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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协调之困境解析王赞2012摘要：海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协调的困境主要表现为海事行政机关没有及时将案件移送至交通公安部门，或交通公安部门不接受海事机关移送的案件，致使大量涉嫌犯罪的案件未能成功追究刑事责任。
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既有客观上案件信息沟通不畅的原因，又有主观上行业内传统执法理念的误区，实体法上罪与非罪的界限模糊也给海事行政机关带来困惑。
此外，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权的虚置化也是制约海事行政机关依法移送案件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海事行政；刑事司法；协调机制中图分类号：DF9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90X（2012）12-238-03作者：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辽宁省重点社科人文基地大连海事大学国际海事法律研究中心、海公法研究中心成员；辽宁，大连，116026基金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资助，项目名称为“水上交通运输典型刑事案例研究”（2010-31）长期以来我国经济领域涉嫌犯罪的案件以罚代刑的问题比较突出，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规范，虽然涉罪案件的移送率有所提升，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协调关系远未得到根本性解决。
海事行政这个行业领域同样也存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的问题，涉罪的案件移送率普遍较低，移送程序仍存在诸多障碍。
一海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现状目前，海事行政机关的案件移送率仍保持在较低水平，且成功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也不多见。
例如2007年北海海事局首次成功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交通肇事罪的案件，这是自200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6年来，首次成功移送的涉罪案件。
事实上近些年来，水上交通安全的形势比较严峻，不仅事故频发，且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远比陆地交通事故的危害更大。
据某市港航局统计，2006年至2010年期间，全市平均每年发生等级以上的水上交通事故约10起左右，平均每年死亡、失踪人数达20人左右。
涉枪刑事案件的司法困境探析作者：邵金明来源：《法制与社会》2019年第09期摘要本文所称“涉枪”刑事案件，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125条、第127条、第128条规定的涉及枪支犯罪的案件，对军用枪支及依法配备枪支的公职人员及少数民族地区合法持有枪支的案件因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争议不大，也不再予以赘述，仅以当前司法实践中争议颇多的民用非制式枪支的涉枪刑事案件及现实司法困境进行分析、探讨，以期对司法机关办案实践提供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涉枪案件枪支鉴定枪支管理作者简介：邵金明，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
中图分类号：D920.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 ; ;DOI：10.19387/ki.1009-0592.2019.03.283一、涉枪案件争议焦点（一）1.8焦耳/平方厘米的标准之争公安部在2010年发布《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的通知》（以下简称（《67号文》），规定：对不能发射制式弹药的非制式枪支，按照《枪支致伤力的法庭科学鉴定判据》（GA/T718-2007）（以下简称《判据》）的规定，当所发射弹丸的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时，一律认定为枪支。
上述标准废止了《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以下简称《68号文》）对于枪支鉴定的标准，但同时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社会认知和司法实践困境。
具体原因有二：一是枪支认定标准大幅降低;二是新的鉴定标准虽然科学但不够形象。
“经试验测定，枪口比动能达到1.8焦耳/平方厘米时，就会对人体裸露的眼睛造成损伤，一般都能达到轻伤标准，不少情况能达到重伤标准” ，而射击干燥松木板的标准下，根据我国科学技术专业人员试验得出的数据“当枪口比动能在10焦耳/平方厘米以下时，较难嵌入干燥松木板，只能在木板上形成一定深度的弹坑;枪口比动能16焦耳/平方厘米是弹头具备嵌入干燥松木板能力的能量界限” 我们可以看出，射击干燥松木板的标准在枪口比动能大于1.8焦耳但小于10焦耳的情况下，难以对部分造成伤害结果的枪支作出认定，不利于对被害人进行保护，故新标准出台的科学性不言而喻。
云南警官学院学报The Journai of Yuunan Police Colleye2021年第2期NO.0202总第75期Sum75认罪认罚量刑建议实践：困境、根源与出路薛铁成1刘峰4(2南京大学，江苏•南京411104； 2.宜宾学院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部，四川•宜宾744405)内容摘要：量刑建议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它既关涉到有效应对刑事案件数量攀升目标的实现，又涉及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执行。
审思和解剖量刑建议未被采纳的案例，审判权实体性权力制约缺失、检察权启动缺少监督、解释视角差异化、事实认定有异是阻碍认罪认罚制度实现预设目标的问题所在。
溯源问题，二元属性检察权与一元属性审判权的张力、量刑建议建议权涵摄范围向决定权延伸和事实认定与法律认定难解难分是阻碍量刑建议发挥功能的本质。
梳理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在量刑建议中权力分配规范，建立审判权与检察权的阶层运行规则，法检合力，共筑事实认定与量刑标准和法律审与事实审重新分配是应对认罪认罚量刑建议实践困境的出路。
关键词：认罪认罚;量刑建议；事实审；法律审；阶层构造中图分类号：DF7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057(202)02-115-08@、引言近年来，为了应对“案多人少”的矛盾,合理分配司法效率，我国在刑事司法领域展开了一场渐进式的司法程序改革。
2219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决定在北京等2个城市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对于符合条件的依法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或者依法单处罚金的案件，进一步简化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相关诉讼程序。
①随后于2216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决定在上述2个试点城市中进一步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工作，并将刑事速裁程序纳入新的试点继续进行探索。
简析新刑诉法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措施【摘要】新刑诉法完善了证据制度、新增加了多方面的特别程序，诸如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未成年人的附不起诉程序等特别程被纳入新刑诉法，切实体现“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基本原则，然而，在实际的新刑诉法执行和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司法机关不断提高执行效率，本文主要分析了司法机关在新刑诉法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困难，进而探讨了有效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建议。
【关键词】刑诉法，司法机关，人权，证据，侦查目前，在新刑诉法执行和实施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一；其二是自新刑诉法实施和执行以来，证人不愿出庭作证、证人出庭难问题，始终困扰着司法机关的工作；其二，非法证据频繁出现，严重危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效果；其三是依法对于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案件的办理效果不高，因而，迫切需要解决以上问题，需要不断完善刑诉法，增强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提高办案能力和职业素质，尊重和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合法权益，促进我国法治国家、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1.司法机关在新刑诉法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困难1.1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落实程度不高，侦查人员出庭情况得不到落实。
经调查发现，目前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大都没有采用同步录音录像系统，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全过程没有进行同步录音录像，而且我国新刑诉法没有规定未提供、未采用同步录音录像进行全程记录的法律后果，这样对于案情复杂、侦查期限以延长的案件来说，犯罪嫌疑人遭受到刑讯逼供、诱供和暴力取证而造成的伤情就无法体现出来，从而也影响到检察机关的调查工作，无法实现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基本原则，也使得我国新刑诉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和落实，极大影响新刑法执行的效率，大打折扣了新刑诉法实施的效果。
1.2证人出庭规定和证人保护制度形同虚设，证人出庭作证积极性不高。
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践困境与相关对策探讨[摘要]作为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刑事和解有助于在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达成谅解，从而使遭到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
尽管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在我国的经济社会活动中产生出积极的影响。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在实践过程中，刑事和解制度还面临着争议与问题，使得刑法的权威受到损害，极易诱发司法官员对职权的滥用，甚至激化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的矛盾。
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刑事和解制度在实践过程中面临的困境，深入分析并提出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刑事和解；法律制度；实践困境；司法制度在西方刑事司法体系中，由于追求刑罚人道化、轻缓化以及刑事司法的恢复性价值，强调对加害人与被害人的权利进行维护与平衡，从而促进由于刑事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之恢复，逐渐形成了刑事和解制度。
根据这一制度，当事双方通过自主沟通，达成协议与谅解，不仅使加害人深刻认识到自身行为给被害人所造成的痛苦，并表示真心悔过、痛改前非，而且使得被害人的损失得到赔偿、精神得到抚慰，在此基础上，司法机关对加害人采取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
这种刑事司法制度在化解当事双方的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出积极作用。
在我国，随着经济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传统刑事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受到了社会的关注，过去那种以国家追诉为标志的刑事司法模式，虽然在法律意义上实现了对犯罪的惩处，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是却无法有效弥补被害人的损失，也无法矫正犯罪并恢复已遭破坏的社会关系。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刑事司法制度，体现出鲜明的“以人为本”的理念，不仅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诉讼成本，而且有助于促进加害人悔过自新，并在一定程度上使被害人的精神得到抚慰，物质损失得以弥补，产生出积极的社会影响。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刑事和解制度实际运用过程中，也产生出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并逐步完善。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践困境2012年3月，修订并通过的我国《刑事诉讼法》专门规定了刑事和解程序，确立起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
犯罪行为引发的安全保障义务责任探析犯罪行为一直是社会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它侵犯了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社会秩序混乱和经济损失。
为了维护人们的安全利益和社会秩序，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障公民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
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对犯罪行为的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的规定。
本文将对犯罪行为引发的安全保障义务责任进行探析。
一、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的定义和种类安全保障义务是指相应的法律主体，因其法定职责或者与行为人之间的特定关系，对预防和打击犯罪行为、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患上承担的义务。
安全保障义务责任是指相应的法律主体应当承担的对违法犯罪行为引发的损害的法律责任。
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的种类包括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等。
1、刑事责任刑事责任是指犯罪行为的施行者由于其违法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国家依法对其进行惩罚的法律责任。
刑事责任主要对行为人处以剥夺自由、罚款、限制其重要权利等惩罚，以达到威慑作用和教育作用，同时也体现了国家对于犯罪行为的严厉打击态度。
2、民事责任民事责任是指在民事关系中，因违法犯罪行为造成了他人合法权益的损失，行为人应当按照民事法律规定承担的法律责任。
民事责任主要指经济赔偿责任，包括损害赔偿、利息赔偿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3、行政责任行政责任是指在行政管理中，因违法犯罪行为造成行政管理损失或者违反行政管理法规，行政机关应当对其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律责任。
二、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的法定主体在我国法律中规定了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的法定主体，包括国家机关、公民、法人等。
1、国家机关国家机关是指在国家政治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中，承担行使公权力任务的各级机关和公职人员。
国家机关承担着预防和打击犯罪行为、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责任，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规定和政策措施，以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全利益。
2、公民公民是指在我国境内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个人。
作为国家的基本成员，公民有着主动参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重要责任。
彳检洛讦犬粵学报驕科学期海事刑事案件专门管辖的现实困境与立法探索赵星魏薪郦（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山东青岛266100.）摘要：在“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背景下，我国审理的首例涉外海事刑事案件正式标志着海事刑事案件审判的“三审合一”时代的到来。
海事刑事案件在行为区间、危害结果、犯罪形态与案件侦查等方面表现出不同于一般刑事案件的特性，决定了海事刑事案件专门管辖面临着一定困境，然而 应同样意识到海事刑事案件专门管辖对海事刑事案件审理乃至维护我国正当海事权益的重要意义，且政策与制度的支撑使海事刑事案件专门管辖在我国具有可能性。
据此，分析我国海事刑事案件专门管辖面临的海事刑事罪名设置立法空白、海事刑事案件量刑标准模糊、专门管辖范围与标准有待完善以及海事刑事专门衔接机制不流畅等现实障碍，并给出海事刑事案件专门管辖应从增加海事刑事案件罪名设定、细化海事刑事案件量刑标准、规范海事刑事案件审理程序以及完善海事刑事专门衔接机制四方面入手推动立法完善。
关键词:海事刑事案件;专门管辖；三审合一”；现实障碍；立法完善中图分类号:DF96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5X（2021）01-0061-10DOI：10.6497/ki.1672-335X.202101007我国在1984年创设海事法院，①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使我国目前成为国际上海事审判专门机构最多以及海事案件审理数量最多的国家°然而海事刑事案件的管辖权始终未能归到海事法院，我国海事审判案件矛盾纠纷诸多，尤以刑民交叉案件最为典型影响了我国国际海事司法权威°近些年出现的国际海洋领土争端加剧了紧张的国际海上关系，但我国立法对此却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力°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了“海洋强国”战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推进，使我国更加关注涉海领域发展，尤其是海事司法方面，提出了“改革海事案件管辖制度，进一步理顺海事审判体制，科学确定海事法院管辖范围，建立更加符合海事案件审判规律的工作机制。
中国海警刑事执法的困境及建议张念宏当前，中国东海及南海海洋权益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频繁遭受周边国家渔民越界非法捕捞，海上走私行为猖獗，对中国海警的执法能力和水平提出挑战。
中国海警刑事执法面临一定困境，难以有效发挥其应有的职能。
一、当前中国海警刑事执法困境海警海上侦查权属于刑事司法权范畴，海警海上执法兼具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职能。
本文用“刑事执法”的表述主要便于海上环境执法的刑事侦查权的陈述目的而使用。
根据“三定方案”的顶层设置，组建中国海警的目的为加强海上执法力量，避免“九龙闹海”、防止互不协调、重复检查、执法力量分散和避免出现执法推诿等局面。
国务院在改革中整合了现有国家海洋局及其中国海监、公安部边防海警、农业部中国渔政、海关总署海上缉私警察等4支队伍。
“三定方案”顶层设置中，除了赋予中国海警海上行政执法权限外，还有赋予中国海警海洋环境、海上捕捞、海上缉私等刑事执法权。
（一）海警执法缺少法律依据当前，中国海警海上执法的主要依据为《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海上执法工作规定》等法律和部门规章，与当前海上执法的复杂性明显不足。
从《公安机关海上执法工作规定》第三条规定来看，公安边防海警办理海上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行使公安机关的职权。
可见，公安边防海警或武警海上边防大队，在当前仍在行使原有的职权即刑事案件的侦查权。
而中国海警局作为新成立的执法机关完全不同于上述原四支分别独立的执法机关。
《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分析，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等具有侦查权的刑事执法机关，并不包括新组建的中国海警。
根据《立法法》第八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明确规定。
在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中，并没有明确授权新组建的中国海警拥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执法权限。
中国海警作为一支新组建的海上执法力量，继续行使办理海上刑事案件的相关权力亦缺少法律依据。
（二）执法标识尚未统一笔者通过最近一年来的报道发现，中国海警队伍执法过程中，尚未实现执法标识的统一。
律师刑事辩护的困境、成因和对策律师的刑事辩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是指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一种诉讼活动，也是落实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这一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重要途径之一。
由于律师是法律专业人员，因而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下合称被追诉人)自己行使辩护权利和其他非律师公民进行辩护相比，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项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宪法和刑事诉讼制度，在平衡以国家公权力(在我国主要体现为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为后盾的控方与作为社会成员个体的被追诉人的辩方的诉讼地位、从而使双方“平等武装”方面，正如美国布来克法官在Gideon v. Wainwright一案中对律师的评价那样，“律师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①]。
我国自设立律师制度以来，律师在我国法制建设和人权维护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按照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和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走向，我国律师本来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刑事诉讼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制度、立法、环境及律师自身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律师的刑事辩护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在立法、司法、实践等方面都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与整个法治建设的发展大势形成相反的趋向，不能不引起、而且已经引起了相关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和讨论。
一、我国目前律师刑事辩护困境及其危害(一)我国目前律师刑事辩护困境的表现我国目前律师刑事辩护的困境，据学生了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大幅度减少，被告人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依法维护。
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比例自1997年起逐年下降，目前全国刑事案件中无辩护人的案件达70%，部分发达省份律师参与刑事案件比例也从1997年的20,4%下降到2002年的11,6%[②];而在作为首都的北京市，律师办理刑事案件更是由1990年的人均每年2,64件下降到2002年的人均每年仅0,78件，其中还包括法律援助和指定辩护[③]。
论文刑法中的正当防卫问题研究与探讨正当防卫是刑法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对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的认定常常存在争议和复杂性。
本文将对刑法中的正当防卫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
一、正当防卫的法律内涵与构成要件正当防卫，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其构成要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存在不法侵害不法侵害必须是现实存在的，不能是假想的或者推测的。
而且，不法侵害既包括犯罪行为，也包括一般违法行为。
2、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这意味着不法侵害已经开始且尚未结束。
如果在不法侵害尚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后实施防卫行为，可能构成防卫不适时。
3、防卫目的防卫行为必须是出于保护合法权益的目的，不能是为了报复或者其他不正当的目的。
4、防卫手段的必要性和相当性防卫手段应当是必要的，即没有其他更温和的手段可以避免不法侵害。
同时，防卫手段造成的损害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二、正当防卫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困境在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的认定面临着诸多困境。
首先，对于“不法侵害”的判断存在困难。
比如，在一些轻微的冲突中，如何界定是否构成不法侵害，存在不同的观点。
其次，“正在进行”的时间点难以准确把握。
有时候，不法侵害的持续时间较短，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的时间间隔稍长，就可能被认定为防卫不适时。
再者，关于防卫手段的必要性和相当性的判断标准不够明确。
不同的法官可能会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得出不同的结论。
此外，社会舆论的压力也可能影响司法机关对正当防卫的认定。
一些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司法机关在作出判断时可能会受到舆论的影响。
三、正当防卫认定的影响因素1、防卫人的主观认知防卫人的主观认知水平、心理状态等都会影响对其防卫行为的判断。
如果防卫人在极度恐惧、紧张的情况下作出防卫行为，可能会对其行为的合理性给予更多的考虑。
探析刑事责任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困境摘要：刑事责任伴随着犯罪的产生而产生，犯罪没有随着社会发展进步而减少这一现实也是刑事责任观念形成的重要原因。
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就指出：“罪责学说的发展是衡量刑法进步的晴雨表。
”行为人犯罪后要承担刑事责任，一方面影响具体的惩罚措施，另一方面又反作用于犯罪的发生。
“无责任则无刑罚”这一刑法重要原则的表现就是“国家通过刑事诉讼对犯罪行为人适用刑罚，以刑事责任为基础。
”关键词：刑事责任、司法实践、困境然而，我国司法工作目前所承受的压力已越来越大，尽管新闻媒体、影视作品、社会舆论不断地将司法系统内的负面“新闻”充分曝光，但社会公众对于司法公正的期望性并没有减弱，仍然强烈地希望通过法律手段将罪有应得者绳之以法。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所出现的“刑事责任”一词，主要集中在“追究”与“承担”两方面，这体现了国家对于犯罪的控制和对社会利益的保护。
但不可回避的是，多数司法工作人员简单地将刑事责任等同于刑罚，或希望通过对于刑罚的精细化计算来体现所谓“罪责相适应”，这已直接影响到对构成犯罪的判断。
另外，刑罚适用权的过度垄断亦直接导致了部分犯罪恶性发展，社会民众法治意识的内容纯粹地将刑罚与犯罪人在一起，并赋予了报应和评判内涵。
于是，以上种种状况使得与犯罪相伴而生的“刑事责任”反而不受到重视，遭到质疑和漠视。
一、“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的现实状况以信息革命为核心的当代科学技术变革，在全面改变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同时还形成了一股无法抗拒的全球化浪潮，中国作为新兴发展中大国融入其中，在分享收益的同时亦承担由此带来的“痛楚”。
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所说的那样，“全球化并非始终是一种人类美好的憧憬，犯罪的全球化就是打破这种憧憬的梦魇。
”就我国目前犯罪发展来看，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较，改革开放后刑事犯罪最主要、具有规律性的重大变化有两条：一是刑事犯罪数量增多，种类增多。
1983年严打时，全国刑事犯罪案件立案是61万起，20XX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445万起，是20年前发案总量的7倍。
1979年刑法规定的犯罪罪名不到200种，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达到440多种。
二是刑事犯罪的区域和领域扩大了，手段升级了，侦破难度加大了。
流窜犯罪、跨境跨国犯罪、智能化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以前比较少见的犯罪，现在已是司空见惯。
与1997年相比，20XX年全国公安机关破获刑事案件数上升25. 8%，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数上升%，移送起诉犯罪嫌疑人数上升了%，批捕率从%上升到%，起诉率从%上升到%。
不难理解，犯罪作为客观的社会存在，被伦理道德和刑法规范加以界定，而刑罚作为直接作用于犯罪的法律制裁，与犯罪被视为“孪生兄弟”。
刑罚体现着人类朴素的报复的感情色彩和“报应”观念，毕竟面对活生生的犯罪行为以及这一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尤其重要的是依据人类朴素的报应观念加以及时的制裁，国家因此必然通过相应的暴力措施来加以应对。
与此相反，犯罪行为人则往往基于自身利益而特别关注刑罚的轻重，因此往往将刑罚背后的责任归结置之度外。
从刑法社会效应的角度上，刑事裁判注重的是社会公众对于裁判的合法性评价，希望将刑罚裁量的轻重与具体的罪行、手段、方法、危害结果加以比较，从而维护刑法在社会认识中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所以，在我国民众观念中，刑事责任被等同于刑罚，而法律是否能够真正公正地追究犯罪者的刑事责任，取决于施以刑罚轻重的社会评价。
基于以上认知，我国司法实践出现了两种“现象”：第一种“现象”是注重对刑罚的计算精细化。
刑罚的轻重直接成为实现法律尊严和体现法治“公平正义”目标的标尺，但这又带来疑问：这种被计算精细化的刑罚是否真的意味着公正？是对犯罪者的公正，还是对被犯罪所侵害、利益受损者的公正？第二种“现象”是社会民众应有的法治意识陷入了报应的“轮回”之中，尤其是为了个人的报应观念而不惜违反法律，成为中国法律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公法”与“私利”在这里被混为一谈，这对于法律的实施危害更大。
同时，对我国社会民众来说，遵守刑事法律的动力也往往建立在这一“福孽报应”观念之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甚至成为约束多数民众行为的最重要因素。
这种观念也成为对一切社会不公平现象的一种很好的解脱之法，以此佐证“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反正冥冥中的报应终归会替人们实现公平的。
这样一来，法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就更低了。
从刑事法律关系的角度分析，刑罚处罚并不等同于刑事责任，刑罚仅仅是刑事责任的具体体现或者主要的承担方法，是解决刑事责任众多的途径之一。
同时，作为一种法律后果，刑罚并不绝对地作用于所有的犯罪，司法实践中没有最终形成刑罚的处罚，并不意味着刑事责任的绝对否定。
刑事责任是行为人与国家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刑法性表达，是国家刑罚权具体实施的前提条件，但其本身并不包含如何解决的内容；刑罚处罚则是刑事法律关系的最终解决方法，是完成刑事司法基本任务的具体手段，通常包括更深层次的政策目的。
刑事责任既着眼于针对已经过去的行为的制裁，又充分顾及将来可能发生的危险性，因而更多地强调责任的主观因素。
遗憾的是，真正连接犯罪危害、犯罪者惩治、犯罪预防、刑罚制度、刑罚功能等方面的“刑事责任”却成为了表面的表述文字。
二、国家过度垄断刑罚适用权对刑事责任的影响刑罚的产生符合社会历史的变迁，国家通过刑罚、刑事制裁这一公权介入的方式干预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有效地切断私人复仇现象的蔓延，解决个人之间的恩怨关系，防止个人之间侵害与反侵害的恶性扩展。
另外，国家通过使用刑罚不仅维护和巩固必要的社会道德水平，推行必要的社会政策和刑事政策，维持既有的社会资源和物质利益的分配制度，而且通过对于犯罪的制裁，安抚被害人和整个社会心理，打击邪恶势力，伸张社会正义，从而达到保障社会秩序的目的。
在我国，认定和适用刑罚的权力存在被过度垄断的客观状况，这直接导致刑事责任追究产生不平等性。
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这一法律规定蕴含几层含义：首先，刑罚的轻重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方面考量犯罪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包括行为人犯罪的动机、实施行为的时间、地点、对象、手段与方法、社会危害后果等，另一方面要考量犯罪行为人承担的刑事责任。
其次，刑罚的轻重要与犯罪行为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匹配，以体现法律的确定性、权威性、公正性。
最后，上述考量建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基础上，在对每个犯罪行为人处以刑罚时，均应依照法律规定进行。
但由于存在不考量刑事责任，而只将刑罚与“公平与正义”挂钩，使得我国刑罚适用权被过度垄断，刑罚的适用、刑种的确定、刑罚的变更过度依赖于司法者主观认识，这种过度垄断使刑罚建立在人本位思想基础上，应被法律评价与关注的刑事责任显得异常脆弱，往往成为司法者的一句口语或法律文书上一段文字记载，其本身并没有真正成为刑罚的基础。
（一）刑罚适用权的垄断“放纵”刑事责任目前，我国社会公众感受至深的犯罪行为，例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假药、不符合安全标准或卫生标准的药品、医疗器材、食品、污染环境等直接关系民众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行为，由于上述犯罪所侵犯的是多重客体，包括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正常的生产经营、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国家特种行业的监管制度、国家经济贸易良好形象等等，因此我国刑法明确将上述犯罪列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侵犯财产罪、金融犯罪等之前，这充分表明了国家特别重视对这类犯罪的打击与惩处。
然而，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目前涉及药品与医疗器材安全、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刑事犯罪案件发生不但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愈演愈烈。
某些个人、，甚至正规的医药生产单位为牟取经济利益，在没有取得国家药品生产许可证及药品生产GMP认证的情况下，擅自生产药品（包括原料药），或在没有任何无菌装置的化工用反应釜中生产药品。
这些药品在贴上商品标签后对外销售或进入药品流通领域，有的原料药居然堂而皇之地进入正规药品生产用于成品药的生产，在我国部分区域己形成了规模性的假药批发市场。
假药、劣药进入流通领域或正规医疗单位的状况，已造成了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严重威胁。
而在食品生产领域，为使食品颜色、性状看上去更为“诱人”，苏丹红、孔雀绿、工业乙醇、福尔马林、三聚氰胺等化工产品被添加入社会公众经常性食用的食品中，这种犯罪行为竟成为了“行业规则”，延续多年。
我们不禁要问：司法机关对于如此严重的犯罪行为有没有真正地全部追究刑事责任？司法机关为何只对上述发生严重后果、造成恶劣影响的犯罪进行惩处，而对于大量未曝光和仍在延续的犯罪行为的刑法评判是否处于休克状态，或仅仅处以行政类处罚？归根结底，国家垄断了刑罚适用权，在认定刑法意义上犯罪过程中，漠视且根本没有依照法律规定对刑罚适用基础的刑事责任进行评判。
刑罚的有无或处以何种刑罚，被某些个体的主观判断来决定，这种本质上对于刑罚适用权的过度垄断居然造就了某些个体的“特权”。
同时，我国刑法学界和社会舆论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轻刑化的质疑，实质也是对司法实践中对于刑事责任认识偏差的批判。
可以试想，一名藏有千万元的财产政府官员，只因没有说明（包括不想说明）财产来源而被处以低于盗窃罪的刑罚，这是否适当？这些官员藏有的巨额财产必然与其职权、职位有关，其聚敛的财富到底是“出卖”多少公共利益所取得的，刑罚并没有与行为人的“应然”的刑事责任所符合。
我国刑罚适用权被过度垄断后，刑罚不再以刑事责任为基础，而是以人的主观臆断作为决定因素，有的社会公众认为，即使犯罪后被施以刑罚，也可以规避或减轻。
《凤凰周刊》指出：“据大陆官方媒体报道，大陆检察机关发现，有161名囚犯通过贿赂监狱官员得到了减刑，还有1233名囚犯以行贿手段获得假释，2642名通过行贿被批准保外就医。
”可想而知，刑事责任被“漠视”也不足为怪。
（二）刑罚适用权的垄断“加重”刑事责任刑罚的明示对于社会十分重要，我国刑法条文规定的犯罪均比较详细地对应一定的刑罚。
比如对行为人自首和坦白在量刑时从轻、减轻的规定，实质上就是对于刑事责任的考量，行为人的自首和坦白反映了其认罪服法的心理态度。
行为人所交待的犯罪事实经查证属实后，一方面有利于司法资源的整合，另一方面也逐渐消除原有案件所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但刑罚的设置却使自首和坦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评价。
以抢劫罪为例，当一名犯罪嫌疑人因普通抢劫犯罪被抓获后，根据刑法第263条规定，其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刑事处罚。
但当他向司法机关坦白另外二起抢劫犯罪或一起入户抢劫犯罪后，根据刑法规定，入户抢劫或多次抢劫的属于抢劫罪加重情节，将被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因此，行为人的坦白行为不仅无法受到原有法律从轻评价，反而在自己坦白后所受刑罚一下子升格至最低刑为有期徒刑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