机，喜酷刑、擅逼供，草菅人命，丧失人性，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

后者则以商鞅为代表，他执法严明，成功地施行新法，维护了集权制度和法律，使秦国成为最强大的诸侯国，为秦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

与“循吏”相比，酷吏在官场上虽能得一时的风光，但其结局往往非常悲惨。

就连商鞅，最后也不免落得“车裂”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