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溯THEPOEMWAVING品诗评潮
—为穆旦诗歌纪念会而写郑敏
1977年，当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都在反思刚过去的60年代，它的喧嚣，它的激荡，它的无名的困惑，它的梦魔后的迷茫……，我听说穆旦在一个早晨突逝，感觉好像我们40年代那一代的知识分子诗人，带着他们的历史记忆，都死去了。2005年的初冬，传来敬爱的巴金老人终于从凡人的病痛折磨中解脱了，完成了他说介真话”的高贵职责。巴老的说真话的良心如同蔚蓝的大海，洗刷着这说谎己成第二本能的人世。穆旦英年早逝，却留下一些说真话的诗。他的早逝，让人们愧疚，因为如果不是由于历史的误会，穆旦不知还会给我们今天的中国新诗带来多少惊喜。今天这迟到的追念，对于死者和生者都是一种补偿。如果回溯一下新诗的第一首，是写于1917年胡适的《老鸦》，当时诗人在这首自称为放大的“缠足”的新诗中，做到了一点，那就是注意到新诗，虽然应当用白话写，却必须有音乐性。因此，从对古诗的传统来讲，这首放脚的新诗在音步上，也还体现了诗的一些特点。音步的作用是体现诗的顿挫节奏。《老鸦》节奏的错落感如下: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厌我，说我不吉利这种节奏感近乎“数来宝，’，对新诗来讲，不是很艺术，但也说明写新诗也必须考虑诗歌语言的音乐性。汉语四声管抑扬，意群管顿挫。古典词在这方面的成就可谓登峰造极，而新诗尚在学步阶段。新诗的音乐性还没有什么说法，因此很难说已有自己的艺术传统。至少每当我写诗时，如何体现新诗的音乐美，总是我的最大困惑。一一鱿获戮羡二资一获一三一盆二一襄一穆旦的诗在语言上己完全走出以“老鸦”为代表的“白话”快扳式的语言节奏。20世纪40年代的新文学语言己经走出早期混淆文学语言与口语的错误观念。当时流行的说法:’t我手写我口”，从今天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是绝对错误的。任何一个有文字的民族，总是在口语之外有它的“文学语言”。白话文的词藻与句法在上世纪40年代同时吸收古典与西方文学语言后，有了很大的发展。穆旦的诗歌语言，在一定的程度上，受英语的影响;因此与早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诗语有很大的差别。进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诗人不少都是接受过西方的文学教育，如戴望舒、徐志摩、冯至、卞之琳、闻一多等，诗歌的语言艺术有了明显的发展。当时英美现代主义的艾略特与奥登对40年代西南联大的青年诗人如穆旦、杜运燮等影响很深。特别是奥登，他的语言的非抒情性和强烈的历史批判精神，深深感染着穆旦和杜运燮，使得他们的诗充满了当时英美诗所特有的时代气息，从这个角度讲，他们二人的诗在当时与二战时期西方英美的现代主义诗的发展是同步的。从那个时期西方诗歌的走向来讲，当时他们二人的诗在先锋性的程度上超过当时一般诗人。当然这并不意味新潮是对作品的唯一评价标准。只是说英美当时的诗歌发展对穆旦和他的亲密诗友杜运燮有强大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老一辈的学院诗人中以旺盛的创造力写出大作品的有冯至和卞之琳;代表群众心声，奋力写下有影响的好诗的有牛汉、绿原、艾青、减克家等。冯至、卞之琳、穆旦分别反映英法德现代主义诗潮与中国新诗的结合。穆旦的影响更多体现在他打破了当时中国新诗对浪漫式的抒情的偏爱。这种诗情因符合中国古典诗的传统，又成为早期中国
２００６年３月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第２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ｈｍ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ｕｎ．，２００６ Ｎｏ．２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代传记刍言
袁媛
（蚌埠学院教育系，安徽蚌埠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三十年代中国现代传记可分为长篇自传、微型自传、一般他传、合传、评传五种类 型，它们各具特色。三十年代中国现代传记的勃兴，是个性主义等思潮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表 现。初步的理论准备和一定的现实动机亦是其相对繁荣的原因。三十年代中国现代传记从实 践到理论较之以前都有明显的进步，处于现代传记史的上升期；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写作困
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个性意识与时代规范之问的冲突；历史属性与文学期待之间的摇摆。 三十年中国现代传记是现代传记走向高峰的津梁，对它展开独立深入的研究可以理顺现代传 记的发展脉络，廓清其整体面貌，对全面认识现代文学亦有裨益。 关键词：现代传记特征 困境意义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９８５３（２００６）０２—０２２—１Ｏ
二十世纪初叶，一枝文学新花——“现代传记”悄然绽放，经过胡适、郁达夫等人的耕耘浇灌，在三十 年代渐人佳境。这一点当代学者多有共识，萧关鸿指出：“进入三十年代，写作自传渐成风气。”［ ］（ｐ５’不
过，萧氏所说“与自传的蓬勃繁荣相比，３０年代一般性他传则相形失色”［ ］（ ，则似有失察之嫌。根据
统计，当时的他传及其它类型的传记写作并不逊于自传。然研究尚付阙如，本文拟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的现代传记总体作一初步考察。
一、三十年代现代传记的类型及其特征
传记的分类一直是传记研究中争议较多的话题之一。郁达夫引入西方的传记分类法，曾将现代传
记分为“他人所作的传记和自己作的自传以及关于自己或他人的回忆录之类三种”［２］（ｐ２８４），这似乎过于
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Ｎｏ，２，２０１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ｕ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总第１７３期） （Ｓｕｍ ＮＯ １７３）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观念变迁与创作实践
胡江飞 李垣璋２
（１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２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湖北十堰４４２０００）
摘要：中国新诗在经历了浪漫主义的散漫，格律诗的僵化，象征主义的晦涩、怪异后，在
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融汇既往新诗优点和长处的现代主义诗歌诞生了，以戴望舒、梁宗岱 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人大胆探索实践，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关键词：现代主义诗歌戴望舒梁宗岱探索
中图分类号：Ｉ ２０７．２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４５８０（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７０一（０４）
１９３２年５月１日，施蛰存、杜衡、戴望舒在
上海创办《现代》杂志，标志着中国现代主义诗
歌的悄然登场。现代主义诗歌是在一个面临时代
危机的情形下诞生的，一方面激情澎湃的大革命
时代已经逝去，反革命文化的围剿，政治气候的
恐怖、阴箍和中国社会现状的破败、荒凉致使许
多人对现实失望、不满，社会上弥漫着一种幻灭 感；另一方面新格律诗已经逐步滑入形式主义的
泥淖，象征主义依然晦涩难懂，不能为人们所接
受，中国新诗发展面临新的危机。在这样的情形
下，现代主义诗人以一种包容万物的胸怀和姿态，
大胆探索实践，多方吸取营养，走出了一条兼容
并包的路子。
一、戴望舒对新格律诗的改变
戴望舒是现代主义诗歌的领袖，也是现代主 义诗风的开拓者。他生前共出过４部诗集，分别
为１９２９年的《我底记忆》，１９３３年的《望舒草》，
１９３７年的《望舒诗稿》和１９４８年的《灾难的岁
月》，计８９首，加上集外的ｌ４首，共计１０３首。
戴望舒的早期的诗歌写作大致从１９２２年至
１９２５年，这期间他刚刚脱离文言，开始白话诗的
124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父子伦理影片中的国家形象建构就电影文化传播而言，电影中的国家形象是指“国内外观众通过观看电影而形成的对一国国家、国民、文化整体的有关价值观、伦理观、审美理想、生命力、精神风貌、社会状况等的主观印象和总体评价。”[1]“在中国电影建构与传播国家形象的过程中，家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效地联系起个体与国家，用黑格尔的话说，家庭就是为个体走向社会做准备。”[2]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家通常被看做是家庭的一种“放大形式”，家国一体、以家喻国是中国电影重要的文化特征：家庭的离散与国家的动乱，家庭的重组与国家的安定成为互相隐喻不可分割的基本叙事策略。父子之伦作为人伦中最重要的一伦，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家庭精神的主轴。由于国家常常被比喻为“父”，人民则被比喻为“子”，这才有了“以国为父”的说法，因而许多影片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家庭这一民族共通的社会空间来建构国家形象，并把父子形象建构为国家意志的体现者。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影片中，社会黑暗、国土沦丧的残酷现实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家国叙事成为影片叙述的重要手法，其父子伦理的叙述尤其体现着电影的价值取向。这一时期的父子伦理影片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表达路径，一是向中国传统精神深处挖掘，倡导父慈子孝、孝为仁本的伦理主题，呈现出了一个传统、含蓄的中国形象，使其迥异于早期的滑稽短戏与西方电影中的个人主义；二是在面临抗日救亡的国家形势之时，不少影片开始塑造积极向上的子辈形象，呈现出了一个奋进崛起的中国形象。三十年代父子伦理片中的国家形象建构为以家国叙事为传统的当下中国电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它采用最贴近中国人民心理与世界共同情感的父子伦理作为创作的方向，其以父之名的柔性政治显然可以给当下电影中国家形象的传播提供一重崭新的叙事空间。一、孝为仁本：讴歌父慈子孝的传统中国形象从1905年中国电影诞生开始，早期电影人用不到十年的时间从《定军山》《艳阳楼》等对戏曲表演的单纯记录中走出来，也摆脱了《二百五白相城隍庙》等滑稽短片对市民生活的矫情展示，开始思考建构民族电影的道路。中国早期电影既要保障自身健康发展，又要承担起塑造国家形象的使命。特别是在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父子伦理影片中的国家形象建构刘丽菲（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上海 200241） （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 电影学系，英国圣安德鲁斯 KY16 9AD）[摘 要]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父子伦理影片中，创作者们运用了两种不同的伦理表达路径来建构国家形象。一是向中国传统精神深处挖掘，倡导孝为仁本的父子伦理原型，呈现出一个传统、含蓄的中国形象；二是在面临救亡图存的时代形势时，塑造了积极向上的子辈形象，呈现出一个奋进崛起的中国形象。这种采用最贴近中国人民心理与世界共通情感的父子伦理作为创作方向的柔性政治，显然可以给当下电影中国家形象的建构提供一种有益的思路。[关键词]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父子伦理；国家形象[中图分类号] J909；J9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667（2018）03－012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