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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研究综述明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研究明代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都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将对明史的研究进行综述，从不同角度探讨其特点、意义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明史是一部详尽而独立的史书。
明史由明代末年编纂而成，时间跨度长达近300年，内容涵盖了明朝的历史、政治、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
明史的编纂者力求全面客观，尽可能收集各种史料并进行整理，使得这部史书成为了研究明代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明史对于研究明代政治制度具有重要价值。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王朝，其政治制度相对于其他朝代来说较为独特。
明史中详细记载了明朝的官制、地方制度、税收制度等内容，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明代的政治运作。
同时，明史中还有大量关于明朝君臣之间的争斗、宦官干政等揭示了明代政治中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明史还对于研究明代文化和社会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明朝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时期之一，文人墨客众多，文化繁荣。
明史中收录了大量有关明代文人的传记、文学作品、艺术成就等内容，使得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明代文化的繁荣与特点。
同时，明史中还有一些关于社会风俗、经济状况等方面的记载，使得我们能够从多个角度了解明代社会的面貌。
明史的研究对于后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
首先，明史为后世的明代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参考。
许多学者通过对明史的研究，揭示了明代历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明朝灭亡的原因、明代社会的动态变化等。
其次，明史为后世研究中国古代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
明史编纂者的考证精神和严谨态度，为后世的史学研究者树立了榜样，也为后世的史书编纂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明史是一部对于研究明代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都具有重要价值的史书。
通过对明史的研究，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明代的历史面貌，揭示明代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特点，同时也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参考。
明史的研究对于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促进史学研究方法的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明史的研究在学术界一直备受关注，并且对于推动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关于文献引证标注方式的规定————————————————————————————————作者: ————————————————————————————————日期：《历史研究》关于文献引证标注方式的规定时间:2０01年１1月26日作者:《历史研究》编辑部来源:学术批评网为了便于学术交流和推进本刊编辑工作的规范化，在研究和借鉴其他学术期刊有关规定的基础上,我们对文献引证标注方式进行了修订，并将从２０0２年第1期开始执行。
现特此公布其主要内容，敬请作者参照执行。
一普通图书ﻫ引证内容及顺序为：①责任者与责任方式；②书名;③卷册；④出版者与出版时间；⑤版本；⑥页码。
ﻫ（一)责任者与责任方式1、责任者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团体、组织、机构。
责任者无法确定时，用“佚名”表示。
2、责任方式有多种，如果是撰著，在姓名之后加冒号表示;如果是“编”、“主编”、“编著”、“整理”“校注”等其他责任形式,直接跟书名，不空格，不加冒号。
如：朱汉国：《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９96年。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93年。
3、两个或三个责任方式相同的责任者，用顿号隔开;有三个以上时，只取第一责任者，其后加“等”字,如：徐寿凯、施培毅校点《吴汝纶尺牍》，黄山书社，1990年。
许毅等：《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
ﻫ４、责任方式不同的责任者,用逗号分开；译著的翻译者及古籍的点校者、整理者等可放在书名之后。
如: ﻫ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修先生年谱》，齐鲁书社,1990年。
A ．施阿兰：《使华记（1８９３---1８97）》，袁传璋、郑永慧译，商务印书馆,198９年。
ﻫ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谢兴尧点校,中华书局，1９8４年。
1、书名的副标题应一并标注;如书名较长，再次引证时，可用简称，ﻫ（二)书名ﻫﻫ但须在首次标注时注明。
ﻫ２、书名中原有的补充说明等文字，应放在书名号内，如:ﻫ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人民出版社,１983年。
《历史研究》的注释规范(2007-05-17 13:53:01)转载▼虽然注释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但是体现了学术严谨，是从事学术不可不注意的。
--------------------------------------------------------------------------------为了便于学术交流和推进本刊编辑工作的规范化，在研究和借鉴其他学术期刊有关规定的基础上，我们对文献引证标注方式进行了修订，并将从2002年第1期开始执行。
现特此公布其主要内容，敬请作者参照执行。
一普通图书引证内容及顺序为：①责任者与责任方式；②书名；③卷册；④出版者与出版时间；⑤版本；⑥页码。
（一）责任者与责任方式1、责任者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团体、组织、机构。
责任者无法确定时，用“佚名”表示。
2、责任方式有多种，如果是撰著，在姓名之后加冒号表示；如果是“编”、“主编”、“编著”、“整理”“校注”等其他责任形式，直接跟书名，不空格，不加冒号。
如：朱汉国：《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3、两个或三个责任方式相同的责任者，用顿号隔开；有三个以上时，只取第一责任者，其后加“等”字，如：徐寿凯、施培毅校点《吴汝纶尺牍》，黄山书社，1990年。
许毅等：《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
4、责任方式不同的责任者，用逗号分开；译著的翻译者及古籍的点校者、整理者等可放在书名之后。
如：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修先生年谱》，齐鲁书社，1990年。
A . 施阿兰：《使华记（1893---1897）》，袁传璋、郑永慧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
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谢兴尧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
（二）书名1、书名的副标题应一并标注；如书名较长，再次引证时，可用简称，但须在首次标注时注明。
2、书名中原有的补充说明等文字，应放在书名号内，如：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人民出版社，1983年。
2003年明史研究综述张金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本年度的明史研究由于非典型肺炎的影响,论文数量相对减少,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等一批学术会议被迫取消或延迟,不过佳作并不少。
现就目之所及,概要介绍,以资备览。
一、学术著作本年度的学术著作数量大抵与上年度持平,涉及领域比较宽。
张显清、林金树主编的《明代政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柏桦《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艳红《明代充军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政治史领域有较大突破,填补了相关空白。
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学林出版社)、谢贵安《明实录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分别在学术史和史学史领域做出新的贡献。
滕新才《且寄道心与明月:明代人物风俗考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社会文化史方面的新尝试。
〔美〕邓恩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上海古籍出版社)促进了中外学术交流。
在古籍标点整理方面,《张璁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皇明制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以及国家图书馆善本部金石组编辑的《明清石刻文献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等先后问世。
二、政治史重要制度。
陈时龙《论明初大都督府之创设———兼论朱元璋以诸子节制北部军事思想之萌芽》(《军事历史研究》1期)分析了以往为人们所忽视的朱元璋创设大都督府的表面原因,即扶植朱文正,在自身之外设置另一道朱姓藩篱。
田澍《嘉靖前期监察制度改革述论》(《兰州大学学报》4期)分析了嘉靖前期科道互纠、更定“宪纲”等约束言官的政策。
唐克军《略论明代的马政》(《史林》3期)指出明代马政经历了由明初害民误官到后来取消,官民双方都获得自由的过程。
柏桦《明代州县区划及其沿革》(《史学月刊》1期)探讨了州县疆界的设定标准、州县等级划分、设置原因与程序及政治效应等问题。
黄忠怀《明代县以下区划的层级结构及其功能》(《史学月刊》1期)指出,南方、北方基层区划的差异主要基于人口数量、密度的不同,并就其性质和功能作了初步探讨。
明史研究专刊
主编者︰吴智和
出版者︰明史研究小组
台湾．宜兰县罗东镇光武街50 -3号
电话︰(03) 9512843
经销处︰乐学书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138号10号之1
电话︰（02）23219033
FAX︰（02）23568068
第一期目次一九七八年七月出刊
第二期目次一九七九年九月出刊
第三期目次一九八○年九月出刊
第四期目次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出刊
第五期目次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出刊
第六期目次一九八三年六月出刊
第七期目次一九八四年六月出刊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出第八期目次
刊
第九期目次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出刊
第十期目次一九九二年十月出刊
第十一期目次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出刊
第十二期目次一九九八年十月出刊
第十三期目次
二○○二年三月出刊[ 悼念王恢教授專輯 ]
第十四期目次
二○○三年八月出刊[ 點差御史專輯 (一) ]
第十五期目次
二○○六年十月出刊[ 點差御史專輯 (二) ]
明史研究專刊1-10期分類目錄
[學術思想][政治][制度][軍事][社會][經濟][史學] [文學][科技][宗教][外交][建築][人物][評介][其他]。
1999年明史研究概况99年明史研究处于平稳发展的状态。
本年度发表的明史专著中，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由白寿彝总主编，王毓铨主编的《中国通史·明代卷》的出版。
该书不同于一般通史的写作方式，而以序说、综述、典志、人物为纲，对明史研究的文献资料和当前的研究状况，明代政治发展的过程，有明一代的政治制度、经济、民族、中外关系、思想文化以及明代人物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说，是迄今内容最为丰富的明代通史之作。
该书撰写历时多年，由几十位学者协作完成，基本反映了当前明史研究的水平。
本年度出版的明史专著还有：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尤韶华《明代司法制度初探》（厦门大学出版社）；李小林《万历朝官修本朝正史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王兴亚《明代行政管理制度》（中州古籍出版社）；余同元《王朝鼎革与英雄悲歌----崇祯十七年家国兴亡止观录》（河北大学出版社）；刘重日主编《李自成终归何处》（三秦出版社）以及论文集《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郑成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
据粗略估计，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约有300多篇。
以下试从五个方面做一概述。
一政治史政治事件洪武开国，嘉、万变革，崇祯衰亡，明代政治发展的这几个重要阶段，依然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重点，尤其是嘉靖、万历之间的政局，近年来得到更多的关注。
关于洪武朝的政治，学界对朱元璋炮制的冤狱仍比较关心，希望以此为线索，对明初的政治作更深入的探究。
刘长江《明初皇室姻亲与蓝玉案》（《北大史学》第5期）从前人较少注意的明初皇室与功臣联姻和政争的关系，探析了蓝玉案的成因。
作者认为蓝玉案系明初皇室政争所致。
梁希哲、宋鸥《评李善长之死》（《史学集刊》2期）则以李善长案、案发前后的政治状况，来分析洪武朝皇权政治与君主专制的特点。
嘉靖前期出现的“大礼议”及其结局到底意味着什么？田澍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在《论明代大礼议中的革新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期）、《嘉靖前期内阁改革述论》（《明史研究》第6辑）等文章中提出，嘉靖前期，伴随“大礼议”而来的，是明代历史中一次全面的改革活动。
《中国社会科学》的引文出处均采用页下注(脚注)。
作者投稿请遵照以下标注格式。
一、非连续出版物(一)普通图书(1)著作标注顺序:责任者/著作名/出版者/出版年/页码茅盾:《神话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14页。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2版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6页。
许毅等:《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第95页。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页。
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0-35页。
谢兴尧整理《荣庆日记》,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75页。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1页。
(2)析出文献标注顺序:著者/析出篇名/文集编者/文集题名/出版者/出版年/页码杜威·佛克马:《走向新世界主义》,王宁、薛晓源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247-266页。
范文澜:《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1页。
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序言》,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9、170页。
(二)古籍(1)古籍一般应标注责任者、书名、卷次或责任者、篇名、部类名、卷次、版本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
杨时:《陆少卿墓志铭》,《龟山集》卷34,四库全书本。
(2)如果需要,作者前也可标注朝代名(晋)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弘明集》卷5。
(3)常用古籍可不注编撰者和版本《孟子·公孙丑上》。
《史记》卷87《李斯列传》。
二、连续出版物中析出文献(一)期刊标注顺序:著者/篇名/期刊名/年期何龄修:《读顾城〈南明史〉》,《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周荫棠:《为读一部史书运动进一解》,《斯文》第2卷第4期(1941年12月1日)。
《历史研究》规定的引用规范一普通图书标注项目与顺序：①责任者与责任方式；②书名；③卷册；④出版地点（城市）；⑤出版者；⑥出版时间；⑦页码。
孔飞力：《叫魂》，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207页。
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6页。
冯玉祥：《我的读书生活》，三户图书刊行社，［出版时间不详］，第8页。
参阅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章。
二析出文献标注项目与顺序：①作者；②析出文献名；③文集编者；④文集题名；⑤卷册；⑥出版地点（城市）；⑦出版者；⑧出版时间；⑨页码。
（一）文集黄宗羲：《汪魏美先生墓志铭》，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82页。
陈序经：《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杨深编：《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208页。
唐振常：《师承与变法》，《识史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5页。
（二）书信集、档案文献汇编《复孙毓修函》，1911年6月3日，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9页。
《XXXXX中央最近政治状况报告》，1927年10月，中央档案馆编：《XXXXX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北京：XXXXX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20页。
（三）序跋、后记XXXXX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页。
楼适夷：《读家书，想傅雷（代序）》，傅敏编：《傅雷家书》（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1页。
三古籍一般情况下，引证古籍标注项目与顺序：①责任者与责任方式；②书名；③卷次；④部类名及篇名；⑤版本；⑥页码。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四部备要本，卷14,第5页。
何璘：《澧州志林》卷23《书李自成传后》，乾隆十五年刻本，第31－34页。
参考文献与注释格式1、参考文献是对期刊论文引文进行统计和分析的重要信息源之一，在本规范中采用 GB 7714推荐的顺序编码制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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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研究论文关于文献引证标注方式的规定为了便于学术交流和推进本刊编辑工作的规范化，在研究和借鉴其他学术期刊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历史研究》杂志对文献引证标注方式进行了新的修订，并从2005年第1期开始执行。
特此转发其主要内容，敬请我系作者参照执行。
一普通图书标注项目与顺序：①责任者与责任方式；②书名；③卷册；④出版地点（城市）；⑤出版者；⑥出版时间；⑦页码。
孔飞力：《叫魂》，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207页。
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6页。
冯玉祥：《我的读书生活》，三户图书刊行社，［出版时间不详］，第8页。
参阅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章。
二析出文献标注项目与顺序：①作者；②析出文献名；③文集编者；④文集题名；⑤卷册；⑥出版地点（城市）；⑦出版者；⑧出版时间；⑨页码。
（一）文集黄宗羲：《汪魏美先生墓志铭》，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82页。
陈序经：《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杨深编：《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208页。
唐振常：《师承与变法》，《识史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5页。
（二）书信集、档案文献汇编《复孙毓修函》，1911年6月3日，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9页。
《中共中央最近政治状况报告》，1927年10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20页。
（三）序跋、后记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页。
楼适夷：《读家书，想傅雷（代序）》，傅敏编：《傅雷家书》（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1页。
三古籍一般情况下，引证古籍标注项目与顺序：①责任者与责任方式；②书名；③卷次；④部1类名及篇名；⑤版本；⑥页码。
2000年明史研究概况吴艳红(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北京 100732) 2000年的明史研究发展平稳。
较之去年,明史专著在数量上明显增加,对明史研究有很大的推进。
由王毓铨主编,张显清、刘重日担任副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经过十几位作者十几年时间的努力,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计90万字,是第一部明代经济通史。
该书从资源、土地、赋役、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交通、盐、茶以及明代经济思想等方面对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貌、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作了深入的探讨。
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对明与清前期(1840年以前)两朝的海外政策分别进行了静态、动态的考察,清晰完整地展示了两朝海外政策的发展轨迹与趋向。
很多著作认为明清在历史发展进程上有很大的连续性。
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从法律学的角度,考察了明清律典与条例的修订,对律典与条例各自的性质、作用与相互关系及其行用作了重点讨论。
李绍强《明清工商业形态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从盐业、矿业、茶业、丝织、制瓷、造船与外贸、手工业品与市场关系、工商管理思想变化等八个有代表性和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方面,对明清工商业的发展状况与特征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
该著作认为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政策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这一变革从明代中叶开始,在清代得以完成。
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书则主要从水陆交通与商路、商品流通和商业、商品市场、商品市场的结构与网络及包括劳动力、金融、信息在内的其他要素,对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网络进行了考察。
刘秋根《明清高利贷资本》(社科文献出版社)在对明清高利贷资本本身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又从农村与城市,把高利贷资本区分为生活性、消费性的高利贷与生产性、经营性的高利贷,从而对明清高利贷资本作出了客观的评价。
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从人口、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几个方面,对明清时代的陕西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还对清代秦巴山区老林的乱砍滥伐及其严重后果、明清时期活跃在全国各地的陕西商帮进行了讨论。
文化思想史近来得到更多的关注。
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书从王阳明心学的产生,阳明心学的实质特征,明代中晚期心学的复杂历史走向以及对士人人格心态的影响等方面,对阳明心学与明代士人心态作了立体的、动态的探究。
葛荃《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浙江人民出版社),以中国古代士人政治精神为关注背景,以晚明东林党人作为剖析的对象,以现代“政治文化”等理论为研究方法,从政治价值、政治意识、政治信仰、政治心态等层面对东林党人的政治内涵作了深讨。
张学智《明代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杜)一书以67万字的篇幅,对明代哲学发展状况作了全方位的详明论述。
何孝荣《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以明代南京寺院为研究对象,对寺院与僧人情况多有深入考察,但本书的内涵远远大于宗教,作者把寺院作为一个社会单位,对寺院的经济状况、管理制度以及寺院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在专题研究的同时,较为通俗的明史著作也有出版。
廖可斌《日落月升:明史随笔》(浙江文艺出版杜),对明史中值得一书的事件人物作了分析点评。
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了一套《北京历史丛书》,其中明清方面的著作包括较多,有吴文涛《土木之变与北京保卫战》、罗保平《明清北京城》、于德源《明清之际北京的历史波澜》。
作品篇幅短小精悍,用语亲切,对于明史的普及功不可没。
论文的数量则与去年大致持平。
值得关注的是,《明清论丛》于1999年年底创刊。
该论文集由故宫博物院与北京大学共同主办,每年一辑,第一辑共计55万字,汇集了多篇明史佳作。
以下试从五个方面对本年度论文做一概述。
一、政治史政治史的研究仍然是明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事件与制度。
庞乃明《“杨弹劾案”及其对天顺政权的影响》(《史学集刊》3期),讨论了天顺初年以杨为首的各路御史对曹吉祥、石亨的弹劾事件,对其背景、过程及影响作了分析。
刘祥学《杨廷和与嘉靖初年的政治革新》(《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期),则对杨廷和主持下的嘉靖初年的政治革新进行了讨论。
作者认为这次改革取得了成效,暂时扭转了危局,明代中后期的改革活动是这一次革新的继续与深入。
田澍在其《大礼议与杨廷和阁权的畸变———明代阁权个案研究之一》一文中,则对杨廷和内阁评价不高,作者认为,在大礼议激烈论战时期的杨廷和与新君世宗的暂时对抗不是阁权的扩张,而是其阁权因脆弱和不足所导致的畸变。
潘星辉《明季东阳民变考论》(《明清论丛》),对崇祯十六年发生的东阳民变一事进行了深入详明的考察。
作者从明末的政治格局,尤其是明后期东南地方社事的发展出发,对东阳民变及时人对此事的评论进行富有启发的分析。
李建军《南明永历朝廷与云南沐氏家族关系考》(《南开学报》6期)分阶段对南明政权与云南沐氏家族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而他的《沐英镇滇事迹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4期)一文则从经济、军事和文教发展等方面,对沐英镇滇作了很高的评价。
政治制度方面,毛佩琦《明朝的改元更化》(《明清论丛》)指出,明朝在改元时对国策进行全面调整几乎成为惯例。
作者认为明朝新帝在改元时对前代政策的失误、失当加以调整,是明王朝长治久安的重要手段。
文章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与分析。
周致元《明代武举研究》(《文史》第3辑)从明代武举制度的发展、武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应试者的身份和试后授官等方面对明代武举进行了详细论述。
作者认为明代武举作为一种选官制度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它深受武职世袭选官制度的制约,只能是世袭选官的一种补充。
田澍《嘉靖前期科举制度的改革及其现代启示》(《西北师大学报》6期)对嘉靖前期科举制度改革的背景、内容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进行了讨论。
李庆新《明代市舶司制度的变态及其政治文化意蕴》(《海交史研究》1期)则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明代市舶司在选官制度、机构建置和职能发挥等方面的剧烈变动进行了考察,认为明代的市舶司成为安置贬降官吏的场所,而且长期丧失职权,运转不灵,形同虚设。
周裕兴《由南京地区出土墓志看明代宦官制度》(《明清论丛》),以南京地区出土的六方墓志为研究对象,对明代宦官制度的各方面进行了实证的考察。
此外,董倩《巡按御史与明代地方政治》(《青海社会科学》1期),对有明一代巡按御史的权力与地方政治的状况进行了概括的论述。
王杰瑜、康旭峰《明朝粮长制设立原因探析》(《学术论丛》6期),对明代特有的粮长制度设立的原因分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法律与军事。
吴艳红《明代流刑考》(《历史研究》6期)一文在中国古代刑罚体系发展的背景之下深入考察了明代流刑的实施情况,认为传统流刑在明初就已经废而不用,流刑所承担的司法任务是由五刑以外的口外为民与充军,主要是充军来完成的。
陈宁英《论明朝的〈官刑〉与〈吏律〉》)(《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卷1期)对明代官法的两个方面,即职官基本法和官刑情况进行了论述。
王川《论明代市舶太监牛荣走私案》(《海交史研究》1期)对嘉靖初年市舶太监牛荣走私案的背景和经过进行了考察,指出这是明代市舶太监参与走私贸易的典型事件。
文章认为市舶太监的破坏是市舶制度解体的原因之一。
何勤华《明清案例汇编及其时代特征》(《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3期)一文对明清主要的几部案例汇编进行了论述,对汇编所反映的时代特征进行了总结,并从法律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军事方面,刁书仁、崔文植《明前期中朝东段边界的变化》(《史学集刊》2期)分阶段对中朝边界进行了历史的考察。
文章认为中朝边界北移至西以鸭绿江,东以图们江为界,始于明前期。
谢肇华《评析朝鲜对建州卫女真的第一次用兵》(《中央民族大学学报》4期),对明朝宣德八年朝鲜首次对女真用兵的原因、过程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评论。
二、经济史经济史的研究继续保持旺盛的势头。
其中,商业仍占经济史研究各部分之首,对生产与赋税的关注有所增加。
生产。
农业生产带有区域的特征。
鲁西奇《明清时期汉水流域农业经济的区域差异》(《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一文将汉水流域的农业经济区分为三个区域,即汉水下游的平原垸田农业区、中游以旱作为主的水旱兼作农业区、上游按不同的海拔高度依次形成的河谷盆地水旱兼作区和秦巴山地旱作杂粮区。
文章对各区域的土地资源、种植的作物等作了研究。
吕卓民《明代西北地区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植与地域分布》(《中国农史》1期),则分夏、秋对明代西北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植和地域分布进行了具体的论述。
左鹏、张修桂《明清水患与江汉社会》(《复旦学报》6期),从人与水的互动关系,考察了明朝中期到清朝康熙年间的洪涝灾害在江汉社会生产中的作用。
马雪芹《明清河南桑麻业的兴衰》(《中国农史》3期)对明清时期河南桑、麻的种植情况及兴衰过程进行了具体的论述。
尹玲玲《明代江西鄱阳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2期)、《明代洞庭湖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农史》1期),集中对明代鄱阳湖地区、洞庭湖地区的渔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考察,并从河泊所的设置与裁撤,渔课的数量、比重及变化等方面,分析了明代各时期的渔业经济状况。
石奕龙《明代惠东地区的海洋社会经济生活及其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期),对福建惠东地区军户与民户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在明代前后期的变化进行了论述,并具体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手工业方面,赵翰生《明代起绒织物的生产及外传日本的情况》(《自然科学史研究》2期),详细阐述了明代起绒织物的生产、利用以及起绒织物和起绒技术外传日本的情况。
文章还以福建漳、泉一带“倭缎”一词在日语中的行用,进一步印证了中日两国起绒技术的交流情况。
徐晓望《明代福建的冶铁业》(《福建史志》5期)考察了明代福建冶铁业的规模,并对冶铁业受到官府和地方势力制约这样的传统观点提出了异议,认为明代福建治铁业发展的社会环境是较好的。
樊嘉禄、张秉伦、方晓阳《明代五种加工纸工艺史料研究》(《中国科技史料》21卷1期),对明代文献中记载的造葵笺等四种加工纸工艺史料进行了研究,并对另一条染色纸工艺史料作了简要分析。
户口田赋。
栾成显《明代户丁考释》(《中国史研究》2期)以明代文书档案为主,结合文献记载,对明代户丁的含义作了深入的考察。
文章认为明清时代一个大户之下包含众多经济上独立的子户现象,对于了解当时的人户构成与经济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从明代官方的统计数字来看,明代人口存在明显的“北增南减”现象。
历来学者多将之归结于官方人口统计中的隐瞒和漏报。
陈剩勇《明代人口“北增南减”现象研究》(《史林》3期)一文对此提出了异议。
文章认为官方人口登记过程中的漏洞固然存在,同时,明代中叶前后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因素,如溺杀女婴、男女性比例失调、自然灾害、战争、贫困、瘟疫对人口增长的变化更应该得到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