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中的中体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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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洋务运动中“中体西用”的看法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
一、“中体西用”形成的社会基础“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发展演变的必然产物,具有其历史必然性。
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是这一思想产生的主要基础。
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笼罩在一种传统与守旧的氛围当中,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先进的资本主义和传统的封建主义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当时的清政府面对这些矛盾时采取了调和折中的方式,有选择的采用了资本主义的某些有用的部分为其统治服务,这就是“中体西用”思想产生的政治基础。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传统的封建小农经济根深蒂固。
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倾销工业产品,资本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
战后,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了破坏,同时,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也乘机传入中国,这就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接触和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文化和思想提供了可能。
这就是“中体西用”思想产生的经济基础。
漫长的封建社会在中国人的心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鸦片战争第一次冲击了中国人心中的民族优越感,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用理智的眼光来“开眼看世界”。
由于他们从小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并且大多数也都是封建科举考试出身,他们希望在传统主流儒学不受到很大摧残的前提下,将西方文化中有助于巩固封建统治的部分引进来。
这就是“中体西用”产生的文化思想基础二、“中体西用”的形成与内涵解读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阐述了“中体西用”思想:“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讲西学必先通中学,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网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我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既免迂陋无讥,又杜离经畔道之弊。
”!"同时,张之洞也对“中学”和“西学”都做了明确的界定。
首先,他对“中学”做了定义。
洋务运动和中体西用论1)统治阶级的危机意识和洋务运动:自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以后,中国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迫使中国人以新的思维方式认识政治,统治阶级也迫切地想制造一个能够维持现存秩序的更加有效的思想武器。
在朝廷内部尽管存在一些顽固的闭门主义分子,但经过同治时代(1862-1874)洋务派势力逐渐壮大了.曾国藩(1811-1872)、李鸿章(1823-1901)和张之洞(1837-190 9)代表了洋务派.他们以太平天国运动为起点承认西方武力的优越性,接受与此有关的机器和技术以此来要寻找中国自强之路.这样在维持中华自尊的同时,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以此来寻找中国自强之路的运动,这就是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也是像魏源、林则徐和龚自珍等一批先知们对西方认识的实践.2)洋务运动的实际情形和局限性:中国社会内部从整体上开始形成了一股促使政治上的反省和改革的新风气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的新风气,尤其是士大夫阶层最先认识到世界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直接引起了思想界风气的变化。
一直担心着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爆发和社会秩序混乱的传统士大夫们主张儒学的本质在于经世致用,从而掀起了一股新风气,并且他们也认为实行洋务从而可以改良社会和解决社会矛盾。
在这样的情况下,洋务运动逐渐取得了相当大的势力。
但是在西方帝国主义者剥夺中国内部的资本蓄积机会的情况之下, 洋务运动自身却无法脱离多局限性. 在政权斗争的过程中,洋务派代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汉族绅士们的保守主义,这也导致了洋务运动的主体存有局限性.因此洋务运动是由洋务派在中体西用论的立场上促进的.1当然在朝廷外也有一些人士将中国的传统纲常名教摆在首位来看待,这是他们与洋务运动派相同的,但是与洋务运动派的情况不同的是,他们认为要从西方学习的,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甚至涉及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在这一点上与洋务运动有着很大的区别.2但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能够摆脱洋务运动派的中体西用论的局限。
洋务运动与中体西用思考摘要:洋务运动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代统治者为摆脱军事落后的局面而发起的。
洋务运动包括办军事工业、训练新式陆海军,整顿海防,筹办新式海军,发展民用工业。
虽然“求强求富”的目的并没有实现,但在御侮的过程中起了作用,增强了军事实力。
在这一过过程中形成了“中体西用”的思想,尤其是“中学为体”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历史的局限。
关键词:洋务运动;中体西用一、洋务运动的背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地位进一步加深。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魏源等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就认识到中国是落后了,不变落后为先进,就难以摆脱挨打的局面;要变落后为先进,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林则徐在被遣戍伊犁途中,回忆了鸦片战争中“器不良”“技不熟”,因而失败的教训,总结出取胜的八字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
”把“器良技熟”放在首要地位。
并申论说:“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
”他说他甚至在“获咎之后,犹以船炮二事上陈。
”①这是因为他正确地把这“二事”提高到“驱逐外夷”“舍此曷济”的高度的关顾。
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不久,清政府一些头脑较冷静的当权者痛定思痛,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恭亲王奕 等人表现出了深重的危机感。
曾国藩在战争一结束就提出:“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忘备?……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②。
1861年8月,他强调“今日救时第一要务”为购买外洋船炮,并提出“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独有,在中华则罕于所见”。
从而主张在购买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仿之,继而试造,不过一两年,火炮轮船必为中外官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③。
曾国藩的主张得到了奕 的赞赏,认为是“深思远虑之论”。
另一个洋务热心倡导者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表示:“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又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I洋务运动其指导思想“中体西用”评析洋务派面对新的形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最早的近代化思想。
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都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是洋务运动代表人物。
他们在思想方面有相同点,也有相当大的差异。
曾国藩与李鸿章在洋务指导思想上都络守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
曾国藩主张维护封建纲常、封建体制的基础与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达到“自强”的目的。
虽然曾国藩未曾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但他的洋务思想主旨即为“中体西用”。
张之洞的“中学为体” 并非如顽固派那样全盘地否定和抛弃西学,他在维护封建皇权、坚持中学为体的原则下还有承认西学、积极兴治西学的一面。
张之洞的思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发展独立性,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观点和主张,这些主张和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肯定地说是比较先进的,成为他从事洋务活动、致力振兴实业的指导思想。
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先作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
他在《校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这个思想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
洋务运动是清政府在同治、光绪年间(19 世纪60~90 年代)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强”“求富”运动。
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中,洋务派把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解释为“体”与“用”的关系、“道”与“器”的关系、“本”与“末”的关系、“主”与“辅”的关系,进而提出了两者的相对价值,即中学具有精神价值,西学具有物质价值;同时提出了两者的不同功能,即中学“治心身”,西学“应世事”。
在这里,中学和西学的地位虽略有高低之分,如强调中学是“本”“体”,而西学只是“末”“用”,但同时又强调这两者是互相补充、不可偏废的。
洋务运动解释名词
洋务运动是指19世纪中期在中国展开的一场旨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改良运动。
这场运动的背景是中国近代化的探索,特别是在军事、科技和文化方面。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即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吸收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同时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
洋务运动的具体内容包括:
1. 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包括军事、机械、电气、化学等领域。
洋务派学习了西方先进武器和军事战术,修建了一些西式的军队和军事设施,如洋务军队、西式海军、西式火车站等。
2. 制造西式装备:洋务派购买了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机械,如步枪、弹药、飞机、轮船等,修建了一些西式的工厂和制造设施,提高了中国的工业化水平。
3. 推广西方文化:洋务派推广了西方文化,如开设西式学校、翻译西方文学作品、举办西方音乐展览等,促进了中国对西方文明的了解和接受。
洋务运动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
例如,它导致了中国对西方技术的过度依赖,影响了中国自主发展的能力。
此外,洋务运动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一些人认为它违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
在今天的社会中,洋务运动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一些人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起点,另一些人则认为,它过于依赖西方技术,对中国自主发展造成了限制。
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评价
洋务运动是清朝晚期的一场现代化改革运动,其主要目标是借鉴西方技术和制度,推动中
国实现现代化。
在评价洋务运动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 追求技术进步:洋务运动积极引进西方技术和制度,推动了中国的技术进步。
在洋务运动中
兴办的洋务工厂和学校,推动了科技的发展,为中国后来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2. 学习外国经验:洋务运动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积极学习外国经验,努力改革传统制度。
通过学习西方的军队组织、工业制度等,增加了中国的实力和竞争力。
3. 一定程度的现代化成果:洋务运动在一些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在造船、制造火炮和军械
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这些成果为后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4. 存在问题和限制:洋务运动在一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和限制。
由于没有形成全面、系统、连
贯的现代化理论和体系,一些改革措施在实际中难以贯彻执行,缺乏整体规划和协调。
5. 受到保守势力和农民起义的阻碍:洋务运动在推动现代化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保守势力和
农民起义的阻碍。
这些阻碍使得洋务运动的实施受到一定的限制,进程比较缓慢。
综上所述,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和制度,增加
了中国的实力和竞争力。
然而,洋务运动也存在一些问题和限制,同时受到了保守势力和农民
起义的阻碍。
中体西用作为东西方文明碰撞的产物,是我国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挽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重要手段。
它从诞生以来,就在不断地变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体用内容划分上不断改变,成为我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工具。
但是,体用之间分属不同文化系统的矛盾冲突依旧不可调和,相互阻碍,最终使得中国近现代文化体系成为一个不和谐的畸形体系,难以带领中国走出严重的历史危机。
一、中体西用的思潮的渊源和发展——中西体用范围之划分中体西用的思潮的渊源和发展——中西体用范围之划分——中华文化可以三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者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
文化者,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
晚清之时,中华文明的衰微,是这三方面作为文化体系共同的衰弱,并非如晚清学者所言仅器物较西方为劣而已。
晚清的中体西用仅仅是学者形而上学的解决之道,割裂了体系特点的生硬嫁接自然会产生种种问题,直接浪费了我国宝贵的发展机遇,难以解决救亡图存的根本问题,自然也不可能去实现自强求富的梦想。
最早提出中体西用思想的冯桂芳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到:“如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而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哉!而稍后的王韬同样认为“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 当躬。
甚至先后做过曾国藩和李鸿章幕僚的薛福成也说“中国之洪荒,以圣人制度文物辟” 之。
“自有天地以来,所以弥伦于不蔽者,道与器二者而已……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方” 所精者器为多。
但“彼之利器,可购而得也”“彼之技艺,中学而能也。
” ,”如此,“则彼之所长,我皆夺而用之矣。
因而,要“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 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是乃所谓用夏变夷也。
可见,中体西用从诞生起,” 就是在这样一种体用分离而没有系统观的学术认知中付诸实践,自然容易产生问题。
这些学者想当然的以为可以通过西艺来卫其道,却不知他们所谓的道也是衰微之源,如何可以驾驭地了比其先进的多得西方物质文化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社会风气以及价值观念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
在19世纪后期的中国社会,民族资产阶级尚未登上政治舞台,尤其是“中体西用”出现之初的60年代,中国刚刚打破了封闭状态。
面对一个敞开的世界而惊魂未定时,就以“中体西用”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确实难能可贵。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思想,于是就有了“西学”的合法化,有了中国30年的洋务实践带来的800家工矿企业,三大海军舰队以及现代先进技术的大规模传入,甚至还有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西方先进政治文化的传入。
中国的现代化从“中体西用”开始也确实带有主观的阶级局限和客观的历史局限,但这是顺应历史发展的一项明智之举,是古老的中国面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所作出的最初的唯可能的选择。
洋务运动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开端就已经说明了它的历史价值。
中国古代历史上科学技术曾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清政府的统治者长期以来昏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顽固派抱着“中国文化独尊”论不放,把向西方学习看作是可耻可恨之事,许多聪明之士把青春消磨于八股文、试帖诗等无用之事,更有甚者封建统治者把科学视为至贱之艺,因此风化不开。
一般士人迷恋于科举之途,将其视为向上爬的阶梯,而对科学技术“不屑为”。
洋务派的从中国被动挨打、屡遭屈辱的现实中看到了重要原因是科学技术的落后。
洋务运动更重要的贡献在于从此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使国人不再一味以追求仁人先贤之道为惟一理想,不再鄙视“奇技淫巧”的技术,奠定了“科学”的根基与土壤。
1861年京师设立同文馆,次年正式成立,学习外文及天文算学,培养近代专业技术人才。
此后,洋务派又先后创办一批学习外语和专业知识的新式学堂,如1866年左宗堂在闽局附设“求是堂艺局”,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天津水师学堂等。
这些学校第一次将西方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带进课堂,从而培养出我国第一批造船、航海,机器制造以及近代医学等方面的人才。
从七十年代开始,洋务派又先后向外国派出留学生,去吸取西方科技之营养,以期为祖国的独立与富强作出贡献。
洋务运动的纲领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它全面地概括了洋务派对内对外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洋务派治理时局的基本方针.它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承认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承认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主张在此基础上办洋务,中国就能由弱转强,由贫变富.“外须和戎”的第二层意思是敌人船坚炮利,势不可摧,中国武器、军队落后,不能与敌.因而主张“力保和局”,求得变法图强的环境.但无条件地讲和是洋务派对外政策的根本宗旨,是他们思想的本质与核心.“内须变法”就是根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在“变器不变道”的原则下,对中国的“军实”、“制造”、“人才”培养做些“变通”.所谓“中学为体”就是主张以封建的政治制度和维护这个制度的文化思想体系作为治国的根本,认为这个“本”不能够变.所谓“西学为用”,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外国的机器、武器和技术人才的培养是他们的“长技”,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主张中国必须学习西方这些“长技”.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有购买洋枪洋炮、轮船铁舰,创办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建立新式海军;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与机器生产,兴办中国近代民用工业,举办洋务学堂,派遣留学生,培养洋务人才等等.例如在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大规模生产枪炮弹药,还有机器、轮船.还有分批派遣海外留学生,洋为中用嘛.。
历史“中体西用”学生姓名授课日期教师姓名授课时长1小时1、洋务运动的背景。
上海会考无要求。
上海高考要求B,为理解程度。
2、“中体西用”论的代表人物。
上海会考无要求。
上海高考要求B,为理解程度。
3、“中体西用”论的评价。
上海会考无要求。
上海高考要求为B,为理解程度。
一、背景两次鸦片战争后,来华西人不断增多,中外交往不断扩大,西学再度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冲击。
面对中西交汇的千古编剧,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在保持中国固有政治制度和纲常名教的前提下,采西学,制洋器,以求自强。
【拓展】西方近代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由精神变革到制度的变革,最后才是器物的变革,而中国则正相反。
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列强的侵略打断了中国社会正常的发展进程。
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因此林、魏也好,洋务派也好,都是受制于这一历史条件而提出类似“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体西用”的思想。
二、人物与思想1.冯桂芬最早阐发“中体西用”思想的是冯桂芬。
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最早提出。
2.李鸿章、郭嵩焘、王韬、薛福成、郑观应也曾表达过类似见解。
3.张之洞1898年,张之洞著《劝学篇》,系统阐发了“中体西用“的思想。
【拓展】“中体”指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西用”指的是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
【拓展】“中体西用”的产生和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是密切关联的。
洋务运动期间,各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其他西方知识通过洋务派和地方自办的学校、翻译机构、出版机构传入中国。
这些新知识逐渐冲击了封建伦理道德和传统文化。
“中体西用”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拓展】王韬、薛福成、郑观应同时又是早期维新思想家。
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洋务派只学习器物的做法不可能实现救亡图存。
他们认为应当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废除八股取士,推行现代教育体制。
同时他们的维新思想又是不成体系的,受到传统伦理观念的束缚。
论中体西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为摆脱这种困局,维护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此时的洋务派应运而生。
一场自1861年底(清咸丰十年)开始至1895年大致告终,持续了近35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接踵而至。
其中洋务派人士提出的“中体西用”观念是洋务派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核心命题,是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
中体西用,顾名思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体”,即根本的意思。
“用”,即具体的措施。
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
中体西用思想反应了维护清朝统治集团的官员积极营救清政府的想法。
洋务派主张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洋务派提倡中体西用这种想法在思维方式上是正确的,此后各级官员运用西学的策略也是为摆脱当时困局所必须做的。
中体西用是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产物,虽然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但是中体西用思想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过较大的积极影响。
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曾国藩举办洋务,建立新式军火工业,制造武器,武装湘军;从70年代开始,李鸿章陆续开办军火工厂和筹建北洋海军,同时,又开办一些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织布局等;左宗棠在此间办兰州制造局、办兰州织呢局、创办福州船政局;张之洞于1889年任湖广总督,在湖北建成湖北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等。
这些企业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化起到重要作用,史称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
中体西用理论为“西学”教育的合理性进行了有效地论证,促进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体西用期间实施的留学教育和举办新式学堂,给僵化的封建教育体制打开了缺口,改变了单一的传统教育结构。
在政治方面,中体西用思想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发挥过积极作用。
对洋务运动中“中体西用”思想的现实意义思考“中体西用”思想是19世纪晚清地主阶级洋务派向西方学习寻求富国自强之道而开展的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指中国传统封建政治体制,以儒家经典为核心指导理论的纲常礼教、宗法制度,包括统治秩序。
“西学”是指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
“中体西用”论是指在保留中国传统封建专制统治的前提下,引进西方技术,富国强兵,维护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
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也走向了终点,“中体西用”之梦随之破灭,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有着它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剧,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中西文化在交流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激烈的碰撞。
在激烈的碰撞中如何处理好中西文化的关系,是一个颇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而早在19世纪后半期,晚清地主阶级就曾做过一次积极的探索,其经验和教训则值得我们在今天的对外开放中借鉴。
一、新历史条件下“中体西用”的全新形式两种“中体西用”观的根本区别:笔者此处所提的“中体西用”和洋务派提出的经过历史检验后被证明“失败”的“中体西用”观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这里“中学”和“西学”本质和内涵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所遵循的“中学”是指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封建主义传统文化和统治秩序,是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必然走向灭亡的旧事物,而今天我们所坚持的新兴的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制度属于新事物,它虽然尚不完全成熟,但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途。
二、新形式“中体西用”思想的合理性1.当今历史条件与洋务运动时期截然不同洋务运动发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用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去挽救腐朽的封建政治制度,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行为,必然会遭到失败。
而今天我们正处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新历史时期,它正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
2.新形式的“中体西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才迫使我们必须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果断地吸收一切有利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有益因素,促使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之能更好地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
中体西用1、中体西用的来源“中学”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
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
186 1年(咸丰十一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最早揭示了这种思想。
以后,谈洋务者以各种方式表达过。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南溪赘叟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救时策》一文,首次明确表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
次年,礼部尚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再次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70-80年代,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学习西方议会,90年代以后进一步抨击洋务派学习的思想是舍本求末,希望中国能像西方那样实行君主立宪。
张之洞于是在1898年5月出版了《劝学篇》,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重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反对政治制度的改革,一些外国人如赫德、李提摩太等,从殖民主义者的立场出发,也鼓吹过这种论调。
20世纪初年,清政府推行新政,仍然奉行这一主张。
它是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产物,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过较大影响。
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发挥过积极作用,后期成为清统治者对抗资产阶级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
2、名词解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缩略语。
“体”,即根本的意思(形而上的东西,本质的东西)。
“用”,即具体的措施(形容下的东西)。
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
“中学”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
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
对“中体西用”的认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所谓“中学”,指中国传统文化。
其核心是儒家纲常名教等封建思想。
“西学”指西方的近代文化。
其核心是资本主义的各种制度。
在中国经历了西方的侵略之后,这两种文化在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进知识界产生了“中体西用”的思想。
因此,它是中国封建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进而推进了近代中国对西方世界的初步了解。
第一,“中体西用”是那时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
当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清政府遭受着西方列强的攻击以及剥削,割让土地赔偿白银,清政府颜面尽失。
他们亲眼见证了洋枪洋炮的威力,为此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即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对付西方,然而此时正值封建社会的顶峰时期,封建势力提出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的思想,所以认为依然要以中国伦理常教为根本,以西方之术为辅助。
即“中体西用”。
第二,它是洋务经济深层的需要。
洋务经济无论在资金、技术、市场诸方面,它都是一刻也不能离开政府的。
它是靠政府之力解决兴办的经费。
它是靠政府之力引进技术。
于是,政府的支撑就成了洋务经济存在的前提。
这样,维护政府所代表的传统制度,就成了洋务运动的天职。
正是这种既要举办洋务抵制西方,又要依赖政府的经济现实来维护的洋务运动,决定了“中体西用”的必然性。
第三,这是洋务派自存的一种需要。
兴办洋务,这是前所未有的开创性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资金之难措,又有技术的难备,还有传统势力障碍,更有顽固派之攻击与责难。
这样,为了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在引进传播西学的时候,维护中体就非常必要。
第四,“中体西用”,为西学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
虽然中学是体、但西学既然已经为用,它就取得了合法地位,从而有利于打破国民拒斥外来新生事物的传统文化心理障碍,扩宽中国人的视野。
总结:“中体西用”的思想是指保障中国的政治体制的前提下改变中国现状,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和西方文明接轨,历史告诉我们,文化是政治的衍生物,政治又是经济的衍生物,在不改变经济政治的前提下来改变文化无异于邯郸学步,所以“中体西用”的思想注定不能指导洋务运动走向成功。
对洋务运动中“中体西用”的看法刘浚昌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
一、“中体西用”形成的社会基础“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发展演变的必然产物,具有其历史必然性。
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是这一思想产生的主要基础。
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笼罩在一种传统与守旧的氛围当中,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先进的资本主义和传统的封建主义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当时的清政府面对这些矛盾时采取了调和折中的方式,有选择的采用了资本主义的某些有用的部分为其统治服务,这就是“中体西用”思想产生的政治基础。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传统的封建小农经济根深蒂固。
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倾销工业产品,资本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
战后,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了破坏,同时,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也乘机传入中国,这就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接触和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文化和思想提供了可能。
这就是“中体西用”思想产生的经济基础。
漫长的封建社会在中国人的心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鸦片战争第一次冲击了中国人心中的民族优越感,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用理智的眼光来“开眼看世界”。
由于他们从小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并且大多数也都是封建科举考试出身,他们希望在传统主流儒学不受到很大摧残的前提下,将西方文化中有助于巩固封建统治的部分引进来。
这就是“中体西用”产生的文化思想基础二、“中体西用”的形成与内涵解读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阐述了“中体西用”思想:“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讲西学必先通中学,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网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我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既免迂陋无讥,又杜离经畔道之弊。
”!"同时,张之洞也对“中学”和“西学”都做了明确的界定。
体用之争,自古有之。
大体上说,“体”为本质,为内容,即事物的自身基础以及内在根据。
而“用”指的是形象、形式,是相对于“体”而言的外在现象。
通常,“体”代表原则、立场等根本,而“用”则被用来表示具体方法手段。
其实从主辅方面来说,似乎已经事先预示了“体本用末”的结论。
而在研究体用之争之前,不妨先讨论另一个与体用之争相关的,自古存之的命题——道器之辨。
道器之辩较之体用之争,似乎更加古老一些。
古人言:“道生万物”,又云:“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
这样的“道”,代表着万物本原,及世间一切永恒规律。
而正如“体”与“用”相对一样,“道”也是“器”的另一个孪生子。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万物与本性之原,即为“道”;一切有利用发明生活的实际学问,即为“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的思想牢牢占了上风。
有两个词可以明确说明态度:“以道御器”和“道本器末”。
圣人言:“安贫乐道”,强调“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即便身处陋巷也不改“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志向。
在古人看来,除却追求大道之外,其余一切身外之物都不值得为之停驻。
而对“道”更现实的解释,实际上应该是某种深深扎根于心底的美好理想——终极的善与美的。
从这点出发,古代的读书人把重点更多地放在了修身治国平天下之上,“学而优则仕”,将一生抱负寄托于朝堂之上,从而轻视了科学技术。
还因各种“奇技淫巧”会造成欲望膨胀,从而导致道德方面即“道”的沦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也包含了这方面的含义。
“器”者,各适启用然不能相通。
因此人不应成为某种器具,应该博学广泛,也可理解为人不应成为达成功利目的的手段。
一个真正的君子,理应致力于对“道”的追求,他的人生意义不应该是实用的、功利的。
因此这样的君子,有时候还被对人视为“无用”,但实际上,君子的“无用”正符合了重道轻器的要求。
但这样的看法缺陷在于割裂了“道”与“器”的联系,某些时候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道”并不符合实际利益的追求。
并且到后期,理学的发展将“道”的地位推向高峰,统治者也因此得到了至高无上的统治借口,逐渐导致了后世对技术创新的忽视以及“人治”高于“法治”的风气。
而这样的风气,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体用之争”。
在当时的洋枪炮弹下,民族救亡运动的主旋律被定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初的主张是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当做是拾遗补缺的手段,在祖宗“仁义礼智信”信条不变的基础上补之于西学。
而按洋务派中张之洞的观点,中体西用也未必只能小修小补,“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
”只要中华传统精神“体”不变,其余“用”方面因时势而变无伤大雅。
这样的口号实际上表明在当时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下,传统的知识分子们已经开始反思,并认可了西方文化中的合理成分。
即使在他们心中,仍然存在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却对所谓的“夷务”产生了认同感。
“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意在富国强民的口号,引发了洋务派乃至后来维新派的向西方学习的高潮。
总体来说,中体西用无论如何办理洋务,所坚持的始终是自古传统“夷不乱华”。
在这样的纲领的领导下,它注定无法从根本上动摇到封建帝制的根基。
即使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从无到有的发展,也传播了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思想变革,但是因为改革者一直坚持夷务不胜华务,“用”不胜“体”,因此与日本的“和魂洋才”比起来,各种措施的实施都未免因为避免触及统治者的既得利益而变得畏手畏脚。
随着西学东渐及社会矛盾的提升,这样“变器不变道”的变动已经满足不了社会整体需求。
因此,对“体”的保留不加批判盲目乐观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而历史早已证明,“体为用之体,用为体之用”,使用任何一种“体用分离”的观点为基础的辩论,都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
而对于今天的“中体西用”,不妨向鲁迅的“拿来主义”学习一番。
近代以来,中华的现代化历程可谓历经曲折,在一方面,它表现为崇拜西方为表现的西化倾向,另一方面则出于对民族性文化的维护,抵制西方。
这两样表现有时不免陷入“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价值观。
就像马克思对殖民主义的双重历史作用做出的分析一样,今天我们看待西方文化,也不该仅仅将其当作一种低于“体”的“用”。
我们该认识到,西方化并不是单独对西方工业化的模仿输入,同时也包括西方文化对东方的传播,冲击,扩散和影响。
在洋务运动中,由于自身经济等各方面的需要,中体西用成为了一个用以强化民族,解放思想,使中国迈出近代化第一步的时代产物。
但是我们今天要明确的是,中国的传统因素值得关注坚持,而与此同时关注西方化的作用并不冲突。
自古以来,异族文化的入侵每每被儒家正统文化而吸收或同化,这已成为历史的铁律。
就算在唐代那般海纳百川文化荟萃的朝代,祆教和摩尼教等异教传统仍然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儒家自我的文化。
因此,面对挡无可挡的西方文化侵袭,我们首先要对自身文化有信心,文化之间总不会是完全对立的。
中国的现代化应该在总结近代古今中西冲突与融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强化民族意识,谋求多元文化之间的对等,在坚持共性和个性的统一方面做出明确表态。
“中体西用”,这样一种具有调和、中庸色彩的的文化选择方式,不但在当时为洋务运动的开展开辟了道路,更是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以便将中学和西学这两种大相径庭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结合起来。
因此,直到今日,它仍有着其美妙的古今双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