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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魏晋清谈之风的形成方世蔚，张元兴（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庆阳 745000）[摘要]：汉末魏晋之时天下纷争，诸侯争霸，英雄辈出。
在这金戈铁马的背后，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文人从儒家的入世务实转而开始了虚无的清谈，而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到底为何会出现，它出现的时代给了它什么样的条件，本文将作以探究。
[关键词]：党锢之祸清议名士门阀体制风度雅量东汉末年，皇权衰弱，在士大夫官僚与太学生中出现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即清议。
这时外戚势力失控，皇权扶植宦官势力进人官僚队伍，以抗衡外戚。
遭到外廷官僚与太学诸生的抵制，太学生与官僚士大夫、名士结合, 对抗皇权以及依附皇权的宦官势力。
促使清议的产生，在下文我们将具体探讨其产生的条件及发展：一、清议的产生(一) 党锢之祸的发生延熹九年，宦官赵津、候览等党羽与张矾、徐宣等人为非作歹，并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脱惩罚，河南尹李膺，在大赦后处死了蓄意在赦前杀人的张成之子,李膺坚定不移地打击横行霸道的宦官势力，既招来了宦官深刻的忌恨，也赢得了众多士人和太学生的敬仰和拥护。
太学生称道：“天下模楷李元礼。
”李膺实际上成了当时太学生运动的核心人物。
然而，李膺在士人和太学生中影响愈大，宦官就愈要置李膺于死地。
张成为宦官党羽，宦官一党遂让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陷李膺等人结党营私，败坏朝堂。
士人、宦官间的矛盾在此爆发。
桓帝大怒，诏告天下，逮捕并审理党人。
李膺等人在狱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
宦官等害怕牵连到自己身上，向桓帝进言，说天时到了大赦天下的时候了。
于是同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
党人等获得释放，但放归田里，终身罢黜，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
公元172年，宦官等见窦武、陈蕃、李膺、杜密等名望仍在，不肯罢休，于是向灵帝进谗言，诬陷党人“欲图社稷”，意图谋反。
年仅十四岁的汉灵帝被他们欺骗，因而大兴大狱，追查士人一党。
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被下狱处死。
论魏晋南北朝的文论之“清”——兼及陶渊明的品第(一)【关键词】玄学/清/清省/清丽“清”是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的重要范畴之一，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哲学意义上的“清”主要指的是“气”之清浊的“清”，由此延伸到人的道德和才性之“清”，进而转化为审美艺术之“清”。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哲学之“清”转化为审美之“清”的关键时期，玄学本体论和玄学思潮影响下的士人“清谈”对审美趣味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在玄学本体论问题上，玄学家以“无”为本，以“有”为末，因而“贵无”，主张以无统有，崇本息末。
对于“无”的理解，玄学家主要吸取了道家之“道”自然无为的思想，“无”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虚无缥缈，而是宇宙万物的自然存在方式，含有不受人工束缚、自然随意的意思。
这一时期的美学，主要受自然之道的影响而形成了以自然为美的审美倾向。
但是，在对“自然”的理解上，玄学发展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王弼和郭象的观点却有一些差别，由此导致了魏晋与南北朝尚清审美趣味的细微不同，形成了前后两个阶段文论同中有异的格局。
“清谈”对审美的影响更加直接。
当“清谈”从玄远的哲学思辨转变为极具感性色彩的审美活动，“清谈”实际上已经不再以人为中心，而是以艺术为中心了。
整个魏晋南北朝的审美理论充满浓郁的尚清色彩，从宗炳画论的“澄怀味象”，到嵇康乐论的“声无哀乐”，再到陆机文论的“清省”，无一不浸透着玄学的滋养。
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魏晋人则倾向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1](P117)。
可以说，审美之“清”是玄学思潮和士人“清谈”的产物：它一方面继承了“清谈”关于“清”的内涵界定——对现实的超越和自由的精神，沿袭了“清谈”中“清”的形式要求——简约、整饰；另一方面，审美理论的演进也与玄学思潮的发展阶段相对应，表现出明显的同步性。
本文专论魏晋南北朝文论之“清”而不涉其他审美领域。
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文论特色概括地说即前期以“清省”为主，后期以“清丽”为主，可以陆云的“清省说”和刘勰、钟嵘的“清美论”为代表。
The Origin of Aesthetic Conception of ＂Qing＂ in Late Han Dynasty and Wei-Jin Dynasty 作者： 袁济喜
作者机构：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100872
出版物刊名：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页码： 102-111页
年卷期： 2016年 第1期
主题词： 汉魏两晋;社会生活;以清为美;文艺观念
摘要：自上古以来，中国就有着尚清的思想意识。
汉末魏晋时期，在社会生活与思想文化方面都兴起了以清为美的思潮。
尚清意识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联系愈发密切，在统治者的人才选举、士人入仕方面都成为重要的考量标准。
到了东汉末年，尚清又与党锢之祸中的士人人格精神相联系。
三国魏晋时期，清谈与思辨的思想影响到文学艺术的走向，构成六朝文艺与美学不同于隋唐之后的亮点。
论魏晋南北朝的文论之“清”“清”是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的重要范畴之一，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哲学意义上的“清”主要指的是“气”之清浊的“清”，由此延伸到人的道德和才性之“清”，进而转化为审美艺术之“清”。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哲学之“清”转化为审美之“清”的关键时期，玄学本体论和玄学思潮影响下的士人“清谈”对审美趣味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在玄学本体论问题上，玄学家以“无”为本，以“有”为末，因而“贵无”，主张以无统有，崇本息末。
对于“无”的理解，玄学家主要吸取了道家之“道”自然无为的思想，“无”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虚无缥缈，而是宇宙万物的自然存在方式，含有不受人工束缚、自然随意的意思。
这一时期的美学，主要受自然之道的影响而形成了以自然为美的审美倾向。
但是，在对“自然”的理解上，玄学发展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王弼和郭象的观点却有一些差别，由此导致了魏晋与南北朝尚清审美趣味的细微不同，形成了前后两个阶段文论同中有异的格局。
“清谈”对审美的影响更加直接。
当“清谈”从玄远的哲学思辨转变为极具感性色彩的审美活动，“清谈”实际上已经不再以人为中心，而是以艺术为中心了。
整个魏晋南北朝的审美理论充满浓郁的尚清色彩，从宗炳画论的“澄怀味象”，到嵇康乐论的“声无哀乐”，再到陆机文论的“清省”，无一不浸透着玄学的滋养。
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魏晋人则倾向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1] (P117)。
可以说，审美之“清”是玄学思潮和士人“清谈”的产物：它一方面继承了“清谈”关于“清”的内涵界定——对现实的超越和自由的精神，沿袭了“清谈”中“清”的形式要求——简约、整饰；另一方面，审美理论的演进也与玄学思潮的发展阶段相对应，表现出明显的同步性。
本文专论魏晋南北朝文论之“清”而不涉其他审美领域。
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文论特色概括地说即前期以“清省”为主，后期以“清丽”为主，可以陆云的“清省说”和刘勰、钟嵘的“清美论”为代表。
一、魏晋文论之“清”：清省玄学家王弼对“自然”(无)的理解可以概括为“素朴”。
魏晋风潮到底有多野？⼤家好，不舍国学栏⽬⼜跟⼤家见⾯啦。
提起魏晋，想必很多⼈脑海中会浮现⾐袂飘飘，任诞狂放的形象。
其实，这只是魏晋⼈的表⾯。
真实的魏晋⼈是什么样的？本期如斯精舍带⼩伙伴们了解⼀下魏晋⼈的真实⽣活。
魏晋⼈有哪些流⾏穿法？魏晋男⼦的服饰沿袭秦代，⼜有所发展。
魏晋的名⼠们多光⾝着宽⼤外⾐，或者外⾐内着⼀件类似今天吊带衫的奇特内⾐，并不穿中⾐，此⾐式仅见于这⼀时代。
魏晋⼈有时也穿裤褶，它是是北⽅游牧民族的传统服装，基本款式为上⾝穿齐膝⼤袖⾐，下⾝穿肥管裤，常⽤较粗厚的⽑布来制作。
上襦下裤，贵族必须在襦裤外加穿袍裳，只有骑马者、厮徒等从事劳动的⼈为了⾏动⽅便，才直接把裤露在外⾯。
当时南朝⼥⼦⼀般上⾝着衫、袄、襦，下⾝着裙，款式多为上俭下丰。
⾐⾝部分紧⾝合体，袖⼝宽⼤，裙为多褶襇裙，裙长曳地，下摆宽松，从⽽达到俊俏潇洒的效果。
到了北朝时期，⼥⼦流⾏穿裲裆，并常与裤合穿，整个形制与男⼦⼀致。
此时的⼥服还有如下穿法：对衿，衿的下⾓相互交叉，呈⼩型燕尾状。
此时⼥⼦的服饰已开始趋向华丽、潇洒、飘逸之风尚，再加上披帛的使⽤和⾼髻发式，使着装者显得端庄华贵。
魏晋⼈的穿⾐风尚跟⼀种毒药有关？⾐着是⽣活的⼀部分，与当时的社会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章与药酒之关系》⾥提到，魏晋⼈的穿着跟当时的贵族流⾏吃五⽯散的风尚有密切关系。
五⽯散是⼀种毒药，由名⼠何晏开头吃的。
配⽅⼤约是五样药：⽯钟乳、⽯硫磺、⽩⽯英、紫⽯英、⾚⽯脂。
夹以其他的药材。
其功效类似于⼀些毒品，能使⼈在短期内，精神处在亢奋迷狂的状态。
副作⽤极强，如果不配合适当的⽅法进⾏“散发”，⼈就会毒发⾝亡。
因此，五⽯散是⼀种贵族药品，普通⼈是吃不起的。
怎么“散发”呢？吃了五⽯散不能马上休息，要⾛路，称为“⾏散”。
六朝⼈的诗“⾄城东⾏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路之后，全⾝发烧，发烧之后⾝体⼜会变冷。
普通⼈发冷应该多穿⾐服，吃热的东西。
但五⽯散刚好相反，需要少穿⾐，吃冷⾷，洗冷⽔澡，喝热酒。
风骨胜于风度：浅析魏晋时期士大夫的清谈风与荒诞事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许多怪异行为都能得到包容。
那些叛逆的青少年，染发、酗酒、飙车，甚至吸食大麻，似乎只有这样才显得与众不同。
但是如果他们与1700年前的魏晋士大夫相遇，恐怕会羞愧得无地自容。
这个历史上最叛逆的群体，不仅文化素养极高，行为更是怪异，连人家清谈时的嘴上功夫，也是那么的潇洒玩酷。
魏晋名士放浪形骸的清逸生活打嘴炮的黄金时代从社会风尚的角度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继三国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无疑是个特殊的时代。
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极具个性的社会名人。
他们举止怪诞，性情乖张，尤其热衷于清谈，闲着没事就会聚在一起斗嘴。
这股潮流一度盛行于整个士大夫阶层，成为一种非常高级的社会风尚标。
所谓清谈，又称“玄言”、“玄谈”、“谈玄”，是魏晋时期崇尚虚无、空谈明理的一种风气。
它以谈玄为主，即以《周易》、《老子》、《庄子》“三玄”为基本内容，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典。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部分士大夫不甘心被禁锢，因而积极投身于玄学研究。
到魏晋时期，由于对当时政治的黑暗以及礼教的虚伪极其不满，这群士大夫便经常公开发表离经叛道、菲薄圣人的言论。
他们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理论，厌恶儒教各种人为规定的繁琐礼数，主张回归自然。
表面上，他们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实际上，内心却充满了苦闷。
客观上讲，魏晋的清谈风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自东汉中叶以后，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政治日益腐败。
面对这政治现实，以太学生为代表的部分士人一直持批评态度，这股品评人物的风气被称为清议。
为了压制清议，掌权宦官先后制造了两次“党锢之祸”。
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下，文士从此不再过问政治，而是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转向以抽象哲学讨论为主的清谈。
到魏晋时期，由于士族地主势力的发展及不同集团间的斗争，终于使玄学蔚然成风。
东汉宦官专权清谈家多出自士族，他们经济上有世传的丰厚祖产，在政治上也不必操心费力，靠祖上庇荫，普遍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公卿之类的高官。
魏晋风度一．何为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
《世说新语》记：‚王子猷居山阴，逢雪夜，忽忆剡县戴安道，即时登舟造访，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
人问其故，答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这些名士言词高妙，精神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
何谓清谈？清谈，亦称‚玄言‛、‚玄谈‛、‚谈玄‛，是魏晋时期崇尚虚无空谈名理的一种风气。
始于魏，上承东汉末清议，从品评人物转向以谈玄为主，以《周易》、《老子》、《庄子》‚三玄‛为基本内容，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义，摈弃世务，专谈本末、体用、有无、性命等抽象玄理，到晋王衍辈，清谈之风大盛。
‚魏晋风度‛的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它与东汉末以《古诗十九首》为标志发展而来的价值观念一脉相承，而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上，又和‚文学的自觉‛的美学潮流相辅相成。
在丹、酒、姿容、玄谈的外在表象后面，蕴含着对自身价值思考和对人生无常的悲叹。
姿容的飘逸与内在的智慧、忧伤结合，成为魏晋风度的美学典型。
在哲学上，玄学的兴起，标志着儒家哲学的危机。
由于东汉后期的政治腐败，使得儒生们从对汉家煌煌大业的盲目崇拜中清醒过来，正统的儒家思想受到怀疑。
从党锢之祸开始，到黄巾起义，到军阀混战，到三国鼎立，再到曹魏司马氏争权，大开杀戒，在整整100多年的腥风血雨中，人们进行了否定外界社会的过程，探求人生变幻无常的命运，执着爱恋短促的生命，寻求人生的欢乐。
二、魏晋风度的分期1．正始时期。
以王弼（226－249）、何晏（190－249）为代表。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
‚贵无‛思想，认为老不及圣，圣人未必无情，体用如一，本末不二。
第34卷第2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V ol.34 No.2 2013年2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eb.2013谈魏晋风韵的“清”王卉（广西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0）摘 要：“清”是魏晋风韵的一个突出特征，它内涵丰富，是魏晋六朝人物品藻与文艺审美中的重要审美范畴。
论文从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与文学创作出发，结合相关的人物和作品分析，对“清”的内涵及其形成原因作简单的探讨。
关键词：自然；清新；高远；玄学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3）02-0042-02魏晋风韵，虽已久去，但说来总令人神往。
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崇尚自然、超然物外、清峻通脱，自有一种不以时务为怀的高情远致，教人景仰。
这种率真任性而风流自赏的风韵与其时盛行崇尚老庄的玄学不无关系。
“人的真情因流贯玄理的血液而高，而远，而清，而 深，而淡，而神，而韵。
”[1]259“高”、“远”、“清”等既是人物品藻之准，也是艺术风格的一种概括。
由魏晋风韵而衍生的多个审美范畴中，“清”较为典型地代表了魏晋名士的审美取向。
在魏晋南北朝，“清”这个审美范畴在人物品藻和文艺审美中大量出现，受到世人的推崇。
如《世说新语》中有关人物品藻的篇章就有“清通”、“清真”、“清远”、“清令”、“清疏”、“清醇”、“清贞”、“清蔚”“清悟”等多个带“清”字的评价。
而在文艺审美中，魏晋南北朝许多作家的文学风格也体现出“清”的特点。
如嵇康的诗，刘勰《文心雕龙》评价为“嵇志清俊”，还有鲍照、陶渊明、谢灵运、吴均等人的创作风格也具有“清”的特点。
作为魏晋风韵的突出特征，“清”的内涵十分丰富。
就认识上讲，与汉之清浊之气有关，但它非就宇宙生成的角度而言，乃为本体追求的一种表现，在当时也常以自然、天然、玄远、平淡、超逸、旷远、高踔、神明、高、深、简、约、通、达等概念反映出来。
[1]265据此可以把“清”的内涵概括为两方面。
首先，是与浊俗相对，与“骨气”相连，包含有明确、简约、高远、脱俗等意思，表达一种空明澄澈而超世脱俗的高雅情致。
嵇康其人其文都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
曹魏后期，政局混乱，曹芳等皇帝既荒淫无度又昏庸无能。
司马懿父子掌握朝政，废曹芳等昏君后，大肆诛杀异己。
文收稿日期：2012－12－10作者简介：王卉（1976－），男，广东茂名人，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
人的命运由此出现转折，山涛投靠司马氏，阮籍本有济世志，但不满于司马氏的统治，故以酣饮和故作旷达来逃避迫害，最后郁郁而终。
嵇康不同于前二人，以坚决坦荡的态度拒绝司马氏，还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表明自己对司马氏阴谋篡魏的不满与鄙夷，招致司马氏的厌恶而惨遭杀害。
临刑前一曲《广陵散》，不仅是音乐绝唱，更是嵇康高洁人格的绝唱。
“嵇康为人清正高洁，其诗其文也充满着高情远致。
他的诗以表现其追求自然、高蹈独立、厌恶功名富贵的人生观为主要内容。
”[2]37《幽愤诗》中“与世无营，神气晏如”、“煌煌灵芝，一生三秀。
予独何为，有志不就”、“采薇山阿，散发岩岫。
永啸长吟，颐性养寿”[3]282-283等诗句表示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语词清俊，文气高古。
再看他的四言诗《赠秀才十八章》的第十四章：“息徒兰圃，秣马华山。
流磻平皋，垂纶长川。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
郢人逝矣，谁可尽言。
”通过想象其兄在行军休息时游猎弹琴、神情悠然的高超境界，表现自己对哥哥的寂寞怀念之情。
这首诗语言自然天成，生动传神，“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两句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因为这两句诗塑造了一个十分旷远、高古的境界。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这是同时进行的两个不同动作的描写：诗人在弹琴心却不在琴，远眺归鸿却又无意于此。
这里的意象被作者虚化了，它所暗含的是象外之意，“诗人将深衷的情感寓于虚化的景物之中，移诸读者的联想世界，将人们的目光引向具体形象之外，俯仰天地，静观万物，从而领略清峻玄远的审美情趣。
所谓“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也就是用清净的心境去领悟宇宙、领悟自然。
[4]“目送”、“手挥”、“俯仰”、“游心”间的深意，全靠读者凭借想象，深远、淡泊、空明……尽可纵情驰聘，言有限而意无穷，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嵇康的其他诗歌如《游仙诗》、《答二郭》三首、《述志诗》二首等都表现了他鄙弃世俗、回归自然的高蹈隐逸之志。
“清”的另一含义是相对于人为雕琢而言，即“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天然之美，这种美重神轻形。
曹植《洛神赋》中描绘洛神的天然美以及《世说新语》对王羲之“飘若游云，矫若惊龙”的形容都是对这种自然美的推崇。
除了人物品藻有这种的审美意识外，在文艺审美中，这种自然美风格也大量存在，主要体现在文学创作实践上。
根据创作方式的不同，又可划分两种不同的追求。
第一种是南北朝民歌那种不拘形迹的纯天然艺术创作。
这类作品多是民间创作，它没有专业文人那种强烈的锤炼意识，也没有对深远、隐约的作品主旨追求。
有的只是十分真淳的情感冲动和简单直白的语言表达。
如“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
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子夜歌》）[3]381、“秋风入窗里，罗帐起飘扬；仰头望明月，寄情千里光”（《子夜四时歌・秋歌》）[3]383、“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
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子夜四时歌・冬歌》）[3]383、“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华山畿》）[3]383、“陇头流水，流离山下。
念吾一身，飘然旷野”（《陇头歌辞》）[3]390、“陇头流水，鸣声呜咽。
遥望秦川，心肝断绝”（《陇头歌辞》其三）[3]391。
以上这些民歌，以清新浅近的语言，描绘了丰富多样的生活与自然景色。
或表达对爱情的渴望与执着；或诉说对心上人的相思之情；或抒发游子在外漂泊的痛苦之情。
一幅幅生动的面面通过简洁的描绘展现在读者眼前，既富有生活情趣，又真切可感，别具一番率真自然之美。
文学来源于生活，正是这种来自民间的不加润色的情感表达赋予了这些诗歌鲜活的生命力。
与民间不加雕琢的自然相比，另一种自然是庄子提倡的那种“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神化境界。
这是一种不露痕迹的雕琢，正如元好问所说的那样，“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于平淡自然中包含深意。
陶渊明的创作是这种审美风格的典型代表。
他一生安贫乐道、崇尚自然，既洒脱恬淡又质朴真率，反映在其文学创作上，也是以自然为主，追求质朴的文风。
他的作品多选取大自然或乡间的景物入诗，不追求曲折的情节，也不使用艰深晦涩的辞藻，意思明白晓畅。
但陶渊明的作品又不只是对常见的事物作简单的描写，看似平淡朴素，却别有深意，可谓“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2]68，通过白描日常生活人人可见之景来表达高于世人之情，追求人与自然的融合。
如他的《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这首田园诗选取的意象都是农家常见事物，画面也是常见之景，但其中包含的人生哲理却不是每个人都能从生活中体会到。
宁静的环境，高远的心境，让人心神舒畅，二境合二为一更让人回味无穷；采菊东篱，偶然回首间，悠悠眼帘中是南山的一片美景，人与自然在此刻融为一体；夕阳西下，飞鸟归巢，何等安详满足，面对此情此景，已不知用何种语言方能表达心中微妙的感觉。
只是整个身心被带向不可言说的无限，不知是回归到最本真的人性，还是最纯粹的快乐。
在这首诗里，大自然的景、作者的情以及其中包含的理都在简单的画面描绘中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表面看似平淡自然，内里却蕴藏着不可落于严笙的深意，是陶渊明与大自然融合为一体时所作的哲理思考。
其他的诸如“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杂诗》其二）、“众鸟欣有托，我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其一）等诗句都是言浅意深，看似平淡实却很精彩。
“清”的内涵丰富，与其形成因素有着密切联系。
“清”的形成受到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随着东汉末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土崩瓦解，与之相应的儒家思想也就失去了昔日的权威地位。
儒家重现实，尚权威，追求壮观华丽、重视人为雕琢之美的传统也随之不再受到推崇。
随着轻世俗而重自然的思想变化，士大夫们不再追求人为雕琢的华美形式，而重视内容与自然，因此，与繁华绮丽相对的清新也就流行起来。
其次，魏晋六朝的乱世背景对“清”的形成起促进作用。
魏晋六朝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汉末的战乱、三国的纷争、“八王之乱”、西晋的灭亡与晋室的东迁，北方十六国的混乱及之后因朝代更迭带来的各种战争，既造成生灵涂炭，也使得士大夫们饱受颠沛流离之苦。
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祸福的无常，更让敏感的文人内心时常充满忧苦，无处排解而寄情山水，于自然山水中抒发心中的哀愁。
同时，美丽壮阔的大自然也以其山水的灵性浸润士大夫们的情怀，塑造其旷达、率真、自然的情怀。
高风亮节的嵇康，安贫乐道的陶渊明、坦腹东床的王羲之，他们都不以时务为怀，放下世俗的纷纷扰扰，投身大自然，沉醉于山水之间，追求高雅的情志。
在游乐山水中，心灵受到大自然的涤荡，他们可以将心中的愁苦抛诸脑后，内心得以在山水间休憩，最后在与大自然的融合中找到精神的归宿。
因此，嵇康才会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旷达情怀，陶渊明才会有“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感悟，王羲之才会有千古流芳的《兰亭集序》。
常以自然山水为怀，感悟自然的阴晴风雨，也丰富了他们的创作，对其作品风格的形成起一定的促进作用。
最后，玄学的兴盛对“清”审美意识的形成有着深刻影响。
玄学，是老庄思想在魏晋时的新变化，它是“玄而又远之学，其基本特征是‘略具体而深究抽象’，表现于天道之求，则不拘其所构成之质料之为何，而进谈其本体的存在，反映在人事，则以形迹为粗，轻而略之，而致力于研明内部神理之妙”[1]255。
它的目的在于论证名教与自然的统一。
这说明玄学提倡的是重主体、重才性、重个体人格而轻视外在形式，简而言之，就是重神轻形。
魏晋士人清谈之风盛行，人人都重视谈玄，善于谈玄，玄学成为主流的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当时审美意识的形成。
（下转67页）安娜希望她所爱的两个人——弗伦斯基和儿子能在一起，但是离婚迟迟不能解决，这个愿望也就不能实现，安娜失去儿子并且连社交也不能正常进行，社会对她身份地位的不认同，安娜感到非常痛苦，在她抱着最后希望去找她唯一可以倾诉的陶丽时遇到吉娣，吉娣对她的态度让安娜感到屈辱。
“我知道，凡是正派的女人都因我的身份不愿见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