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使及其始末探究.

遣唐使及其始末探究
摘要：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向中国派出遣唐使，630年第一次第一次派遣唐使，公元894年废止遣唐使制度。

其中，关于遣唐使的目的、次数以及遣唐使终止的原因，众说纷纭。

本文则从遣唐使的概况及始末就行探究。

作为中国古代史隋唐史的读书汇报，选取“遣唐使”这个角度来写，对我而言，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之前可以说基本上并未了解过日本史，下定决心从该话题出发进行探究，很大程度上是听老师讲的“大学生要学会去读一些原先并不会积极投入阅读的专业著作，专业水平才能慢慢提高”，因此从陌生的日本史入手，选择这一方面的书籍，一方面是受同学读日本学者著作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去年刚读的《菊与刀》，出于解读日本思维的自然心理，从遣唐使角度去印证书中讲的二战中的日本民族心理，也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唐朝历史。

总的来说，这一片文章，并不能算是一篇实质意义上的研究性论文，于我而言，则是突破文学初次触碰纯专业的一次尝试。

关于遣唐使，在文章中，我想介绍的是其概况，重点是学术界对于“遣唐使”的三个讨论，一是日本重启国交、派遣唐使的原因，二是日本派遣唐使的原因，三是遣唐使废止的原因。

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是中日两国交往最频繁，也是日本派遣遣唐使的时期，在这延续两百多年的遣唐使中，不同时期，按规模、交通路线的变化，基本上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是舒明天皇时期（公元629——641年）到齐明女皇时期（公元655——661年），约30年的时间其特点是：规模小（最
多两只船），人数少（不超过250人），组织不严密各色人等配备不整齐，一般沿着朝鲜半岛、辽东半岛航行，然后横渡渤海湾口，到山东半岛登陆，在经陆路前往长安。

第二期是天智天皇时期（662——671年）的两次遣唐使,这两次规模和航线与第一期差不多，但其政治意义十分突出，不同于一般遣唐使活动。

因663年，唐、日在朝鲜进行了白江口之战，日本失败，撤回军队，并深恐唐军乘胜进攻本土。

次年唐朝的使者郭务悰、刘德高相继来日，故而665年12月遣唐使大概是为了送刘德高而派遣的。

669年（天智天皇八年）遣唐使也是为了修补白江口之战造成的唐日关系裂痕而派出的。

第三期从文武天皇时期（697——707年）至孝谦女皇时期（749——758年），约五十年间的四次遣唐使，是遣唐使的最盛时期。

第四期从光仁天皇时期（770——780年），到仁明天皇时期（834——850年），约六十年，派出三次遣唐使.这一时期的遣唐使在外观规模组织上不弱于第三期，甚至有所超过，但在精神上已是强弩之末。

关于在这四个时期内，日本派遣唐使的次数，国内史学界意见不一。

吕思勉认为，日本的遣唐使共18次，岑仲勉认为有9次，郭沫若则认为有十四次，范文澜认为不下13次，没有确定的次数，韩国磐则认为19次。

日本史学界意见趋于一致，从公元630至894年，日本曾派出19次遣唐使。

《遣唐使初探》中，刘淑梅从“遣使”的定义出发，提出“关键是派至，也就是遣具有出发、成行的意义，认为有16次。

而我认为，研究遣唐使的
次数，应从其最初的目的出发，即与唐朝的交流学习以及发展关系，不论以何种形式（派遣使者到唐朝或者是迎唐朝来使）中途是否成功，都应当是算入遣唐范围内的。

送唐客使、迎唐客使从出发点来看，如果没有交流以及发展两国关系的目的，也就没有必要了，既然在这一时期“有来有往”从自身立场出发，总有其考虑，所以我对于日本派遣唐使的次数认识应为：第一时期4次，第二时期2次，第三时期9次，第四时期4次。

期间，日本计划派遣20次，三次为送唐使，一次是迎唐使。

还有653年船只遇难，761年因船只损毁未能到达，正式来华达13次。

中途两次因故未能到达唐朝，但付诸实施了，属于客观因素的阻挠，与894年只有计划未曾实施有着本质区别，综合考虑，我认为日本遣唐使的次数为19次。

谈及遣唐使开始的原因，应从圣德太子重启国交的“遣隋使”说起。

关于历史上日本和中国的交往关系，溯源到汉代，当时日本称“倭国”，当时倭国并未形成统一国家，东汉光武年间，倭国向东汉朝贡，东汉封其国君为“汉倭奴国王”，并授予、以金印。

三国时代，倭国一再主动入朝，被纳入汉魏的国家体系。

后来，日本频频向南朝刘宋政权派遣使者，要求册封，旨在获得对朝鲜半岛南部从过去到现在的领有权，没有获得南朝的认可，最终，倭国经过五代国王反复要求，不遂其愿，最终终止了同南朝的交往。

这便是“遣隋使”重启国交的背景。

学术界对于重启国交的原因基本上趋于一致，即为“兼负政治和文化使命”，对于
遣唐使的派遣目的，我的看法是遣唐使包括之前的遣隋使，其派遣的原因可以从地位性、安全性、发展性三个角度进行理解。

第一，隋朝经历了五代十国连续的分裂战乱，在此期间，日本虽然曾经派遣使者向南朝要求册封，但始终没有成功。

总体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日关系基本上处于中断的状态。

随着隋文帝结束分裂，见面礼隋朝，中国作为东亚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和影响逐渐明显而不容忽视，日本于600年派遣隋使，重启国交。

不难理解，隋朝的统一和强大是“遣使”的重要原因，但在这时则是外交性质更加明显。

我认为的外交性质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日本中断外交的时间内自己进行了发展，这一发展使得重启遣隋使的时候，其存在着“两国外交”而非“册封国”的心态了，从山野妹子“日出处天子致日落出处天子”的信函称呼以及白江口兵戎相见中可以看出不同，日本此次是本着“分庭抗礼”的心理开展这次遣使的。

另一方面和南朝交往时对朝鲜半岛的领有权没有实现，如今中国朝代更替，日本怀着这一目的也是可能的。

因此，这是其“外交性”的原因。

第二，随着隋炀帝的发怒以及唐朝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尤其是白江口之战的大败，日本使者认识到了之前对于隋唐实力的低估。

日本国内“大化改新”也到了一定程度需要向唐朝学习。

这时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作为主流的学习唐朝律令文化制度的遣唐使才真正出现。

于是同时，其组成人员逐渐丰富起来，留学生和学问僧在其中扮演者重要角色，《遣唐使严重的世界》这
本书，从文化政治的礼节角度出发，着重描写了中日礼俗节日的比较与溯源，从侧面反映出了遣唐使派遣原因：律制、文化等礼俗的学习。

这是我理解的日本“发展性”目的。

第三，从安全性角度出发，是基于百济和新罗的战争中，日本援助百济，逐渐站在了唐朝的对立面。

第四、五、六次的遣唐使都是围绕战事展开的，包括打探军情信息等等，白江口大战的失败，使得日本局促不安，又意识到差距，遣使修睦两国关系。

关于公元894年日本终止遣唐使的原因论述，我国学术界.多数仅仅在论文或者专著的相关论述中一笔带过。

武安隆教授在其《遣唐使》一书中，综合各家研究和他本人的观点，列出了三个原因:①日本经过两个半世纪与唐的交往，想学的大多学完了，遣唐使完成了其历史任务;②日本国家财政无力支付大量遣使费用;③“安史之乱”后唐朝衰落;(互刀世纪后半叶中国商船兴起，物品、求学者可借此往返日本和中国，遣唐使失去意义。

孙玉巧在《遣唐使制度废止原因试析》中提到了遣唐使团作为官派外交团的根本任务是吸收唐朝以律令制度为中心的体制文化、在上层社会中进行朝贡贸易，它已经出色地完成了。

为了消化已经引入的先进的中华文化因素并建成一种更适合国情的国风文化，日本需要集中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形成和完善自己的制度和文化体系。

最新的《从航海技术论日本废止遣唐使的原因》中从航海技术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

总的来说，大多数学者认为，废止是以上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的是根本原因。

针对唐朝
衰落的原因，因为在三国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时期也曾有派遣使者，因此我认为不足以作为根本的原因。

日本财政拮据的问题一直也都存在，从一开始派遣使者便有这个情况，但是还是持续了200多年的遣唐使，可以看到财政叶并非根本原因。

我们从日本重启国交的主要原因和背景来研究，当时是大化改新到了瓶颈需要向唐朝学习以便继续发展，因此开始了遣唐使的派遣。

从这一源头出发，我们不难看出，日本后期的遣唐使回国之后的待遇以及发展仕途已经降低，不再如当初那般受欢迎，日本国民作为“遣唐使”已没有了动力，这一现象反映出，日本的律制文化学习一达到了一定阶段，也正是需要自我消化的发展的时候了。

安史之乱、唐朝的衰落则是给了终止遣唐使一个直接催化。

关于遣唐使的探究，暂时先写到这里，由于知识的局限性，在谈及一个事件时会有一些困难，作为一次对陌生领域的尝试，那种零基础的空白感与以往自然是不同的，即便写了这篇文章，对遣唐使这一段的史实还是有很多模糊，还需要继续看下去。

参考文献：《遣唐使眼中的中国》古濑奈津子（日）著
《遣唐使和学问僧》韩昇著
《从航海技术论日本废止遣唐使的原因》周建高
《遣唐使》武安隆著
《遣唐使制度原因废止试析》孙玉巧
《第七次遣唐使始末探究》
《隋唐史初探》刘淑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