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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奋学习类（名人教育）：华罗庚自学成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继续在数学领域取得为世界瞩目的成绩。
这辉煌的历史与灿烂的现实相辉映，引起了人们对中国数学界的强烈兴趣。
华罗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邀到日本作学术访问的（1985年6月12日）。
他的报告结束后，全场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向这位来自伟大中国的科学家致意。
然而，掌声还未停息，华罗庚突然从椅子上侧身向下，慢慢地滑落到地板上——多年的心脏病发作了。
当晚，一条噩耗传回中国：华罗庚教授于晚10时在日本医院里去世！这位数学家在给人们留下了大量的研究著作的同时，也留下了他自学成才的足迹。
“聪明在于学习，天才由于积累。
”这句话正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1910年，华罗庚出生在江苏省的一个小县城——金坛。
他小时候，家中清贫，父亲在小镇上开了个小杂货铺，代人收购蚕丝，一家人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
华罗庚上初中时，对数学产生了特殊的兴趣，他的老师王维克很器重这个聪明机灵的少年，常常单独辅导他，给他出一些难题做，这使少年华罗庚得益匪浅。
华罗庚在金坛中学念完初中后，因家里无力再供他上学，只得辍（chuò）学到父亲的小杂货店里帮助料理店务。
可这位酷爱数学的年青人，人虽然守在柜台前，心里经常琢磨的还是数学。
王维克老师借给他几本数学教材：一本大代数，一本解析几何，一本微积分。
华罗庚便跟着这几位不会说话的老师步入了高等数学的大门。
华罗庚18岁那年，在王维克老师的帮助下，到金坛中学当了一名会计兼管学校事务工作。
他曾回忆当时艰难的生活：“除了学校里繁重的事务外，早晚还要帮助料理小店的事务。
每天晚上大约8点钟才能回家。
清理好小店的帐目之后，才能钻研数学，常常到深夜。
”不久，金坛县流行伤寒，华罗庚不幸染病，卧床半年。
后来病慢慢好了，可是左脚却弯曲变形，落了个跛足的终身残疾。
华罗庚在贫病之中刻苦自学，不但读了许多书，而且还勤于独立思考，敢于向权威挑战。
19岁那年，他发觉一位大学教授的论文写错了。
、.~①我们‖打〈败〉了敌人。
②我们‖〔把敌人〕打〈败〉了。
回忆我的老师华罗庚先生——纪念华老诞辰90周年前言华罗庚先生是55年前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求学时代的老师。
2000年11月12日是华老的90周年诞辰，华老的许多弟子和朋友都到了他的故乡江苏省金坛市，参加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作为华老的一个老学生，我能有机会应邀作了一次回忆华老的报告，真感到异常兴奋而荣幸。
当天大会中的不少发言，都说到了华老往年的音容笑貌和对学生们的严谨而亲切的教导，一切犹如历历在目，都怀有不胜感激之情。
我这篇报告的主要内容，已以“回忆我的老师华罗庚”为题刊载在由中国数学会普委会、北京数学会与首都师大主办的《中学生数学》杂志上[见2000，11月上期]。
现今我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由《数学通报》和《数理天地》发表。
一、 50年前的片断回忆正如王元的著作《华罗庚》一书中所说，抗日战争年代的西南联合大学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
当年我前往昆明求学之前，已从报纸上得知自学成才的数学家华罗庚以其著名的《推垒素数论》荣获教育部的一等奖。
另外，还从报刊上读到有关他的艰苦奋斗历史和一些有趣的故事。
那时候我正好自学了一本胡睿济编著的《整数论初步》，略知数论是一门优美而精深的学科，所以我在西南联大数学系学完了两年课程之后，很自然地怀着高度崇敬的心情，选修了华先生的“初等数论”课程。
后来还学了他开设的必修课“近世代数”。
记得两门课我都得到了90分的最好成绩。
华先生讲课姿态很灵活，喜欢在黑板前面走来走去，边走边讲。
他在黑板上写字不多，只写出那些最必要的算式，而很注重讲问题的来龙去脉和论证思想，有时也穿插讲点小故事。
所以听他讲课我感到是一种愉快的享受。
有一次华先生应俞大维部长（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防部长”）之邀出差去重庆期间，曾让他的助教闵嗣鹤先生来领导我们分头报告他编写好的各章数论讲义。
我努力把华先生的一章讲义弄懂之后，很高兴地报告了三次，曾得到闵先生赞许。
华罗庚（1910—1985）男，汉族，江苏省金坛县人，中共党员、民盟盟员。
生前曾任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数学家。
华罗庚在国际数学界享有盛誉，为中国当代数学发展及其应用作出重大贡献。
他初中毕业，因为家境贫寒，不得不边做工边自学。
1930年春，他的学术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引起了时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的高度重视，邀请他到清华大学工作。
随后，华罗庚出版了数学专著《堆垒素数论》和一系列学术论文，并先后赴苏联、美国进行学术交流。
新中国成立后，他放弃美国一所大学给他终身教授的优厚待遇，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怀抱，投身我国数学科学研究事业。
他在多复变函数、数论、代数及应用数学等研究领域取得了杰出成果，有许多定理、引理、不等式、算子与方法以他的名字命名。
他还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致力于数学为国民经济服务。
在生命的最后20年，他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推广应用数学方法的工作之中，特别是“双法”——优选法、统筹法的推广应用，取得了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
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陈嘉庚物质科学奖。
华罗庚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与多元复变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并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
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有“华氏定理”、“华氏不等式”、“华—王方法”等。
华罗庚先生早年的研究领域是解析数论，他在解析数论方面的成就尤其广为人知，国际间颇具盛名的“中国解析数论学派”即华罗庚开创的学派，该学派对于质数分布问题与哥德巴赫猜想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
他在多复变函数论、矩阵几何学方面的卓越贡献，更是影响到了世界数学的发展。
华罗庚先生在多复变函数论，典型群方面的研究领先西方数学界10多年，这些研究成果被著名的华裔数学家丘成桐高度称赞。
华罗庚先生是难以比拟的天才、是中国的人才。
梅花香自苦寒来冯克毓冯克俭我们的兄长冯克勤1941年生人，现已年过六旬，从生理年龄上说，他已步入老年，但作为知识分子，他正处于教学科研的绝好年华，他雄心勃勃，意气风发，2000年5月，他卸任中科大副校长、中科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之后，应清华大学领导诚意邀请，到清华大学数学系，继续从事自己一生所挚爱的事业──要与各位同仁一起，发展清华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支持和组织年轻教授的学术研究，利用他的能力和威望，加强与国内外的联系与合作，在清华大学创建高水平的数学系。
他从12岁开始，离开偏僻的小村──宁河县造甲城去天津读书，至今已近50年，同哥哥一起生活的日子不过七八年，那时我们还在幼年和童年，以后相处的时间大多在寒暑假。
待我们工作以后，相聚的日子就越来越少，然而一旦见面，一定共居一室，彻夜长谈，从国家大事谈到家庭琐事，从个人私事谈到名人轶事，瞻望前途远景，回顾沧桑岁月，常常是谈兴正浓之际，不觉已是东方欲晓了。
如今，我们三个人虽然都已年逾半百，但只要一见面，就仿佛回到了青年，甚至童年，无拘无束，侃侃而谈，说起高兴事，手舞足蹈，谈到伤心处，潸然泪下。
我们的配偶们常常感动得热泪盈眶，儿女们默默不语，侧耳倾听，就是年幼的孙辈们看到我们流泪也扑到我们的怀里，瞪着一双新奇的眼睛。
只有我们三人，都清楚地知道彼此想的是什么，悲什么，喜什么，为什么高兴，又为什么伤心，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下面仅就我们从长辈们那里听来的哥哥童幼年时期和记忆中与哥哥相处时的青少年时期的那些往事写出来，或许能对今天追求知识，追求进步的年轻人有些启示和帮助。
一、 天资聪颖笃学自励哥哥出生时，我们家经济上在村里还算殷实丰足。
父亲接受了三年私塾教育，婚后帮祖父经营买卖，写得一手好字，打得一手好算盘。
叔父在天津上中学（后因包办婚姻不遂心，加上学业废寝忘食，郁闷劳累成疾，20岁左右死去）。
母亲虽然来自农村，但她是个知书达理，聪慧贤淑，又能干耐劳的女子，婚后相夫教子，孝敬公婆，又做得一手好针线，深得公婆喜爱。
修战备铁路——文革回忆之二十四1969年5月，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的九大召开后，系军宣队组织我们文艺小分队到科大周围的工厂、农村，宣传九大的胜利召开，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在文艺小分队里拉手风琴，颜基义老师是我们的负责人，队员还有张贤科和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许甫华，他们夫妇俩前两年从科大调到清华去了。
队员好像还有朱国城老师。
孙淑玲老师也是文艺小分队的，她的主要责任是报幕，她人长得漂亮，跳起舞来由于精神焕发就更显得漂亮，他丈夫是冯克勤老师，科大研究生院院长，后来也调到清华当数学系主任了。
表演了什么节目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唱过《大海航行靠舵手》。
这支歌我们练习时都是用C调唱的，但有一次演出时我不小心按错了键，用D调起的音，高了一个音，唱完后，演员们都说今天怎么搞的，大家都状态不佳，唱不上去了，我就在一边偷着乐。
记得是演出过后不久，军宣队——工程兵某部就拉我们去修一条战备铁路。
北京的西南约40公里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地方，那就是发现了北京猿人——山顶洞人的周口店。
周口店往北数公里有一个叫做良各庄的小地方，我们在良各庄再往北约1公里的荒山野岭、大石山区里的半山坡上搭起的帐篷里，度过了几个月难忘的时光。
我们的任务是修战备铁路，把一座东西方向的山梁由南北方向劈成两座山，把炸出来的石头运到山北面的深谷倒下去，这样把高的挖低，低的填高，最终形成铁路的路基。
每天24小时4班倒，每班都是解放军战士和我们学生、老师搭配在一起干。
一上班先在警戒区外等候上一班放炮，待检查过瞎炮后，我们就上工地。
在我们去劳动之前，这个准备劈成两半的山中已挖通了一条20多米的隧道，隧道中间的顶部已有一个漏斗形的通天洞，山顶上的碎石就通过这个漏斗一批批地往下放，这真是一个很巧妙的作法。
我的任务是在隧道中的小轨道上推人力翻斗车，在隧道中间的漏斗下面接山顶滚落下来的石头；石头装满翻斗车后就把车推出隧道，推到40米外轨道的尽头，把石头翻倒入深谷中。
隧道中的翻斗车如果和山上的漏斗漏下来的石头未配合好，就会有一大堆石块堆在隧道中的轨道上，这时我们就辛苦了，把30公斤、40公斤的大石块举到齐胸高，掀入翻斗车，有时一个人搬不动就两个人合力来搬。
培养中国的“诺贝尔”化工人才作者：王静康来源：《中国教师》2017年第17期1938年4月9日，我出生于秦皇岛。
小的时候，妈妈带我们到海边玩，哥姐们在前面接应我，我每走一步，哥哥就退一步；摔倒了，妈妈鼓励我自己爬起来，并要我继续前进。
最后，我终于走到哥哥姐姐们所在的地方，加入他们，在浅水滩中快乐地嬉戏。
妈妈一直教导我们“快乐就是要靠自己拼搏来攫取”，有意锻炼我们搏击风浪，日后成为有胆识、勇拼搏的人。
1942年，父亲坚决不为日寇做事，举家迁回天津。
父亲在家亲自教育我们，他最常对我们说的话就是：“学好科技，报效国家。
”我们兄弟姐妹都牢记父亲的话，以父辈为榜样，“学好科技，报效国家”也成为我一生的执着。
1949年，我考入了父亲就读的学校——天津南开中学。
高中毕业，我顺利考入天津大学，选择了父亲所学的化工专业，踏着父亲的足迹，完成自己的志向——科技强国。
1965年，我研究生毕业，积极响应号召，作为全国首批支援西部的研究生，到贵州省贵阳工学院化工系任教。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申请到贵州省清镇化工厂去接受工农兵再教育。
厂里的技术师傅们请我利用工余时间为他们讲授理论知识，如化工原理、数学等，要我培养工人大学生。
第一期学员招了16个人，大部分都是六级工、七级工，听说可以上课，他们中很多人都激动得流下眼泪。
上课都是在工余时间及周日，这些四五十岁的工人们没有一个缺课，听得特别认真，并详细记录、认真完成作业。
这使我深深感受到做教师的快乐。
我在西南边陲一干就是七年。
在化工厂工作期间，我和工厂技工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向技工学习实践经验，如管道及阀门的安装、仪表的正确安装的位置与维修等。
这一段经历这让我真正认识到产业化工程不是设计师一个人的事，是各阶层工程技术人员团结起来才能完成好的工作。
设计图纸上的每一条线，都与工人的作业息息相关，我真正领会了“设计纸上的一条线，工人血汗千千万”的意义。
所以后来的教学中，我特别注意“产学研的结合”，从一年级起就给学生讲“化工设计概论”，我要教给他们的是作为化学工程师的责任，判断工程价值的理念与工程师的道德法规。
“整个清华大学比我勤奋的只有华罗庚，我每天早上五点到科学馆去背书“整个清华大学比我勤奋的只有华罗庚，我每天早上五点到科学馆去背书，而华罗庚已经背完了！”钱伟长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评价华罗庚的。
华罗庚是我国杰出的数学家，先后在清华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和做研究。
由于他对数学领域的贡献卓著，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的88位数学伟人之一。
1910年11月12日，华罗庚出生于江苏金坛的一个普通家庭中。
他的父亲是开杂货铺的，当时已经年近40岁的，面对华罗庚的出生，感慨万千，毕竟是中年得子嘛！自然而然的，华罗庚被视为父母的掌上明珠，对他疼爱有加，因此根据当地习俗，将华罗庚放进箩筐里辟邪，同庚百岁，于是起名叫华罗庚。
俗话说：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用这样的说法来形容华罗庚，简直再合适不过了！华罗庚的求学之路充满着坎坷和艰难险阻。
幼年时候，华罗庚口齿不清，行动也不敏捷，做事迟缓，乡亲们就送给他一个外号“罗呆子”。
而那时候的华罗庚喜欢贪玩，小学的学习成绩一塌糊涂，因此连小学毕业证书都没有拿到。
上了初中之后，随着年龄的增大，华罗庚开始变得懂事起来，开始刻苦学习，也正是这个时候，他的数学天赋惊为天人。
每次上数学课，老师出一道接着一道的思考题，结果其他同学还没读完题目，华罗庚已经可以说出答案了，可见他的数学天赋异于常人。
初中毕业后，华罗庚到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习，结果只读了一年时间，因为家庭贫困，只能放弃求学，回到父亲的杂货店帮忙打理生意。
当然，虽然离开了学校，回到家中做事，但是华罗庚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喜欢的数学，他一边帮父亲干活，一边继续自学数学。
古人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样普通的日子没过多久，老天就和华罗庚开了一个“玩笑”！华罗庚19岁的那一年，他母亲因病逝世，这让他悲痛万分，而他自己也染上了伤寒病，可谓雪上加霜。
这次的伤寒病，他长期卧床和高烧不退，致使他左腿残废，走路极为不便。
“纪念华罗庚逝世25周年大会”文字实录2010年6月12日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逝世25周年的日子。
25年前的6月12日，华罗庚教授在日本东京大学做学术报告时，突然倒在了讲坛上——战士战死在战场，科学家倒在了讲台上，一代数学大师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谢幕，这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
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华罗庚的亲传弟子、亲朋好友和家人（多数是德高望重的院士、数学家）于2010年6月12日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会聚一堂，共同回忆华老生平的点点滴滴。
人民网和中国科普博览网站进行了全程网络视频直播。
以下是会议的文字实录。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25年前的今天，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不幸辞世。
25年过去了，华老为之奋斗一生的数学事业蓬勃发展，当新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们在国际讲坛崭露头角，当中国的数学向数学大国向数学强国迈进的时候，当中国的数学家在我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已故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为此做出的杰出的贡献。
今天，华罗庚先生的家属，教过的学生，以及青年学生们共聚一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共同缅怀华老。
现在请允许我介绍今天莅临主会场的嘉宾。
他们是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跃飞研究员，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数学系统科学研究院王元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杨乐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万哲先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陆启铿院士、越民义教授，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李国杰院士，中国科学院华罗庚应用数学与信息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德庄教授，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计雷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管理工程学院院长陈德泉教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原党委书记副院长颜基义教授，华罗庚先生之儿子华光教授。
参加今天会议的还有华老的亲友科大5811班校友，让我们对他们的莅临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六年级钱学森阅读答案六年级钱学森阅读答案 1钱学森1955年10月1日清晨，广阔无垠的太平洋上，一艘巨轮正劈波斩浪驶往香港。
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迈着稳健的步伐踏上甲板。
阵阵海风不时掠过他那宽大的前额。
眺望着水天一色的远方，他屈指一算，已经在海上航行15天了。
想到前方就是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他多么希望脚下不是轮船的甲板，而是火箭的舱壁呀！他，就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
钱学森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随后赴美留学，师从美国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成为冯·卡门教授最得意的学生和最得力的助手。
当时，钱学森享受着（A）的待遇，有（B）的生活和（C）的工作条件。
可是，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
他说：“我是中国人。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的是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多做点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在隆隆的礼炮声中诞生了。
这一年的中秋之夜，钱学森和十几位中国留学生一起欢度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
他们一边赏月，一边倾诉思乡情怀。
年年中秋，今又中秋，在这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他们谈论着祖国的美好前景，感到格外兴奋。
此刻，钱学森埋藏心底很久的愿望越发强烈起来：早日回到祖国去，用自己的专长为祖国建设服务。
他向留学生们袒露了心迹。
留学生中有人劝道：“祖国刚解放，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现在回去搞科学研究，只怕有困难。
”钱学森诚恳地说：“我们日夜盼望着的，就是祖国能够从黑暗走向光明，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祖国现在是很穷，但需要我们大家——祖国的儿女们共同去创造。
我们是应当回去的。
”听说钱学森准备回国，美国海军的一位高级将领说：“钱学森无论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绝不能让他离开美国。
”然而，钱学森回国的决心一刻也没有动摇过。
经过五年的漫长岁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终于踏上了归国的航程。
∥ 钱学森回国后，为我国运载火箭、导弹的研制和发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
冯克勤：回忆做华罗庚研究生的日子究生院要我为《研究生教育》写一篇文章，这使我回忆起自己做华罗庚老师研究生的那些难忘的日子。
我愿意把它讲述给现在的年轻研究生们，并藉此寄托我对导师的怀念之情。
一和中国的许多学生一样，我在孩童时期就对数学着了迷。
我和妹妹只吵过一次架，而且我把她揍得很凶，那是因为在小学时她把我的数学习题本剪碎了，使我心疼至极而愤怒得失去控制。
在天津一中上高二时，每个星期天中午不吃饭，跑到天津市图书馆去读华罗庚的《数论导引》。
高三毕业时，中国科技大学招生人员来天津一中，说1958年我校上届学生朱滨考上科大，使天津一中的信誉很高，动员我们也考科大。
我在招生手册中看到华罗庚给科大58级学生上课的一张照片，便马上报了名。
大五年（1959—1964）的大学生活是难以忘怀的。
那时的科大学生生活真正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学校领导对我们的教导是：他们和先烈们创建了统一的新中国，我们的任务就是努力学好知识，把中国建成强大的国家。
当时的祖国一派生机勃勃，年青人充满了单纯的理想。
我在科大踏踏实实地念了五年数学。
许多老科大人都知道科大数学系有三条“龙”，即华龙（华罗庚）、关龙（关肇直）和吴龙（吴文俊），我在大学前三年属于关龙，关肇直老师的课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并富有哲理性。
我也听过吴文俊先生的代数几何课，每次课一气呵成，条理清晰，思路敏捷。
到了1962年，华罗庚要在我们班开设代数与数论专业，我成了这个专业的学生。
当时教我们代数的是华罗庚、万哲先和曾肯成三位大家，教数论的是王元和吴方两名高手，辅导教员是谢盛刚和徐诚浩，在这样的教授手下学习真是令人振奋。
1963年，吴方老师带我做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是《椭圆内的整点问题》，那是把陈景润关于圆内整点的最新结果推广到椭圆上，曾经得到陈景润的亲自指点。
文章作好后，华罗庚同意作为大学毕业论文，并发表在《科大校庆五周年论文集》中，这是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1964年毕业前夕，我考上了华罗庚的数论研究生。
二华罗庚在60年代共招了11名研究生，他任科大副校长之后，把很大的精力放在科大培养学生。
62年研究生为钟家庆、孙继广、曾宪立和陆洪文，63年为林秀鼎，64年为徐传宣、那吉生、贺祖琪、陈文德、裴定一和我。
我们分别学习华罗庚从事的三个重要研究方向：多复变函数论、代数学和数论。
他给我定的方向是代数数论。
40年代他本人在美国作过不少杰。
回国后于50年代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解析数论学生（陈景润、王元、越民义、吴方等）。
但他一直希望有人继续从事代数数论工作。
这期间，他和王元正在从事数在积分近似计算中的应用的研究，考虑用分圆域的单位构作积分插值，减小高维积分的计算量并提高误差精度。
我对代数和数论相交叉并有实际应用的这个研究领域非常合意。
华罗庚指导研究生的方针是以自学为主，指定要念的书，参加一些讨论班，并平均每两周和他谈一下学问。
他要我念一本Landau的书：《代数数域上的解析方法》，要我念几篇文章，包括他和王元正在做的积分近似计算的文章初稿。
参加他主持的一个“不等式”讨论班，大家共同讨论Bellman当时刚出版的一本关于不等式的书。
参加讨论班的除了我们研究生，还有其他专业的科大教员，比如有作概率论的殷涌泉。
在一个权威人士带领下，不同学科的人员共同讨论一个课题，是华罗庚从事研究和培养人材的十分显著的特点。
而且每个讨论班都有明确的长远目的。
他组织“不等式”讨论班的目的是锻炼我们的基本功，更长远的想法是他想从事数理经济学的研究，不等式是一个重要工具。
这个讨论班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
在讨论班第一次课上他说：“我叫你们念这本书是因为我不认为这本书写得很好”。
他认为，用他精湛的矩阵技巧可以更系统地整理此书中许多矩阵不等式，归结于少数几个手段，使书中的内容看起来非常简单。
这是他一贯倡导的“从薄到厚，又从厚到薄”读书方法的典型体现。
记得我在他这种不迷信前人的熏陶之下，改进了此书中的一个不等式，并且在某种意义下改进到最佳程度。
听殷涌泉和当时华罗庚的秘书王柱对我讲，华对我的结果和方法颇为欣赏，但他并没有为此事当面夸奖过我。
他对学生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他要我们干的事，都要定期有个交待，决不能抱有“他会忘记”的侥幸心理。
每次见他之前，都抱着小心翼翼的敬畏的心情，不但在数学上作好准备，而且要想好如何答复他提出的问题。
对于不满意的学生他会当众训斥（但是次数不多），但对符合心意的人，或者看到我们的成绩，他是由衷高兴的。
这从严的要求使我终生受益匪浅，督促我学业不断进步，永不自满。
正是在1964年，张劲夫和郁文等有远见的中科院领导决定成立中科院研究生院，把在全国各所的研究生集中到北京中关村学习一年。
我们一共分成四个班，大家的专业从数理化一直到考古学，我对这些五花八门的专业感到很新奇，大家相处很融洽。
1965年，我去北京顺义县“四清”，然后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所以，我的研究生学习只进行了不到一年。
1968年10月，我们六位同班同学均被分配到北京之外，我被分配到山西太原公司在动力厂当电工。
1973年5月回到已下迁合肥的科大，不久去北京随万哲先老师学习代数编码理论。
万哲先老师组织我们几位举行代数数论讨论班，随后北大的聂灵沼、丁石孙先生也参加进来。
于是时隔8年，我又重操旧业，继续华老师叫我从事的工作。
1979—1981年，我去美国进修，学习了西方代数数论的新进展，直到今天，这仍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三华罗庚老师于1985年6月12日在日本东京大学的讲台上猝然倒地，至今已经9年了。
他对世界数学的杰出贡献是举世公认的。
他的治学精神和对待人生的态度，则集中表达在他经常讲的名言警语之中。
他多次讲过“天才在于勤奋，聪明在于积累”。
熟悉他经历的人都懂得这句话的份量。
华罗庚于1910年11月12日出生在江苏省金坛县。
父亲华瑞栋开代销店。
华罗庚在金坛中学初中毕业后，家里无力供他上高中，便帮助父亲经营小店。
1928年，金坛发生流行瘟疫，他的母亲染病去世，他也卧床六个月未翻身，导致左腿残废。
就在这时，留法回国的王维克在金坛中学教书，借书给华罗庚看（一本大里整理出足足四麻袋草稿纸！这些年来，我常把这个故事讲给年青人，希望他们不要只看到那个布袋，不要只看到他的成绩和荣誉，而那四个麻袋是他劳动和汗水的化身，才是他的真正价值。
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为年青人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但也助长了某些人逃避艰苦的思想。
我相信，任何一种真正的事业都是通过艰苦劳动得来的，我这种坚定的信念来源于华罗庚老师的榜样：尽管他是天才，他仍然勤奋了一生！四华罗庚非常强调基本功的重要性。
首先，他舍得在基础知识上多花工夫，他说“在中学时，别人花一小时，我就花两小时。
而到工作时，别人花一小时解决的问题，我有时就可能用更少的时间去解决了”。
他多次对我们讲过，他花了整整两年去念了Weyl的《群表示论》一书，一直到他认为真正念懂了，并且化成了自己的语言—矩阵，然后作为工具研究多复变函数，写了《典型域上调和分析》一书。
“基本功要练成什么样呢？”他说“要练得很熟，熟了才能有所发明和发现，熟能生巧，在练基本功时最忌讳好高婺远，不要怕粗活，不要轻视点滴工作。
轻视困难和惧怕困难是孪生兄弟，往往会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例如有人轻视复杂的计算，实际上是惧怕计算。
我看见过不少青年，眼高手低，浅尝辄止，匆匆十年，一无成就。
”他把练基本功比喻为练拳，要“拳不离手，曲不离口”。
他鼓励年青人，做学问要勇于和强者较量。
为此，他把“班门弄斧”这句成语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弄斧必到班门”。
只有和强者较量才能增长见识和做出高水平成果。
另一方面，他又强烈主张不迷信别人，“只是跟着别人的脚印走路，那就总要落后别人一步”，“在科学研究中最主要的精神之一是创新精神”。
他多次对我们讲，要做出好的文章，关键是要有几手自己的“招路”和“拿手好戏”，别人都不如你，这样你才能做出新的东西，人家才注意你。
华罗庚的这一治学思想对他的学生影响极大。
前面说过，华罗庚对矩阵工具的纯熟使他在数学的多个领域中都取得国际水平的成就，并使研究工作有他自己的特点。
肯成先生曾有一句戏言：“龙生龙，凤生凤，华罗庚的学生会打洞”，所谓“打洞”即指矩阵对角化，使非对角元素均为零。
又如：他对于体的研究也是很独特的他发现了体一些别开生面的恒等式，由此出发建立了体上许多新奇结果。
这种方法经曾肯成又传李尚志，使李尚志近年来在体上典型群的极大子群研究中得出国际上最完整和系统的成果。
华罗庚用矩阵工具发展出矩阵几何，并用来研究模形式理论，他和他的学生万哲先写了《典型群》一书。
在六十年代，万哲先带领学生们用限域上典型群理论系统地构作试验设计方案，近来又用于编码理论。
在解析数论方面，他的许多世界一流的贡献归结于他对数论工具的创新。
他还和王元一起发展了近似计算的数论方法（国际上称为华—王方法）。
这一切表示出华罗庚的数学研究有一种鲜明的个性，具有从庞杂中看透本质的深刻洞察能力和一种数学大家的风范，体现着勇攀高峰的强烈创新精神。
这种风格深深地影响了下几代而形成“中国学派”。
五华罗庚对于中国的数学教育和科学发展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也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他多次为全国各地中学生和中学教员做演讲，是中国数学竞赛的创始人之一。
1981年他访美六个月，受到48个大学的邀请，访问了其中26所美国大学，感触颇深，写了一个汇报。
在汇报中他对于中外的数学教育作了对比，对于中国的教育和科研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
这里只举几个例子，他认为，“中国人一般刻苦用功，考试可以得好分数，但创造性的思考欠缺，这和国内填鸭式教学有关”。
他极力主张派人出国学习，至于这些人的回国问题，关键不在于“物质上差异”而在于“安置好他们的工作，让他们发挥作用”。
他认为“研究人员应当教书，有助于他的研究工作和培养新人”，研究所“人数要少而精”。
“我们某个所的党委书记给外宾介绍情况说：我们所很小，只有六百人，云云，已被人传为笑谈”，“研究员和教授不应都是永久牌的”。
对于学术评价，他也有两句名言：“早发表，缓评价”，“努力在我，评价由人”，“我认为这对学术的发展是有益的，我们以往有许多评价太急，在国外造成不好的印象，在国内我就不知道有华不等式，华方程、华算子、华定理等第，出来之后才知道那是指的什么，好的工作，国外人家是不会抹煞的，与其自己这样说倒不如迟十年二十年由人家说去”。
对于目前学术鉴定会过滥和自己动不动就称为“国际水平”的风气，华罗庚的这些话是很值得深思的。
以上是我想到的华老师的教诲。
但我还没有说到他对我更重要更深远的影响，这个影响在我作学生的时候并没有多少察觉。
因为那时我还是未出校门阅历不深的学生，在我到了中年，经历了社会的风风雨雨，这种影响才显露出来，那就是一个人应当如何对待困难和挫折，如何选择人生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