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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兴起对竹林七贤的影响作者：袁晓晨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2013年第11期人类的历史总是在多种多样的矛盾斗争中缓缓前行。
在经历了两汉一统天下的稳定局面之后，继之而起的又是群雄争霸的动荡社会：魏、蜀、吴三分天下，曹魏政权又为司马氏篡夺，三国终归于晋。
如此乱局，人人自危，名士退避，寄居高林深壑；文人隐遁，宁做潇洒之士而不愿出仕为官。
传统儒学在这一动荡时代已不能起到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反而是老庄学说更符合时代、政局的要求和士人的精神需求。
玄学的兴盛一方面是士人们思想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维护统治需要的产物。
曹魏政权自曹操、曹丕去世之后，朝政逐渐衰弱，而司马氏的势力却越变越强。
政治斗争日益尖锐，为了维护衰败的曹魏政权，思想家们倡导了以老子思想为主的玄学思潮。
一.玄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汉魏时期，儒家思想一直都是封建社会的思想主流，统治者借之以维护统治。
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更是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却被套上了神学的枷锁，逐渐偏向经学。
汉末党锢之争后，儒家思想丧失了统治地位。
到魏晋易代之际，特定的政治背景使名士们处于悲观失望中，他们不满现实，遂遗弃世事，只求全身远祸。
儒家思想已不能满足士人的精神需求，他们转而寻求新的精神依托。
此时的思想界因曹操主张“通脱”，出现了新的局面，“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①。
老庄哲学在这种形势下得到士人们的亲赖，并逐渐转盛。
原有的老庄之学又同儒家思想重新组合，形成了新的魏晋玄学，一时间谈玄之风盛起，玄学家们相互拜访交谈，争论辩驳。
二.玄学的兴盛造就了竹林七贤的玄学思想“玄字”，原出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玄学即指一种高深莫测的学问，以道家的《老子》、《庄子》，儒家的《周易》为理论依据，合称“三玄”。
玄学也是名士清谈的内容，谈者通过思辨、推理，以唯心主义的观点多方面地阐述“三玄”。
魏晋玄学广义而言可分为三个时期：正始年间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派玄理之学；竹林时期（嘉平前后）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旷达派玄理之学；元康时期以裴楷、郭象为代表的独化派玄理之学。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探讨魏晋南北朝画论和山水画的审美，除了关注美学思想及绘画技巧外，对于承载思想的技巧与手段、途径、范式而形成的玄学方法更应该去探求，即玄学方法所表现的价值与特征。
在探求中会加深认识玄学观念的价值，即在儒释道的融合下，其中蕴含着哲学、宗教乃至做人和养身之道；在探求中加深体悟画论的意味和山水画符号外在形式的内在意蕴，从中感受到“妙得”、“味象”的山水之意境。
所以说，探讨玄学审美方法的形成及方法是如何在此时期被创作者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自然地运用，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因为，此时的玄学不仅表现出儒、释、道综合性的审美观念；而且循其观念之驱动，在艺术创作中也表出独特的审美方式，即玄学方法。
然而此时期的画论阐述，恰是体现玄学方法运用的最好实例。
在这一方法中不仅体现出时代观念，同时在一系列理论阐述中，又隐显着玄学方法的脉络。
即“迁想妙得”、“澄怀味象”的脉络理路中具体显现。
本文试浅析“迁想妙得”、“澄怀味象”的玄学方法理路中的具体显现在“迁想妙得”、“澄怀味象”的玄学方法理路中，具体显现的特征主要有两方面：1、以佛学为主要的宗教式的思维理路，创变“迁想”与“妙得”的审美方法。
2、以佛教“心缘俱寂”的心态去创变“澄怀”与“味象”的审美意境。
一、“迁想”与“妙得”在画论中的理路中的显现以佛学为主要的宗教式的思维理路创变“迁想”与“妙得”的审美方法，正是这一时期玄学方法的表现特征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兴盛，佛教艺术也随之发展，其中宗教式的思维理路和意境表现形式必然形成此时艺术创作者表达观念的形式手段即方法。
这种现象出现恰是来自时代的蕴生，从汉末儒家正统思潮逐渐衰退和玄学兴起，为佛教的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思想条件。
此时的佛教不仅是宗教，而且已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审美思潮。
在思潮驱动下，必然形成相对应的审美方法，具体表现在对宗教思维理路的创变与运用。
宗教的思维理路是通过虚幻方式得到“来世”幸福的满足，这种虚幻的具体表现就是通过幻想、联想，从而达到意境的理想境地。
嵇康与魏晋玄学作者：李年来源：《新西部·中旬刊》2011年第10期【摘要】本文分析了竹林七贤代表人物之一嵇康的生平与哲学观点。
叙述了嵇康思想所处的魏晋乱世历史背景。
概述了嵇康思想的历史渊源、时代现状、社会思潮、学术界现状。
分析了嵇康与魏晋玄学的关系，玄学思想是儒道冲突，融合的产物；嵇康玄学思想是何晏、王弼的贵无论的玄学思想发展而来的。
评价了嵇康玄学的地位：嵇康强调本体，崇高自然，他破坏了王弼贵无论的玄学体系，促使它解体，但却围绕着本体与现象，自然与名教这个核心进行了新的探索，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极大地丰富了玄学思想。
【关键词】嵇康；魏晋玄学；儒道冲突一、嵇康思想的历史、社会、思想背景1、嵇康思想的历史渊源嵇康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远承道家“自然无为”的精神，关于“自然”的表述最早出现于春秋的老子，他对当时社会人生的种种乱象进行观察与反思，认为人类应当做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将“道”看作万物的本源，赋予“道”以“自然”之视野透视人生命之真实状态，推出了“无为逍遥”的人生哲学，以求得心灵的豁达、安宁真实和人生的洒脱。
汉末，玄学思潮兴起，竹林时期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表现出他反礼教、率性自然的个性特点，将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2、嵇康思想的社会时代背景正始十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高平陵政变”，此次改变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司马氏取代了曹氏，但这次政变更深远的影响是消灭了正始名士集团，从而也终止了正方兴未艾的玄学思潮的发挥，自由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新思潮从此转入了“礼教尚峻”的受压境地，新思潮由蓬勃发展的正始时期转入了坚持抵抗的竹林时期。
嵇康正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
他身处魏晋交替的动乱时期，他本人秉性刚直，率性自然，并且“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天”，便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政治斗争。
3、嵇康思想的社会思潮嵇康思想也深受当时玄学思潮的影响，玄学从其哲学内容来说，是着重探讨本体论的玄远之学；从其主题来说，是探求理想人格，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从学术内容上看，玄学是追求宇宙本体论的根本；从治学方法上看，玄学摆脱了文句的束缚，主张得意妄言；从学术追求上看，玄学家醉心于人格美的追求颇重抒情，竹林玄学是在继承正始玄学某些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变和玄学家自身的特点，也发生了不同于正始玄学变化，由于它具有模糊性、不具体性，因此给人们提供了大量的认识空间和发挥想象力的余度。
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与文化审美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时期之一，这一时期的思想和美学思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这个时期，玄学思潮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当时文化审美的核心。
本文将探讨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与文化审美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魏晋时期，玄学思潮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同。
玄学强调对玄妙之理的追求，以至阴至弱的美为最高审美标准。
许多文人学士都将自己与玄学联系在一起，倡导遁世思想，追求超越世俗的境界。
他们通过感受大自然的力量和表现自我，表达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和情感。
例如，江西的王导在他的《季秋图赋》中描绘了一幅秋天的景象，描述了萧索的草原，枯叶在秋风中翩翩飞舞的情景。
这种以至阴至弱为美学标准的审美理念在当时非常流行，并且影响了后来的文化艺术发展。
除了玄学思潮，文化审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魏晋时期，歌辞和文言诗开始盛行，成为流行的文学形式。
很多文人用诗歌表达他们内心的情感和体验，追求"奇"和"趣"，以打破传统文学的束缚。
曹操的《木兰诗》讲述了女子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以及她英勇无畏的奇特形象。
这样的作品美妙动人，引人入胜。
魏晋时期的文化审美从传统与现实的对立中探索新的表现方式，为后来的文化艺术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此外，魏晋时期采用的一种文体叫做“骈文”。
骈文是一种将两个或更多的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句式并列使用的文体。
这种文风追求丰富的修辞技巧，以及对形式的精确追求，使作品显得华丽而雄辩。
魏晋时期的文士通过骈文的运用，提高了文章的表达力和感染力。
例如，陆机的《七发》利用了骈文的形式，以华丽的表达来描绘大自然的壮丽景象。
骈文的运用使作品富有变化和韵律感，增强了读者的审美体验。
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和文化审美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们不仅改变了当时的艺术创作方式，也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内涵。
玄学思潮的强调"至阴至弱"的美学观念，对后来的诗歌、绘画和音乐等艺术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竹林七贤与魏晋玄学魏晋玄学是一种产生于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文化思潮。
它以被称为“三玄”的《老子》《庄子》和《周易》为宗，以有无、言意、才性、自然与名教等为主要辩题，以发言玄远为标志，以清谈为主要表现形式。
在魏晋玄学的发展与勃兴过程中，竹林七贤以他们的创作、言论和行为形象而生动地诠释了魏晋玄学的精髓和意蕴。
由于他们的积极参与和刻意张扬，以及他们在当时社会的广泛影响，魏晋玄学不仅表现得极富声色，而且对后世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标签：竹林七贤；魏晋玄学；后世影响魏晋玄学是一种产生于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文化思潮。
它以《老子》《庄子》和《周易》为宗，以有无、言意、才性、自然与名教等为主要辩题，以发言玄远为标志，以清谈为主要表现形式。
自三国魏正始年间开始以迄东晋，当时名士无不竞相参与，以至于波起云涌，颇具声势，成为魏晋时期思想文化的最显著特色。
作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思潮，魏晋玄学虽然始于以何晏、王弼和夏侯玄为代表的正始名士，但与竹林七贤却有不解之缘。
由于竹林七贤的积极参与和刻意张扬，以及他们在当时社会的广泛影响，魏晋玄学在开始阶段就表现得极富声色，而魏晋玄学的流行与勃兴更是得力于竹林七贤的推波助澜。
一、竹林七贤的玄学活动以年齿而论，竹林七贤与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夏侯玄属于同一时代人。
只是由于何晏等人在正始中就已享有盛名，声誉远在阮籍、嵇康等人之上，东晋袁宏撰写《名士传》，才把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分别列为两个名士团体，与所谓的“中朝名士”鼎足而三。
魏晋玄学始于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人，是不争的事实。
但由于何晏正始十年（249）被司马懿杀害，同年王弼病卒，夏侯玄正元元年（254）被司马师杀害，所以，所谓的正始玄学不过是昙花一现。
自正始末至景元三年（263）年嵇康被杀、景元四年（264）阮籍病逝的十多年间，曹魏朝政一直由司马氏父子把持。
这一时期，玄学思想虽然十分活跃，但大旗实际上却是由竹林七贤扛起的，具体些说则是由嵇康和阮籍扛起的。
魏齐王曹芳正始末年至嘉平初年，以阮籍、嵇康为首，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诸人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省辉县市、修武县一带）自发地形成了一个玄学清谈中心。
他们有着相近的思想倾向和人格理想，常聚于竹林之中，饮酒赋诗，弹琴啸歌，谈玄论道，肆意酣畅，世谓之竹林七贤。
本文拟在研读七贤作品文本的基础上，结合魏晋易代之际的时代政治背景，对于七贤在玄学思潮的濡染下，竹林之游团体产生的原因、思想发展轨迹及其生命范式的意义进行探析。
首先，竹林七贤的出现与魏晋易代之际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正始年间，在曹魏上层分别形成了以曹爽和司马懿各自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
曹爽集团腐败奢侈，日趋衰微，司马氏集团日益强盛，野心勃勃。
这两个政治集团长期互相倾轧，当时的一些士人感到无所适从，若其稍一不慎，涉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从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清剿曹爽政治集团的“典午之变”到甘露五年（260）高贵乡公曹髦的被杀十余年中，司马氏集团通过对反对者的血腥屠戮和残酷镇压，逐渐把持了朝政。
在此腥风血雨的政治氛围中，目睹司马氏集团屠刀上淋漓的鲜血，当时的士人心上笼罩着一层沉重的阴影，他们失去了前辈建安士人奋发扬厉、慷慨激昂的进取精神，现实的残酷使他们常常感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普遍对莫测的命运感到深深的忧虑。
在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争斗中，竹林七贤既不愿投向腐朽荒淫、奢侈没落的曹魏集团，又不愿追随凶残暴戾、阴险狡诈的司马氏集团。
竹林七贤对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和两大政治集团的权力之争感到深深厌倦。
为了全身远祸，他们选择了遁世，隐居于山阳的竹林之中。
在如此险恶的社会环境中，竹林七贤的思想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遁世的嬗变。
竹林七贤在青少年时期，深受儒家思想的濡染，前辈建安士人激昂慷慨、高蹈踔厉的进取精神对他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阮籍的《孔子诔》云：“养徒三千，升堂七十。
潜神演思，因史作书。
考混元于无形，本造化于太初。
”其《四言咏怀诗》其六云：“嗟我孔父，圣懿通玄。
浅谈魏晋时期的玄学文化与顾恺之画论思想的确立从公元220 年曹魏王朝正式建立，三国时期开始，到公元589 年隋文帝灭掉南朝陈，重新统一中国，369 年间，经历了魏、晋、南朝宋、齐、梁、陈，北朝十六国，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等若干先后相继或并列的朝代，史称魏晋南北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相当特殊的一个时期，战乱频繁，社会混乱，国家分裂，王朝更迭风起云涌，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经济、政治动荡的时代，它的文艺却获得了空前的繁荣。
一、魏晋的玄学文化正如宗白华所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在那个时期，维护皇权的名教已经名不副实，选举官吏的清议制度充满了流弊，外戚与宦官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朝廷处处陷阱、人人自危。
官场也充斥着贪赃枉法、危害百姓的官吏。
在这样的时世中，魏晋人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里解脱出来，一反汉代把群体、社会、儒家的名教思想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把个体的存在推上了重要的位置。
对儒家思想的反叛，老庄哲学的复归都深深地撞击了魏晋人的头脑，使他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这确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精神生活空间开阔、文化环境较为宽松的时期。
自从东汉末年儒学一尊的地位动摇，经学本身也经历了从繁琐注疏到义理化的改造之后，各种思想也纷纷出现。
玄学虽然消磨了一代士人的意志，使他们从前辈的军旅情怀中摆脱出来，进入清谈，但玄学也同时创造了中国思想史上令人神往的辉煌，何晏、王弼都主张“贵无”，“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
”裴危则“崇有”，“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阮籍、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郭象主张“名教”即“自然”；王弼则主张“名教”出于“自然”。
他们集儒者的建功立业与道家的旷达自然于一身，形成了中国士人的新精神。
汤一介认为魏晋玄学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道家哲学所追求的精神上的自由和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儒家哲学所追求的道德上的理想人格。
如何评价代表魏晋风度的竹林七贤？很简单，两“不”一“无”一、魏晋时期道家玄学的特殊产物：竹林七贤魏晋时期出现了一种将道家和儒家融合的哲学，即玄学，“玄”字出自老子《道德经》“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其主要的思想基础和学术要旨是对道家的表达，因此说玄学是道家的一种分支或改进。
这时期人们将《老子》、《庄子》和《易经》称之为“三玄”。
“竹林七贤”就是当时玄学的著名代表。
“竹林七贤”，顾名思义是竹林中的七个贤人，贤的本意是才，因此，也就是竹林中有七个有才的人。
这七个才人，分别是嵇康、阮籍、刘伶、向秀、阮咸、山涛和王戎，主张“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
七人中领头的是嵇康，善于音律，尤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这首绝唱而著名。
很多人对《广陵散》的了解估计来源于金庸武侠小说，嵇康的行为在当时确实有些笑傲江湖的意思，在他的感召下，其他六人聚集到了他的身边，遗憾的是当时没有网络，否则他身边会聚集更多这样类似网友的群体，由于他们经常在河南辉县西北的竹林之中聚会，因此被称为“竹林七贤”。
二、做玄学必须的三个条件魏晋时期，玄学虽然兴起，可是并不为显学的儒家人士所认可。
儒家人士以忠君爱国为使命，做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是玄学却强调虚幻的安乐，藐视礼法，重视个人思想和行为，整日崇尚不切实际的清谈，这在儒家人士看来，是误国误民。
儒家人士的重要人生目标就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也就是当官。
实际上，做官也是寒门摆脱贫困，光宗耀祖的途径。
而玄学强调清谈，虚幻，和做实事的做官却背道而驰。
于是，纯粹的玄学家就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不做官，二家道充实，三还必须有才华。
以此来看竹林七贤，并非所有人都满足这几个条件。
三、“竹林七贤”的发起者：“竹林三贤”最初嵇康一个人在竹林里，与青山绿水为伴，喝酒、弹琴纵歌，不问世事，他本人“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有如此好的外形条件，却不去泡妞，不做网红，却任意毁坏颜值，不洗脸不洗澡，自由散漫，成为常在竹林的一个闲（贤）人。
魏齐王曹芳正始末年至嘉平初年，以阮籍、嵇康为首，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诸人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省辉县市、修武县一带）自发地形成了一个玄学清谈中心。
他们有着相近的思想倾向和人格理想，常聚于竹林之中，饮酒赋诗，弹琴啸歌，谈玄论道，肆意酣畅，世谓之竹林七贤。
本文拟在研读七贤作品文本的基础上，结合魏晋易代之际的时代政治背景，对于七贤在玄学思潮的濡染下，竹林之游团体产生的原因、思想发展轨迹及其生命范式的意义进行探析。
首先，竹林七贤的出现与魏晋易代之际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正始年间，在曹魏上层分别形成了以曹爽和司马懿各自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
曹爽集团腐败奢侈，日趋衰微，司马氏集团日益强盛，野心勃勃。
这两个政治集团长期互相倾轧，当时的一些士人感到无所适从，若其稍一不慎，涉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从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清剿曹爽政治集团的“典午之变”到甘露五年（260）高贵乡公曹髦的被杀十余年中，司马氏集团通过对反对者的血腥屠戮和残酷镇压，逐渐把持了朝政。
在此腥风血雨的政治氛围中，目睹司马氏集团屠刀上淋漓的鲜血，当时的士人心上笼罩着一层沉重的阴影，他们失去了前辈建安士人奋发扬厉、慷慨激昂的进取精神，现实的残酷使他们常常感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普遍对莫测的命运感到深深的忧虑。
在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争斗中，竹林七贤既不愿投向腐朽荒淫、奢侈没落的曹魏集团，又不愿追随凶残暴戾、阴险狡诈的司马氏集团。
竹林七贤对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和两大政治集团的权力之争感到深深厌倦。
为了全身远祸，他们选择了遁世，隐居于山阳的竹林之中。
在如此险恶的社会环境中，竹林七贤的思想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遁世的嬗变。
竹林七贤在青少年时期，深受儒家思想的濡染，前辈建安士人激昂慷慨、高蹈踔厉的进取精神对他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阮籍的《孔子诔》云：“养徒三千，升堂七十。
潜神演思，因史作书。
考混元于无形，本造化于太初。
”其《四言咏怀诗》其六云：“嗟我孔父，圣懿通玄。
非义之荣，忽若尘烟。
”对于孔子圣明懿美通晓妙玄、轻视不合道义的荣华富贵的高贵品质，阮籍进行了由衷的颂赞，流露出对于孔子的景仰崇敬之情。
然而，正始年间险恶的政治环境促使他们的思想由儒家为主转而为玄学为主。
在他们的诗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思想转化之轨迹。
阮籍《四言咏怀诗》其十“微微我徒”，生动地反映了阮籍由入世到出世的思想转变过程。
诗人早年时期研读圣贤之书，领悟治世“大猷”、“研精典素”，然而现实生活却与先贤往圣经典中之教诲显得格格不入。
诗人命驾出游，所见景物使其认识到“盛年衰迈，忽焉若浮”，于是决定逍遥于世以求无尤。
此外，《五言咏怀诗》其六十“儒者通六艺”、其十五“昔年十四五”及《东平赋》等，也反映了其人生态度由儒家的积极进取到道家的消极避世的转变历程。
嵇康的《述志诗》通过对自身人生历程的审视，展现了其人生追求演变的历程。
在诗中，嵇康自比作潜龙、飞凤、神龟，其最初设定的人生目标高远，期冀在大庭氏、伏羲氏这样的明皇盛世中有所作为。
然而，现实中盛世难再，斥蝤蛙擅居尘寰，作者决心远世求仙，颐养天年。
刘伶《北芒客舍诗》“泱漭望舒隐”，也揭示出刘伶早年的心态及其中后期变化之原因。
夜半昏黑，星月无光，寒鸡孤鸣，落叶萧索，苦闷的诗人联想到附近山中埋葬的王侯公卿，人生当积极进取的念头油然而生。
然而，现实的窘迫又使他心灰意冷，忧叹不已。
其次，竹林七贤的产生与七贤各自的社会地位、品性、审美情趣的相近有着密切的关系。
正始年间，官方玄学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夏侯玄均出身于世家大族。
何晏在曹爽秉政时，曾任吏部尚书；王弼是王粲族孙，其先祖皆为汉三公；夏侯玄的祖上是汉代的滕公夏侯婴。
较之以何晏、王弼、夏侯玄的显赫家世，竹林七贤中阮籍、嵇康、阮咸、刘伶、向秀、山涛诸人的先辈官位皆为低微，阮籍父亲阮为“仓曹掾属”，嵇康父亲嵇昭为“督军粮治书侍御史”，山涛父亲山曜为“宛句令”，皆为下层官吏。
刘伶、向秀的先人未见之史传。
王戎虽然为世家出身，但他参与竹林之游时年龄尚小，后来才任职晋朝，位历显贵。
就正始时期竹林七贤中大部分人的社会地位而言，他们是玄学在一般士人中的代表。
社会地位的相近，使他们能够以平等的心态来交往。
七贤诸人皆具有特殊的仪表、非凡的风度、杰出的才能、飘逸的神韵，这是他们互相钦佩仰慕、交游往来的基础。
《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附阮籍传》云：“子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
”《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云：“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
”《晋书》卷四十九《向秀传》云：“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人也。
清悟有远识，少为山涛所知，雅好老庄之学。
”《晋书》卷四十三《山涛传》云：“涛早孤，居贫，少有器量，介然不群。
”竹林七贤大都容貌秀伟，学识广博，精于辩论，善琴酒，是当时的一代名士。
除了仪表、风度、才能、神韵之外，竹林七贤更为看重的是各自内在的精神，重视其气量胆识，以及超凡拔俗、无所束缚的自由精神和审美情趣。
《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附阮籍传》引《魏氏春秋》云：“籍口不论人过，而自然高迈，故为礼法之士何曾等深所雠疾。
”又《王粲传附嵇康传》云：“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
”《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附兄子咸传》云：“咸任达不拘，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当世礼法者讥其所为。
”《晋书》卷四十九《向秀传》云：“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人也。
清悟有远识，少为山涛所知，雅好老庄之学。
”《晋书》卷四十九《刘伶传》云：“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
”《晋书》卷四十三《山涛传》云：“性好《庄》《老》，每隐身自晦。
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
”由以上这些史书记载可知，竹林七贤都喜读《老》、《庄》之书，性情自然高迈，品行高洁，具有相似的审美情趣和自由精神。
在魏晋易代之际士人们的道德价值观严重失范、伦理异化、人格普遍割裂的情形下，竹林七贤执著追求自由的人格美，相互激赏人格美，成为其凝聚在一起的内在向心力。
次之，竹林七贤的产生与正始时期的玄学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
玄学是由崇尚“虚静为本”的道家思想演变而来，是汉魏之际清谈思想发展的产物。
正始玄学由何晏倡导，经过王弼发展成为盛行一时的思想潮流。
正始年间的士林风尚，把谈玄作为一种特有文化素养的标志，谈玄已经蔚然成风，士人们纷纷热衷谈玄解易、问答辩难，清谈聚会成为士人参与社会、交流思想的主要途径。
何晏的玄学主要是以谈老为主。
与京师洛阳的玄学不同的是，竹林七贤虽然也深受时代风尚影响，融入到玄学大潮中，但是他们主要的谈论对象则为庄子。
他们在幽篁丛林中清谈玄理，弹琴啸歌，品饮美酒，快意人生。
竹林七贤把庄子的无为、尚真和自然逍遥精神发展到极致，形成了一种个性解放的新气象和真情、自然的新风尚，重新构建了自由、高洁的人格理想。
竹林七贤反抗现实生活中的丑恶、堕落，对于曹魏集团的日趋腐朽没落，在诗中给予了尖锐的批评。
阮籍《咏怀诗》其三十一“驾言发魏都”，借战国时魏王不能励精图治而奢靡误国的历史事实，对于曹魏皇室荒淫纵欲、贪图享乐予以激烈的抨击，表达了慨叹时事的忧伤之情。
嵇康在《太师箴》中借用太师的口吻，对曹魏最高决策层进行婉言规劝，表现出嵇康对于国家前途的关注与忧虑之情。
在看到曹魏集团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灭亡的道路，政治环境的极其险恶，而个人壮志难酬，常常使竹林七贤在表面的洒脱之下，内心笼罩在浓郁的痛苦之中。
阮籍在司马氏的专制统治下，处境相当艰难。
阮籍以放诞不羁的行为来表达内心的痛苦和无奈。
阮籍《四言咏怀诗》其四“阳精炎赫”，在树木萧条阴森、浓云密布的暗淡景物描写中，隐喻着诗人内心的痛苦。
又如嵇康的《家诫》一文，在对其子如何立身处世的谆谆教诲中，流露出嵇康人生后期对世间险恶的认真反思与深深忧惧之情。
与痛苦相随而来的，是竹林七贤内心弥漫着的挥之不去的忧虑之情。
阮籍《四言咏怀诗》其七“朝云四集”，书写了明月繁星之夜诗人孤寂独坐的郁闷哀愁之情。
诗人十分仰慕姜尚、张良的丰功伟业，却又十分无奈于今时今世，最后用听任命运、承顺天意聊以自慰。
《咏怀诗》其七十八“昔有神仙士”，倾泻了诗人希求得道成仙却终难如愿，因而诗人感到愁苦悲伤、空虚迷茫之情。
嵇康的《五言诗三首》“人生譬朝露”，在对人生短暂的慨叹中，倾诉了诗人乱世中的忧虑、企盼以及深刻的人生感受。
如何消解竹林七贤内心的痛苦与忧虑？老子冲澹守一和对宇宙本体形而上学的思考，难于抚慰精神上的创痛，竹林七贤最终只能在庄子的齐祸福、等生死的哲学中去寻找内心的平衡，以祛除内心的痛苦与忧虑。
竹林七贤在玄学思想的濡染下，洁身自爱，不愿随波逐流，展示了高洁的自由人格之美。
阮籍《咏怀诗》其八“如何当路子”诗中，对于有权有势的各级官员汲汲仕进时的卑屈丑态进行揭露的同时，抒发了自己的高洁心志，决心甘居下位，决不阿附权贵。
嵇康《游仙诗》“遥望山上松”，以山崖劲松起笔，意在反衬自己高洁孤傲的心性。
此外，嵇康的《琴赋》，借助于对琴的诸般美德的颂赞，倾诉了自己的高雅情趣与人生追求。
刘伶的《酒德颂》中，借所塑造的“无思无虑，其乐陶陶”、令人景仰的理想化身———大人先生，表现出高洁的心性和傲俗的节操。
在司马氏集团的高压之下，随着嵇康的被杀，竹林之游的团体最终解体了，但是，竹林七贤由于对彼此人格美的激赏而表现出的深厚友情则深为后人景仰。
阮籍《咏怀诗》其三十七“嘉时在今辰”、其四十九“步游三衢旁”、其六十二“平昼整衣冠”，都表达了诗人对故友难以忘却的思念之情。
嵇康《酒会诗》云：“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
酒中念幽人，守故弥终始。
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
”嵇康的心里始终思念着远方幽隐的知己。
向秀《思旧赋》以悲凉清凄的笔调，描写了重睹故人旧庐时的感受，表现了对友人深挚的怀念之情。
作为魏晋人格形象的代表，竹林七贤继承和发展了庄子的哲学思想，强烈追求个体精神的绝对自由，从精神层面上向往着一种超功利的审美理想和人格境界。
在政治高压和险恶的生存环境中，竹林七贤高举自我，肆意酣畅，任性放达，不拘礼法，对于自由个性、飘逸神韵和精神超越进行了执著的追求。
他们蔑视束缚人性的名教，张扬了个性，追求生命的自然和性情的真实。
竹林七贤通过各自的玄学理论和实践，重新构建了自由高洁的人格理想，其真诚的性情、纯净的心灵、真挚深厚的友情、超逸常格的精神气度、俊逸洒脱的生命情调，为之后的中国文人确立了一种艺术化的富有诗意的新型生命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