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人的悲剧命运
中国的传统文化并非出自孔子的儒学，而是在春秋末期的这个大的文化氛围下，整个社会需要从动乱中走出并按照一定的秩序来运行。恰在这一时期，孔子通过借鉴和整合当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齐鲁文化）提出了一整套治国规范与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也就在这个时候，儒学的创始者意识到要真正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出来做官，辅佐君王并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于是，“学而优则仕”的观点便渗入到了文人们的基本信条中。同时也表现出了中国文人对国家、对社会责任的自觉。
虽然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在动乱中国并无任何实际上的意义，也并不为各国诸侯、大夫所欣赏，但他们毕竟代表传统的礼制，这在天生具有保守性质的中国士大夫的形而上领域里有着一股无法割舍的情节，
并在此情节的作用下使得孔子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够受到极高的尊重。可惜的是，孔子所希望的其个人抱负的施展与自我的实现并没有因为诸侯、大夫的礼遇而得以实现。在周游列国处处碰壁之后，圣人还是亮明一个正统文人在遭遇挫折之后的一个可以立为万世典范的态度——“知其不可而为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中国文化的源头并不能单纯地归结于儒学（齐鲁文化），应该说，它是由齐鲁文化与楚文化为主导，其他多个文化支派共同汇集起的一个巨大的华夏文明。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刚性规定既保证了中国文人的特殊利益，同时也为他们的言论自由提供了一定的保障。然而又正是将文人的地位捧得过高，在他们遭受一系列打击之后又难免不在精神上沉沦，走向另一个极端。屈原是楚国王室的旁支，在楚国享
受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并深得楚怀王的信赖。从对楚国的热情程度上来说，屈原不亚于任何楚国的九卿大夫。从《史记》中我们不能窥测到他针对当时楚国制定了一些变法的措施。令人遗憾的是，屈原终究是一个文人，同样犯了中国古代文人所特有的通病，即专心政务而不攻君主的性情、心计。因为在君权的社会里，只有控制了最高的统治者的意志才能真正施展自身的才干。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中国文人生命价值的所在，一旦他们丧失了这样一个权利，也就等于失去生存下去的意义。这也正是屈原在遭到冷遇，流放，继而接连听到君王、国家的噩耗后走向极端的一个原因所在。
战国晚期，荀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可以说已经开始意识到经纶与实际之间的差距，尤其是荀子的两个
学生韩非与李斯更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韩非或因为口讷，或因为他毕竟脱胎于儒家门庭，总还是多少带有对政治天真的理解。虽然在他的著述中显现出了一个政治老手的权术和谋略，但他仅将其停留在了理论的层面上，最终不免为李斯所害。而李斯也终因没能很好地学习他这位同窗好友的理论，重“法”，重“术”，却在二世即位后逐渐失“势”，被赵高陷害。李斯的失“势”或可归咎于秦始皇的雄才大略和秦代较完善的行政体制，致使自身发展受到很大钳制。但这也多少反映出了文人永远都无法摆脱掉自身的奴性，最终只是帝王打理天下的工具而已。与荀子不同的是，另一支儒家学派依旧尊奉圣人教条，本着大无畏的卫道精神，希求在中国一统后仍能够恢复西周分封的制度。以博士淳于越为代表的儒生终于在一次秦始皇的宴会上就分封制与郡县制的选择上与李斯进行了
公开辩论，并最终因为这一事件使儒生遭到了几近毁灭性的打击。
从焚书坑儒中我们不难看出，被坑杀的儒生实际上是四百六十多名方士；至于焚书，虽则保留了种植、医药、卜筮、法家著作、秦国历史的书籍（诸子著述在秦宫廷内仍有保存），但毕竟是一种文化高压政策，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中国文人来说都是一次极为惨重的损失。总的来说，以秦始皇、李斯为代表的法家士子也因此事为后代史官所不容，同时也反映出了淳于越之流的不识时务，穷究教条的形而上一面。并且这一点也是中国文人两千余年中始终无法根除的痼疾。
汉初的叔孙通表现了儒士与皇权的充分合作，这也多少为后来儒学在中国树立正统地位提供了前提。但自那时起，所谓犬儒哲学也就处于滥觞时期了。
关于贾谊，与其说他是屈原的继承者，倒不如说他是新一代文人的代表。一则他出身寒门，缺少政治根基；二则年纪轻轻，文章大气磅礴，又深得皇帝赏识，难免不有所轻狂任性。但是文章锦绣毕竟不能做出对国家具体事务的处理。在治国的总方针确立之后，最琐碎的事情还是落在实施过程中的一些与实际操作程序有关的具体问题上。而这又只能靠有多年从政经验的人去办理。加之贾谊对政治天真的理解和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为其做后盾，他就像温室中的花草，在纷繁芜杂、各种关系极
其复杂政局中根本无法保护自己。只可惜他并没有认识到汉文帝对他的良苦用心，整日郁郁寡欢，英年早逝。由于西汉初期对先秦文献的整理与宽松的文化政策，使诸子思想在汉初得到充分发展，但它不利的一面也暴露出来——各执己见，让人不知所
循。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对当时各家思想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整合。既强调了皇帝的绝对的权威，又将道家、方士中的天人合一，气数的观念引入其理论体系。可以说，董仲舒的思想无不有着当时社会文化背景的因素在里面，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也是对叔孙通的继承和发展，从而为以后中国文化的传承发展定下了一个主基调。所说的中华文明也在此时正式定型。
讲求实际的汉武帝意识到董仲舒理论重要性的同时，也深知文人眼高手低的弊病，到底没有重用董仲舒，并对其思想中于汉代统治不利的“气数观”避而不谈。这也表明了中国文人对于理论的过分虔诚与政治手段先天不足之间矛盾。
也正是自武帝始，外儒内法成为帝国统治者的治国之术。一面重用酷吏，鞭笞天下；一面尊崇儒学，
敦化民众。前者在宣帝时得到进一步发挥；后者则在元帝时发挥到了极致。
在此之后的两千年中，唯一的一个叛逆者又恰是先秦儒家的纯粹信徒——王莽。他出于对当时社会危机和民众苦难的自觉，天真地希望靠恢复古制来缓和社会矛盾，最终一世而亡，也为后世企图恢复古制者做了一个反面榜样。
任何一种思想一旦被订为一国的指导思想，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也便开始了它的蜕变过程。“白虎观”以降，中国文人多崇尚空谈和对章句的考究，尸位素餐，毫无建树，不足称道。但对后世文人穷酸、迂腐风气的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
以“党锢”事件为先导，至东汉末，在曹操的倡导下，中国文人终于敢走出书斋，勇于面对现实，处理政治。再加上蜀汉的诸葛亮，东吴君臣，无不表现出了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