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怎么理解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的核心，同时，也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特色之所在。所谓“愤”是指作家意有所郁结，心理上受压迫而不得伸展，怨愤郁结，借著书立说发挥疏通，这样才能恢复心理平衡。“愤”强调了创作者在逆境中奋起而不消沉的品格，极富于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
一、“发愤著书说”的内涵
发愤著书说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即“著书泄愤”和“著书言道”。“泄愤”是著书的动力，“言道”是著书的目的。在“发愤著书说”中，这两方面的内容，又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
一方面“著书泄愤”是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著书泄愤”强调文学创作的作用，主要是干预现实、批评现实，提出“愤”在情感方面的作用。《报任安书》载：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国，《说难》《孤愤》。司马迁通过从古至今的例子论证了“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退论著书策以述其愤，思垂空文以自现”的观点，他更是提出“《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具有总结性的观点
另一方面“发愤著书”是关于“文”与“道”的关系。司马迁认为“发愤著书”的目的是言道，要言圣贤之道，这与我国古代重视“文”与“道”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
二、发愤著书说理论的历史传承和影响
孔子的《论语•阳货》：中提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可以怨”是说人们可以借文艺来发泄胸中的牢骚,“发愤著书”与“诗可以怨”一脉相承，且发愤著书具有更进步的意义。
在后代，韩愈在文上主张的“不平则鸣”就是“发愤著书”的继承和延伸。韩一方面主张“文以载道”，提出“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另一方面又提倡“穷苦之言”，认为“和平之言易好”，自觉意识到“泄愤”和“言道”的统一性，这是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一个很好的发展。
宋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也是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一个继承和发展。三、发愤著书的意义和局限
“发愤著书说”不仅成为历代进步文人奋笔和黑暗现实斗争的理论依据,而且还上升为衡量文学作品思想性的一个客观标准。
1，提高了“怨”的地位，同时也打破了儒家的中和观念。
2，扩大了批判现实的范围，比汉儒的“怨刺”说更为合理。
3，给现实主义批判精神这一理论以主体性的审美内涵。
“发愤著书”也有着它的局限性。如司马迁在总结“发愤著书”时文学与学术并没有分离，所以论述缺乏全面性，但这是瑕不掩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