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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兴起对竹林七贤的影响作者：袁晓晨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2013年第11期人类的历史总是在多种多样的矛盾斗争中缓缓前行。
在经历了两汉一统天下的稳定局面之后，继之而起的又是群雄争霸的动荡社会：魏、蜀、吴三分天下，曹魏政权又为司马氏篡夺，三国终归于晋。
如此乱局，人人自危，名士退避，寄居高林深壑；文人隐遁，宁做潇洒之士而不愿出仕为官。
传统儒学在这一动荡时代已不能起到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反而是老庄学说更符合时代、政局的要求和士人的精神需求。
玄学的兴盛一方面是士人们思想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维护统治需要的产物。
曹魏政权自曹操、曹丕去世之后，朝政逐渐衰弱，而司马氏的势力却越变越强。
政治斗争日益尖锐，为了维护衰败的曹魏政权，思想家们倡导了以老子思想为主的玄学思潮。
一.玄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汉魏时期，儒家思想一直都是封建社会的思想主流，统治者借之以维护统治。
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更是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却被套上了神学的枷锁，逐渐偏向经学。
汉末党锢之争后，儒家思想丧失了统治地位。
到魏晋易代之际，特定的政治背景使名士们处于悲观失望中，他们不满现实，遂遗弃世事，只求全身远祸。
儒家思想已不能满足士人的精神需求，他们转而寻求新的精神依托。
此时的思想界因曹操主张“通脱”，出现了新的局面，“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①。
老庄哲学在这种形势下得到士人们的亲赖，并逐渐转盛。
原有的老庄之学又同儒家思想重新组合，形成了新的魏晋玄学，一时间谈玄之风盛起，玄学家们相互拜访交谈，争论辩驳。
二.玄学的兴盛造就了竹林七贤的玄学思想“玄字”，原出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玄学即指一种高深莫测的学问，以道家的《老子》、《庄子》，儒家的《周易》为理论依据，合称“三玄”。
玄学也是名士清谈的内容，谈者通过思辨、推理，以唯心主义的观点多方面地阐述“三玄”。
魏晋玄学广义而言可分为三个时期：正始年间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派玄理之学；竹林时期（嘉平前后）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旷达派玄理之学；元康时期以裴楷、郭象为代表的独化派玄理之学。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探讨魏晋南北朝画论和山水画的审美，除了关注美学思想及绘画技巧外，对于承载思想的技巧与手段、途径、范式而形成的玄学方法更应该去探求，即玄学方法所表现的价值与特征。
在探求中会加深认识玄学观念的价值，即在儒释道的融合下，其中蕴含着哲学、宗教乃至做人和养身之道；在探求中加深体悟画论的意味和山水画符号外在形式的内在意蕴，从中感受到“妙得”、“味象”的山水之意境。
所以说，探讨玄学审美方法的形成及方法是如何在此时期被创作者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自然地运用，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因为，此时的玄学不仅表现出儒、释、道综合性的审美观念；而且循其观念之驱动，在艺术创作中也表出独特的审美方式，即玄学方法。
然而此时期的画论阐述，恰是体现玄学方法运用的最好实例。
在这一方法中不仅体现出时代观念，同时在一系列理论阐述中，又隐显着玄学方法的脉络。
即“迁想妙得”、“澄怀味象”的脉络理路中具体显现。
本文试浅析“迁想妙得”、“澄怀味象”的玄学方法理路中的具体显现在“迁想妙得”、“澄怀味象”的玄学方法理路中，具体显现的特征主要有两方面：1、以佛学为主要的宗教式的思维理路，创变“迁想”与“妙得”的审美方法。
2、以佛教“心缘俱寂”的心态去创变“澄怀”与“味象”的审美意境。
一、“迁想”与“妙得”在画论中的理路中的显现以佛学为主要的宗教式的思维理路创变“迁想”与“妙得”的审美方法，正是这一时期玄学方法的表现特征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兴盛，佛教艺术也随之发展，其中宗教式的思维理路和意境表现形式必然形成此时艺术创作者表达观念的形式手段即方法。
这种现象出现恰是来自时代的蕴生，从汉末儒家正统思潮逐渐衰退和玄学兴起，为佛教的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思想条件。
此时的佛教不仅是宗教，而且已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审美思潮。
在思潮驱动下，必然形成相对应的审美方法，具体表现在对宗教思维理路的创变与运用。
宗教的思维理路是通过虚幻方式得到“来世”幸福的满足，这种虚幻的具体表现就是通过幻想、联想，从而达到意境的理想境地。
嵇康与魏晋玄学作者：李年来源：《新西部·中旬刊》2011年第10期【摘要】本文分析了竹林七贤代表人物之一嵇康的生平与哲学观点。
叙述了嵇康思想所处的魏晋乱世历史背景。
概述了嵇康思想的历史渊源、时代现状、社会思潮、学术界现状。
分析了嵇康与魏晋玄学的关系，玄学思想是儒道冲突，融合的产物；嵇康玄学思想是何晏、王弼的贵无论的玄学思想发展而来的。
评价了嵇康玄学的地位：嵇康强调本体，崇高自然，他破坏了王弼贵无论的玄学体系，促使它解体，但却围绕着本体与现象，自然与名教这个核心进行了新的探索，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极大地丰富了玄学思想。
【关键词】嵇康；魏晋玄学；儒道冲突一、嵇康思想的历史、社会、思想背景1、嵇康思想的历史渊源嵇康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远承道家“自然无为”的精神，关于“自然”的表述最早出现于春秋的老子，他对当时社会人生的种种乱象进行观察与反思，认为人类应当做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将“道”看作万物的本源，赋予“道”以“自然”之视野透视人生命之真实状态，推出了“无为逍遥”的人生哲学，以求得心灵的豁达、安宁真实和人生的洒脱。
汉末，玄学思潮兴起，竹林时期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表现出他反礼教、率性自然的个性特点，将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2、嵇康思想的社会时代背景正始十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高平陵政变”，此次改变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司马氏取代了曹氏，但这次政变更深远的影响是消灭了正始名士集团，从而也终止了正方兴未艾的玄学思潮的发挥，自由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新思潮从此转入了“礼教尚峻”的受压境地，新思潮由蓬勃发展的正始时期转入了坚持抵抗的竹林时期。
嵇康正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
他身处魏晋交替的动乱时期，他本人秉性刚直，率性自然，并且“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天”，便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政治斗争。
3、嵇康思想的社会思潮嵇康思想也深受当时玄学思潮的影响，玄学从其哲学内容来说，是着重探讨本体论的玄远之学；从其主题来说，是探求理想人格，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从学术内容上看，玄学是追求宇宙本体论的根本；从治学方法上看，玄学摆脱了文句的束缚，主张得意妄言；从学术追求上看，玄学家醉心于人格美的追求颇重抒情，竹林玄学是在继承正始玄学某些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变和玄学家自身的特点，也发生了不同于正始玄学变化，由于它具有模糊性、不具体性，因此给人们提供了大量的认识空间和发挥想象力的余度。
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与文化审美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时期之一，这一时期的思想和美学思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这个时期，玄学思潮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当时文化审美的核心。
本文将探讨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与文化审美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魏晋时期，玄学思潮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同。
玄学强调对玄妙之理的追求，以至阴至弱的美为最高审美标准。
许多文人学士都将自己与玄学联系在一起，倡导遁世思想，追求超越世俗的境界。
他们通过感受大自然的力量和表现自我，表达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和情感。
例如，江西的王导在他的《季秋图赋》中描绘了一幅秋天的景象，描述了萧索的草原，枯叶在秋风中翩翩飞舞的情景。
这种以至阴至弱为美学标准的审美理念在当时非常流行，并且影响了后来的文化艺术发展。
除了玄学思潮，文化审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魏晋时期，歌辞和文言诗开始盛行，成为流行的文学形式。
很多文人用诗歌表达他们内心的情感和体验，追求"奇"和"趣"，以打破传统文学的束缚。
曹操的《木兰诗》讲述了女子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以及她英勇无畏的奇特形象。
这样的作品美妙动人，引人入胜。
魏晋时期的文化审美从传统与现实的对立中探索新的表现方式，为后来的文化艺术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此外，魏晋时期采用的一种文体叫做“骈文”。
骈文是一种将两个或更多的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句式并列使用的文体。
这种文风追求丰富的修辞技巧，以及对形式的精确追求，使作品显得华丽而雄辩。
魏晋时期的文士通过骈文的运用，提高了文章的表达力和感染力。
例如，陆机的《七发》利用了骈文的形式，以华丽的表达来描绘大自然的壮丽景象。
骈文的运用使作品富有变化和韵律感，增强了读者的审美体验。
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和文化审美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们不仅改变了当时的艺术创作方式，也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内涵。
玄学思潮的强调"至阴至弱"的美学观念，对后来的诗歌、绘画和音乐等艺术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竹林七贤与魏晋玄学魏晋玄学是一种产生于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文化思潮。
它以被称为“三玄”的《老子》《庄子》和《周易》为宗，以有无、言意、才性、自然与名教等为主要辩题，以发言玄远为标志，以清谈为主要表现形式。
在魏晋玄学的发展与勃兴过程中，竹林七贤以他们的创作、言论和行为形象而生动地诠释了魏晋玄学的精髓和意蕴。
由于他们的积极参与和刻意张扬，以及他们在当时社会的广泛影响，魏晋玄学不仅表现得极富声色，而且对后世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标签：竹林七贤；魏晋玄学；后世影响魏晋玄学是一种产生于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文化思潮。
它以《老子》《庄子》和《周易》为宗，以有无、言意、才性、自然与名教等为主要辩题，以发言玄远为标志，以清谈为主要表现形式。
自三国魏正始年间开始以迄东晋，当时名士无不竞相参与，以至于波起云涌，颇具声势，成为魏晋时期思想文化的最显著特色。
作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思潮，魏晋玄学虽然始于以何晏、王弼和夏侯玄为代表的正始名士，但与竹林七贤却有不解之缘。
由于竹林七贤的积极参与和刻意张扬，以及他们在当时社会的广泛影响，魏晋玄学在开始阶段就表现得极富声色，而魏晋玄学的流行与勃兴更是得力于竹林七贤的推波助澜。
一、竹林七贤的玄学活动以年齿而论，竹林七贤与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夏侯玄属于同一时代人。
只是由于何晏等人在正始中就已享有盛名，声誉远在阮籍、嵇康等人之上，东晋袁宏撰写《名士传》，才把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分别列为两个名士团体，与所谓的“中朝名士”鼎足而三。
魏晋玄学始于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人，是不争的事实。
但由于何晏正始十年（249）被司马懿杀害，同年王弼病卒，夏侯玄正元元年（254）被司马师杀害，所以，所谓的正始玄学不过是昙花一现。
自正始末至景元三年（263）年嵇康被杀、景元四年（264）阮籍病逝的十多年间，曹魏朝政一直由司马氏父子把持。
这一时期，玄学思想虽然十分活跃，但大旗实际上却是由竹林七贤扛起的，具体些说则是由嵇康和阮籍扛起的。
魏齐王曹芳正始末年至嘉平初年，以阮籍、嵇康为首，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诸人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省辉县市、修武县一带）自发地形成了一个玄学清谈中心。
他们有着相近的思想倾向和人格理想，常聚于竹林之中，饮酒赋诗，弹琴啸歌，谈玄论道，肆意酣畅，世谓之竹林七贤。
本文拟在研读七贤作品文本的基础上，结合魏晋易代之际的时代政治背景，对于七贤在玄学思潮的濡染下，竹林之游团体产生的原因、思想发展轨迹及其生命范式的意义进行探析。
首先，竹林七贤的出现与魏晋易代之际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正始年间，在曹魏上层分别形成了以曹爽和司马懿各自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
曹爽集团腐败奢侈，日趋衰微，司马氏集团日益强盛，野心勃勃。
这两个政治集团长期互相倾轧，当时的一些士人感到无所适从，若其稍一不慎，涉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从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清剿曹爽政治集团的“典午之变”到甘露五年（260）高贵乡公曹髦的被杀十余年中，司马氏集团通过对反对者的血腥屠戮和残酷镇压，逐渐把持了朝政。
在此腥风血雨的政治氛围中，目睹司马氏集团屠刀上淋漓的鲜血，当时的士人心上笼罩着一层沉重的阴影，他们失去了前辈建安士人奋发扬厉、慷慨激昂的进取精神，现实的残酷使他们常常感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普遍对莫测的命运感到深深的忧虑。
在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争斗中，竹林七贤既不愿投向腐朽荒淫、奢侈没落的曹魏集团，又不愿追随凶残暴戾、阴险狡诈的司马氏集团。
竹林七贤对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和两大政治集团的权力之争感到深深厌倦。
为了全身远祸，他们选择了遁世，隐居于山阳的竹林之中。
在如此险恶的社会环境中，竹林七贤的思想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遁世的嬗变。
竹林七贤在青少年时期，深受儒家思想的濡染，前辈建安士人激昂慷慨、高蹈踔厉的进取精神对他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阮籍的《孔子诔》云：“养徒三千，升堂七十。
潜神演思，因史作书。
考混元于无形，本造化于太初。
”其《四言咏怀诗》其六云：“嗟我孔父，圣懿通玄。
浅谈魏晋时期的玄学文化与顾恺之画论思想的确立从公元220 年曹魏王朝正式建立，三国时期开始，到公元589 年隋文帝灭掉南朝陈，重新统一中国，369 年间，经历了魏、晋、南朝宋、齐、梁、陈，北朝十六国，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等若干先后相继或并列的朝代，史称魏晋南北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相当特殊的一个时期，战乱频繁，社会混乱，国家分裂，王朝更迭风起云涌，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经济、政治动荡的时代，它的文艺却获得了空前的繁荣。
一、魏晋的玄学文化正如宗白华所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在那个时期，维护皇权的名教已经名不副实，选举官吏的清议制度充满了流弊，外戚与宦官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朝廷处处陷阱、人人自危。
官场也充斥着贪赃枉法、危害百姓的官吏。
在这样的时世中，魏晋人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里解脱出来，一反汉代把群体、社会、儒家的名教思想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把个体的存在推上了重要的位置。
对儒家思想的反叛，老庄哲学的复归都深深地撞击了魏晋人的头脑，使他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这确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精神生活空间开阔、文化环境较为宽松的时期。
自从东汉末年儒学一尊的地位动摇，经学本身也经历了从繁琐注疏到义理化的改造之后，各种思想也纷纷出现。
玄学虽然消磨了一代士人的意志，使他们从前辈的军旅情怀中摆脱出来，进入清谈，但玄学也同时创造了中国思想史上令人神往的辉煌，何晏、王弼都主张“贵无”，“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
”裴危则“崇有”，“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阮籍、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郭象主张“名教”即“自然”；王弼则主张“名教”出于“自然”。
他们集儒者的建功立业与道家的旷达自然于一身，形成了中国士人的新精神。
汤一介认为魏晋玄学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道家哲学所追求的精神上的自由和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儒家哲学所追求的道德上的理想人格。
如何评价代表魏晋风度的竹林七贤？很简单，两“不”一“无”一、魏晋时期道家玄学的特殊产物：竹林七贤魏晋时期出现了一种将道家和儒家融合的哲学，即玄学，“玄”字出自老子《道德经》“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其主要的思想基础和学术要旨是对道家的表达，因此说玄学是道家的一种分支或改进。
这时期人们将《老子》、《庄子》和《易经》称之为“三玄”。
“竹林七贤”就是当时玄学的著名代表。
“竹林七贤”，顾名思义是竹林中的七个贤人，贤的本意是才，因此，也就是竹林中有七个有才的人。
这七个才人，分别是嵇康、阮籍、刘伶、向秀、阮咸、山涛和王戎，主张“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
七人中领头的是嵇康，善于音律，尤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这首绝唱而著名。
很多人对《广陵散》的了解估计来源于金庸武侠小说，嵇康的行为在当时确实有些笑傲江湖的意思，在他的感召下，其他六人聚集到了他的身边，遗憾的是当时没有网络，否则他身边会聚集更多这样类似网友的群体，由于他们经常在河南辉县西北的竹林之中聚会，因此被称为“竹林七贤”。
二、做玄学必须的三个条件魏晋时期，玄学虽然兴起，可是并不为显学的儒家人士所认可。
儒家人士以忠君爱国为使命，做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是玄学却强调虚幻的安乐，藐视礼法，重视个人思想和行为，整日崇尚不切实际的清谈，这在儒家人士看来，是误国误民。
儒家人士的重要人生目标就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也就是当官。
实际上，做官也是寒门摆脱贫困，光宗耀祖的途径。
而玄学强调清谈，虚幻，和做实事的做官却背道而驰。
于是，纯粹的玄学家就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不做官，二家道充实，三还必须有才华。
以此来看竹林七贤，并非所有人都满足这几个条件。
三、“竹林七贤”的发起者：“竹林三贤”最初嵇康一个人在竹林里，与青山绿水为伴，喝酒、弹琴纵歌，不问世事，他本人“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有如此好的外形条件，却不去泡妞，不做网红，却任意毁坏颜值，不洗脸不洗澡，自由散漫，成为常在竹林的一个闲（贤）人。
“竹林玄学”文本诠释思想探析——以阮籍和嵇康为例第35卷第4期V01.35No.4西南大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2009年7月July,2009"竹林玄学"文本诠释思想探析——以阮籍和嵇康为例臧要科(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开封475004)摘要:竹林时期玄学思想重点围绕道家《庄子》展开,其思想追求和生活方式均源自对《庄子》的"体验式"理解,与"体验式"理解相互彰显的是竹林玄学的表达方式:诗."体验式"理解与诗的结合,张扬了文本理解过程中的主体性,造就了竹林时期以精神体验为追求的文本诠释取向,统一了文本诠释与生命践履,由此开显出一个审美境界.同时,体验式理解对主体性的张扬和对经典文本的疏离,也为相对主义打开了缺口,对这种缺口的弥补,构成了郭象《庄子注》的主要任务.关键词:体验式理解;诗;阮籍;嵇康;《庄子》中图分类号:B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4—0090—05一,阮籍和嵇康的诠释特色竹林玄学继承了正始玄学对道家思想的重视,其诠释倾向更侧重于道家尤其是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对老庄之学的重视是正始时期和竹林时期玄学思想的共同特色,所不同的是正始时期士人诠释经典时的视域是儒道融合的视域,构成该视域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基本上处于互补状态,其表现便是何晏,王弼在诠释儒家和道家经典时,有意识地使儒道思想向对方进行渗透.而到了竹林时期,在阮籍和嵇康作于正始时期的着作中,这种相互渗透还是在发生着的,在其后期也即高平陵事件之后的着作中,便很难看到渗透现象发生了,代之而来的是视域完全向老庄之学尤其是庄子方面的转移.竹林时期,士人对自我有了深刻认识,这是认识主体意识觉醒的时期,"人(我)的自觉成为魏晋思想的独特精神,而对人格作本体建构,正是魏晋玄学的主要成就."Ll而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为当时的文本诠释所带来的变化便是,在诠释过程中诠释者主体意识的突出,诠释者可以超越时间在诠释者与文本之间所造成的隔阂,对于庄子进行体验④式理解,其特点就是对文本中所呈现的主题有同感性的认识(心理移情式的切身感受).他们并不刻意去追求这种感受是否真的完全符合文本原意,而是将自己的生命感受融入对经典的诠释中,给予被理解的经典一种与理解者当下境遇紧密联系的意义.更为突出的是,他们还将这种理解融化到当下自己的生命当中,去亲身践履这种理解.这里所出现的是诠释者与经典的融合,以至于《庄子》成为竹林式的《庄子》,而竹林士人也成为了《庄子》式竹林士人.与体验式理解相适应的是竹林时期士人诠释文本时的语言风格:诗的语言.这固然与正始时期王弼对于语言问题的重视有关,同时也深受正始清谈语言风格的影响,但竹林时期的语言风格在具体形式上并不同于正始时期的语言风格,就作诗本身①潘德荣在《诠释学导论》中,把狄尔泰的诠释学称为"体验诠释学",并对"体验"进行了详细的阐释,认为:"体验包含着移情中所获得的同感,但并不可以追求它们完全的吻合,而是将自己的生命体验汇人其中,赋予被理解的对象一种更新了,现实的意义."(参见,潘德荣:《诠释学导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第55—61页.)收稿日期:2009—04—08作者简介:臧要科(1978一)?,男,河南汤阴人,哲学博士,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哲学与诠释学.基金项目:2008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清谈与诠释——魏晋诠释思想研究"(2008一GH一016),项目负责人:臧要科.9O来说,何晏,王弼很少有诗作,而阮籍,嵇康则偏重于诗的创作.对此,《文心雕龙》早有评价:"及正始名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_2j3另外,阮籍与嵇康二人的语言风格也略有不同,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则使气以命诗.嵇康作诗,他的诗作有《忧愤诗》,《述志诗》,《六言诗》等等,他更擅长思维和论文创作,这就是"师心以遣论",不过,观其文,不难发现他所用的语言往往是诗意的语言,其文处处洋溢着诗意,所以我们可以说嵇康的表达方式是诗意的.而对于阮籍来说,他不仅擅长用诗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且其论文如《乐论》,《通易论》,《达庄论》,《通老论》以及《大人先生传》更具有诗的形式.所以我们说,在诠释中对于诗意语言的运用,是竹林时期诠释思想的又一个特色.要而言之,视域焦点向道家思想的偏移,体验式理解,诗的语言,以及由此所孕育出的以精神为取向的诠释,是竹林时期阮籍,嵇康等人诠释文本时的特色.二,语言风格:师心以遣论与使气以命诗在阮籍,嵇康二人身上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诗人气质.试看阮籍,"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l3ll只有至真之心才能有能如此纯真之表现,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l3且也只有至真之心才能够如此敏感,也才能生发出如此与天地同心的情感;而嵇康则是"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意毕矣"l_3"心不能不渭平淡,他临刑前的"顾视日影,索琴弹之"3儿又显示出其心的恢宏.至真之心,至醇之情,平淡之心以及恢宏之气便造就出了诗人般的气质.而这种诗人气质不仅表现在其El常行为中,而且也表现在其作品中,于是便有了阮籍的《清思赋》,《咏怀诗》,《乐论》,《通易论》,《达庄论》,《通老论》,以及嵇康的《忧愤诗》,《述志诗》, 《琴赋》,《声无哀乐论》,《释私论》,《明胆论》.牟宗三对阮籍的评价是,阮籍"只是一个浪漫文人之生命",其实这种浪漫在嵇康身上也有所表现,因为康"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风姿,天质自然."_3j】自然乃是其天质,这与阮籍至真至醇之心是相通的.二人对于酒,琴,长啸的挚爱,都可以说这种自然之质的外在表现,只有具备自然之质,方能有浪漫之外在表现.因此,阮籍,嵇康都是浪漫的文人生命,这也是他们不同于正始何晏,王弼的地方,何,王二人主要是哲学的,而阮籍,嵇康二人则主要是文学的,诗人的.不过这种概括也并非绝对,因为哲人与诗人这两种气质贯穿魏晋这个"人觉醒的时代"始终,它体现在这个时代的士人身上.所以,虽然说阮籍,嵇康都是文学的诗人的,但二人又各有所侧重:"阮为文人之老庄,嵇则稍偏于哲人之老庄."_4业这里虽以老庄并称,但他们所面对的文本主要是《庄子》,《庄子》自身的丰富性决定了对它的理解的多样性,当然诠释者自身的诠释境遇也即诠释者自身的历史性,同样也造就了理解的多样性.所以对作为中国思想源头的经典的理解,因经典的源头性,就决定了由源头生发出的众多理解的支流,必然与这个源头一起构成了经典的意义.即多样性的理解不仅是必然的而且它们还构成着经典自身的意义.就竹林时期的阮籍,嵇康来说,《庄子》自身的思想不仅影响着二人对于《庄子》的理解,而且,还影响着对它的理解得以发生的语言形式.《庄子》在寓言,重言,卮言之中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l5_J天下决定了对它的理解,以及对这种理解的表述必须是相似的语言形式.又因为竹林时期阮籍,嵇康对于《庄子》的理解,是以其内在的精神为取向,也就说这种理解不是基于训诂学的理解,而是由于具备了与《庄子》相似的境遇而发生的体验式理解.这就更使得阮籍,嵇康对于其理解的表达形式与《庄子》的语言表达形式的相似:诗意的语言, 恣肆汪洋的想象.而在这种诗意的言说之中所呈现出来的则是言说者内在的精神意义.阮籍,嵇康的言说方式是诗意的,那么何谓诗?"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之性情;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_2J3诗言志,是人内心情感的表达,且具有"称美框恶"l_2』3的功能.但刘勰在这段话表达出来的更为重要的观点则是,诗者,持也.持人之性情."持"既具有"拿着,持有"等空间上的占据之意,又具有时间上的"持续"之意,合而言之,"持"就是"使在场".而且,诗所持者,不是他物而是人之性情,由此看来,将内心之志言之于外的诗之所以能够成为诗,便在于对人之性情的持续呈现——空间和时间上的在场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处于人类理解之晕中的被遮蔽者的出场.诗人以诗的方式将自己处于特定境遇中的情感表达出来,然后,诗人便隐退,诗因为诗人的隐退也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性:诗篇,诗的这种独立性也因诗对诗人性情的持91续呈现而获得.所以对于诠释者来说,特定的诗篇仍是特定诗人的诗篇,诠释者在面对诗篇时,因为诗对于诗人之性情的持续呈现,所以蕴含于诗中的意义并没有因为时间而流失,它仍活生生地呈现在那里,诗人作诗时的具体境遇以及感悟会一时呈现于诠释者面前,而且它对诠释者来说还是开放的, 它允许诠释者进入到自己的意境当中来与诠释者发生对话.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诗所持之性情并非伪饰之性情,而是至真至纯自然之性情,这也正是刘勰所强调的"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也正因为如此,本真的诗才具备了如此功能:"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籍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l_6"诗者,吟咏情性也,……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_7诗乃是对性情的表达,其可贵之处在于,诗中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言语界限,意义是不断生成的,对于不同的诠释者来说诗便具有不同的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某个诗仍是某个诗,它不会因为不同诠释者理解的不同而改变了自身的意义,这也是诗对诗人性情空间和时间的上持续呈现所致.而且诗之所以能够做到意无穷,也是由于诗对于诗人性情的呈现所具有的开放性而成为可能.因为,意义不是因为诗人的性情而无穷,乃是因为不同诠释者的不同境遇而无穷.所以,惟有对于诠释者的开放性才能使得诗与诠释者发生对话交流,从而不断地丰富着诗的意义.至此,可知,诗之为诗,在于对于诗人性情的持续呈现.而且所呈现之性情乃是自然之性情,是天人之际中的人的性情.就作为诗人的阮籍,嵇康来说,阮籍有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三首四言咏怀诗以及六篇赋:《东平赋》,《亢父赋》,《首阳山赋》,《清思赋》,《猕猴赋》, 《鸠赋》.与阮籍相比嵇康更侧重于论,但是也有不少诗作,有诗歌6O首(又附嵇喜,郭遐周,郭遐叔,阮德如答赠诗14首),其中四言诗3O首,五言诗12首,六言诗10首,乐府诗7首,骚体诗1首.对于阮籍,嵇康二人做诗的特点,后人多有评判,钟嵘在其《诗品》中认为阮籍的诗:"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功.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8嵇康的诗则"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谕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l8阮籍之诗无雕琢之功,乃是其至真92至纯性情的自然表露,其遥深之意旨再配以其八荒之情境,便为诠释者呈现出一片深远的意境.而嵇康更侧重于师心以遣论,这也体现在他的诗中,与阮籍的诗所呈现出来的深远意境相比,嵇康的诗显得清俊明朗,托谕清远.以上评价只是就其个人风格而言,但就他们的表达方式来说却都是诗式的. 而于这种诗式的言说中,所表达出来是对人生的感叹和悲伤,这种感叹和悲伤乃是当时残酷的政治社会环境所致,而他们却是把这种政治的残酷性所带来命运的无常,用诗的语言曲折地抒发出来,而且还是如此深沉凄美,恐怕也只有生活于竹林时期的阮籍,嵇康能够做到.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乃是源自于他们所诠释的对象《庄子》:"嵇阮诗歌,飘忽峻佚,言无端涯,其旨开于庄周."_gJ3们正是基于他们所主要诠释的文本《庄子》,我们才说,阮籍,嵇康二人的表达方式是诗意的,这不仅表现在他们都有大量的诗作存世,而且其存世的文章当中也是充满着诗意的表达,这些文章虽不具备诗的形式,但却具备诗的内容,其精神实质与诗并无太大不同,与基于训诂式文本诠释方式不同,阮籍,嵇康对《庄子》的诠释是对《庄子》的思想做体验式的理解,然后再将这种理解用诗意的语言表达出来.对于二人的文章,刘师培的评价很有代表性:"嵇康,阮籍之文艳逸壮丽,大抵相同.若施以区别,则嵇文近汉孔融,析理绵密,阮所不逮.阮文近汉祢衡,讫体高健,嵇所不及.此其相异之点也."_gl3∞这也正是《文心雕龙》所说的"师心以遣论与使气以命诗"之别.阮籍,嵇康之文共同的地方便是艳逸壮丽,与阮籍以至真至纯至性情使气以明诗相同,嵇康作文也是如此,是其自然性情的不事雕饰般流露,"嵇叔夜土木形骸,不事雕饰,想于文亦尔,如《养生论》,《绝交书》,类信笔成者,或遂重犯,或不相续,然独浩然之语,自是奇丽超逸,览之跃然而醒."l9j3也就是说,阮籍,嵇康所作之文也具备诗所特有的对作者自然性情持续呈现的结构.它们虽然不具备诗的具体形式,却具备诗的特征.具体表现便是对于《庄子》的灵活运用并用这种语言来描述宇宙八荒,从而营造出一个具体的情境来,而在此种情境中则寄托着作者的种种感受.它为诠释者面前形象地勾画出一幅天地人融合为一体的意境,让诠释者在此形象的意境中来体会作者的情感以及其具体的生活境遇.三,诗意中的天人之际阮籍,嵇康诗意的言说,为我们所开启的是一个审美的境界.对此境界的理解不能仅仅从当时人感应并无太大分别,对此汤用彤也认为:"嵇康,残酷的政治社会生活环境来进行,这将陷入纯粹的阮籍把汉人之思想与其浪漫之趣味混成一片,并无历史考察而忽略意义的存在.同时也不能仅仅从作形上学精密之思考,而只是把元气说给以浪漫外纯美学的角度来进行,这也有可能导致忽视历史事装.他们所讲的宇宙偏重于物理的地方多,而尚未实的存在以及效果历史的存在,而滑入主观任意式达到本体论之地步."口幻但恰恰是这诗意的浪漫赋的理解.正如李泽厚所说:"把残酷政治迫害的痛予了阮籍,嵇康二人自己的特色:宇宙论的探讨在楚哀伤曲折而强烈地抒发出来,大概从来没有像阮他们这里并不占重要地位,而是他们不言而喻的言籍写的这样深沉美丽.也只有从这一角度去了解,说前提,基于元气的同一式的天人合一,使得在阮才能更多地发现魏晋风度的积极意义和美学力量籍,嵇康这里并没有刻意的主客体的划分,更多的之所在."l1..所以,理解阮籍,嵇康的合适视角应该则是与天地万物的合一,也正是基于这种混沌的主是美学的视角,而且这种视角应该是基于历史事实客为分的理解方式,在他们各自的言说中才最为集和效果历史的基础之上.即在阮籍,嵇康基于对中地凝结着自己的情感,由此,在作品种所开启的《庄子》的理解,诗意的言说以及于其生命中所表现境界可用王国维的"无我之境"来形容.无论是"含出来的风度中,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审美的境界.至德之和平"_9j】的音乐中,还是"披发飞鬓,衣方由于历史事实和效果历史的双重作用,就使得该境离之衣,绕绂阳之带,含奇芝,爵甘华,喻浮雾,餐霄界不仅具备历史的深沉感,而且是敞开的.其中,霞,与朝云,飚春风,奋乎太极之东,游乎昆仑之西,更因为他们这种诗意的言说是放在天人情境中来遗辔隋策,流盼乎唐虞之都,罔然而思,怅尔若进行的,从而就使得他们对于《庄子》的理解不仅是忘"…的大人先生,已无我物之分,在这种境界"诗"的而且还是"思"的.中,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因为在诗意的语言所在阮籍,嵇康的作品中,他们并未对天人问题开启的境界中,根本就没有这种分别,而是物中有给予明确的表达,应该说,他们对于自己思想的阐我,我中有物,是为天人合一.我们也可以说,阮发是基于天人合一这么一个不言而喻的预设.而籍,嵇康诗意言说中的天人合一,所开启就是一种且,他们的天人合一并未上升到本体论的层面.在"无我之境",他们最终所追求的也是这种"无我之阮籍,嵇康这里,他们的理论背景——天人合境"."越名教而任自然"也只有基于这种与《庄子》一——是"元气自然论",这是宇宙论层面的看法,思想息息相通的"无我之境",方能成为可能.种,:看源皇四,体验式理解所导致的诠释困境于他们所要诠释的经典《庄子》."通天下一气一…一一一一～～".～一耳".知北游是《庄子》宇宙论上的重要观点."气"可对于竹林时期的嵇康和阮藉来说,他们最为感以表现在万事万物当中"气也者,虚而待物者兴趣的经典是《庄子》,在对经典的诠释方法和内容也.".人世但其最本质的表现却可以归结为阴阳:上,除了在儒道融合的视域下继承王弼等人的诠释"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阴阳的相互作用便会方法之外,他们还有自己的特色,这主要体现在他产生万物:"阴阳错行,则天地大骸."物''天下通们的体验式理解和生命践履中.他们对于《庄子》于一气"依于阴阳的相互作用而化生万物.这是的诠释,不再使用"以注合经"的诠释形式,而是直《庄子》的基本观点.再来看看阮籍,嵇康的观点:接以自己对于庄子内在精神的体验为基础,将对"人生于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精气《庄子》的理解融人论文和诗,赋之中,并且还将这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种理解付诸于El常践履,用生命展示着对于《庄子》者,天地之所以驭者也".;"浩浩太素,阳曜阴理解.如前文所书,这种理解方式和生命的践履方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夫元气陶铄,众生式,当然能够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审美的境界,使我禀焉."身体是阴阳之精气,阴阳陶化即相互作们对于那种越名教而任自然后的精神逍遥充满敬用化生万物,也就是"元气陶铄,众生禀焉."因为,意.但是,这种理解方式同时也导致了个体的极度通天下一气耳,故可齐万物,齐是非,超越现世种种张扬,也就是说,在诠释文本过程中,诠释者主观性束缚作逍遥游.基于宇宙元气论,阮籍,嵇康所谓的过于突出,由此便掩盖了文本主题所应当呈现出的"天"便是充满元气的自然之天,"人"是充满阴阳来的意义,它往往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这种张扬的之精气之"人".天人因元气而合一.也就说天人生命上,而忽略了诠释者与文本思想之间的具体关问题在阮籍,嵇康这里是同一的,这就同汉代的天联,由此,对于诠释学的方法论层面来说,这就极容易走向相对主义,而对于诠释学的本体论层面来说,其本体论追求,以及其思想中所呈现出来的思想往往也会走向虚无.阮籍,嵇康痛苦的逍遥,以及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所导致的崇尚虚无的社会后果就表明了这一点.阮籍,嵇康等人的体验式理解和生命践履方式,就现实层面来说,所表现出来一种冲突传统束缚走向精神自由的勇气,但其独特生命践履方式还是遭受到社会大多数群体的不认同,抛弃传统的无根的自由是孤独的.就经典的诠释方面而言,离弃了经典本身而专注于自身思想的阐发,这对于有着以经典为依托的"述而不作"诠释传统的古代中国来说,离开对经典的注释基础而直接进行自己的哲学思想创作,可谓是一种真正的作,同时,也因为没有经典的依托,而使得这种诠释游离在传统之外.诠释主体个性的过度张扬,就使得传统处在一种被抛弃的地位,而实际上,他们的诠释过程却无时无刻不是在儒道融合这个传统的视域中来运作的.一方面是对与传统的超越乃至否定,一方面就实际诠释过程来说,却又是始终离不开传统本身;一方面是现实存在的不可抛弃性,一方面是对于超越现实的精神逍遥的追求;一方面是对《庄子》的青睐,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以经典为依托,一方面却又是诠释文本时自身因素的过度张显.竹林时期的诠释始终限于这样的困境之中.可以说,竹林时期,阮籍,嵇康等人思想的困境,都是源自于儒道视域的不可抛弃性,以及他们在此中视域之中,对经典所做出的意欲超越此中视域的理解所致.参考文献:E1]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中)[M].合肥:文艺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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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与魏晋玄学魏晋玄学是一种产生于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文化思潮。
它以《老子》《庄子》和《周易》为宗，以有无、言意、才性、自然与名教等为主要辩题，以发言玄远为标志，以清谈为主要表现形式。
自三国魏正始年间开始以迄东晋，当时名士无不竞相参与，以至于波起云涌，颇具声势，成为魏晋时期思想文化的最显著特色。
作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思潮，魏晋玄学虽然始于以何晏、王弼和夏侯玄为代表的正始名士，但与竹林七贤却有不解之缘。
由于竹林七贤的积极参与和刻意张扬，以及他们在当时社会的广泛影响，魏晋玄学在开始阶段就表现得极富声色，而魏晋玄学的流行与勃兴更是得力于竹林七贤的推波助澜。
一、竹林七贤的玄学活动以年齿而论，竹林七贤与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夏侯玄属于同一时代人。
只是由于何晏等人在正始中就已享有盛名，声誉远在阮籍、嵇康等人之上，东晋袁宏撰写《名士传》，才把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分别列为两个名士团体，与所谓的“中朝名士”鼎足而三。
魏晋玄学始于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人，是不争的事实。
但由于何晏正始十年(249)被司马懿杀害，同年王弼病卒，夏侯玄正元元年(254)被司马师杀害，所以，所谓的正始玄学不过是昙花一现。
自正始末至景元三年(263)年嵇康被杀、景元四年(264)阮籍病逝的十多年间，曹魏朝政一直由司马氏父子把持。
这一时期，玄学思想虽然十分活跃，但大旗实际上却是由竹林七贤扛起的，具体些说则是由嵇康和阮籍扛起的。
正始末至景元年间，竹林七贤以其特殊身份活跃在当时的玄学论坛上。
他们的玄学活动虽然不乏辩难驳议之类的事情，却不像两晋名土那样常常为某一玄学命题争执不休，甚至一定要分个高下输赢。
他们通过竹林之游畅言玄理，纵酒昏酣，遗落世事，同时又在社会活动中不经意地张扬着玄学思想，推动着玄学的流行。
阮籍是竹林玄学的坚定鼓吹者。
任尚书郎的时候，他与同为尚书郎的王浑是好朋友。
王浑之子王戎当时才十几岁，随父在郎舍，因而与阮籍成了忘年之交。
两个年齿悬殊的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好朋友，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们都崇尚清谈，在谈玄方面有共同的兴趣与爱好。
浅谈魏晋玄学思潮与有无之辨摘要：魏晋玄学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玄学思潮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原因亦甚为复杂。
就思想史的发展趋势而言，它是从儒家经学向道家玄学的发展；从学术思想史看，它是从重实证向重义理、重思辨的方向发展；而从其现实根源看，它又是从重个性、重感情、重欲望的风气出现以来，社会生活中提出的种种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做出理论的回答。
在这种种因素的交错中，玄学于是产生、发展、以致形成潮流。
关键词：玄学；士人心态；“有”与“无”那么，何谓“魏晋玄学”？“玄学”又称“形而上学”，我国最早出现“形而上”一词是《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魏晋时一般常把“玄学”称为“玄远之学”。
“玄学”把讨论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问题作为中心课题，要为政治人伦找一形而上学的根据，而进入本体论问题的讨论。
“玄远”在当时或有二义：说阮籍“言及玄远”，则指远离“事务”（世事），仍属政治人伦方面；而说荀粲“尚玄远”，则指远离“事物”，则属于超言绝象的形而上学问题。
虽然这二者往往联系在一起，但意义则不相同。
从史料看，正式谈论玄学问题的是荀粲。
《荀粲别传》说他的谈论“善玄远”。
但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
给“魏晋玄学”作一个简明地说明，可以这样表述：魏晋玄学是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企图调和儒道，会通“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所讨论的中心“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来讨论有关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问题，也就是说表现为远离“事务”和“事物”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问题。
魏晋玄学的形成和老庄思想有明显的关系，东晋以后又吸取了佛学的成分，步入新的阶段。
这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
它和两汉的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新的社会思潮改变着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习尚和价值观念。
儒家的道德教条和礼仪规范已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返归自然的生活，成为新的追求目标。
竹林七贤与魏晋风度1、竹林七贤的三个谜团：人数之谜、地点之谜、传播之谜2、魏晋风度与竹林七贤（1）魏晋风度的提出及发展（2）魏晋风度面面观美容之风服药之风饮酒之风任诞之风隐逸之风艺术之风（3）竹林七贤对魏晋风度的影响3、魏晋风度与当代人的精神重建（1）个性的存在（2）诗意地栖居（3）尊严的发现“魏晋风度”一词，应该出自鲁迅先生1927年7月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率真、坦荡、放浪、淡定、自然、旷达作为其注解，皆无不妥。
它是一种美学观，也是一种人格范式，所谓“真名士自风流”。
美学上，表现在作品的“风清骨骏”，即“文情并茂、结构严密、刚健郎畅的美”；人格上，知识分子崇尚个性、自由，保持自己的尊严，“诗文言志”，不曲意奉承政治当权者。
与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作的墓志“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魏晋名士们在政治思想上多崇尚老庄“无为而治”，“托杯玄胜，远咏老庄”、“以清谈为经济”，这是“魏晋风度”的核心所在。
其中清谈代表又分为五期：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他们也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
至于舍其他而单以竹林七贤做文章名，一则“七贤”生活于魏晋之交；二则“七贤”中数人行为风格大异于当世；三则笔者对“七贤”中嵇康、阮籍、刘伶有偏爱。
七贤同游竹林（在今河南焦作），当是曹魏正始年间（240-249）的事，其记载自东晋初期见著于史传后，一千多年来，几乎无人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
近代陈寅恪先生首发新论，认为“竹林七贤”系东晋士人受佛教“格义”学风影响，取释迦牟尼说法“竹林精舍”之名，附会《论语》七人之数而成，并非历史实录（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关于“竹林七贤”名称的由来，据周凤章先生考证源于谢安（《“竹林七贤”称名始于东晋谢安说》，载于《学术研究》1996年6期）。
试析魏晋玄学下嗜酒的阮籍与刘伶
陈浩
【期刊名称】《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年(卷),期】2024(44)3
【摘要】魏晋之际是中国古代政权与思想文化之大变局。
在“食药饮酒”成风,儒学式微、玄学兴起的魏晋时期却孕育出像“竹林七贤”这样具有代表性的名士团体。
“竹林七贤”中的阮籍与刘伶面对同样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环境,都选择通过嗜酒方
式以达避祸、入玄、反抗等目的,都在文章中描述了自己心目中的“大人先生”形
象并为之效仿。
然而,两人在现实中的行动却因思想上的差异显得不尽相同,并导致
两人最终走向不同的结局。
【总页数】6页(P12-17)
【作者】陈浩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2
【相关文献】
1."由儒入道"与"非儒弘道"的歧路与会通——以阮籍与嵇康的哲学进路之比较为例探析魏晋玄学的生发理路
2.从操琴的嵇康与嗜酒的刘伶看“魏晋风度”
3.阮籍与魏晋之际玄学主旨的转变
4.魏晋玄学对阮籍文学创作风格影响研究
5.玄学对魏晋时
代阮籍诗歌创作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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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齐王曹芳正始末年至嘉平初年，以阮籍、嵇康为首，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诸人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省辉县市、修武县一带）自发地形成了一个玄学清谈中心。
他们有着相近的思想倾向和人格理想，常聚于竹林之中，饮酒赋诗，弹琴啸歌，谈玄论道，肆意酣畅，世谓之竹林七贤。
本文拟在研读七贤作品文本的基础上，结合魏晋易代之际的时代政治背景，对于七贤在玄学思潮的濡染下，竹林之游团体产生的原因、思想发展轨迹及其生命范式的意义进行探析。
首先，竹林七贤的出现与魏晋易代之际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正始年间，在曹魏上层分别形成了以曹爽和司马懿各自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
曹爽集团腐败奢侈，日趋衰微，司马氏集团日益强盛，野心勃勃。
这两个政治集团长期互相倾轧，当时的一些士人感到无所适从，若其稍一不慎，涉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从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清剿曹爽政治集团的“典午之变”到甘露五年（260）高贵乡公曹髦的被杀十余年中，司马氏集团通过对反对者的血腥屠戮和残酷镇压，逐渐把持了朝政。
在此腥风血雨的政治氛围中，目睹司马氏集团屠刀上淋漓的鲜血，当时的士人心上笼罩着一层沉重的阴影，他们失去了前辈建安士人奋发扬厉、慷慨激昂的进取精神，现实的残酷使他们常常感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普遍对莫测的命运感到深深的忧虑。
在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争斗中，竹林七贤既不愿投向腐朽荒淫、奢侈没落的曹魏集团，又不愿追随凶残暴戾、阴险狡诈的司马氏集团。
竹林七贤对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和两大政治集团的权力之争感到深深厌倦。
为了全身远祸，他们选择了遁世，隐居于山阳的竹林之中。
在如此险恶的社会环境中，竹林七贤的思想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遁世的嬗变。
竹林七贤在青少年时期，深受儒家思想的濡染，前辈建安士人激昂慷慨、高蹈踔厉的进取精神对他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阮籍的《孔子诔》云：“养徒三千，升堂七十。
潜神演思，因史作书。
考混元于无形，本造化于太初。
”其《四言咏怀诗》其六云：“嗟我孔父，圣懿通玄。
非义之荣，忽若尘烟。
”对于孔子圣明懿美通晓妙玄、轻视不合道义的荣华富贵的高贵品质，阮籍进行了由衷的颂赞，流露出对于孔子的景仰崇敬之情。
然而，正始年间险恶的政治环境促使他们的思想由儒家为主转而为玄学为主。
在他们的诗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思想转化之轨迹。
阮籍《四言咏怀诗》其十“微微我徒”，生动地反映了阮籍由入世到出世的思想转变过程。
诗人早年时期研读圣贤之书，领悟治世“大猷”、“研精典素”，然而现实生活却与先贤往圣经典中之教诲显得格格不入。
诗人命驾出游，所见景物使其认识到“盛年衰迈，忽焉若浮”，于是决定逍遥于世以求无尤。
此外，《五言咏怀诗》其六十“儒者通六艺”、其十五“昔年十四五”及《东平赋》等，也反映了其人生态度由儒家的积极进取到道家的消极避世的转变历程。
嵇康的《述志诗》通过对自身人生历程的审视，展现了其人生追求演变的历程。
在诗中，嵇康自比作潜龙、飞凤、神龟，其最初设定的人生目标高远，期冀在大庭氏、伏羲氏这样的明皇盛世中有所作为。
然而，现实中盛世难再，斥蝤蛙擅居尘寰，作者决心远世求仙，颐养天年。
刘伶《北芒客舍诗》“泱漭望舒隐”，也揭示出刘伶早年的心态及其中后期变化之原因。
夜半昏黑，星月无光，寒鸡孤鸣，落叶萧索，苦闷的诗人联想到附近山中埋葬的王侯公卿，人生当积极进取的念头油然而生。
然而，现实的窘迫又使他心灰意冷，忧叹不已。
其次，竹林七贤的产生与七贤各自的社会地位、品性、审美情趣的相近有着密切的关系。
正始年间，官方玄学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夏侯玄均出身于世家大族。
何晏在曹爽秉政时，曾任吏部尚书；王弼是王粲族孙，其先祖皆为汉三公；夏侯玄的祖上是汉代的滕公夏侯婴。
较之以何晏、王弼、夏侯玄的显赫家世，竹林七贤中阮籍、嵇康、阮咸、刘伶、向秀、山涛诸人的先辈官位皆为低微，阮籍父亲阮为“仓曹掾属”，嵇康父亲嵇昭为“督军粮治书侍御史”，山涛父亲山曜为“宛句令”，皆为下层官吏。
刘伶、向秀的先人未见之史传。
王戎虽然为世家出身，但他参与竹林之游时年龄尚小，后来才任职晋朝，位历显贵。
就正始时期竹林七贤中大部分人的社会地位而言，他们是玄学在一般士人中的代表。
社会地位的相近，使他们能够以平等的心态来交往。
七贤诸人皆具有特殊的仪表、非凡的风度、杰出的才能、飘逸的神韵，这是他们互相钦佩仰慕、交游往来的基础。
《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附阮籍传》云：“子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
”《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云：“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
”《晋书》卷四十九《向秀传》云：“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人也。
清悟有远识，少为山涛所知，雅好老庄之学。
”《晋书》卷四十三《山涛传》云：“涛早孤，居贫，少有器量，介然不群。
”竹林七贤大都容貌秀伟，学识广博，精于辩论，善琴酒，是当时的一代名士。
除了仪表、风度、才能、神韵之外，竹林七贤更为看重的是各自内在的精神，重视其气量胆识，以及超凡拔俗、无所束缚的自由精神和审美情趣。
《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附阮籍传》引《魏氏春秋》云：“籍口不论人过，而自然高迈，故为礼法之士何曾等深所雠疾。
”又《王粲传附嵇康传》云：“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
”《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附兄子咸传》云：“咸任达不拘，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当世礼法者讥其所为。
”《晋书》卷四十九《向秀传》云：“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人也。
清悟有远识，少为山涛所知，雅好老庄之学。
”《晋书》卷四十九《刘伶传》云：“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
”《晋书》卷四十三《山涛传》云：“性好《庄》《老》，每隐身自晦。
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
”由以上这些史书记载可知，竹林七贤都喜读《老》、《庄》之书，性情自然高迈，品行高洁，具有相似的审美情趣和自由精神。
在魏晋易代之际士人们的道德价值观严重失范、伦理异化、人格普遍割裂的情形下，竹林七贤执著追求自由的人格美，相互激赏人格美，成为其凝聚在一起的内在向心力。
次之，竹林七贤的产生与正始时期的玄学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
玄学是由崇尚“虚静为本”的道家思想演变而来，是汉魏之际清谈思想发展的产物。
正始玄学由何晏倡导，经过王弼发展成为盛行一时的思想潮流。
正始年间的士林风尚，把谈玄作为一种特有文化素养的标志，谈玄已经蔚然成风，士人们纷纷热衷谈玄解易、问答辩难，清谈聚会成为士人参与社会、交流思想的主要途径。
何晏的玄学主要是以谈老为主。
与京师洛阳的玄学不同的是，竹林七贤虽然也深受时代风尚影响，融入到玄学大潮中，但是他们主要的谈论对象则为庄子。
他们在幽篁丛林中清谈玄理，弹琴啸歌，品饮美酒，快意人生。
竹林七贤把庄子的无为、尚真和自然逍遥精神发展到极致，形成了一种个性解放的新气象和真情、自然的新风尚，重新构建了自由、高洁的人格理想。
竹林七贤反抗现实生活中的丑恶、堕落，对于曹魏集团的日趋腐朽没落，在诗中给予了尖锐的批评。
阮籍《咏怀诗》其三十一“驾言发魏都”，借战国时魏王不能励精图治而奢靡误国的历史事实，对于曹魏皇室荒淫纵欲、贪图享乐予以激烈的抨击，表达了慨叹时事的忧伤之情。
嵇康在《太师箴》中借用太师的口吻，对曹魏最高决策层进行婉言规劝，表现出嵇康对于国家前途的关注与忧虑之情。
在看到曹魏集团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灭亡的道路，政治环境的极其险恶，而个人壮志难酬，常常使竹林七贤在表面的洒脱之下，内心笼罩在浓郁的痛苦之中。
阮籍在司马氏的专制统治下，处境相当艰难。
阮籍以放诞不羁的行为来表达内心的痛苦和无奈。
阮籍《四言咏怀诗》其四“阳精炎赫”，在树木萧条阴森、浓云密布的暗淡景物描写中，隐喻着诗人内心的痛苦。
又如嵇康的《家诫》一文，在对其子如何立身处世的谆谆教诲中，流露出嵇康人生后期对世间险恶的认真反思与深深忧惧之情。
与痛苦相随而来的，是竹林七贤内心弥漫着的挥之不去的忧虑之情。
阮籍《四言咏怀诗》其七“朝云四集”，书写了明月繁星之夜诗人孤寂独坐的郁闷哀愁之情。
诗人十分仰慕姜尚、张良的丰功伟业，却又十分无奈于今时今世，最后用听任命运、承顺天意聊以自慰。
《咏怀诗》其七十八“昔有神仙士”，倾泻了诗人希求得道成仙却终难如愿，因而诗人感到愁苦悲伤、空虚迷茫之情。
嵇康的《五言诗三首》“人生譬朝露”，在对人生短暂的慨叹中，倾诉了诗人乱世中的忧虑、企盼以及深刻的人生感受。
如何消解竹林七贤内心的痛苦与忧虑？老子冲澹守一和对宇宙本体形而上学的思考，难于抚慰精神上的创痛，竹林七贤最终只能在庄子的齐祸福、等生死的哲学中去寻找内心的平衡，以祛除内心的痛苦与忧虑。
竹林七贤在玄学思想的濡染下，洁身自爱，不愿随波逐流，展示了高洁的自由人格之美。
阮籍《咏怀诗》其八“如何当路子”诗中，对于有权有势的各级官员汲汲仕进时的卑屈丑态进行揭露的同时，抒发了自己的高洁心志，决心甘居下位，决不阿附权贵。
嵇康《游仙诗》“遥望山上松”，以山崖劲松起笔，意在反衬自己高洁孤傲的心性。
此外，嵇康的《琴赋》，借助于对琴的诸般美德的颂赞，倾诉了自己的高雅情趣与人生追求。
刘伶的《酒德颂》中，借所塑造的“无思无虑，其乐陶陶”、令人景仰的理想化身———大人先生，表现出高洁的心性和傲俗的节操。
在司马氏集团的高压之下，随着嵇康的被杀，竹林之游的团体最终解体了，但是，竹林七贤由于对彼此人格美的激赏而表现出的深厚友情则深为后人景仰。
阮籍《咏怀诗》其三十七“嘉时在今辰”、其四十九“步游三衢旁”、其六十二“平昼整衣冠”，都表达了诗人对故友难以忘却的思念之情。
嵇康《酒会诗》云：“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
酒中念幽人，守故弥终始。
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
”嵇康的心里始终思念着远方幽隐的知己。
向秀《思旧赋》以悲凉清凄的笔调，描写了重睹故人旧庐时的感受，表现了对友人深挚的怀念之情。
作为魏晋人格形象的代表，竹林七贤继承和发展了庄子的哲学思想，强烈追求个体精神的绝对自由，从精神层面上向往着一种超功利的审美理想和人格境界。
在政治高压和险恶的生存环境中，竹林七贤高举自我，肆意酣畅，任性放达，不拘礼法，对于自由个性、飘逸神韵和精神超越进行了执著的追求。
他们蔑视束缚人性的名教，张扬了个性，追求生命的自然和性情的真实。
竹林七贤通过各自的玄学理论和实践，重新构建了自由高洁的人格理想，其真诚的性情、纯净的心灵、真挚深厚的友情、超逸常格的精神气度、俊逸洒脱的生命情调，为之后的中国文人确立了一种艺术化的富有诗意的新型生命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