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京派”“海派”之争

“海派”与文学“海派”这个词进入到文学界，是始于1933年爆发的“京海之争”。

1933年10月18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有一帮“玩票白相”的文学者“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

此文发表后引起了苏汶等沪上作家的反批评，在长达一年多时间的论争中，有不少作家写了文章，介入其中，连鲁迅也写了《“京派”与“海派”》等文章，鲁迅的观点是京派和海派都是帮闲而已，只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闲而已。

文学界的京海之争所触及的是一个历久常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文学艺术与现代商业的关系问题，在一个一切都逐渐变得高度商业化的现代社会里，文学艺术该如何自处？艺术当然不能成为商业的附庸，但把艺术与商业看作是水火不容的对立的两面，也是过于简单化的。

在30年代的这场争论中，京、海两派有一点却是基本一致的，即都承认海派“近商”，又都基本上否定这个“近商”。

从此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海派文学就基本上被认定是一种商业化的文学了。

叶灵风(1905—1975)原名蕴璞，江苏南京人。

第二，性爱小说成为初期海派作家的主要创作倾向。

海派作家的性爱小说，有反映现代青年婚恋的一面，表现他们对爱情的追求，不乏民主精神。

但他们更多的情爱小说格调不高，往往在他们所追求的爱情幸福之中，夹杂这旧的贞操观念及卑琐的占有欲等陈腐意识，有时甚至粗制滥造，低级庸俗。

第三，注重小说形式的创新。

初期海派作家能够熟练地运用晓畅流利说我白话语言，注重性心理的描写，有的还尝试运用心理分析手法，变叙事切入的角度，这都表现出初期海派作家的探索精神和先锋性。

二、新感觉派（一）新感觉派概况“新感觉派”本指20年代日本的一个作家群体，后来被中国批评家用来概括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为代表的小说创作。

这一流派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思潮从诗歌领域向小说园地的延伸，也是中国现代小说第一次对都市景观作集中的描绘。

论京派小说与新感觉派小说的艺术特色与成就的比较论京派小说与新感觉派小说的艺术特色与成就的比较1934年1月10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论海派》一文，无意间引发了一场"京派"和"海派"的论争。

这场论争看似偶然，却蕴含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诸多基本母题：如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乡土与都市、沿海与内陆等等。

其中，“海派”所指的，很大程度上就是下文所提到的新感觉派。

1 关于“京派”与“新感觉派”京派指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居留或求学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城市，坚守自由主义立场的作家群体，他们追求文学（学术）的自由与独立，既反对从属于政治，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其基本成员是大学教师和大学生，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水星》为主要阵地，以沈从文、废名、萧乾、芦焚、林徽因等一批学者型的文人为代表，其中最重要的作家就是沈从文。

而新感觉派是一个小说流派，发端于20年代末，形成于30年代前半期，以《现代》杂志为主要阵地。

代表作家是刘呐鸥、穆时英、施蜇存，其作品多表现半殖民地中国现代都市的畸形和病态生活，刻意描写主观感觉和印象，着重人物的心理分析和潜意识、隐意识的开掘，人物多具有"二重人格"，一部分作品具有心理分析小说的特色，并流露出颓废悲观情绪。

因主要受日本新感觉主义的影响，所以被称为是中国的新感觉派。

2 “京派小说”与“新感觉派小说”各自的艺术特色⑴从写作手法京派作家的文体都带有一种抒情性。

他们小说的文体形态是与他们的叙事态度、价值选择、文化情致相联结而存在的。

在叙述中融入诗性的追求，在写实中弥漫着浪漫的气息是京派小说文体的突出特征。

沈从文喜欢用“诗的抒情”方式作小说，如《边城》有现实的忧伤，也有桃园般的浪漫，还有水的恬静蕴藉，清丽隽永的诗意扑面而来。

废名善用“写绝句的方法”写小说，还常把诗的象征手法移用在其小说中，《竹林的故事》以竹写青春气息，《浣衣母》、《河上柳》以杨柳喻乡村的古朴，《桃园》、《桥》以桃树言理想境界。

简述海派与京派论争的大致过程，历史文化内涵，以及它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影响（1）海派与京派论争的过程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论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拉开了京海派之战的序幕。

沈从文很显然把京派作家的创作风格视为应该遵循的规范，而反对海派作家的浮躁喧哗，“作家的态度”应该“一切规规矩矩”，“着手写作时”，应该“不大在乎读者的毁誉，做得好并不自满骄人，做差了又仍然照着本分继续做下去”。

海派理论家杜衡（苏汶）在1933年12月上海的《现代》杂志上撰写《文人在上海》一文反驳沈从文。

他承认了上海商品经济对文学作品的渗透和影响，并且进一步解释说这种作用是有原因的，商品经济中文人生活的不稳定性影响到文化心态的不稳定，杜衡还强调上海文化受工业文明影响所产生的先锋性，“那我相信，机械文化的迅速传布，是不久就会把这种气息带到最讨*厌它的人们所居留的地方去的，正像海派的评剧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正统的评剧一样”。

杜衡的回击中有一些悲哀的成分，将京派摆在了以强凌弱的位置上，但是悲中流露出一种自信。

（2）历史内涵沈从文等京派作家妄图以京派风格将海派文人“规范化”，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一个流派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也受到构成某个流派的成员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影响和制约。

京派海派这两种文化的产生与他们的文化母体——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是密不可分的，割裂文学流派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就犹如缘木求鱼。

京派作家更多地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作家较多地认同于西方现代文化。

然而，在19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京派与海派作家同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而选择了自由主义，但他们还是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

作为传统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和作为现代商业经济中心的上海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环境，它们最终影响并决定了1930年代京派和海派作家文化心态的差异性。

（3）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影响①京派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

京海之争的原因
1934年前后发生的京派、海派之争,是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最重要的文学论争之一。

22世纪37年代的“京海之争”是一场在当时颇受关注的文学论争，在这场论争中南北文学之间的潜在对立被公开化，提出了具有地域文学色彩的“京派”“海派”概念。

京派：主要指30年代活跃在北方文坛的一个文学流派。

作家们主要活跃在京津一带，以及北方其他大城市。

主要成员有周作人、沈从文、废名、俞平伯、凌淑华等，以及后起之秀林徽犬、萧乾、芦焚、汪曾祺、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等。

海派文学特质：商业化、市俗化、现代性。

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取代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特别是现代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形成了“都市漩流”的海派文化形态。

物质性、消费性、娱乐性、文化先锋探索。

二者之所以有争论,主要是由于文化价值和审美观念的不同引发的。

沈从文与“京派”文学近年来，现代文学学术界对沈从文和“京派”都有较多的关注，评价也在提高。

这是时代变化的结果：在以往比较政治化的年代里，对作家和文学现象的评论是非常讲究区分所谓“主流”与“支流”的。

与时代变革特别是革命思潮联系紧密的作家作品，一般都会被置于文学史叙述框架的中心地位，而象沈从文和“京派”这些离社会变革的现实较远的所谓非主流文学，很自然就处于文学史叙述的边缘。

这些年似乎又倒了一个“个”，那些原先处于“边缘”的作家格外引起注意，反而越来越转向中心了。

这种转变一开始可能多少带有要“重新发现”和“矫枉过正”的色彩，也有其必然性。

但真正比较健全的有学理性的研究，还是要超越为自己所倾慕的作家“争地位”的心态，实事求是，把作家作品放到文学发展的历史链条中去考察，看他们到底在那些方面取得了文学的创新，从而比较客观地评价其得失与地位。

这一讲我们重点介绍沈从文和京派小说，不只是因为他们属于所谓“边缘”作家，以前我们在专科阶段也关注不够，现在需要多讲一点；更希望通过对沈从文和京派的评论，了解这样一些重要的文学史现象，拓宽我们理解现代文学的视野。

大家对沈从文的作品可能比较熟悉，我们不妨用更多的篇幅来欣赏，学习如何评论以他为代表的现代抒情体小说。

下面，先介绍“京派”这一文学现象，接着我们了解一下沈从文的创作概况，最后，着重鉴赏《边城》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

一，关于“京派”把“京派”和“海派”当作不同的文学流派，是后来文学史家的研究工作。

不过因为这两派所涉及的作家群的范围都比较大，各自的情况又都很复杂，不同于其他有结社有纲领而且倾向鲜明的派别，所以有些论者对于把“京派”看作流派，仍持谨慎的态度。

但学术界多数意见还是认为，“京派”是大致可以视为一种流派的。

通常认为所谓“京派”，是指三十年代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

要注意这个定义带有的时间和地域性，也有政治倾向性。

这一文学派系的“命名”跟三十年代初发生于上海与北京两个城市作家之间的一场论争直接相关，当时双方互相攻击的主要人物是北京的沈从文和上海的苏汶，后来又加进了鲁迅等人。

第6章沈从文与“京派”文学
6.1 复习笔记
【知识框架】
【考点归纳】
考点一：“京派”的特征
1．“京派”的概况
（1）定义：通常所谓“京派”，是指1930年代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

（2）“京派”和“海派”之争
①1930年代初，上海与北京两个城市作家之间发生了一场论争，当时双方互相攻击的主要人物是北京的沈从文和上海的苏汶，后来又加进了鲁迅等人。

其实所谓“京”“海”之争，多少也有文人的意气和派性在里边。

②有些论者认为当年的“京”“海”之争，看似偶然，却从根本上反映了1930年代的文学格局，是“乡土”与“都市”两种文化背景的对峙在文学中的体现。

2．“京派”作家群的共性
表6-1 “京派”作家群的共性
3．“京派”作家的代表
表6-2 “京派”作家的代表
考点二：沈从文的“角色认知”及其两个文学世界
1．沈从文的文学理念
（1）沈从文既反对将文学纳入商业的或政治的功利圈，也不主张“为艺术而艺术”。

他有自己的文学理想，也看重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

（2）沈从文相信文学的功能不止于社会道德的观照，更在于能使读者“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

在沈从文看来，所谓“生命的明悟”，“明白人生各种形式”，“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正是文学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2．沈从文的文学世界
表6-3 沈从文的文学世界
考点三：《边城》细读
1．《边城》的艺术特点
表6-4 《边城》的艺术特点
2．沈从文的文学贡献
表6-5 沈从文的文学贡献。

92 ┸ 文化乱弹京派海派之争背后隐匿着的话题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和上海文人之间曾经发生过一次对骂，被称为“京派”与“海派”之争，这段公案最初仅限于讨论作家的写作风格，后来延伸到对京沪两地文人行为和气质的评价。

论争的发难者沈从文在《论“海派”》一文中概括海派的特征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并用尖刻的语气大损海派是一帮新斯文人，说他们如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冒充风雅，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一间。

又有一个评价是：“海派有江湖气、流氓气、娼妓气；京派则有遗老气、绅士气、古物商人气。

”（姚雪垠：《京派与魔道》）矛头直指京派领袖周作人。

周作人则直接回应“上海气”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格”。

当然还是大先生的话一锤定音，说是“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

不过，这些议论都把自己圈在了北京、上海两个城市里比较，实际上，京派海派之争背后所隐匿着的南北文化差异才是更有意思的话题。

京派海派之争：一个纠缠千年的文化心理公案文/杨念群宋人“心理补偿论”南人和北人相互看不起不知始于何时，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宋代就有重南轻北的习惯。

宋人是出了名的尚文轻武，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夺了军人带兵的念想后，文人领军成了时髦风尚，连皇帝都纷纷把自己装扮成高级文化人。

与此相对应，宋朝军人与北方蛮族交战就经常显得柔若无骨，不堪一击，听杨家将的故事，我们常常误以为北宋已经靠寡妇在打仗。

有一位华裔美国史学家形容宋代的气质内敛封闭，面对北方金人的狰狞强霸，像个柔媚害羞的女子。

仔细想，这“害羞论”还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不但宋代文人气质儒雅，皇帝脾气也好得不行。

传言某个北宋皇帝和某个丞相整日勾肩搭背，有说不完的知心话，这位丞相爷更大言不惭地说要和皇帝“共治天下”。

有些皇帝姿态谦卑低下，常请一些没功名的布衣文人到宫中做客，在殿上听其娓娓清谈，搞得一些文人得意忘形地说要“格君心”，做皇帝的思想辅导员。

沈从文与“京派”“海派”之争沈从文与“京派”“海派”之争吴卫萍一、京派与海派之争。

1933年10月18日，沈从文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发表《文学者的态度》，对京、海两地许多作家以“玩票白相”的态度对待文学的风气提出批评。

1933年12月，苏汶在《现代》杂志发表《文人在上海》，就沈从文对于上海文人的观点进行辩驳。

沈从文对苏汶的回应则是其在1934年1月10日发表的颇具“檄文”味道的《论“海派”》。

该文将“海派”定义为“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的结合。

1934年2月21日又发表了《关于“海派”》。

这些文章在当时文坛引起强烈反响，胡风、徐懋庸、曹聚仁、姚雪垠、祝秀侠等作家纷纷撰文参与论争，“京派”与“海派”问题遂成为1933年末、1934年初文化界最热门的话题。

鲁迅除在1934年2月连续以栾廷石为名发表《“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等两篇文章外，亦在1935年5月发表了《“京派”和“海派”》一文，根据南北文坛的新动向，指出“京派”和“海派”走向合流的趋向。

真正涉及这场论争的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关于“海派”》①和苏汶的《文人在上海》②这四篇文章。

鲁迅后来发表的文章有对两方观点评价和总结的味道。

鲁迅的文章发表后，左翼作家纷纷出来批判，“京派”和“海派”之争也从文学争论变成了与政治“帮闲”有关的社会论争了。

自然，“京派”与“海派”之争至此也就结束了。

二、谈谈沈从文的文章。

《文学者的态度》。

这篇文章作者以家中“经营厨房的大司务老景”作比，认为文学应当有一种诚实的态度。

作者从一系列事实得出：“过去观念与时代习气皆使从事文学者如票友与白相人。

”当时的文坛是“一群玩票白相文学作家支持着的文坛”。

（玩票：旧指业余演戏白相：方言，游戏、玩耍白相人：方言，无业游民、流氓）。

接着把这些人分为三类：“要成功”的人，“自以为成功”的人，“设计成功”的人。

而“想从这三类作家希望什么纪念碑的作品，真是一种如何愚妄的期待！”文章中，作者没有明确地说“玩票白相”文人就是“海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