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周代“射礼”：天子控制诸侯的手段，道德礼仪的演出
中国自古便是“礼仪之邦”，“礼”是国家的命运所在，是确定亲疏、辨别是非的标准，是中国的核心思想，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标志，贯穿人的一生。
而以射箭比赛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射礼是西周礼典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射礼是在原始民风、民俗的影响下而逐渐形成的特殊体育文化现象。
原始社会的弓箭是狩猎和维护自身安全的重要工具，它改善了人类的生存坏境，在人类的心中激起了如果想生活得平静和幸福，就要成为神射手的内心倾向，形成了一种人人都想成为神射手的社会风气。
原始社会的狩猎活动是为了生存，进入农耕社会后，人的生存要求不再依赖狩猎，“射”的功能逐渐转化为贵族的嗜好、训练兵力与检阅军队之法，并在周朝被定为国家礼仪上的大事，进入天子、诸侯及贵族的政治生活，成为天子笼络诸侯、维护权力的手段。
射礼的方式
”射礼“有一套伦理化和人性化的规则，称为“三番射”。
”三番“就是射三次的意思。
第一番是礼貌性试射，规则为“唱获不释获”，即报射中者而不计分，强调“与射者”之间的尊敬与谦让；第二番是配对比射，规则为“不贯不释”，即不贯穿靶正中不计数。
但是国君的箭如果射得有点偏差或失误，都可以计数。
这个环节着重灌输竞争、合作与包容的团队合聚力和对上级敬重的等级观念；第三番
射是陶冶情操的礼乐之射，规则为“不鼓不释”，即不合音乐节奏不计数，之后还有国君“众无不醉”的命令和权贵们“敢不醉”的应答，以及“射唯欲、无筭爵、无筭乐”等环节，也说是自由比试、不计次数地酬酒、不计遍数地奏乐等，着重从情感和精神上对权贵群体予以笼络和安抚，以强化国君向心力。
如果从体育的角度分析，射礼是早期的一种大型体育盛会，与现在的体育运动会有着众多的相似之处。
射礼赛前要做好人员的通知，射具、乐器、行酒礼器的配备，席位的设置工作；比赛中有裁判和比赛规则，有比赛内容；赛后有庆典，是一套制定缜密、严格有序的射箭比赛和盛会，有着明显等级差别，以及时刻提醒人们要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内涵。
射箭之前，不管是公卿，还是诸侯，都需要换上相应的服装。
大家都要脱去左臂的外衣袖，右手拇指套上决，左臂套上遂，拿起弓，用右手拇指钩住，这套程序叫“袒、决、遂、执弓”。
公、卿、大夫都必须遵守这套程序，只有天子可以例外。
这些渗透在射礼活动中的细小的差异，使被统治的人们在一步一个台阶的逐步的舒缓的降级之后，在改一种称谓、减一道礼仪，换一种服饰等看起来并无多大利害的区别之后，不知不觉地坠入被统治的深渊。
控制诸侯之法
“射”是周天子操作权力的工具，既是天子与诸侯交流的技术，也是天子对诸侯的控制技术，更是一种操纵权力的技术。
天子凡举行盛大祭祀之前，都要在射宫举行大射礼，以射术的优劣来选定诸侯贡士中可以参加祭祀的人选。
西周金文中常载有周王和诸侯举行射礼之事，在射礼中诸侯“弥不奸”（始终很忠诚），而得到周王的赏赐，可见举行射礼的主要目的是考察诸侯国是否忠顺。
西周实行分封制，在周王领地以外，还有相对独立的邦和诸侯国。
诸侯国君要定期朝见周王，向王室交纳军赋和贡税，朝觐时还要贡献特定的礼物。
周天子则举行射礼考核其技艺及是否忠于王室，根据其在射礼中的表现来决定是增加还是削减其封地与爵位。
《礼记·射义》说：:“故天子之大射，谓之'射侯’，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
射中者得与于祭，不中者不得与于祭。
“通过不费一兵一卒
的”射礼“控制诸侯，既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又能维护中央集权，强化统治。
”射“这种原先与生产劳动相联系的实用性技术，在周王的运作下，成为天子控制诸侯的政治手段，是周王为诸侯布下的一张无形的权力之网。
诸侯不得不置身其中，在周王其制定的游戏规则中比赛，否则即被淘汰出局。
根据周朝铭文记载，周王在射礼之后曾将弓矢和其他兵器赐给诸侯，寓有奖励军功或授予兵权的意思。
周王希望这些见证诸侯征伐的功绩和天子赏赐的弓矢，会被诸侯永久的保存起来，使诸侯持续过去的忠诚，保持这种忠诚的坚固性，对其他诸侯进行引导，形成天下诸侯永远尊周王的政治态势。
道德礼仪的演出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诸侯僭礼的事情不断发生。
诸侯之间战争频仍，纷争四起，社会生活一片混乱。
儒家知识分子认为混乱的根源是礼制的破坏和道德的衰落，他们大声疾呼，呼吁回归西周礼制秩序，提倡德治，并对过去的礼制礼仪进行整理和融入自己的思想观念。
“射礼”便是将不同的物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相联系，通过物与物的关系间接地表征人与人的关系。
换言之，射礼将物作为区分符号，以物的关系反映社会关系、以物的秩序生产社会秩序和建构社会身份。
古代之“礼”不仅包括简单的礼仪规范、道德约束等，还包括非常重要的典章制度。
它是一个国家政府在一定时期内用来强制性约束民众行为规范，使社会秩序有效运行的基本准则。
射礼典章制度是政治功能的突出表现，是射礼的核心部分，亦是统治者治国安邦的重要手段。
射礼繁缚复杂，等级森严，充满了儒家的“仁”、“礼”思想，由竞技比赛演变为道德修养的竞赛，成为儒家所追寻的周文化的道德外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射礼比赛更像是道德礼仪的演出，道德居于首位，射技被放在了第二位。
经过儒家整理和诠释的射礼礼仪蕴含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森严的制度。
《射义》说：“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
乡饮酒礼。
所以明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
”只有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行其分，各人按照自己必须遵循的道德礼仪去做，才能射中靶心。
射礼在组织形式上强调亲亲尊尊、上下有别的等级秩序。
竞赛中就连奏乐也有着等级上的严格规定。
国君以《驺虞》为伴奏而射，诸侯以《狸首》为伴奏而射，卿大夫以《采蘋》为伴奏而射，士以《采蘩》为伴奏而射。
这就刻意强化了等级和伦理秩序，通过灌输亲尊有分、贵贱有序的等级思想来对精英阶层实施权力控制，以此达到巩固政权阶级而一统天下的目的。
射礼文化的转型
春秋时期，随着诸侯国的纷纷崛起和周王朝的权威弱化，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被打乱，新的统治者需要打破原有的社会秩序，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
当社会动荡带来礼之变迁的同时，射礼文化发生了变化，不再是西周射礼那些繁缛的等级程序，也不再是《周礼》中强制性的条例，而是一种更符合时代要求的“注重德行”的射礼文化。
射礼已不只是比试射箭的技艺，更重要的是从比赛开始就强调道德的标准。
不管你是将军、大夫亦或是嫡子、庶子，只要你做了违反道德的事，就不能参加射箭，从而将礼仪道德规范落实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使礼有了普遍适用性原则。
春秋时期，西周的射礼逐渐被更强调道德建设的射礼活动取代。
春秋射礼通过内外兼修的形式使人们相信：对内要求心灵端正，对外要求身体正直，从而凸显出射礼中的道德教育，无形之中为社会群体定制了统一的标准。
这种把德灌入到礼中，又使人们必须符合礼义的治理方法，是先秦射礼的突出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的射礼，不再注重它的等级内涵，开始向着娱乐休闲的方向发展。
人们用壶代替了箭靶，将射改为投掷，出现了逐步取代“射礼”的“投壶”运动。
投壶简化了射礼的繁文缛节，扩充了参与的人群，使其走向了娱乐化发展道路，最终成为先秦文人雅士生活的一部分。
投壶与射礼的本质一样，只不过化射礼的复杂为一种更加简单的礼仪活动。
投壶也有专人司仪，根据投中与否及插入壶内的状态来决出胜负，输者要罚酒，也具有社会性的目的。
所谓“ 夫投壶者，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
不使之偏波流散，所以为正也。
中正，道之根底也”。
投壶是用一个广口大腹、颈部细长、内装一些豆子的壶为侯, 在一定距离处用 4 支特制的矢一一向壶中投掷，根据投中与否及插入壶内的状态来决出胜负。
这种竞赛活动一直延续了整个封建社会全过程，
最后形成了 140 种投壶之法。
射礼的政治智慧
“射礼”是一种教育和教化手段，其目的调和人的性情，让人能节制自我的欲望，最终达成“上下和睦“的治理目的。
射礼的最终目的是治国安邦，也就是通过”射而习礼乐“，达到不治而治的目的。
射礼不是以射技作为标准，而是以道德为标准来决定射的取舍，是对人道德修养的一次大检查，对参加射礼的人的道德品质提出更高的要求。
周代的射礼，将“德”融入竞赛文化，推行德政与德行的治国纲领，履行了承载国家治理的政治使命与社会责任，它是对政治精英实施管理的独特竞赛文化，体现了以竞赛的形式来对人施行规训和管理的独特政治智慧。
射礼的道德教化作用，在封建社会因不同的目的，被各个朝代的
统治者不断重新利用。
虽然它的形式上可以发生变化，可以以投壶代替射箭，这不过是后世统治者在射术训练上的荒疏，而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礼“的态度变得随意和不重视。
纵观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射礼从未消亡。
虽然在一些时期似乎统治者不重视，但每过一定的阶段，总会有人重新重视起来。
也许，历史的车轮就是在这种不断重复中向前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