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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历史背景五四运动发生于1919年的5月4日，是一场发生于中国北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学生运动，以及包括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爱国运动。
事件起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完结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中，列强肆意践踏中国主权，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即山东问题。
就此，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未能捍卫国家利益，在列强面前显得软弱，使国人异常不满，从而上街游行表达不满。
当时最著名的口号之一是“外抗强权(对抗日本侵权)，内除国贼(惩除媚日官员)”。
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是指自1915年中日签订《二十一条》至1926北伐战争之间，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追随“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探索强国之路的思想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中，国立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背景1、新思想的传播与社团的发展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中国并影响年轻一族，而在民国初年这种影响随着《新青年》等刊物的发展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推展，自由、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影响了学生以及一般市民。
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人权、自由等大旗，从思想、政治、文化领域激发和影响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的爱国救国热情，从根本上为五四运动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智力来源。
社团组织在民国的发展，包括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会、新民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等等，为五四运动在全国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2、北京大学为首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国的教育制度在清末的新政中，学习西方及日本学制而改革。
到了民初，高等教育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尤其是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引进了开放的学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李大钊、陈独秀、章士钊、胡适、辜鸿铭(英国文学)、刘师培、鲁迅(周树人，教中国小说史)、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等被聘请于北大任教，同时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力。
对五四运动的评价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事件，该运动是在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中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力量的进一步壮大，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都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基础。
五四运动具有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不具备的一些特点：第一，彻底体现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第二，是历史上一次真正的群众性运动；第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所以说，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称《新青年》，举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提倡新思想、新文化。
随后，还提倡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觉醒。
新文化运动不仅为五四爱国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同时随着这次运动从而更加深入发展，使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思潮而成为运动的主流思想。
五四运动成为新思想与旧思想、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分水岭，是我国20世纪第一次影响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并开启了此后思想解放的先河，深深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
后来所发生的第二、三次思想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二次历史性的飞跃，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产生，以及从那时起我国取得的每一个进步和成就，可以说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是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宽阔眼界和宏伟气魄；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形成了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全国性的群众爱国运动，而且在斗争中表现出了伟大的战斗力量，起到主力军作用，直到斗争取得最后胜利。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评价2015年05月22日15:35:21来源：《红旗文稿》2015/10作者：谢毅五四运动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
它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分界的标志，是中国先进思想界方向转换的关键。
五四运动既是一场政治运动，又是一场文化运动。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按照张闻天在《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中提出的看法，是以1915年《新青年》（当时称《青年杂志》）的创刊为起点，以1921年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和1923年人生观问题的论战为一个终点的。
这场新文化运动，在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阶段。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五四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注入这场运动，并且逐步发展成了这场运动的主流。
从形式上看，这场运动似乎只是在进行思想文化问题的探讨，从本质上说，它所提出的却是怎样才能拯救中国的危亡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在这个运动中，各类人物都对中国的出路问题提出过自己的主张，而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流传过的各种社会思潮也差不多在这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早期表现。
正因为如此，怎样评价这场运动，成为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成为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是不奇怪的。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人提出，五四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救亡运动的兴起，把启蒙运动压倒了。
他们站在“西化”论的立场上，只承认以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是启蒙，不承认以社会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是更深刻的启蒙。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又有人举起文化复古主义的旗帜，反对所谓文化上的激进主义。
他们根本否定在思想领域批评封建主义的必要性，着力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要求以儒学“取代马列主义”，使之重新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
一些人在为自己的“西化”思想和文化复古主义作论证时，都是以全部或局部否定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为前提的。
因此，为了判别这些思想观点的是非，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人们对于这个运动所作的重新评价是否符合实际。
五四运动的简介及历史意义五四运动的简介及历史意义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五四运动的简介及历史意义，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五四运动的简介及历史意义篇1一般指1919年5月4日发生于中国北京的以青年学生为主和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的一次游行、请愿、罢课、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爱国运动，起因为巴黎和会中，列强肆意践踏中国主权把原德山东权益转让给日本，即山东问题。
它和较早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一并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政治思想文化运动，对中国近代迄今之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影响甚巨。
在台湾教科书中，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多并为一谈，一般民众亦皆称两者合为“五四运动”，可视为广义的五四运动定义。
历史意义五四运动是以学生为先锋，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民主运动，具有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第一，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英勇斗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
以此为后盾，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采取了强硬态度和正义立场，拒绝和约签字，开创了近现代中国外交史敢于抗争的先例，同时则使皖系军阀政府声名狼藉，迅速由盛趋衰。
第二，五四运动又是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和思相思想解放运动，它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新时期，同时开创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阶段。
五四以后，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和移植，为现代中国培育了一代英才。
运动中表现出的强烈不衰的爱国精神，贯穿始终的民主与科学理性精神，勇于进取的奋斗精神，为寻求中国出路而百折不回的执着追求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形成巨大推动力量。
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民族复兴的历史起点。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已经过去了170年的时间。
这170年的中国近现代史，如果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界限，大体上可以分为前80年和后90年两个时段。
这两个时段的历史情况是大不一样的。
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革命，从1840年就开始了。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爆发前的80年里，中国人民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对于粉碎帝国主义灭亡或瓜分中国的图谋、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起过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说还是失败了。
而在五四运动以后的90年时间里，中国人民的斗争虽然仍有曲折和反复，但是从根本上说，走的是一条上坡路：经过30年的奋斗，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了；又经过60年的努力，一个极度贫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综观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五四运动确实是中国人民的斗争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关节点，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一个历史起点。
毛泽东在为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所写的《五四运动》一文中指出：这个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在《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中，他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论述了知识分子走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路的极端重要性。
稍后，他更在《新民主主义论》这部著作中，进一步对五四运动的性质、特点、意义作出了深刻的论述，着重指出，正是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五四运动是怎样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的呢？首先，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五四以前，在一个长时间里，中国先进分子曾经虔诚而热烈地向西方学习，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
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给他们上了严峻的一课。
中国近现代史之三次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一共经历了三次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分别是五四运动、延安整风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这三次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犹如一股强风，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一、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运动突破了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发生的，具有崭新的历史特点：1五四运动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
2、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
3、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4、五四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发生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
正是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二、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1941年，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整风运动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进行，第二年2月，毛泽东又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话，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展开，运动主要围绕三个内容展开，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其中，反对主观主义是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
主观主义的实质是理论脱离实际，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其中教条主义是整风运动的重点。
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是第一重要的问题。
通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不仅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将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而且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四运动的历史特点
第一，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表面的感性认识阶段，这典型地表现为义和团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
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即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
在这场运动中，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和“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这样的口号。
这表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线上了。
第二，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
如果说，辛亥革命的根本弱点之一，是没有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那么，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中国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到运动中。
（注意:此时还没有农民阶级！只有部分农民阶级参加了）
第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第四，五四运动是由学生先发起，由工人扩大的坚决的反帝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五，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开端。
五四运动的意义：
1 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2 无产阶级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起了主力军的作用；青年学生发挥了先锋作用。
3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4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
三次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知识梳理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一共经历了三次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分别是五四运动、延安整风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这三次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犹如一股强风，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一、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运动突破了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发生的，具有崭新的历史特点：1五四运动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
2、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
3、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4、五四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发生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
正是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二、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1941年，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整风运动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进行，第二年2月，毛泽东又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话，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展开，运动主要围绕三个内容展开，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其中，反对主观主义是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
主观主义的实质是理论脱离实际，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其中教条主义是整风运动的重点。
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是第一重要的问题。
通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不仅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将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而且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四”：中国历史转变的新时代——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五四”时代的时间段，一般说来是从1915新文化运动开始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前夕，前后只有6年左右的时间，但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
对此，毛泽东在1940年就有这样的断言：“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
”①“五四”以思想启蒙、反帝救亡、文化革新为主旋律，确实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今天，随着现代中国历史的行进、五四精神的历史传承以及当代中国的新进路，“五四”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更为清晰可见。
在五四运动90周年的今天，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五四时代揭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前进的新起点。
一、主动现代化的时代。
“五四”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时代，在近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有特别重要的位置。
近代中国面对着西方社会的严重挑战，说到底是传统农业社会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挑战，其结果是中国在西方舰船利炮的压迫下，被迫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化都是在被动之下走过来的，主动性严重不足，现代化也就成为西方化的代名词。
但“五四”却改变了这种被动现代化的局面，中国人面对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浪潮增强了对现代化的自主选择性，对传统西方现代化模式经历了从怀疑到逐步抛弃的过程，此后的中国现代化与先前的“西化”目标确有相当大的不同。
具体表现为：第一，“五四”时代积极迎合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时代，张扬现代民族主义精神，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愿望更为强烈和具体；第二，提升了辛亥革命的“革命——现代化”范式，将“革命”作为推动社会变迁的动力，在家庭革命、伦理革命、心理革命、社会革命中进一步强化了“革命——现代化”范式的普适性；第三，积极面对“一战”结束世界范围内现代化发展的新趋向，“以俄为师”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自主地选择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进方向。
“五四”之所以成为中国社会由被动现代化到主动现代化的转折点，还因为中国无产阶级在“五四”后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从而改变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性质与方向。
五四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傅国涌（文史学者、本刊编委）以往我们对“五四”的理解有很多误区，我简单地概括并列举一些：将“五四”单一化地理解成全盘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将“五四”政治化，认为“五四”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出现，甚至还有一个极端的说法是“五四”导致了“文革”；将“五四”狭隘化，纯粹看作是1919年5月4日学生上街游行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和民众运动。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误解，比如说“五四”是不主张私有制的，“五四”只讲思想、不讲制度，那一代知识分子没有对制度进行讨论……诸如此类，实际上跟“五四”的真实面貌都有差距。
那是值得生活的、非常有魅力的时代我所理解的“五四”不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事件，而是1919年前后那个时代，是五四时代。
在我心目中，“五四”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只是一个较好的或者次好的时代。
而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大凡追求最好的，收获的很可能是最坏。
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最好，只有更好的、较好的、次好的。
如果这么说，“五四”就是一个值得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时代。
我所了解的“五四”不是一个政治的“五四”，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五四”，而是一个社会的“五四”、经济的“五四”，是一个全面的、多元化的“五四”。
我留意过五四时代的经济史，发现今天讲的民营经济这些东西，在五四时代是天经地义、根本不需要讲的。
今天的老百姓要创办一家私营银行，恐怕还有制度的障碍，但在五四时代，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有能力、有勇气，甚至不需要巨额资本，就可以注册一家民营银行。
从1915到1925这10年间，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民营银行。
最早的海归派之一陈光甫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本金只有7万元，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小的银行，但很短时间内就发展成了上海举足轻重的大银行。
陈光甫后来被称为“中国的摩根”，在美国、欧洲享有很高的声望。
所以，抗战时国民政府才会派他和胡适到美国去借款。
作为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留学生，他没有资本，也没有显赫家世，白手起家创办银行，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创立了很多在金融业界可以成为标本的做法，包括一元钱起存——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事情，在90多年前的中国却是创举。
五四时代不仅可以随便办银行，更可以自由创立企业。
另一个海归派、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回国后就创办了一系列的纺织企业。
荣德生、荣宗敬号称“纺织大王”、“面粉大王”，尽管他们创业的起点是1900年，但他们的企业真正做大、起飞也是在五四时代。
那一代民营企业家几乎都在五四时代发扬光大，成为各自领域的“大佬”。
其实，什么私有制、股份制、民营企业等，都不是新生事物，在五四时代早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谈论“五四”是不能离开这个经济背景的——那确乎是一个社会经济多元化的时代，经济的多元化促进了思想的多元化。
回看“五四”不能只盯着北大师生我们现在提起“五四”，往往只看到学生、知识分子，其实那个时代企业家的声音一点都不亚于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大得很，而且更有实力。
他们跟我们这个时代的企业家完全不是一回事。
那个时代的企业家本质上还是读书人，无论是留学归来还是没有什么学历的，无论什么出身，他们都对国家和故土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感。
这种情感绝不是今天“抵制家乐福”那种情感，它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对这块土地的连带感，他们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块土地——这种爱国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画一颗五角星在QQ头像上。
这些企业家今天看来更像读书人，他们的业余时间都爱看书。
我发现这些做得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的休息时间，特别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国家命运有关、跟文化有关的事，而不是跟娱乐有关的事。
回看“五四”，不能只看当时的北大教授们怎么想、怎么做，而应该把那个时代企业家想什么、做什么和北大的师生做什么联系在一起，才可看出那个时代更完整的面貌。
此外，我们不能只看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在做什么，还要看看省会城市，甚至更偏远地方的人在做什么。
“文学研究会”是在北大发起的，但在江苏苏州一个叫甪直的小镇，有一位小学教师叶圣陶，虽然生活在小地方，但他跟北大师生的精神生活是同步的，他也是“文学研究会”11位发起人之一——因为叶圣陶有个中学同学在北大读书，他们就可以这样连在一起。
而北大学生也绝对不会认为叶圣陶是小学老师，没有读过大学，跟我们混在一起做发起人会有什么不得体。
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一切都感到很正常。
言论自由对五四时代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想创办报刊就可以创办。
当然那个时代也有压制言论自由、关闭报刊的事，但关了报馆可以再开，这在法律上没有限制。
结社自由在那时也是稀松平常的。
周恩来们在南开有觉悟社，毛泽东们在长沙有新民学会。
如果过多地把目光局限在五四时代军阀统治的维度上，只看到军阀混战，只说外国压迫中国，可能会过于片面——包括上海的租界本身也是个悖论，租界在带来治外法权、国中之国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加先进的文明，带来很多新事物，比如说“律师”就是在租界里面先示范而后影响全国的。
甚至一些非常细小的事，比如街道的整齐、自来水的出现、电灯的出现都是模仿租界。
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之所以在中国产生，租界也是有贡献的，上海的租界保护了许多革命党人。
“五四”时当政的徐世昌恰好是文人总统，而不是一介武夫。
在徐之前，黎元洪也好，袁世凯也好，以及后面的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张作霖这些人，确实都是军阀。
虽然徐世昌是从袁世凯的幕府里走出来的，但是与拿枪者有所不同。
在他当总统期间，正好是“五四”的黄金时代。
文人政府当然比张作霖这些人要收敛，要更为节制。
几乎家喻户晓的是，“五四”学生上街的手段是很激烈的，把赵家楼烧掉了，把章宗祥打了。
这些事情在法律上都是可以讨论的，并不一定都是爱国行为了，而且曹、陆、章都是“卖国贼”这种说法也是值得讨论的事情。
学生运动本身，就是“五四”上街这件事也是值得反思的。
当时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后，一部分比较激进的学生直接往赵家楼去，然后放火、打人。
当时北大教师梁漱溟就写文章说这样做是违法的，不能在爱国的旗号下为所欲为，爱国不是万能灵药，不能打着它的旗号做法律之外、人情之外、天理之外的事。
那个时代才能产生真正学贯中西的人回到“棉纱大王”穆藕初。
他在自己创业不久、赚的钱不是很多的情况下，竟然计划拿出一笔巨款，在经过“五四”洗礼的学生当中选五个人，赞助他们赴欧美留学，这完全是用民间的方式建立基金会。
穆藕初委托蔡元培（以及胡适、蒋梦麟、陶孟和这些人去辅助）物色候选人，最后选出段锡朋、周炳琳、罗家伦、汪敬熙、康白情（他们在五四运动中都有突出表现，此时却被激进的学生们讥讽为“五大臣出洋”）。
这五位学生回国后在学术等领域都有建树。
在五四时代，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是非常默契的。
穆藕初到北京，都是跟蒋梦麟这些人游玩，而不是去跟达官贵人往来。
企业家的心中有一种对知识的敬畏，对精神的敬畏。
那个时代，传统的东西并没有失落，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承到1919年前后的那几年，不仅没有被反掉，而是有非常好的传承。
中国文化温情、美好的一面，在那些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身上仍保留着，西方文化中进取、向上的一面，他们身上也有了。
也只有那个时代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的人。
林毓生先生有个著名观点，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是要打倒中国的传统文化。
鲁迅讲“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胡适讲“中国百事不如人”，钱玄同讲“废除汉字”……这是老师一辈的一些言论，学生一辈的傅斯年、罗家伦也有类似说法，但在这些片言只语后面，仔细看“五四”的代表人物，老师一辈的胡适甚至那位“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恰恰都是熟悉传统文化的人，而且一辈子都没离开传统文化。
胡适晚年致力于《水经注》的版本研究，鲁迅虽然叫别人不要读中国书，尽量读外国书，但他自己读的还是中国书多。
弟弟周作人说鲁迅读得最多的是野史，所以鲁迅的精神资源很大一部分还是来自中国文化。
所以，不能只看这些人说过几句貌似很激烈的话，就断定他们是全盘反传统的。
事实上，当时北大的学生有主张白话文、办《新潮》的，也有主张文言文、办《国故》的，校方都给予了支持。
在北大，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搞自己的小社团，甚至在北大校刊上公开发表马克思主义社团的宣言，但北大讲其他主义的更多。
任何主义，任何不同的思想、主张，都可以在北大同时并存。
这就是蔡元培讲的“兼容并包”，它在当时不是一句空话，也不只是北大这么做。
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也办了类似于《新潮》的杂志《钱江》、《双十》，但同时有一个反对白话文的学生凌独见一人创办一份杂志，就叫《独见》，背后也有一些老师支持，这本刊物全部用文言文，不带标点。
这才是真实的“五四”。
那时没有游行示威法，上街集会、游行是天然拥有的权利——那个时代真正是“大社会、小政府”，北洋政府比较弱，政府越弱，社会越大，社会的空间越大，所以才会产生相对开放、相对宽松的时代。
后人回眸那个时代，总感觉隐藏着什么不同的东西，其中一个不同就是中国文化的根还没有被切断。
胡适们虽留洋多年，但骨子里仍是传统的中国人，他们身上有中国文化的一面。
我们不能狭隘地把中国文化理解为儒家文化、“四书五经”那一套。
中国文化有很多侧面，特别是我们现在忽略的东西，比如说中国文化中非常强调地域文化，每个地方的文化都独具个性魅力。
胡适就是典型的徽州文化的产儿，虽然有西方文化给他的滋养。
鲁迅身上带有江浙文化特别是绍兴文化的印痕，包括一些负面的因素也是绍兴文化带给他的，但是他最有魅力的一面同样是地域文化带给他的。
抗战、“文革”，一轮又一轮对文化的毁灭，对文化的伤害，到最后不但切断了几千年精英文化的根，也切断了草根文化的根，切断了地域文化的根，而地域文化恰恰包含一个人安身立命最需要的东西。
今天的四川人、陕西人可能差异不大，但在50年前、100年前，其差异是非常大的。
地域文化如果传承、延续下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抗大一统王朝的压榨，因为每个地方有它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连换王朝也换不了的一套文化、习俗等。
不幸的是这样一个时代很快结束了如果说“五四”是全盘反传统，乃至导致了后面的“文化大革命”，这在历史的链条上很难找到印证。
“五四”和“文革”之间没有任何可以连接的地方。
“五四”强调的核心词之一就是独立的个人主义；五四时代最流行的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这是政府打压的对象。
那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人品好，如巴金，再如三十几岁就病故的辛亥革命元老刘师复——他不要政府，干脆连姓也不要了，就叫师复。
无政府主义在当时还是一股非常向上的思潮，青年毛泽东也曾被吸引。
这股思潮只开花不结果，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曾经的意义和价值。
追求无政府主义的本身也是对社会公正的一种诉求，不是简单地去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天堂。
五四时代，政治看上去甚至有点边缘，因为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人们就不太把政府说的话当回事，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并不掌握在北洋军阀手里，总统、总理、总长不代表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