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新诗的流变
以初期白话诗、郭沫若等的自由诗、前期新月派以及早期象征诗派为主要的“点”，大致勾勒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新诗的流变线索，并简评不同阶段新诗潮流彼此间的承传关系。
新诗第一个十年的历史非常复杂，流派纷呈，头绪也很多。此题要求通过“点”的掌握，梳理出变化的轨迹，为纷乱的现象找到一条线索。
首先，应关注每个流派最突出的特点，如初期白话诗的散文化与写实风格、郭沫若对抒情的强调、前期新月派的格律化主张，以及早期象征派对纯诗的追求等。在把握了“点”之后，还要考虑如何将“点”连缀成“线”，注意潮流消长背后的两次“结构性调整”，即从散文化到诗化、从自由化到规范化。这一次次的转变与调整，正是新诗在获得解放之后，不断追求诗美、不断建立自己的形式的过程。抓住这样一条线索，就会对新诗第一个十年的历史，有整体上的把握了。
（2）简评胡适“作诗如作文”的主张及其文学史意义。
胡适“作诗如作文”的主张，可以看做是他白话诗尝试的理论起点，要点包括：
1．“作诗如作文”要求打破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的界限，摆脱外在形式的束缚，为“用白话写诗”提供了历史突破口。
2．胡适提出这个主张，受到了宋诗传统和晚清“诗界革命”的启示，但又完成了一种历史超越。 3．“作诗如作文”带来诗歌语言形式和思维方式的双重革命，诗歌观念的变化也蕴涵在其背后。
4．作为一种激进的“战略”，该主张为新诗的创造开辟了道路，但在某种意义上，模糊了“诗”的文体特征，带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本书附录中废名《谈新诗》中的一段也可参考，体味“散文的文字”与“诗的内容”之间的关系。
（3）简评新月派新诗格律化的主张与创作实践。
在新月派诗人中，闻一多是“格律化”最重要的推动者和阐发者，所以本题可以他的理论和创作为中心，展开论述。
首先，可交代一下新月派诗人对“和谐”与“均齐”的共同追求，以及在新诗规范化方面的尝试，进而讨论闻一多对诗歌“格律”的思考，重点说明“绘画美”、“建筑美”、“音乐美”的具体内涵，并探讨这种追求在新诗的历史发展中，在沟通旧诗与新诗方面，具有怎样的意义。在创作实践方面，可举闻一多的《死水》等作品为例，从诗行的构成，词汇、意象的选择等方面，分析“三美”的理论如何落实在具体的写作中，徐志摩诗歌中优美的节奏感、朱湘对诗歌章法与音韵的经营，也可以纳入到论述当中。最后，还应注意格律化带来的形式拘束，从格律化与自由化的消长中，把握新诗形式的内在张力。
收稿日期:2007-02-25作者简介:刘卫东(1967—),男,山东茌平人,南京大学民国史中心博士研究生,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①具有代表性的论著作主要有: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马伯英等著《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文汇出版社1993年版;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李经纬、鄢良编著《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医学思潮》,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研究室编《中西医汇通研究精华》,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邓铁涛、程之范主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版;胡晓峰:《民国时期“中医科学化”回顾与思考》,《亚太传统医药》2005年第4期;何足道:《略论“中医科学化”及其危害》,载何足道著《中医存亡论》,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至目前为止,学界发表了不少关于中医科学化或现代化的文章,但大多是讨论中医是否科学、应否科学化或现代化的问题,属于论争性文字,而非将历史上的“中医科学化”思潮作为研究的客体,在此不再赘述。 2008年第2期总第203期 齐鲁学刊QILU JOURNAL No.2GeneralNo.203
20世纪30年代“中医科学化”思潮论析刘卫东(南京大学民国史中心,江苏南京210093) 摘 要:20世纪30年代,中医界为应对来自西医的竞争,摆脱因所谓“不合于科学”而倍受歧视的命运,提出了“中医科学化”的主张,试图毁弃中医传统理论而代之以西医理论,造就一种“新医学”。“中医科学化”的实质乃是中医的西医化,而其逻辑发展的结果也必将是中医学的消亡。它不仅仅是一个医学文化现象,更是一个“中国知识”在科学权威下屈服于西方价值的历史缩影。关键词:中医科学化;西医化;20世纪30年代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8)02-0035-07 “中医科学化”是20世纪30年代中医界为了将中医学纳入近代科学体系,构建与西医平等对话的“科学平台”,而主张对中医学进行根本改造的医学思潮,在当时的中西医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余波至今未消。近年来,不少关于中国近代医学史的论著将这一思潮纳入了研究视野,从医学的角度指出了它所隐含的“西医化”倾向①,但缺乏历史文化视角的透视,其思想特征及实质尚待进一步的论说。有鉴于此,本文将对20世纪30年代中医界内部“科学化”思潮的背景、特征及其实质作一梳理和分析,以获得对这一思潮的整体印象,并希望对当前关于“中医现代化”的争论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一作为一种维护生命的知识和技艺,中医学在古代中国倍受推崇和庇护,是民间与官方共同认可的医学知识系统。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制造“焚书坑儒”事件,其“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1](《秦始皇本纪》),此后历代封建王朝虽然实行严厉的文化专制,但却对中医学网开一面,除个别巫医害人之术外,其他医药方书,大多任人传习。此外,中医在古代中国还享有较高的政治礼遇,明清时期宫廷中甚至有群祀先医之仪,行三跪九拜三献之礼,足见官方对中医学的重视与信赖。不仅如此,中医学在其发展的历程中,还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是儒、道、医三者结合的生命文化。古代中国曾有“上医医国”、“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等谚语,医者之中最负盛名的也并非负匣游乡、靠施药治病谋生的“游医”,而是精通中国文化的“儒医”,这不但体现了“中国医者”的文化特质,更体现了中35医学对中国儒教社会的强大普适性,“宜若江河万古不废矣”[2](P35)。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彻底改变了中医的生存环境。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国家在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侵略的同时,也在文化领域乃至专门知识层面逐渐构建了带有明显殖民色彩的“西方模式”。就医学而言,虽然西医学在明朝中后期就已经传入中国,但“直到19世纪以后,它才更具备制度扩张的殖民品格”[3](P4)。鸦片战争后西方教会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医院、医校及医学刊物,不仅成为推行殖民侵略的得力工具,而且对中国本土的医学知识和医事制度形成了全方位冲击。据1873年《申报》的一则报道,北京某西医院“据云去夏至今一周年中共医有九千六百十八人,可见华人亦皆信其术精胜矣”[4](P2)。辛亥革命后,随着清朝政权崩溃,中医学赖以存续的政治庇护烟消云散,而西医学却趁此机会茁壮成长,快速地吞噬着原属中医的生存空间。据统计,仅教会医院即由1905年的166所[5](P323),上升到1920年的326所,病床16737张,每年住院人数达144477人次[6](P623)。至少在中心城市和新知识界中,信奉西医的人越来越多,如晚清开办的京城官医院最初实行中、西医并诊,但进入民国后西医生诊察的病人竟超出中医生的1-2倍,使该院逐渐变为以西医为主的医院[7](P117)。再以国内发行的医学期刊而论,从清末至1935年,中国境内发行的西医期刊有178种,而同期内中医期刊只有137种[8](P286-287),虽然两者数字相差不多,但对于庞大的中医群体而言,足以说明中医的知识阵地已经出现了巨大缺口。相对于西医蒸蒸日上,中医则显得愈来愈黯淡无光。20世纪上半期,中医在乡村中仍受到较为普遍的尊崇,但这并不能阻止中医药日渐加快的颓势。以中药为例,四川是中药的主要产区之一,1931年药材出口总值6184373元,1932年减至4207111元,1933年再降至3366375元,同期内重庆药庄倒闭者7家,歇业者22家,因营业衰落而改组者8家[9](P96)。河北省安国县为著名中药材集散地,同样出现了不景气的现象。1927年,该地商会登记的药行会员为93家,此后逐渐递减,至1931年减至61家,而靠药行生意为生的经纪人也从1927年春季庙会的463人、冬季庙会的624人,分别减少到1930年411人、562人[10](P198-203)。事实上,中医生存空间的缩小,还不仅仅来自西医对中医“饭碗”的争夺,更为重要的是,辛亥革命后国家现代性的增长以及新文化运动对科学精神的提倡,直接导致了中医学在学术、政治领域的痛苦历程,并危及到中医生存的合法性。中华民国成立后,新政府以民主共和为标榜,开始在知识层面追逐新学而排斥旧学,以体现国家和社会的进步。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制定《壬子癸丑学制》,在医学类中不列中医,教育总长汪大燮甚至公开表示要废去中医,不用中药。中医虽据理力争,但得到的结果却是“应毋庸议”,其理由为:“现在世界大同,科学日精,凡讲授专门科学,须以最新学说为衡。”[11](P266)中医由此开始了在政治领域的边缘化过程。新文化运动兴起后,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被引进以取代旧的文化价值[12](P9)。1915年,西医界的全国性社团组织———中华医学会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本土西医共同体的诞生。尽管其成员留学背景、学校出身不同,但却接受了相同的西方医学教育,吸收了相同的医学原理和技术,获得了相同的学科训练,和其他知识精英一样,“是一些热衷于用科学及其引发的价值观念和假设来诘难、直至最终取代传统价值主体的知识分子”[12](P1)。1917年,西医余云岫发表《灵素商兑》,“突然向他们根本巢穴的黄帝内经素问灵枢来下攻击”[13](P12),从各个方面对中医“原典”进行解构性批判,认为《灵枢》、《素问》源于巫祝,是非不分,“徒以阴阳五行生克之说,补泄佐使之论,敷衍了事”[14](P4),希望此书一出,“世之盲从荒唐怪诞、迷信二千年来术士薪传之玄论者,可以唤醒其醉梦,恍然于旧说旧术之毫无根据,不可为训,而赞成医学革命之举矣”[15](P59)。其后,西医界乃至非医知识分子对中医的批判连绵不断,废止中医之声不绝于耳。作为倡导废止中医的领军人物,余云岫基本概括了西医的剑锋所指:“吾之所破坏者,阴阳也,五行也,十二经脉也,五脏六腑也,气运也,六气也,脉学也,皆从实地上摘其谬误,一言一语,不敢苟造,皆根本自然科学之大法,铁案如山,旧医至今不敢撄吾锋镝,作旗鼓相当之论战。”[15](P62)余氏所谓中医“不敢”虽言过其实,但在科学主义盛行的背景下,中医因科学话语的缺失而不能与西医“旗鼓相当”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1929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中医急遽跌至政治的底层。在西医乃至政府看来,中医“不合于科学”不仅是学术问题,亦是社会问题。西医学被认为是代表了社会进步的新知识系统,而中医学却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旧”学系统,显得“罪无可赦”。西36医余云岫所提废止中医的理由,就明确体现了这一社会道德的谴责:“(中医)根本不明,诊断无法,举凡调查死因,堪定病类,预防疫疠,无一能胜其任,强种优生之道,更无闻焉,是其对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计,完全不能为行政上之利用,……政府方以破除迷信,废毁偶像,以谋民众思想之科学化,而旧医仍持其巫祝谶纬之道以惑民众。”[11](P267,P268)尽管废止中医案没有实施,但此后政府对于中医的种种限制,在实质上将其推进到废止的边缘。废止中医案后不久,教育部通告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传习所,不列入学制系统,卫生部亦通令中医医院改为医室,禁止参用西法西药。这些虽然在中医抗议下没有被实施,但毕竟预示了中医黯淡的前途。1931年,国民政府迫于压力,同意成立中央国医馆,却规定该馆“系属学术团体之组织,并非行政机关。……其分馆支馆不得干涉卫生行政”[16](P43);次年10月,行政院又训令中央国医馆所属医药学校一律改称学社,不准立案和列入学校系统,而1933年立法院通过的《中医条例》迟至1936年才予以公布,其歧视之意,甚为明显。中、西医地位之悬殊,正如时人所言:“如卫生行政之权,法律之优先权,财政之调使权,业务之自由权,凡此中医之不能享受者,西医皆得而享之。立场虽同,地位则异,天光水月,霄壤悬殊。”[17](P3)然而,“科学不要中医,但中医不能不要科学”[18](P117)。1929年废止中医案后,中医界不得不开始反思自身,“惟胥沦是惧,立会设社,学说精研,以谋进步”[19](P1)。部分激进的中医人士认识到,“中医不欲自存则已,苟欲自存,舍取用科学,别无途径”[20](P1),因而提出以“科学”改造和革新中医,从而谋取中医存续的合理性和改善中医的生存环境,并汇集成一股“中医科学化”思潮,成为20世纪30年代“关心中医的学者一个最大的祈望,也是中医界人自唱起来最有声浪的口号”[21](P1)。作为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陆渊雷、谭次仲、施今墨、叶古红、叶橘泉、余无言等人皆将此作为拯救中医的不二法门,认为“中医之必当科学化,所以循进化之顺序,应世界之潮流,为国家社会计,为中医自身计,皆无可逃避者”[22](P475),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科学化”主张。二由于史料的限制,目前很难说明“中医科学化”口号最初出于何人。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医科学化”思潮是为了回应“中医不科学”这一命题出现的。张忍庵谓“科学化”即是“合理化”[23](P19),朱松谓科学化即是“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固有医学”[24](P1),如此等等。虽然其文本表述不尽相同,但都表达了对中医传统学说的怀疑与否定。早在清朝末期,即有少数中医界人士着手对中医学的某些错误进行修正,如王清任所著《医林改错》等。民国建立前夕,周雪樵等人也提出了改良中医的口号,只不过其着眼点在于革除医界“腐败”,提高医者的流品。中西医论战期间恽铁樵提出的中西汇通思想,仍然坚持了中医学的本体,没有动摇中医学的根基。但是,当中医因“不合科学”而险遭政府废止后,中医界内原本存在的自我怀疑与沟通中西的观念却骤然膨胀,发展为对中医理论的自我否定。1929年4月,在中医界群起对废止中医案的浪潮中,上海名医陆渊雷率先承认“中医之学说不合科学,中医之疗效突过西医,皆为不可掩之事实”[25](P20),在肯定中医疗效的前提下,公开否认中医传统理论的科学性。此后,以陆渊雷为代表的中医激进群体对传统的中医学说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颇有五四时期“破除偶像、价值重估”的意味。陆渊雷以科学的尺度考量中医,他说:“科学这东西,又来得结实,一步步踏实实地,铁案如山……不容你不信。心上信了科学,再看中医的说理,觉得没有一桩合於科学的。”[20](P38)在陆渊雷看来,中医虽有妥善的治疗方法,但其说理却过于荒谬。他不仅断言“五运六气十二经脉非中医之险要”[26](P18),“单讲五行运气之人,不得代表中医”[27](P12),而且认为中医疗效仅是对症而言,非对病有效,是“不识病而能治病”[20](P25)。基于这一认知,陆渊雷对于中医学作出了近乎定性的结论:“国医有实效,而科学是真理,天下无不合真理之实效,而国医之理论乃不合实理。……国医之情形,乃近于`说假方,卖真药'。”[28](P123)可见,在陆渊雷的心目中,中医学除了疗效之外,其理论已经失去了往日的价值,而“科学”的权威却彰显到了极至,即陆氏所言:“科学乃大自然之定理,放诸四海而准,中医旧说,在头脑未锢蔽者,无不嗤为诞妄。”[29](P47)正因为“玄说是不合于理,就无从科学化起”[23],“中医科学化”思潮首先着重于中医理论的破除。1929年,时逸人著文指出,中医学说最足贻人口实者,厥惟五行之名义,呼吁改进中医“必先删除各家之臆说,使居今之市医,凭心自问,专在用药治疗,辨症实际之考察,并参生理病理实地之功用,不拘生克之套词,而后则当置五行於无用之地,此为不废五行,而五行自废”[30](P6)。1930年,叶古红发表
40年代现代诗歌
冯承植 ，河北涿县人，他的早期诗集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代表作《我是一条小河》《蛇》《迟迟》等。鲁迅称他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1941 写27首，集为《十四行集》，为中国最优秀的哲理诗。
40年代初在昆明活跃着一群现代派诗人，穆旦（查良铮1918-1977）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后来成为中国新诗派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作品有《春》、《赞美》。穆旦诗用冷酷的笔调深入心灵做严峻的自我拷问，揭露出现代人“丰富的痛苦”，显得异常深刻。《出发》是这方面的代表。《诗八首》从恋爱中也看出“火灾”。他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描写令人读之发颤！
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我国著名戏剧大师，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之一，戏剧教育家。。1934年在《文学季刊》上发表《雷雨》，同年9月回天津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外文系任教。1936年发表《日出》，同年8月到南京戏剧专科学校任教。1937年发表《原野》。其他作品还有《蜕变》《艳阳天》《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及改编剧《正在想》《镀金》等。
1、卞之琳 1910年生，江苏海门人。前期诗作，内容多写下层社会生活，如《酸梅汤》、《叫卖》、《几个人》，并探索宇宙与人生哲理如《断章》、《鱼化石》，也写过爱情如《无题》。 卞曾用“小处敏感，大处茫然”来概括当时的自己，意即：“茫然”于时代风云，“敏感”于诗歌艺术。 卞曾被人们称为“最醉心于新诗技巧与形式底试验”的艺术家。 2、何其芳 （1912－1977），四川万县人，1929年开始发表作品 。《汉园集》 、《燕泥集》 诗中冷艳的色彩、感伤的情调和精致的艺术，同时交汇着东、西方诗歌的影响。 前期抒情诗的特点是：以象征手法和华美多姿的文字，融化晚唐五代诗词的意境，唱着忧郁缠绵的爱情、梦和对美的追求，如《预言》、《爱情》、《慨叹》、《花环》 抗战前，何已开始转变美学追求，到了40年代，其诗作则以歌唱群众、青春、自我的变化为特色。其中，《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生活是多么广阔》等代表作品，显示出热情明朗、乐观向上的昂扬基调。 3、李广田 1906――1968，山东邹平人。 诗集主要有《地之子》、《窗》等，其诗风是浑厚朴实。 ? 【参考书目】 1、陆耀东，《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2、孙玉石，《中国现代诗歌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 【思考题】 1、名词解释：中国诗歌会 现代诗派 2、简评30年代两大派别的诗歌竞存局面。 3、结合具体的诗歌评析，论述戴望舒二三十年代诗歌观念与诗艺诗风的衍变。 《白蝴蝶》 给什么智慧给我， 小小的白蝴蝶， 翻开了空白之页，
合上了空白之页？ ? 翻开的书页： 寂寞； 合上的书页： 寂寞。 中 国 文
学 欣 赏 戴望舒作为诗人，并不博大，却非常真诚。他一直是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执著地表现自己的息怒哀乐，他对民族苦难和命运的关注，也是来自于内心的。他不会迎合外部现实，只有那些真正能够融入他内心生活的事物，才能够进入他的诗歌王国。 中 国 文 学 欣 赏 3、民族化的象征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