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对中国悲剧意识制约论文

论中国文学的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悲剧是由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两个要素构成的，但这两个要素并不总是结合在一起的。

从悲剧意识而言，中国文化的悲剧意识不是更少于西方文化，恰恰相反，全部中国文化几乎都是建立在人类的这种悲剧意识的基础之上的，都是建立在人与宇宙、自然、世界的悲剧性分裂和对立的观念之上的。

悲哀，是中国所有文化的底色。

但在这个底色之上，中国文化建立起了自己的乐感文化。

这种乐感文化是通过抑制激情、抑制悲剧精神的方式建立起来的。

我认为，正是这种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的分化以及二者之间的复杂组合方式，带来了中国悲剧美学特征的复杂性，同时也带来了全部中国文学审美特征的复杂性。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奠基期。

这个时期也是中国社会、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感觉最强烈的一个时期。

正是这种强烈的悲剧感觉，带来了中国书面文化的第一期的大繁荣，带来了中国文化的第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但也正因为这种强烈的悲剧感受，使中国文化是向着乐感文化的方向发展的。

在我们的观念中，常常认为悲剧文学是在一个社会特别是它的作者和观众的悲剧性生存处境中建立起来的，似乎作者和观众的生存危机越严重，一个时代越有产生悲剧文学的社会基础。

我认为，事实恰恰相反。

古希腊的悲剧并不产生在它的作者或观众的悲剧性生活感受的基础上，而是产生在他们对自己现实生存状态的相对满足中，产生在精神愉悦的要求中。

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分悲剧性生活感受和悲剧性精神感受。

悲剧性生活感受是从对现实生活条件的不满足中感受到的；悲剧性精神感受是从对人类、自我生存价值和意义的困惑中，在对人类、自我人生命运的根本思考中产生的。

古希腊悲剧是在古希腊社会的和平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是在狂欢节上公开演出的，是为了娱乐观众的。

但也正因如此，他们具有正视人类苦难的勇气，他们能够在人类的苦难中体验出人的主体性地位、体验出人的力量来。

他们能够原谅那些悲剧人物的错误，因为正是他们的错误，正是他们的无望的斗争，正是他们反抗宇宙、世界、自然的绝对权力的奋斗精神，体现了人类最内在的愿望和要求。

论对中国封建礼教女性命运的反思中国封建社会的女性命运一直备受争议和反思。

封建礼教意味着对女性的种种限制和不公平待遇，使女性的命运受到严重剥夺和压迫。

虽然封建礼教的影响逐渐减弱，但人们对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仍然需要深入反思。

首先，封建礼教使女性的人生被严格限制，她们被迫遵从父权和婚姻制度的安排。

在封建社会，男权至上的思想深入人心，父权制度使得女性无法自主决定自己的人生轨迹。

她们的命运被牢牢束缚在一个非常狭隘的框架内，只能按照传统的婚姻和家庭模式进行发展。

其次，封建礼教对女性教育权利的剥夺，使得女性难以获得良好的教育。

封建社会倡导男尊女卑，女性教育被认为没有意义，至多只能得到一些基本的文化教育。

这种封建观念导致女性知识素养的长期低下，使得女性无法充分发展自己的潜力，限制了她们的职业选择和社会地位。

再者，封建礼教强调女子三从四德的道德规范，使女性成为男性权力的工具和道德的象征。

女性被期望毫无怨言地顺从于父亲、丈夫和儿子的支配，她们的人格价值被压制和忽视。

这种严重的性别歧视使得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缺乏自主权，只能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

最后，封建礼教鼓励对女性进行物化和暴力对待，使女性面临性别暴力和性骚扰的威胁。

在封建社会，女性被视为男性的附属物，她们的身体和权利往往受到侵害。

封建礼教的存在不仅使女性容易受到性骚扰和暴力的侵害，还使得对这些行为的声讨和惩罚变得困难，给女性更多的伤害。

对于这种对女性命运的封建制度的反思，我们需要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去深刻理解和思考。

过去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封建礼教导致了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现代社会我们需要追求平等和公正，女性应该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和机会。

为了实现性别平等，我们需要重塑和改变社会的价值观念，推动性别平等的教育和宣传。

女性应被视为社会同等一员，她们的权利和尊严应该得到保障和尊重。

只有通过教育和，才能消除封建礼教的影响，打破社会性别歧视的根深蒂固观念，实现女性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浅议中国文化的悲剧意识长期以来，一些学者否认中国存在悲剧意识。

毫无疑问，悲剧产生于悲剧意识。

一个缺乏悲剧意识的民族是不可能产生悲剧的。

中国并不是一个缺乏悲剧的国度，中华名族也不是没有悲剧意识的民族。

一、悲剧意识的定义悲剧，起源于古希腊，特别是经过古希腊戏剧家的努力提升了悲剧的地位，伴随着西方文学的发展，悲剧成为艺术的皇冠。

在中国古代美学文献中并没有悲剧这个审美范畴，“悲剧”这个词出现以前，人们称为“哀曲”、“怨谱”、“苦戏”，主要描写凄惨的遭遇而不是剧烈的冲突，突出悲哀、怨恨的审美风格。

我们今天多是用西方的悲剧理论来对中国古代被称为悲剧的作品进行阐释。

悲剧意识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性意识。

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隐藏着这样一种悲剧意识。

在人类自我的繁衍生息中，始终要面对来自大自然的威胁，来自洪水、猛兽等自然灾害的侵袭，来自不同种族、部落群体之间的征战，这些都使人类的生命在不断地消失。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又要因为面对不同阶级、集团的利益争夺而无谓地牺牲自己短暂的生命。

应该说，在人类自我生产与物质生产中，始终要迎战我们所意想不到、也不愿去承受、但却又无法抗拒的非理性的压力。

正是有了生与死、灵与肉的悲剧性矛盾冲突，才注定了悲剧意识与人类同在。

但人们面对生存挑战，面对非理性的威胁时，却敢于以一种理性精神来面对残酷的现实，这就意味着悲剧意识的生成。

悲剧意识与生命同在，这是人与生俱来的对现实的正视和反省，是凝聚着超越自身能力的冲动，它根源于现实的缺陷、不完满和人的生命的丑恶，这才导致了这种有别于动物的意识的产生。

二、中国文化的悲剧意识中国文化中的悲剧意识建基于儒家的“出世”思想之上，直接的载体就是中国古代的文人，但佛道思想消解了这种悲剧意识。

而西方文化中的悲剧意识，建基于”主客”二分的理念世界之上，对悲剧意识发展为悲剧精神有积极的影响。

中国文化不是缺少悲剧意识，而是整个文化的根基就建立在悲剧意识之上。

孔子于西周末年创儒学，提出一系列理论，开始关注人类自我存在的秩序、价值文化问题。

浅谈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作者：刘璐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11期摘要：中国古典悲剧是中国人民在儒家道德思想教化下衍生的产物，由于受伦理道德约束，我们的先人不愿意承认痛苦和灾难的不合理性。

因此，中国式悲剧作品的悲剧精神有了许多的争议和不足。

在与西方悲剧作品对比中，我准备从“大团圆结局”“道德完美的悲剧人物”以及“过分的虚幻的外力寄托”三方面浅析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

关键词：中国悲剧；桎梏；完美结局；绝对对立；外力；元杂剧作者简介：刘璐（1993.1-），女，山东省潍坊人，大学本科学历，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1级，汉语言文学方向。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4）-11-0-01“肯定生命的最高艺术，即悲剧。

” ①哲学家尼采给了悲剧艺术高度的评价。

而命运是悲剧意象世界的意蕴的核心。

中国古典悲剧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凝结，处处体现着对不公平命运的抗争和批判。

当然，以西方特别是古希腊的悲剧作为评判悲剧的立足点和评判的圭臬是不合适的。

毕竟梵高画不出《富春山居图》，而兵马俑中也不会有断臂的维纳斯。

然而，中国古代的悲剧作品，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教育的掣肘，在我看来有了些许不足。

所以想借几篇知名的作品，来分析一下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

一、掩盖丑陋，否极泰来的完美结局邵曾祺认为，中国有一种类型的悲剧，是在“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后，挂上一条欢乐的尾巴。

②邵先生所指的这条欢乐的尾巴就是中国的悲剧故事经常带有的大团圆结局。

这种皆大欢喜的完美结局是中国人民在儒家道德思想教化下衍生的产物。

受伦理道德约束，我们的先人不愿意承认痛苦和灾难的不合理性。

中国元杂剧的主人公总要在结尾来个悲转喜，苦转甜，如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中所言：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

那些情侣一定会有情人终成眷属，那些潦倒穷困的书生最终会金榜题名，这些结局，冲淡了悲剧振聋发聩的力量，一味地“好好好好好”，更撕开了我们软弱不愿正视命运冲突奴性的面具，体现了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

论传统文化中的悲美情怀刘娅【内容摘要】“以悲为美”是中国人的一种文化情怀，但提到“悲”总让人先想到的是古希腊的悲剧文化，似乎已经存在某种约定俗成的思维定式，如何打破这种思维壁垒，值得思考。

悲剧意识的线索来自于文化，具有共发性的群体概念，它是某一群体在具体问题上形成的统一认知和经验，它隐匿于传统文化中，而我们欠缺的正是它在中国文化上形成普适性认识的推广，对中国人悲剧意识的存在还没有深度挖掘和系统整理，对以围绕悲剧为核心呈现的艺术形态还没有源于中国自己的理论研究和文化阐释。

【关键词】传统文化悲剧悲剧意识以悲为美悲剧是一种戏剧门类，反映的是现实的悲剧性。

悲剧性是悲剧中最核心的内容，它往往使悲剧具有了激动人心的力量和深厚的文化含义。

中国文化史上曾经有过“中国有无悲剧”的争论,一种认为中国有悲剧，一种认为中国无悲剧。

早在1905年，蒋智由在《新民丛报》发表了《中国之演剧界》一文，他认为:“而我国之剧，乃独后人而为他国之所笑，事稍小，亦可耻也。

且夫我国之剧界中，其最大之缺憾，诚如訾者所谓无悲剧。

”〔1"他用西方人的悲剧观来分析中国戏剧,得出了中国无悲剧的结论。

朱光潜、冰心等名家也持这样的看法。

而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中国有悲剧，他在研究元剧时曾说:“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

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主人公之意志。

既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2）他是把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引入到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价值阐释上，揭开了中国人自己判定、研究中国悲剧的新篇章。

而当我们真的要探究其美学价值、意义和内涵时，以悲为美的传统审美主线是无论如何也不可回避的。

〔1）蒋智由（中国之演剧界》，徐中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夭系#文学理论集》第2卷,上海书店1995年，第573页”〔2"王国维（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153-154页”428悲剧意识是悲剧性在人思维中对现实的积淀反映，可以更好的对现实悲剧性给予说明。

□如果从审美意识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的戏剧、电影等艺术形式作以考量，则会发现“大团圆”的结局总是那么容易地为艺术创作者和接受者所钟爱，而与此相对的则是在审美实践活动中悲剧意识的缺失。

偏爱美满团圆，缺乏悲剧意识，往往会导致沉溺于人生幻象，逃避现实矛盾，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民族审美心理脆弱的一面。

这背后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一、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看悲剧意识的缺失中国传统审美意识中悲剧意识的缺失，与传统的思维方式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主要是一种象数思维。

“象数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是天人合一，主客交融，重视体验、综合和整体把握，最基本的思维单位是物象与数的结合体，最主要的思维方法是触类旁通、神与物游。

”“象”即物象，是“数”的载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周易·系辞传》）；“数”是情感性和观念性的东西，是“象”的性质。

象数的思维过程是神与物游，其思维状态是“写气图貌，即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刘勰：《文心雕龙·物色》）。

以这种思维方式认识事物，则具有主客交融的审美特点，往往是把对立面内在地包含于自身的和谐、有机的统一体中，形成了人与世界合一的“万物一体”的在世结构，因而也由此产生了张载的“民胞物与”（《西铭》）和王阳明的“一体之仁”（《大学问》）思想。

在这种思维方式的主导下，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仁爱把万物融合在一起，将人的整个心理引渡向团圆和谐，已经成为必然。

纵然遭遇灾祸苦难，也认为最终会得到解救：“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

睽者，乖也。

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

蹇者，难也。

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

”（《易·序卦》）“物不可以终难”的思想，作为一种民族潜意识的积淀，使人在审美实践活动中，即便是面对人间的大悲剧，也往往以团圆美满来安抚受伤的心灵。

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中二人的化蝶，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焦仲卿的化鸟结局以及汤显祖的剧作《牡丹亭》中杜丽娘和柳梦梅的因情而死、因情而生，归根结底都是这种象数思维方式的产物。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悲剧意蕴第一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悲剧意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悲剧意蕴摘要：悲剧意蕴包括两个层次。

悲剧意蕴是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主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

但中国悲剧艺术没有最终发展为巍峨的艺术殿堂，成为“悲感”基础上的“乐感”文化，它有一个嬗变过程。

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与悲剧意识相对立的、根深蒂固的反悲剧意识。

它带来了中国悲剧美学特征的复杂性。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悲剧意蕴；辨析；嬗变；缘由一、什么是悲剧、悲剧意蕴我们要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悲剧意蕴[1]，首先，我们要问，什么是悲剧？古希腊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就对人生存的悲剧本质和抗争意义进行了前瞻性的阐释。

俄狄浦斯王、普罗米修斯，他们的命运是已经决定了的，命运支配一切，包括神，他们一开始就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但命运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引起了他们的怀疑，正直、坚强的英雄选择断然与命定的命运做勇敢地斗争，渴望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虽然最终只是一场悲剧，但他们的抗争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原来我们是可以反抗的，只要你愿意，只要你以为正确。

而终于有一天，欧里庇得斯开始认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反抗决定自己的命运。

悲剧就是与强大的宿命抗争。

古希腊的悲剧震撼人心，长久地滋养着人类的创造力，就在于弱小无助的人一定要抗争那不可抗争的宿命的精神，人对死亡、苦难甚至看起来是真理的的抗争本性。

这就是古希腊悲剧的精神，真正的悲剧精神。

而我国传统悲剧理论起源很晚，王国维认为悲剧有三种不同层次：“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

第二种，由于盲目的命运之者。

第三种，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

”[[i]]476-477鲁迅先生认为“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ii]]朱光潜则认为：“对悲剧说来紧要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且是对待痛苦的方式。

《以礼兴邦》高三议论文2016 年 3 月，有媒体爆料，中国游客在泰国就餐时出现用盘子铲虾等不文明行为，场面一度混乱，造成大量浪费，整个餐馆也因此一片狼藉。

无独有偶，2015 年 1 月和 2013 年 3 月，也分别曝出中国游客在泰国和马尔代夫的不文明行为，包括对空乘人员泼开水以及用热水壶煮泡面等。

这些负面事件曝光后，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中国游客文明素质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为什么素有“礼仪之邦”雅称的中国，如今的国际声誉却急转直下？一向温文尔雅的华夏同胞，为何所到之处会留下如此不堪的印记？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我们在为他国创造消费力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反思一下，除了带来消费力，我们还带来了什么？难道这真的如那些心怀叵测之人嘲讽的那样，是我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在作祟？不！我断然否定这样的观点！我泱泱中华，幅员辽阔，历史悠久。

自三皇五帝时期算起，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从幅员辽阔的国土面积来看，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雄踞亚洲之巅。

四大文明古国为何唯独中国未曾消亡？19 世纪中叶的坚船利炮为何未能轰碎我们华夏儿女的爱国之心？这一切的一切，皆因我们拥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贯穿上下五千年的文化传承。

如果将文化比作一根坚韧的麻绳，那么“礼”无疑是这根麻绳中最粗的那一股。

礼仪，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

它伴随着原始宗教的出现而产生，是黄河流域文明摆脱茹毛饮血生活状态、真正担当起“文明”二字的重要标志。

它既是原始人类对自然的畏惧和对鬼神的敬畏的体现，也是古代帝王巩固封建地位、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是现代社会中约束人们行为、制定道德规则的重要依据。

退一步讲，即便抛开历史不谈，仅以史为鉴，我们也能从中看出礼仪的重要性。

试想，如果刘玄德没有礼贤下士的品质，又怎能得到赵子龙单骑救阿斗、张翼德长坂坡退曹军、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马超、韩信、英布勇冠三军以及黄忠定军山之役等一系列传奇故事？如果没有这些故事，又哪来的五虎上将齐聚一堂、同为主公效命的佳话呢？而对于孔明这样的智者来说，礼仪更是至关重要。

摘要本文试图以西方文艺悲剧理论为参照，从对有关文艺悲剧、悲剧精神的哲学分析出发，比较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剧意识与西方悲剧精神在文学表现及文化功能、哲学层面上的差异，探索悲剧意识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表现方式及所蕴含的文化、哲学特点，为丰富中国悲剧文化作一些探索。

悲剧一词的使用分为现实生活中的日常用语及戏尉分类中的术语，戏剧术语的悲剧指的是一个戏剧种类，是从戏剧冲突的性质、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和戏剧所产生的观赏效果来划分的。

作为戏剧的悲剧反映的是现实的悲剧，其核心是悲剧性，悲剧给人以怜悯感和崇高感，带来的理想的戏剧效果是对人精神的振奋和心灵的净化。

西方悲剧精神是指人在面临死亡、价值毁灭等悲惨的命运时的抗争与超越精神，体现了人的价值与尊严，主要反映在西方悲剧中。

它的发展是与西方哲学思想史息息相关的，体现了西方哲学知识论传统对人认识能力的张扬；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对人的自由、生存意义的关注；以及马克思主义生存论、实践论对人的异化的批判，对人的本质、自由发展的追寻。

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这样的悲剧精神，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悲剧意识。

本文中的悲剧意识是指反映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诗、词、散文、戏剧等文学作品中的人们对现实悲惨境遇的悲剧感受。

中国哲学在本体论上主张“天人合一”，基本上不指向冲突、虚无，从而在根本上大大弱化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以及善与恶、灵与肉冲突的可能，这就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悲剧的类型主要是日常的、偶然性的悲剧，以表现日常生活中的不幸遭遇、悲惨命运为主。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剧意识在存在论上欠缺对冲突、对立的复杂性、多样性的认识及彻底的探索精神，在价值论层面缺少对个人主体性的张扬、对完美的刻意追求。

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我们应该看到西方文明的思想渊源之一就是悲剧精神，悲剧精神构成了西方文化的重要本质，它包含了对人类命运、人类生存境遇的反思，对个人主体意志的张扬，蕴含了深刻的认识论、价值论内容。

因此，我们应借鉴西方悲剧精神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合理之处，丰富中国的悲剧文化，拓展自我反思的能力、提升挑战危机的能力、发展自我超越的精神，从而发展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