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宋代之理学
此下当论宋代之理学。
北宋理学开山，有四巨擘，周敦颐濂溪、张载横渠、程颢明道、程颐伊川兄弟。此四人，皆仕途沉沦，不居显职。在中朝之日浅，并未在治道实绩上有大表现。论其著作，濂溪分量特少，独有《易通书》与《太极图说》，一是短篇，一是小书，据朱子考订，《太极图说》亦当附《易通书》，非单独为篇，是则濂溪著书，仅有《易通书》一种。横渠有《正蒙》，亦如濂溪之《易通书》，皆是独抒己见，自成一家言。而《正蒙》篇幅特为宏大，组织亦更细密。要之厝此两家书于先秦子籍中，亦见杰出，决无逊色。窥此两家著书意向，竟可谓其欲各成一经，或说是各成一子，回视汉唐诸经儒，犹如大鹏翔寥廓，鹪鹩处薮泽。伊川一生，仅有《易传》一书，其书乃若欲与《五经正义》中王弼注争席，确然仍是经学传统，而在伊川本意，则其书非为传经，乃为传道。除此以外，明道伊川兄弟，皆仅有语录传世，由其门人弟子记录，体制俨似禅家。二程自居为孟子以下传统大儒，乃不避效袭禅宗之语录体，此等大胆作风，较之濂溪横渠之欲自造一经自成一子者，似更远过。惟在二程语录中，极多说经语，亦有训诂考据，较之濂溪横渠著书，洁净精微，只求自发己旨，绝不见说经痕迹者又不同。故此四人中，惟二程尚差与汉唐说经儒较近，此亦特当指出。
至于史学，此四人似皆不甚厝意。谢良佐上蔡自负该博，对明道举史书，不遗一字，明道告之曰：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上蔡闻之，汗流浃背。上蔡又录五经语作一册，明道见之，亦谓其玩物丧志。然上蔡又曰：看明道读史，亦逐项看过，不差一字。今二程语录中亦时见其论史，而濂溪横渠书中则颇少见。可知濂溪横渠明道伊川四人，确然已是一种新学风，与以前北宋儒风又有大不同，惟明道伊川尚犹稍近，不如周张之甚。
若论文章之学，亦惟明道伊川两人尚有文集传世。据直斋《书录解题》，濂溪亦有文集七卷，然皆不传，传者仅《爱莲说》等小文数篇。横渠于文章之学若更少厝怀。惟其所为《西铭》，乃悬为此下理学家中最大文字，明道称之曰：某得此意，无此笔力。又曰：自孟子后盖未见此书。要之此四人，皆不甚重文章。濂溪《通书》有曰：文所以载道，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第以文艺为能，艺而已矣。明道亦言，学者先学文，鲜有能至道。如博观泛滥，亦自为害。伊川亦曰：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谓之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又曰：以博B闻W强Q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言，鲜有至于道者。盖此四人之为学，经籍固所究心，子部亦颇涉及，惟亦志不在此。至于文史之学，似更淡远，而于文章为尤甚。
上举宋儒学术三途，一曰政事治道，一曰经史博古，一曰文章子集，会诸途而并进，同异趋于一归，是为北宋诸儒之学风。及理学家出而其风丕变。其转变精微处，固是仅可心知其意，不当强指曲说。然就外面事象言之，一则濂溪以下四人皆于仕途未达，故言治道政事者较少。横渠《与范巽之书》有曰：朝廷以道
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王安石变法，明道横渠皆被摈，其专明道学，即所以争政术，此一也。又此四人既不在中朝，迹近隐沦，虽二程较显，然此四人交游声气皆不广，故其学特于反己自得有深诣。黄鲁直山谷称濂溪曰：
茂叔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好读书，雅意林壑，初不为人窘束。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山谷乃文章之士，而此称道濂溪者，后之理学家莫不认其为是知德之言，善乎形容有道气象。其廉于取名，陋干希世之四语，实道出濂溪当时之际遇与操心。张栻南轩亦谓濂溪之学举世不知。然则濂溪学之在当时，纵谓乃是一种隐士之学，亦无不可。
横渠有诗《上尧夫先生兼寄伯淳正叔》云：
先生高卧洛城中，洛邑簪缨幸所同。顾我七年清渭上，并游无侣又春风。
汴京为当时政治中心，洛邑则为当时人物中心。邵雍康节与二程同住洛邑，其交游应接，上之视濂溪，同时视横渠，皆较为广泛与热闹。在北宋理学四巨擘中，二程学风较与濂溪横渠不同，似亦不能谓与其交游应接间更无若干之关系。而当时理学之传，濂溪身后最阒寂，横渠门庭亦清淡，惟伊洛厥传最大，亦可证其中之消息。
以上乃从外貌上指出北宋理学家与其先宋儒学术不同。故北宋诸儒实已为自汉以下儒统中之新儒，而北宋之理学家，则尤当目为新儒中之新儒。今再进一步指出理学家之所以为学与其所谓为学者究何在。理学家在当时，自称其学曰道学，又称理学，亦可称曰性道之学或性理之学，又可称为心性义理之学。政事治道、经史博古、文章子集之学比较皆在外，皆可向外求之，而心性义理之学，则一本之于内，惟当向内求，不当向外求。昔汉儒以谶纬之学为内学，后人又以佛学为内学。然则于宋学中，是否亦可称理学为内学，似亦无妨，然在理学家中则决不认此称。
今人又谓宋代理学渊源实自方外，所谓方外，即指道释两家言。然当时理学家主要宗旨正在辨老释。唐韩愈著《原道》篇，亦为辨老释，惟辨之不精，老释之言流衍如故。北宋诸儒，只重在阐孔子，扬儒学，比较似置老释于一旁，认为昌于此则息于彼。欧阳修《本论》可为其代表。其言曰：
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千岁之患遍于天下，岂一人一日之可为。民之沉酣，入于骨髓，非口舌之可胜。然则将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胜之。
凡政事治平，经史博古，文章子集之学，皆所以修其本。然亦有于此三途之学皆有深造，而终不免于逃禅之归，如王安石苏轼其著者。其他宋儒中信佛者，更不胜缕举。理学家之主要对象与其重大用意，则正在于辟禅辟佛，余锋及于老氏道家。亦可谓北宋诸儒乃外于释老而求发扬孔子之大道与儒学之正统。理学诸儒则在针对释老而求发扬孔子之大道与儒学之正统。明得此一分辨，乃能进而略
述理学家之所以为学，与其所谓为学之所在，亦即理学家之用心与其贡献之所在。
濂溪《太极图》，或谓传自陈抟，此层即朱子亦不否认。又有谓其与胡宿在润州同师鹤林寺僧寿涯，而传其《易书》。黄宗羲辟之曰：使其学而果是，则陈抟寿涯亦周子之老聃苌宏。使其学而果非，即日取二氏而谆谆然辩之，则范缜之神灭，傅奕之昌言，无与乎圣学之明晦。顾宪成谓元公不辟佛，高攀龙则曰：元公之书，字字与佛相反，即谓之字字阐佛可也。当时亦有谓濂溪初与东林总游，久之无所入。总教之静坐，月余忽有得，呈诗云云。要之濂溪学之所从来，今已无可深求，寿涯东林总之传说，其事皆可出伪造，然亦不待力辨。惟高黄所言，可谓的当。就其书而论其学，始为最可信。濂溪自言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此其自道所志所学，岂不与胡瑗范仲淹等先起诸儒相近。此乃北宋儒学一大体趋向。惟外王之学，则似前胜于后，内圣之学，则似后胜于前，如此而已。
伊川为其兄作《明道先生行状》，谓：
先生之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概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秦汉而下，未有臻斯理也。
又曰：
自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实则外于伦理。
此曰泛滥诸家，出入老释，虽濂溪之学无可详言，当亦如此。即北宋前辈诸儒，虽多不染佛学，然其泛滥诸家，殆亦同然。惟曰如是者几十年，乃始返求诸六经，则不仅北宋诸儒无此先例，恐濂溪亦复不然。胡瑗治《易》，孙复治《春秋》，此乃宋儒研经开先两大宗。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感论国事时至泣下，其学当特重治道政事，而时称其泛通六经，尤长于《易》。则宋儒在先本近汉儒之通经致用。惟自欧阳修以下，则其学又似多从唐韩愈入。故特重文章，旁及子史，于经学则皆尚兼通，不务专修。濂溪似专务于研玩易书，转近先辈，要之决无先则泛滥出入于诸家与释老，继乃反求诸六经之事。不仅北宋诸儒不如此，即濂溪似亦不如此，甚至明道宜亦不如此。伊川之言，一则谓明道之学，其先虽由濂溪之启迪，最后则归于一己之自得。再则谓其学虽一本诸六经，实亦泛滥出入于百家与释老。先则兼通旁求，后则归于一本。如是参之，始为近实。若拘泥字句以求，转恐不得明道为学之真相，亦将不得伊川立言之真意。
再进一层求之，濂溪虽阐明正学，而无直斥异端之语。明道始排斥老释，而目之曰异端。又多两面对勘之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明道盖于老释异端，用心特深，故能针对老释而发扬孔子之大道与儒学之正统，其事端待明道而始著。又其推尊孟子，而自居为获得圣学不传之秘，此则亦是承袭韩愈，而一面又承自濂溪寻孔颜乐处之教。故其学一本心源，与文章博览之学，终属异趣。
伊川之学，与明道大同。观其在太学所为《颜子所好何学论》，可见其亦受启迪于濂溪令二人寻孔颜乐处之教。然伊川平生，不甚言濂溪，其言濂溪必曰茂叔，于胡瑗独称安定先生。盖胡瑗在太学主讲时命此题，伊川亲在弟子之列，胡瑗得伊川文而大奇之，处以学职。而伊川惟一著书为《易传》，安定濂溪，固皆治《易》，似亦不无影响。
或又谓明道不废观释老书，与学者言，有时偶举佛语，伊川一切屏除，虽庄列亦不看。朱子辨之云：释老书后来须看，不看无缘知他道理。然则明道伊川两人，性气宽严固别，意量宏密亦异。纵朱子谓伊川后来亦须看释老书；然其融通释老，则必不能如明道之高浑。明道尝言：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后学，随人才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此不惟见两人为人之有异，亦见两人为学之有异。
横渠少喜谈兵，慨然以功名自许。年十八，上书谒范仲淹，仲淹责之曰：儒者何事于兵，手《中庸》一编授焉。遂翻然志于道，求诸释老，反之六经。是横渠亦探讨释老，而又能得其深旨。及至京师，拥皋比讲《易》，赴听者甚众。晤二程，乃横渠外兄弟之子，与语厌服。遂辍讲，告来听者曰：二程深明《易》道，可往师之。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所著书有《正蒙》、《横渠理窟》，及《易说》十卷，又《西铭》《东铭》两篇。《易说》今不传，二程尤推崇其《西铭》，谓自孟子后未见此书。每以《大学》《西铭》开示来学。伊川又曰：某接人治经论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体者，诚未有如子厚。然则横渠之学，能言性理，能言经术，能言治体，能深入释老而辟之，其规模极壮阔，然其学之传不广，远不能与二程伊洛相比。
然则在北宋理学中，若无二程，仅有濂溪横渠，恐将不获有广大之传，而理学之名，亦恐不得成立。故言理学者，每以二程为宗。
以上略述孔子以下儒学传统与其流变既迄，此下当述及朱子。
理学名人—北宋理学家邵雍及其著作 邵雍（1012—1077），字尧夫，谥康节，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哲学家、数学家，也是宋代理学诗派的代表诗人。在北宋文人中，他亦儒亦道，不入仕途，早年过着“岁时耕种，仅给衣食”的贫困生活，成名后又淡泊名利，依旧埋首学问，终于在学术上成为一代巨擘。 他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州），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在《生日吟》中自谓：“辛亥年，辛丑月，甲子日，甲戌辰。……吾于此际，生而为人。”）生于今涿州大邵村。幼年随祖父邵德新徙家衡漳（今河南林州康节村），又随父邵古迁共城（今河南辉县）。在此，邵雍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光。据《宋史·道学一》本传载，他自视有雄才，慷慨欲树功名,博览群书，坚苦刻厉，十冬寒天不用炉火取暖，三伏酷暑不执扇子纳凉，夜间不在床上睡眠，数年如一。已而叹息说：“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独未及四方。”于是决定出外游学。他渡过黄河、汾水，跋涉淮河、汉江，周流齐、鲁、宋、郑之地，过了很久，幡然归来曰：“道在是矣。”遂不复出。其生母李氏过世，他便筑庐隐居于苏门山百泉，布衣蔬食守丧三年。后人因此也称其为百源先生。
五代末宋初道士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北海李之才（字挺之）。李之才摄共城令，听说邵雍好学，便造访其庐，对他说：“子亦闻物理性命之学乎？”邵雍愿从受教，乃师事之才，从学义理、性命与物理之学，习《周易》。邵雍将陈抟的《先天图》演化为“象数”体系，即“先天之学”。他提出“心为太极”，构造了一个纳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的宇宙观。这一宇宙观及其在儒学立场上融会佛老二家理论的实践，为儒学心性论取代佛道宗教的心性论创建宋明理学，开辟了道路。但在共城了解邵雍学术思想的人不多。时有新乡王豫同邵雍论学，自恃自己的学问足可让邵雍师事之，议论过后却深为折服，便拜邵雍为师。 仁宗皇祐元年（1049）邵雍37岁时，携父母兄弟全家迁居洛阳，遂为河南人。邵雍初至洛，蓬荜环堵，不芘风雨，躬樵爨以事亲。虽平居屡空，他学习孔、颜之乐天知命，说：“乐天为事业，养志是生涯。”（《伊川击壤集》卷十七《伊川击壤吟》），把读《易》与隐居、闲适、清雅、快乐生活联系在一起，而怡然有乐。此时邵雍逐渐发展完善了他的先天之学，讲学于家，从学者日众。他收张崏为弟子。邵雍40 岁时娶王允修之妹为妻，后二年得子伯温。邵雍有诗：“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为人父。鞠育教诲诚在吾，寿夭贤愚系与汝。”表达了诗人将担负起教子的责任，并对孩子寄
浅谈宋代理学对文学的影响 内容提要：理学是宋代哲学的主流，作为宋代哲学的主要理论成果，它无论对宋代的思想文化还是宋代之后的文化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学创造的理性思维上，本文重点讨论理学对文学的这种影响。 关键字：理学文学理性影响 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宋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如陈寅恪○1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而作为宋代文化杰出代表的宋代文学在这一阶段更是创造了极高的成就，不仅有代表赵宋一朝风尚的达到极高艺术成就的宋词，还有因风格迥异于唐代诗歌而引人注目的宋诗以及经古文运动革新后的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宋代古文。而作为宋代哲学的主流的理学对文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理学是宋代哲学的主流，是儒家哲学的特殊形式，又可称为道学。因理学家主要讨论的内容为义理、性命之学，所以被称为理学。宋代理学是以儒家经学为基础，兼收佛、道思想而形成的新儒学。作为宋代主要的理论成果，宋代理学对宋代文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文学创造的理性思维上。 宋代理学从周敦颐到程颢、程颐再到朱熹已经发展成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理学家们主张的是“存天理，灭人欲”，所以他们用一种淡化自我、淡化情感的观点看待文学，他们认为文学是用来反映客观的“理”的，它不应该包含任何的主观情思。宋代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提出“文所以载道也”，在这里，他把道与文学看成是本位与表象的关系，文学是为了说明道理的；北宋的哲学家邵雍提出“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主张摒弃一切主观的私念喜好，以单纯的理关照客观事物。邵雍在理与情的关系上是以理代情，在理与文的关系上则是主张理本文末。程颢、程颐提倡的是“吟咏性情，涵畅道理”，他们认为，理应该融入到个体的德行中，文学是为了提升个人的内涵修养，抒发内心的“道”，简言之，他们认为文心应该服从与道心。可见，理学家们的文学观念是以理为本。另外，理学作为纯理论性的学说，它是不能用科学论证去探索的，它强调的是个人的理性思考，所以，它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社会全体的理性思维能力和抽象思辨水平，无论是理学家对理的推崇还是理学本身所要求的理性思考都使宋代文学创造中的理性思维和冷静客观的态度较前代大大加强。如果说宋代以前的文学是以情为主，那么宋代的文学就是以理为主的。这种变化在宋代的诗歌创作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正如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说的那样“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宋代‘理学'或‘道学'的兴盛使它普遍流传。” 如：欧阳修在《暮春有感》中写道： 幽忧无以销，春日静愈长。薰风入花骨，花枝午低昂。 往来采花蜂，清蜜未满房。春事已烂漫，落英渐飘扬。 蛱蝶无所为，飞飞助其忙。啼鸟亦屡变，新音巧调篁。 游丝最无事，百尺拖晴光。天工施造化，万物感春阳。 我独不知春，久病卧空堂。时节去莫挽，浩歌自成伤。 在这首诗中，诗人惜春光、伤老病，但是诗人的心态和表现方式却与前代大不相同。前代是伤春诗歌多是以抒情为主，在诗歌的抒情中排解无限的悲哀与无奈。如：早在《诗经》中就有“春日迟迟，我心伤悲”的句子，唐代诗人白居易《送春》中也有“惆怅问春风，明朝应不住”“今日送春心，心如别亲故”的诗句，在这些诗句中，诗人面对即将逝去的春光，联想到人生短暂，生命易逝，随即产生无限的悲哀和惆怅。而在宋人看来，事物都是有其客观规律的，人生也不例外，所以他们大多能理性的面对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欧阳修的这首
第一章北宋理学的建立与发展 第一节周敦颐 一、周敦颐生平与著作 周敦颐，字茂叔，生于1017年，卒于1073年。道州营道人（今湖南道县）。少而孤，养于其舅父龙图阁学士郑向家。景祐三年（1036年），二十岁，以其舅父郑向“序例应荫子，乃奏补，康定元年（1040年）母丧除服，为洪州分宁县主簿，后长期任州县小吏，善断狱，作风精细严谨。《宋史·道学传》： 为分宁主簿。有狱久不决，敦颐至，一讯立辨。邑人惊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荐之，调南安军司理参军。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众莫敢争，敦颐独与之辨，不听，乃委手版归，将弃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逵悟，囚得免。 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迁国子博士，通判虔州，道经庐山，爱其山水之胜。“因家庐山莲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溢江，取营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宋史·道学传》）于溪上建濂溪书堂。故学者习称他为濂溪先生，其学称之为濂溪之学或濂学。 《宋史·道学传》称周敦颐： 博学行力，著《太极图》，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 又著《通书》四十篇，发明太极之蕴。序者谓“其言约而道大，文质而义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学者也。” 二、濂溪先生之人格风貌与思想地位 （1）寻孔颜乐处 《宋史·道学传》曰： 掾南安时，程珦通判军事，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知其为学知道，因与为友，使二子颢、颐往受业焉。敦颐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二程之学源流乎此矣。故颢之言曰：“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 《通书·颜子第二十三》 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 夫富贵，人之所爱者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 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亡其小焉尔。 见其大则心泰，心泰者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言子亚圣。 （2）窗前草不除——生生之德与自然情怀 《宋元学案·卷十二》： 周茂书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 《佛法金汤编》： 佛印住鸾溪，敦颐谒见，相与讲道。问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禅门何谓无心是道？”师曰：“疑则别参。”公曰：“参则不无，毕竟以何为道？”师曰：“满目青山一任看。”公有省，一日忽见窗前草生，乃曰：“与自家意思一般。” 黄庭坚称其“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 （3）思想地位
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洲病叟、逆翁。汉族，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人。19岁进士及第，曾任荆湖南路安抚使，仕至宝文阁待制。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朱熹出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今属福建三明市尤溪县），后随母迁居建阳崇安县。晚年定居建阳考亭，故后世有考亭学派之称，其游历甚广。南宋诗人、哲学家，教育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理气一元论的体系。 一、广修学院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 二、教育思想 朱熹的长期从事讲学活动，精心编撰了《四书集注》等多种教材，培养了众多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是论述“小学”和“大学”教育，二是关于“朱子读书法”。 1.论述“小学”和“大学”教育 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提出了两者不同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朱熹认为8~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其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鉴于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思维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小学教育的内容是“学其事”，主张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先入为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动，能激发兴趣；以《须知》、《学规》的形式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朱熹认为15岁以后大学教育，其任务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再“加光饰”，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对于大学教育方法，朱熹一是重视自学，二是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朱熹关于小学和大学教育的见解，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鲜的内容。
北宋理學（一） 一引論 －略。 二周濂溪《太極圖說》略釋 －周氐的主要著作為《太極圖說》與《通書》，以下只重點講述前者。 無極而太極。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 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 儀立焉。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 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 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 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 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 定之以中正仁義（自注：聖人之道，仁義中正 而已矣）。而主靜（自注：無欲故靜），立人極 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 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 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 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首四段：本體宇宙論（天道論） ＼第五段：修養論（人道論） －首四段之解釋： ／第一段：宇宙的最高本體是「無極」（天道），亦稱「太極」。 －第二段：由太極而生陰陽二氣，兩者有辯證的關係。 －第三段：頭二段有類《易傳》之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段則用漢儒的五行觀念來代替四象與八卦的觀念。此段講二氣的進一步分化。 ＼第四段：由五行進而化生宇宙萬物。 －第五段的解釋：表明了宇宙的秩序與道德修養的秩序相一致。
注意：此段段雖用了有道家色彩的「主靜」及「無欲」等用語來講人生的修養工夫，但其涵義其實亦與儒家相通。 三張橫渠的「太虛即氣」說 －張橫渠在天道論方面的主要主張，可概括為太虛即氣說。 －「太虛」與「氣」，是橫渠對宇宙本體的稱謂，兩者只是表述同一本體的不同分際意義，∴橫渠曾有「太虛即氣」及「虛空即氣」之說，「虛空」是「太虛」的同義語。 ／分別地、思辯地說 ／太虛－指宇宙本體的體（存有、本體），無可感知的形體 ＼氣－指宇宙本體的用（活動、現象），有可感知的形體 ＼圓融地、實踐地說－兩者相即不離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正蒙．太和篇》）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正蒙．太和篇》）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正蒙．神化篇》） 其所謂「太和」、「道」、「神」等即是「太虛」，其所謂「絪縕」、「聚散」、「變化」、「客形客感」等即是「氣」。 →橫渠所講的太虛與氣二觀念與後來二程及朱子所講的理、氣二觀念，其實並無大的差別。 但橫渠不同（不及）二程及朱子的地方，在於他用詞往往不很嚴格，∴在不少的地方，直接將宇宙本體稱為「氣」。 e.g.1：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正蒙．參兩篇》） 說「神為一，化為兩」，意應即宇宙本體是一，其發用流行是多，而神與化兩者只是同一本體的兩方面，但橫渠這裏卻將宇宙本體的即體即用直說為氣，容易令人誤會。 e.g.2：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正蒙．神化篇》） 此句意義與上句同，亦將宇宙本體的體用相即直稱為氣。 －∴很多大陸學者以為他以氣或物質為宇宙的最高本體，故稱他的哲學為唯氣論或即氣一元論，甚至以西方哲學用語稱為唯物論。 這種稱謂頗有問題 ∵唯物論是思辯形上學，但張氐哲學卻是道德形上學。 ∵唯物論中的心與物無辯證的意義；但張氐哲學卻有辯證的意義。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比较:儒学在两汉取得独尊地位之后，随着魏晋的思想流变，逐渐受到冷落。直到宋代，才逐渐确立了一个“理”或“天理”为核心的新观念系统被称为“理学”（性命义理之学） 它以儒学内容为主，同时吸收了佛、道思想，在唐代三教融合与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在理学内部，又有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之争，一个认为“性即理”一个认为“心即理”一个深沉博大，持敬穷理，一个超然峻拔，直指本心。 一: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相通之处 首先，在内容上是相通的，二者都是宋明理学的突出代表，他们都承认“理”的存在。 “理”是世界的本原，是天下万物都要遵循的普遍原则，体现在社会上是儒家道德伦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从根本而言，
他们都认为人性本善，无论是程朱的“性即理”还是陆王的“心即理” 他们都是善的，都是宇宙中最本质的东西。 其次,在道德修养上，二者都主张“存天理,去人欲” 即通过学习、教育及修养功夫“变化气质”“克私去弊”“改过迁善”以恢复“善之本性”或“善之本心” 再次，二者的实质目的是相通的。无论是程朱的“体天理达诚” “学为圣人”，还是陆王的…明心见性”“致良知” 他们在实质目的上是一致的。他们都强调人作为道德的存在， “理”是人所必须追求的，道德修养或人生的目的在于体悟“天理”“明心”“复性”,达到善的最高境界，与天理为一。其最终目的都是以儒家的纲常伦纪来约束 社会，遏制人的自然欲求，维护专制统治。
二: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分歧 首先，在思想内容上的分歧：程朱理学以“理”为本，是一个理本论的哲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理”是万物的本原和依据，是万物的主宰。“理”是整个世界的根据，未有天 地之先它已存在，天地塌陷之后它仍存在，它自身无生灭，却对万事万物的生灭运动起着主宰作用。“理”作为本体虽抽象却不空洞，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理”的内在核心就是儒家伦理纲常。“理”的主宰地位也是为了证明儒家伦理纲常的合理性、至上性、绝对性和永恒性。 陆王心学的根基是“心”其代表观点 是“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陆九渊集·卷一》“心”所具之理并非单指外在的儒家伦理规范，而是人对这些规范的接受能力，即外在的伦理在人心中内化为道德自觉性的可能性，即“仁义礼智”之“四端”
论儒家道统及宋代理学的道统之争(一) "道统"观念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自唐代韩愈明确提出道统说以来，儒家学者在思考儒家与佛、道两家的关系时，道统一直起着明确自我归属的作用。在儒家内部，道统则起着划分学术与学派界线的作用。道统思想是儒学发展的一个内部动力，同时又对儒学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本文试图以对道统的哲学内涵的分析为基础，来解读宋代理学中道学与心学两派的道统之争。 一、道统的哲学内涵 "道统"一词是由朱子首先提出的，他曾说过："子贡虽未得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与陆子静·六》，《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若只谓"言忠信，行笃敬"便可，则自汉唐以来，岂是无此等人，因其道统之传却不曾得？亦可见矣。"（《朱子语类》卷十九）"《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序》）朱子虽然最早将"道"与"统"合在一起讲"道统"二字，但道统说的创造人却并非朱子，而是千百年来众所公认的唐代的儒家学者韩愈。 韩愈明确提出儒家有一个始终一贯的有异于佛老的"道"。他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原道》，《韩昌黎全集》卷十一）。他所说的儒者之道，即是"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同上）"道"，概括地说，也就是指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义道德"。千百年来，传承儒家此道者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同上）这个传承系列类似于佛教所说的"法统"，儒者之"道"的传授谱系也就是朱子所说的"道统"。 自从韩愈提出道统说以来，历来解说道统者都未能超出韩愈道统说的框架，即从"道"与"统"两个方面来理解道统。前者是逻辑的，后者是历史的。甚至可以说，直到现代，人们对于道统的理解也并未超出韩愈的水平。韩愈以及儒家学者所强调的道统，其哲学上的内涵究竟为何，或者说当儒者强调道统之时其用意如何，这些都尚有待于作出说明。 对儒家道统说进行哲学的分析，可以把儒家的道统归结为三个方面：认同意识、正统意识、弘道意识。 首先说认同意识。当一个儒者谈及道统之时，表明了儒者本人对于儒家思想的认同。子贡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论语·子张》）这表明孔子以及整个孔门认同的是"文、武之道"。孟子也有两句颇具代表性的话。他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梁惠王上》）"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在这里表明了自己是"仲尼之徒"、"圣人之徒"，自己所认同的是圣人之道。认同意识也即是鲜明的立场意识。当韩愈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这表明韩愈认同的是儒者之道，他的学术立场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而不是佛老的立场上。认同意识对于道统来说是最基本的，没有对于古圣先贤的思想认同，也就无从谈及道统。儒者对于儒家道统的认同，往往是自觉与自愿的。自觉是从理智上对于儒家学说以及价值理想的认同，自愿则是从情感上对于古圣先贤的尊敬与崇奉。 其次说正统意识。正统意识的发生是由于儒家内部多个学派或学术分支并立的情况下，具有
（五）宋代之理学 此下当论宋代之理学。 北宋理学开山，有四巨擘，周敦颐濂溪、张载横渠、程颢明道、程颐伊川兄弟。此四人，皆仕途沉沦，不居显职。在中朝之日浅，并未在治道实绩上有大表现。论其著作，濂溪分量特少，独有《易通书》与《太极图说》，一是短篇，一是小书，据朱子考订，《太极图说》亦当附《易通书》，非单独为篇，是则濂溪著书，仅有《易通书》一种。横渠有《正蒙》，亦如濂溪之《易通书》，皆是独抒己见，自成一家言。而《正蒙》篇幅特为宏大，组织亦更细密。要之厝此两家书于先秦子籍中，亦见杰出，决无逊色。窥此两家著书意向，竟可谓其欲各成一经，或说是各成一子，回视汉唐诸经儒，犹如大鹏翔寥廓，鹪鹩处薮泽。伊川一生，仅有《易传》一书，其书乃若欲与《五经正义》中王弼注争席，确然仍是经学传统，而在伊川本意，则其书非为传经，乃为传道。除此以外，明道伊川兄弟，皆仅有语录传世，由其门人弟子记录，体制俨似禅家。二程自居为孟子以下传统大儒，乃不避效袭禅宗之语录体，此等大胆作风，较之濂溪横渠之欲自造一经自成一子者，似更远过。惟在二程语录中，极多说经语，亦有训诂考据，较之濂溪横渠著书，洁净精微，只求自发己旨，绝不见说经痕迹者又不同。故此四人中，惟二程尚差与汉唐说经儒较近，此亦特当指出。 至于史学，此四人似皆不甚厝意。谢良佐上蔡自负该博，对明道举史书，不遗一字，明道告之曰：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上蔡闻之，汗流浃背。上蔡又录五经语作一册，明道见之，亦谓其玩物丧志。然上蔡又曰：看明道读史，亦逐项看过，不差一字。今二程语录中亦时见其论史，而濂溪横渠书中则颇少见。可知濂溪横渠明道伊川四人，确然已是一种新学风，与以前北宋儒风又有大不同，惟明道伊川尚犹稍近，不如周张之甚。 若论文章之学，亦惟明道伊川两人尚有文集传世。据直斋《书录解题》，濂溪亦有文集七卷，然皆不传，传者仅《爱莲说》等小文数篇。横渠于文章之学若更少厝怀。惟其所为《西铭》，乃悬为此下理学家中最大文字，明道称之曰：某得此意，无此笔力。又曰：自孟子后盖未见此书。要之此四人，皆不甚重文章。濂溪《通书》有曰：文所以载道，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第以文艺为能，艺而已矣。明道亦言，学者先学文，鲜有能至道。如博观泛滥，亦自为害。伊川亦曰：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谓之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又曰：以博B闻W强Q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言，鲜有至于道者。盖此四人之为学，经籍固所究心，子部亦颇涉及，惟亦志不在此。至于文史之学，似更淡远，而于文章为尤甚。 上举宋儒学术三途，一曰政事治道，一曰经史博古，一曰文章子集，会诸途而并进，同异趋于一归，是为北宋诸儒之学风。及理学家出而其风丕变。其转变精微处，固是仅可心知其意，不当强指曲说。然就外面事象言之，一则濂溪以下四人皆于仕途未达，故言治道政事者较少。横渠《与范巽之书》有曰：朝廷以道
"道统"观念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自唐代韩愈明确提出道统说以来，儒家学者在思考儒家与佛、道两家的关系时，道统一直起着明确自我归属的作用。在儒家内部，道统则起着划分学术与学派界线的作用。道统思想是儒学发展的一个内部动力，同时又对儒学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本文试图以对道统的哲学内涵的分析为基础，来解读宋代理学中道学与心学两派的道统之争。 一、道统的哲学内涵 "道统"一词是由朱子首先提出的，他曾说过："子贡虽未得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与陆子静·六》，《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若只谓"言忠信，行笃敬"便可，则自汉唐以来，岂是无此等人，因其道统之传却不曾得？亦可见矣。"（《朱子语类》卷十九）"《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序》）朱子虽然最早将"道"与"统"合在一起讲"道统"二字，但道统说的创造人却并非朱子，而是千百年来众所公认的唐代的儒家学者韩愈。 韩愈明确提出儒家有一个始终一贯的有异于佛老的"道"。他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原道》，《韩昌黎全集》卷十一）。他所说的儒者之道，即是"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同上）"道"，概括地说，也就是指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义道德"。千百年来，传承儒家
此道者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同上）这个传承系列类似于佛教所说的"法统"，儒者之"道"的传授谱系也就是朱子所说的"道统"。 自从韩愈提出道统说以来，历来解说道统者都未能超出韩愈道统说的框架，即从"道"与"统"两个方面来理解道统。前者是逻辑的，后者是历史的。甚至可以说，直到现代，人们对于道统的理解也并未超出韩愈的水平。韩愈以及儒家学者所强调的道统，其哲学上的内涵究竟为何，或者说当儒者强调道统之时其用意如何，这些都尚有待于作出说明。 对儒家道统说进行哲学的分析，可以把儒家的道统归结为三个方面：认同意识、正统意识、弘道意识。首先说认同意识。当一个儒者谈及道统之时，表明了儒者本人对于儒家思想的认同。子贡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论语·子张》）这表明孔子以及整个孔门认同的是"文、武之道"。孟子也有两句颇具代表性的话。他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梁惠王上》）"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在这里表明了自己是"仲尼之徒"、"圣人之徒"，自己所认同的是圣人之道。认同意识也即是鲜明的立场意识。当韩愈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这表明韩愈认同的是儒者之道，他的学术立场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而不是佛老的立场上。认同意识对于道统来说是最基本的，没有对于古圣先贤的思想认同，也就无从谈及道统。儒者对于儒家道统的认同，往往是自觉与自愿的。自觉是从理智上对于儒家学说以及价值理想的认同，自愿则是从情感上对于古圣先贤的尊敬与崇奉。 其次说正统意识。正统意识的发生是由于儒家内部多个学派或学术分支并立的情况下，具有道统意识的儒家学者往往把自己或自己一派视为儒家正统，而把儒学内部的异己、特别是学术观点与自己有较大分歧者视为异端或非正统。如牟宗三先生说："大体以《论》《孟》《中庸》《易传》为主者是宋明儒之大宗，而亦较合先秦儒家之本质。伊川、朱子之以《大学》为主则是宋明儒之旁枝，对先秦儒家之本质言则为歧出。"牟先生以宋明理学中程朱一派为旁枝，而以陆王一派为正统，当然也不免有以继正统而自居的意思。正统意识也即是道统正统意识。但儒家内部的正统之争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如牟先生所说，宋明儒学"他们对于孔子生命智慧前后相呼应之传承有一确定之认识，并确定出传承之正宗，为定出儒家之本质。"儒学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儒学思想的生长点也不是单一来源，后世儒者的思想倾向与背景也不一，因而对于儒家本质的理解产生各种各样的分歧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儒者基于自己对于儒家本质的理解，在标榜自己为正统时，所捍卫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正统地位，而更为重要的是捍卫自己所理解的儒家的本质。所以正统意识中还包含着强烈的卫道意识。 再次说弘道意识。以继道统而自命的儒家学者具有强烈的担当意识，认为自己是道统的继承者，传续道统和弘扬道统是自己义不容辞的学术使命。如孔子言："文王即没，文不在兹乎？
程朱理学，简称理学，是指中国宋朝以后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发展出来的儒学流派，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从不同的角度认识，祂有不同的名称，如天、道、上帝等），而且祂是善的，祂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而人在世界万物纷纷扰扰纵横交错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禀赋自“理”的本性，社会便失去“礼”，所以如果无法收敛私欲的扩张，则偏离了天道，不但无法成为圣贤（儒家最高修为者，人皆可达之），还可能会迷失世间，所以要修养、归返、并伸展上天赋予的本性（存天理），以达致“仁”的最高境界，此时完全进入了理，即“天人合一”矣，然后就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时人欲已融入进天理中（灭人欲，不是无欲，而是理欲合一），无意、无必、无固、无我（从“毋”变成“无”），则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偏离天道了。 他还认为，由于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所以万物“之所以然”，必有一个“理”，而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致知）。 目录 [隐藏] ? 1 发展 ? 2 对程朱理学的批判 ? 3 宋明理学的主要学派 ? 4 注释 [
朱熹将儒家思想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使其成为儒家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一提到理学，人们马上会想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在理学发达之前，“仁”是儒家中心思想，虽然是一种有等级尊卑的爱，但“仁”是以人性为基础。虽然传统儒学也主张孝道和贞洁，但其禁欲色彩并不浓厚。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以后，已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二程说：“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并称：“无人欲即皆天理”。朱熹用饮食为例阐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在宋朝以后，中国很少再出现像李白这样“狂歌五柳前”的诗人了。 程颐严肃刚正，神圣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实为后世所见的“道学脸孔”。在妇女贞操方面，程颐认为：“……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有人问程颐先生曰：“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颐则提出“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要知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作为衡量贤媛淑女的标准。他们的好后学朱熹（1130—1200）在〈与陈师中书〉也同意这样的说法：“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主张妇女“从一而终”、压抑“人欲”[1]。 程朱理学反对佛道的虚无主义，认为它忽略了伦理道德秩序，但同时又从道家思想里借鉴了许多关于道的论述，作为儒家形上哲学体系的
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 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 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 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一一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朱熹一，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江南东路 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 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 朱熹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 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讲学。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关学 关学，是萌芽于北宋庆历之际的儒家学者申颜、侯可，至张载而正式创立的一个理学学派。关学是儒学重要学派，因其实际创始人张载先生是关中人，故称“关学”。又因张载 世称“横渠先生”，因此又有“横渠之学”的说法。 所谓“关学”即关中（函谷关以西、大散关以东，古代称关中）之学，是从地域角度 而言的，无论是张载之前的申颜、侯可，还是张载之后的吕大钧兄弟、李复、范育、游师雄、种师道以及金元明清时期的杨奂、杨恭懿祖孙三代、吕柟、冯从吾、李二曲、李因笃、李雪木、刘古愚等，都是关中人，故其理学又称为“关学”。如果就关学的内涵性质而言，它属于宋明理学中“气本论”的一个哲学学派。 张载“关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以孔、孟为法。他 提出了以“气”为本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哲学思想。认为宇宙的构成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太虚枣气枣万物，三者是同一实体的不同状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种“气” 一元论的唯物论之本体论，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哲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张载还从其“气”本论的哲学出发，提出了“民胞吾与”的伦理思想，确立了他对佛道思想的批判立场。与一般理学的学派不同，关学特别强调“通经致用”，以“躬行礼教”倡道于关中，并且十分重视《礼》学，注重研究法律、兵法、天文、医学等各方面的问题（参见本书“张载”条）。 张载创立关学之初，关中学子便积极追随，其中以蓝田吕氏兄弟最为踊跃。张载开始 在关中讲学时，首和者就是吕大钧，接着，其兄吕大忠、其弟吕大临都相继拜张载为师。蓝田吕氏兄弟五人登科及第，是闻名遐迩的名门望族，他们的加入至关重要，为关学发展奠定 了政治和经济基础，使关学与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形成鼎立之势。可惜的是，张载病逝后，三吕却投奔二程的门下，靠近“洛学”，致使关学一时冷落下来。好在还有李复、
12.程朱理学的思想特点（不同于汉唐儒学）及其历史地位 一．思想特点 （1）从本体论的高度，探讨宇宙与人生问题。弥补汉唐儒学在宇宙、心性等方面的不足，将儒家和对现实人生的关怀联系起来，确立了一个以“理”或“天理”为核心的观念系统（2）程朱理学使儒学进一步思辨化、理论化。经由理学家们的改造，传统儒学终于从道德信条式的理论体系变成了逻辑层次清晰、论证严密的哲学理论体系。 （3）程朱理学更加强调伦理道德（义理）为其思想核心。各种的本体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人性论、“存理去欲”的修养论、成贤成的境界论、由修齐而治平的功能论等等，都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 （4）程朱理学更多吸收了佛、道因素。一是吸收借鉴佛教与道教的形而上学，建构儒学的伦理道德的形而上学；二是借鉴佛道二家的传教谱系，创立儒家的“道统”；三是把佛教与道教的禁欲思想吸收进来，把它作为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主张。 二．历史地位 1.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朱熹则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2.程朱理学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适应了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发展的转变，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增强的需要，使儒学走向政治哲学化，对儒学发展有重要影响。 3.在南宋后成为官学。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束缚思想，扼杀人性，具有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程朱理学与爱国主义
程朱理学与爱国主义 宋明理学是一门严谨的思辨性很强的理论体系，二程、朱熹等大师把孔子《春秋》经和《春秋公羊传》所首倡的微言大义尤其是“大一统”，“尊王攘夷”，“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等命题范畴，与孟子的义利观、仁政观，董仲舒的“奉天法古”、“君权神授”、“王道三纲”等思想糅合在一起，并纳入他们的“诚、正、修、齐、治、平”的修业立德基本路线和天理论、道德论、人格论、人欲观、历史观等思想之中，形成一门熔天道、人道、治道于一炉的思想理论体系及处理家庭与国家关系的行为准则，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极大感染力。而程、朱理学大师又都是卓越的理论家和教育家，他们到处兴书院、建精舍，广招门徒，授徒讲学，以兴起斯文、传道明道为己任，把他们所建构并身体力行的爱国主义思想理论，言传身教给他们众多的门人后学。后又经历代朝廷官府的提倡、宣扬及门人后学的笃志奉行，广为传布，遂使这套思想理论日益为社会公众所接受，并代代相传，积淀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心理要素，为我们这个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长期稳
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其具体作用有如下几项：一以程朱理学的学派、学统、道统为主轴，启迪、薰陶、教化、熔铸出了千千万万忧国忧民、心怀天下、为国捐躯、为民请命的仁人志士和民族英雄。这里且以与朱熹有密切关系者为例：朱熹的后裔后学忠义死节之士甚多。其曾孙朱浚(朱熹长男朱塾之孙)“累官两浙转运使兼工部侍郎，尚理宗公主。元兵入建宁，浚与公主入福州，誓与知府王刚中死守。迨刚中以城降，浚与公主俱饮药死”。(《宋史·昭忠录》32下)另一曾孙朱潜(朱熹次子朱林土孙)宝中任浙江乌程令，目睹蒙元奴隶主步步南侵，而权奸主和误国，他不甘披发左衽，遂效夫子“居九夷”之义，袖家谱携二男一女，浮海而东，隐于高丽，传播理学。后子孙繁衍，蔚为东国大族，保存了中华衣冠文物和礼仪习俗(见韩国《新安朱氏大同谱》)。朱熹私淑弟子魏了翁，避奸佞，重名节，“会史弥远入相专国事，了翁察其所为，力辞召命。丁生父忧，解官心丧，筑室白鹤山下，以所闻于辅广、李燔者开门授徒。”“了翁再入朝，弥远欲引以自助，了翁正色不挠，未尝私谒”。(《宋史·魏了翁传》)朱熹私淑弟子真德秀心存
略说宋代理学一二 两宋时期，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巅峰，义理之学取代章句之学，成为宋学发展的重要特点。创立于北宋中期，综合吸收佛、道思想对传统儒学进行改造与创新的理学，逐渐发展壮大，并在南宋后期上升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数百年之久。 宋代理学使儒学遗产重获方向并恢复元气，它确应被称作新儒学。在其形成期，曾被从不同的侧面给予过其他几种名称。根据它最杰出的北宋先驱者程颐及其集大成的领袖朱熹，它被称作程朱学派；根据意为“原则”和“推理”的“理”这个词，它又被称为理学，因为它的学说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理永存于万事万物之中，而且推究可致。总之，这些概念之间没有太大差异，大都是可以互相替换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存在着一种支撑这种事业成败与否的无形的精神文化气质。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化现象，理学对当时的经济、政治、科技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宋代辉煌灿烂的科技成就，与宋代理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下面我就简单谈谈宋代理学兴起的背景及其理学对当时科技发展的影响。 宋代理学是宋明理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首先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宋代理学产生的背景加以阐述。 一、从文化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来看，晚唐古文运动是宋代理学产生的“活水源头”。 晚唐时期儒家思想受到巨大冲击，面对佛、道的挑战，韩愈等人提倡运用儒家的“正义”、“道统”抗衡佛家的“法统”，以此构建儒家的心性学说及修身理论。他们打着“复古”的旗帜，主张恢复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用儒学取代佛、道，晚唐古文运动应运而生。 北宋建立后，构建儒家的心性学说与修身理论成为宋儒孜孜以求的目标。北宋庆历年间实行了以儒家思想为理论依据的改革即“庆历新政”。在庆历新政中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依据“儒学”精神特别是“六经”的精神在全围办学、讲学。与此同时他们积极发挥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对抗佛、道二教的出世思想，反对把儒学凝固化、神学化。在此背景下，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要求对儒家经典进行新的解释，这些为儒学的复兴开创了全新局面。在此之后，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凭借各自对儒学的理解建立了不同的思想体系。他们有许多共同点：第一，确立了“理”为宇宙万物本质的本体论哲学观，突出强调“理”为万事万物的最高存在；第二．在道德修养方面，重建以儒家心性论为核心的道德形而上学；第三，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被重新定位，即通过主观的努力(主要是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实践)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标志着理学的产生。因此，晚唐古文运动是宋代理学产生的“活水源头”。 二、从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来看，宋代理学是宋代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1、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推动了“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这是宋代理学产生的现实沃土。两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两宋时期不仅有开封、杭州等繁华的商业大都市，而且出现了大量的镇市和乡村集市。同时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商业联系也不断增强，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纸币开始流通。这些都表明宋代商品经济比以前更加繁荣、发达。商品经济的大发展酝酿着理论形态的转型，传统儒学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客观上要求儒学更多地关注现实、研究现实而非名物训诂，这就是“经世致用”思想。理学起于北宋，盛于南宋，学派众多，异彩纷呈，这本身就是儒学“经世致用”思想的体现。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决定。因此，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是宋代理学产生的现实沃土。 2、从文化相对统一到偏安一隅，人们渴望用思想上的“大一统”实现国家的“大一统”，这是宋代理学产生的迫切需要。北宋实现国家的相对统一，开国君王虽励精图治，却没有完成国家的完全统一。在完成国家相对统一的过程中，北宋王朝采取一系列举措加强中央集权，
宋代科举与理学 理学介入科举考试的时间是在南宋初期，但是由于秦侩对其进行打压，理学在孝宗时期才得到发展。理学经历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发展，终于得到了官方的认证，成为了科举考试中的主要内容。理学对文学创作以及文学写作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不仅是南宋时期，甚至影响到元代和明代。宋代理学的地位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起起伏伏，也从侧面说明了科举制度之间的学术思想以及官僚政治之间的斗争的激烈程度。虽然几者之间的斗争不歇，但是从历史上进行分析，他们之間的也起着相互带动的作用。 标签：宋代科举制度宋代理学文学创作 引言 理学经过张载以及程颐、程颢等人的发展一直到朱熹的集大成，最终在南宋后期被统治阶级官方学术认可。于是理学开始在主流学术舞台中频频现身，对宋代社会的各个阶层起到了重要影响。 一、理学介入科举 道学发展到北宋后期有了另一个名称--洛学，又由于程颢以及程颐是为大成者，所以又被称为程学。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学派”称其为“旧党”。所以道学的发展在当时的政治党争中，受到了相当大的打压。由于程学的领头人程颐以前是元祐党籍，道学在北宋时期基本上处于地下状态或者说是民间状态，这也是道学无法在科学制度中有立足之地的原因。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靖康之难后才逐渐好转。南宋初期王学和理学的斗争，一直伴随着主战与主和出现，有史学家将这一情况专门进行了研究和概括，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作者李心传。 二、孝、光间：理学在科举中的地位上升 通过对相关典籍进行查阅，我们可以知道道学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但是盛于淳熙的“盛”，却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在这段时间内的盛，主要还是指在民间学术界的盛，而在官方地位中，还未迈上主流宝座，处于”半官方”的位置，在这个期间依然时常遭受到反对派的打压，理学盛，很大原因还是因为秦侩的死亡，放松了学禁，但是由于秦侩的余党势力庞大，形势起伏不定，战斗状况非常复杂，使得程学没有奠定统一的基础。但是在此期间，理学与反理学之间的斗争也拉开了序幕。理学的发展，随着理学的支持者在政治上的得势以及失势，理学的地位以及理学家的处境也随之一起变化。在这场斗争中，促进理学发展的主要人物朱熹的立场成为了矛盾的焦点。理学的斗争，在淳熙末一直到绍熙初，达到了顶点。 监察御史陈贾于淳熙十五年论道学欺世盗名，紧接着朱熹遭受兵部侍郎林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