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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家故事：欧拉和杨乐【欧拉】欧拉是数学的数学家，他在数论、几何学、天文数学、微积分等好几个数学的分支领域中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
不过，这个大数学家在孩提时代却一点也不讨老师的喜欢，他是一个被学校除了名的小学生。
事情是因为星星而引起的。
当时，小欧拉在一个教会学校里读书。
有一次，他向老师提问，天上有多少颗星星。
老师是个神学的信徒，他不知道天上究竟有多少颗星，圣经上也没有回答过。
其实，天上的星星数不清，是无限的。
我们的肉眼可见的星星也有几千颗。
这个老师不懂装懂，回答欧拉说："天有有多少颗星星，这无关紧要，只要知道天上的星星是上帝镶嵌上去的就够了。
"欧拉感到很奇怪："天那么大，那么高，地上没有扶梯，上帝是怎么把星星一颗一颗镶嵌到一在幕上的呢?上帝亲自把它们一颗一颗地放在天幕，他为什么忘记了星星的数目呢?上帝会不会太粗心了呢?他向老师提出了心中的疑问，老师又一次被问住了，涨红了脸，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老师的心中顿时升起一股怒气，这不但是因为一个才上学的孩子向老师问出了这样的问题，使老师下不了台，更主要的是，老师把上帝看得高于一切。
小欧拉居然责怪上帝为什么没有记住星星的数目，言外之意是对万能的上帝提出了怀疑。
在老师的心目中，这不过个严重的问题。
在欧拉的年代，对上帝是绝对不能怀疑的，人们只能做思想的奴隶，绝对不允许自由思考。
小欧拉没有与教会、与上帝"保持一致"，老师就让他离开学校回家。
但是，在小欧拉心中，上帝神圣的光环消失了。
他想，上帝是个窝囊废，他怎么连天上的星星也记不住?他又想，上帝是个独裁者，连提出问题都成了罪。
他又想，上帝也许是个别人编造出来的家伙，根本就不存有。
回家后无事，他就协助爸爸放羊，成了一个牧童。
他一面放羊，一面读书。
他读的书中，有很多数学书。
爸爸的羊群逐步增多了，达到了100只。
原来的羊圈有点小了，爸爸决定建造一个新的羊圈。
他用尺量出了一块长方形的土地，长40米，宽15米，他一算，面积正好是600平方米，平均每一头羊占地6平方米。
数学与人生的真善美主讲人：著名数学家杨乐院士坛主小传杨乐，1939年出生于江苏南通。
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任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数学会理事长。
主要研究函数论中的整函数、亚纯函数的值分布理论，在解析函数的研究中取得了许多创造性的成果。
多年来，发表了60余篇学术论文和2本专著，编辑了10本论文集。
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华罗庚数学奖、陈嘉庚数理科学奖、何梁何利奖与国家图书奖等多项重大奖项。
核心提示随着社会知识化进程的加快和深入，如何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一直是全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
天赋对一个人的成才究竟起到多大作用？如何才能保持长期不懈努力的动力？杨乐院士结合自己40多年学术研究的经历、体会和人生感悟，针对人才成长中如何学习、研究和修身等问题，为我们奉献思考与研究的结晶：成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用“百米冲刺”的劲头去往前冲，而是要像跑“马拉松”一样不断地学习和提高。
今天主要想谈一谈关于做学问和做人方面的我个人的一些体会，供青年朋友参考。
精确化对数学工具要求更多当今社会数学的应用非常广泛因为我一辈子都是从事数学研究工作的，所以我想从我这个本行来讲起。
数学很难用几句话把它概括起来，如果实在要概括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用过去常用的一句老话，就是数学是研究所谓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一门科学。
实际上数学从古代的发展历程看，是跟很多具体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古埃及的金字塔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它就是非常漂亮的几何形体。
20多年前，我有一个机会到埃及访问，埃及电视台就用金字塔作为背景，在那儿对我进行访问。
金字塔这种几何模型可以作为研究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很好的例子，不管是数量关系也好，空间形式也好，包含了很多非常丰富的内容。
对于整个数学来讲，它的应用非常广泛。
传统的数学应用，大家都知道是在物理、力学和天文等方面，从古代开始，物理、力学和天文上的许多需求都是跟数学完全融合在一起的。
[]2013.彩G焦点名人成才1在外界眼中，而今已经72岁的杨乐“年轻得不可想象”。
他成名太早了。
他的一生似乎被传奇与幸运之神所笼罩。
初中立志一定要把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定理写在未来的数学书上，二十多年后，他和同事张广厚的成果被国际上称为“杨-张定理”。
高中时，他在书皮上写下“中科”二字，而今与中国科学院已携手走过半个世纪，他曾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年龄最小的学部委员（院士），出任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的掌门。
然而，杨乐更愿意将此解读为理想与坚持的历程———“我把我的一生献给了数学研究事业。
”杨乐有一句名言：“永远不要放弃你的理想，不要为一时的得失所迷惑，这样才会不负此生。
”在这背后，很多场合，杨乐则会和年轻人分享和强调华罗庚的名言：“聪明在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
”一、中学阶段做了上万道数学题杨乐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中学就读于江苏省南通中学。
记忆中，那里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独立设置的理化实验室，这样的条件当时即使在大城市也不多见。
网络上广泛流传着杨乐的一段传奇———中学阶段做了两三万道数学题，杨乐坦承，自己没有专门统计过，“但肯定过万了。
”勤奋的学习精神给他打下了坚实的数学基础。
他曾深有体会地说：“杂技演员走钢丝的本领，是长年勤学苦练的结果。
要想靠小聪明侥幸获得成功，那只能从钢丝上摔下来。
”高一时，发了新的教科书，杨乐用漂亮的画报纸包上书皮，悄悄地在书皮上写下了“中科”两个字，憧憬今后进入中国科学院专门从事数学研究。
多年后回顾这段往事，杨乐笑言，之所以当时没有直接写上“中科院”，是怕同学看到后笑话，其含义成了隐藏在那个14岁少年心中的秘密。
杨乐高中的后期，“向科学进军”风靡全国，在中学校园里，“课外小组”如雨后春笋不断出现。
杨乐选择了数学小组，并很快成了小组里的“小先生”。
每周一次，这个班上年纪最小的中学生走上讲台，面对四十多名同学，连续开讲十多次，内容还都是课堂的延伸。
半个世纪后回眸，杨乐笑言当年是“强出头”，但更充满回味，“讲出来让别人听懂比单会做要求高得多，而这也让自己受益终生。
数学家杨乐的故事1981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400名委员中，有一位最年轻的委员，他就是数学家杨乐．杨乐，江苏省南通市人，1940年出生，1956年毕业于江苏省南通中学．他从小爱好数学，在小学和初中读书时，就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课堂上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解，课后认真及时做好复习、预习．在学习中，他摸索了一套好的学习方法，对课本上重要的结论不是简单地看一遍，而是亲自推导，总是在弄清了结论的来龙去脉以后，才去演算习题．在高中读书时，他于课外挤出近1 000个小时的时间，阅读了许多中外数学书籍，演算了很多习题．据他自己回忆，当时演算的数学习题，在10 000题以上．杨乐从小立下大志，决心攀登科学高峰．在阅读中外数学书籍时，他发现书上的结论几乎全都是用外国数学家的名字命名的，他当时就想：难道我们中国人就不能为数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吗？于是他下决心，一定要把用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结论，写到未来的数学书上去，为祖国争光．1956年，杨乐高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从此，在我国的这所最高学府内，他用更加顽强的拼搏精神在数学的海洋里遨游．对于自己学生时代的生活，杨乐是深有体会的．正如有一次他在回忆自己的成长道路时所说的那样，“学习就好像万米赛跑一样，每一个暂时领先的人，都不能自满松劲，而比较落后的也不必气馁，只要经过长年累月始终如一的努力，就能获得胜利．”1962年他被录取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研究生．1978年，他晋升为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他谈到自己从“红领巾”到数学家的体会时说，困难是很多的，在每一个困难面前，我们决不能退缩，而是要千方百计去克服它；对于每一个可能克服困难的思路，我们都不要轻易放弃，而要坚持到底．事实上，确有一些困难初看起来似乎无法克服，经过一番研究和尝试之后，仍然到处碰壁，但这往往是关键时刻，如果就此罢休，则基本上一无所获．要有盯住不放的精神，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最后就可能绝处逢生．在这种时候，常常一连好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都有点如痴如醉，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香．在从事研究工作的过程中，就要有这种不畏艰辛、废寝忘食的精神和入迷的程度．几十年来，杨乐在数学王国里辛勤地探索着，终于在数学科学的发展中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为祖国、为人民争得。
杨乐院士寄语青年学子：树远大理想育浓厚专业兴趣稿件来源：《科学时报》2009年5月4日作者：王丹红“今年的五四青年节有特殊意义，因为这是对五四运动90周年的纪念。
我认为，五四运动最主要的是青年的爱国主义运动，其旗帜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这对当前的中国依然十分重要。
对社会来讲，青年都是最热情、最有朝气、最上进以及代表社会希望和未来的一支生力军，从今天青年的状况和动向可以看到社会的状况和未来的发展。
”在五四运动90周年来临之际，数学家杨乐院士在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办公室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的专访，谈了五四精神和对青年学子的希望。
“回顾五四运动90年的历程，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科学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教育的历程。
现在是中国近百年来青年人成长的最好时机，国家和社会对年轻人的成长给予了多么大的关注和支持，他们的处境比老一辈，如我的导师熊庆来先生和我们这一代人的情况要好得多。
我衷心希望今天的年轻人要有远大理想，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要有浓厚的兴趣，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高层次人才，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贡献，这是我们对五四运动90周年最好的纪念。
”杨乐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数学家熊庆来教授，从1966年毕业至今一直从事数学研究工作，其间曾担任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院院长、中国数学会理事长等职务。
1979年～1990年，他先后当选第五届和第六届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
采访中，杨乐讲述了导师熊庆来在20世纪初留学欧洲、学成报效祖国的故事，以及自己从20世纪50年代对数学产生浓厚兴趣的经历。
“光阴易逝，努力读书为要”五四运动发生之际，也是中国现代数学的教学与研究起步之时，熊庆来是先驱者之一。
熊庆来1893年出生于云南省的一个偏僻小乡村，20世纪初留学欧洲，学成归来，创办了三所大学的数学系，招收了中国第一位数学研究生，参与了中国数学学会和《数学学报》的创建；他的博士论文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称为“熊氏无穷级”，他的学生包括数学家华罗庚、陈省身、许宝禄、庄圻泰、徐贤修、杨乐、张广厚等，还包括物理学家严济慈、钱三强、赵九章、彭桓武、赵忠尧、林家翘等，是推动中国现代数学教育和数学研究的先驱之一。
数学家杨乐回忆1977年恢复职称评定旧闻轶事第一篇：数学家杨乐回忆1977年恢复职称评定旧闻轶事今年不仅是恢复高考30周年，同时也是恢复职称评定30周年。
此中意义，结合当时学界状况乃至社会背景，方能进行较准确的评估。
本刊特发表学者邢小群对数学家杨乐的专访，以资读者诸君思考.当时也就这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在搞研究邢小群(以下简称“邢”)：1977年，中央决定将陈景润从助理研究员提升为研究员，您和张广厚从研究实习员提为副研究员。
这意味着恢复职称评定制度，是当时中国进入“科学的春天”的举措之一。
此事到现在已经成为历史。
当时的三人只有您一人在世了。
今天，请您谈谈这件事的背景情况。
杨乐(以下简称“杨”)：先谈谈我们的学历背景吧。
我和张广厚1956年到1962年在北京大学学习。
那时较多大学学习苏联，实行五年制。
我们本来的学制是五年，应该在1961年夏天毕业，但到了1960年，学校宣布我们再延长一年。
理由是因为中苏关系已经破裂，苏联专家都撤走，中国要自己培养有更高水准的人才。
这就决定让北大、清华的学制从五年延长到六年。
而北大呢，只让理科延长一年，文科不动。
那时对社会科学还不够重视。
这样，我们就延长到1962年毕业了。
1962年毕业也有好处，那时正在“右倾回潮”。
1949年以后，大学本科学制一般为四年，稍后延长为五年，没有招收研究生。
1956年要向科学进军，招过一批研究生，数量非常少。
1958年大跃进，研究生制度被破除。
到了1962年，才又开始招研究生，直到“文革”前。
那时的研究生没有学位的概念，学历也不统一。
在大学，研究生学三年；在科学院，研究生要学四年。
研究生数量也很少。
我和张广厚是1962年通过考试，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66年毕业。
1966年春天，我们已经把毕业论文作好，装订好，送到各处去审查，准备论文答辩时，“文革”开始了。
我和张广厚还是幸运的，“文革”前受到了大学和研究生的完整教育和培养，学术训练也较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