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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演变湖南省委直属机关党校伍湘［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居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中国的收入分配政策演变大致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9年，这个时期制度演变的趋势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生活资料占有的平均化；二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31年，这个时期制度演变的趋势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多样化和生活资料占有的差距扩大。
［关键词］收入分配政策演变收入差距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居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连年战争留下的满目疮痍，党和国家带领人民迅速恢复生产，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善了居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广大居民安居乐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收入的大幅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连续跨越几个台阶，从基本消除贫困，到解决温饱，再到实现总体小康，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迈进。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政策大致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9年，这个时期制度演变的趋势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生活资料占有的平均化；二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31年，这个时期制度演变的趋势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多样化和生活资料占有的差距扩大。
一、改革开放前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演进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及完成“没收官僚资本”和“土地改革”后，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基础上，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低工资、多就业”和“劳动致富”的收入分配政策。
1953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我国开始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过渡。
到1956年底，我国就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城市，建立了以国营经济、集体经济为主体包括少量个体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绝大多数就业居民变成了国家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或集体企业职工，其收入完全被纳入国家统一规定的工资体系和级别中。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持续高速增长，但差距逐渐拉大。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字，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3.3：1 。
20多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由迅速缩小到逐渐扩大,由逐渐扩大到逐渐缩小,再由逐渐缩小到加速扩大的发展过程。
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2.57:1(以农村居民收入为1),1985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1.8:1 , 1994年达到顶峰,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86:1,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水平。
1997年达到新的谷底,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47:1,小于改革开放前的水平。
1997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加速扩大,2001年突破历史最高点,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2.90:1,2002年继续扩大到3.11:1,2003年扩大到3.24:1，呈持续扩大态势。
根据曾国安的五等分统计法来看，最贫困的20％的人口占有全部收入的5.5％（而同期美国为4.27％），最低的40％的人口收入比重为15.4％，最高的10％的人口收入比重为30.9％，最高的20％的人口收入比重为47.5％（而同期美国为44.6％），10万亿元存款中20％的富人占有80％的份额。
基尼系数1995年为0.455（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平均水平，0.3～0.4之间为中等不平均状态，0.4以上则为差距悬殊状态）。
和其他国家相应阶段相比，我国的贫富差距太大（主要是城乡差距过大），而且产生了所谓“富的更富，穷的更穷”的马汰效应。
（基尼系数——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
）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在最近完成的调查报告中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一个先上升后扩大的过程。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个人收入概念计算，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三倍。
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收入分配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本世纪头10年，我国经济迅速增长，先富群体快速扩大，社会各群体收入有了较大幅度增长，为先富帮后富、走共同富裕道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须理清头绪、妥善应对。
一、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地区间差距扩大、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等，贫富分化加剧。
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1：2.2，1995年为1：2.71，2001年扩大到1：2.9；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90年代中期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
(二)财产的集中度越来越强，居民家庭财产的差别越来越大。
据调查统计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
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
与此同时，城市居民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比例目前约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户均拥有的金融资产只有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1.3%。
(三)制约机制缺失，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不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按照对生产的贡献在各类生产要素之间进行收入分配，就必然会造成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政府主要通过向富人征税并向穷人进行转移支付的方式来调节收入差距，然而，我国的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限制了其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发挥。
二、造成收入分配问题出现的原因。
(一)多种因素驱使着中国的收入差距不断上升。
中国当前贫富分化，收入分配悬殊，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其中，既有体制的因素，也有政策的因素；既有市场竞争的因素，也有行政垄断的因素；既有历史积累的因素，也有当前阶段的因素。
虽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确立了一套市场经济的社会分层机制，社会结构正日趋合理和平等开放，但是，种种因结构转型而形成的不合理、不平等的制度和结构因素仍然对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有重要影响。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在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
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结构的演变，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演变对收入分配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居民收入普遍增加；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使居民收入差距全面拉开并逐渐扩大；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所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带来了居民收入来源和收入分配方式的多样化。
关键词：所有制结构的演变，收入分配，影响一、现阶段我国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居民收入普遍增加改革开放前由于在所有制问题认识上的误区造成了我国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如1975年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是：在工业总产值中，国家所有制占81.1%，集体所有制占18.9%；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所有制占56.8%，集体所有制占43%，个体所有制占0.2%。
这种畸形的所有制结构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我国自1978年以来展开的对畸形的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成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举措。
20多年的改革实践已经证明，随着“一主多元”所有制结构的逐渐形成，我国各个地区、行业的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全社会居民收入得到普遍增加。
相关资料表明，自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不仅是大幅度的，而且是与现阶段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革相适应的，其增长也是分阶段的。
第一阶段：1978―1984年，即快速增长阶段。
由于在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这一阶段农村居民纯收入年均增长18.2%，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最高水平，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3.7%。
第二阶段：1985～1997年，即曲折中的缓慢增长阶段。
由于反复曲折，这一阶段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 6.5%，低于同期经济增长率3.2%，也是现阶段我国居民收入增长最慢的时期。
李嘉图收入分配理论的现代价值研究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打破了高度集中的单一分配制度，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然而，由于存在一系列制度壁垒，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迅速扩大，居民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通过对李嘉图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以期对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李嘉图；收入分配理论；现代价值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6-0022-02一、李嘉图收入分配理论的总体回顾（一）李嘉图收入分配理论产生的背景分析1.社会背景。
李嘉图处于阶级矛盾发生激烈冲突的英国产业革命高潮期。
这一时期存在两大主要冲突：一是经济力量日益壮大但政治权利处于弱势地位的资产阶级与政治上仍处于优势地位的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二是资产阶级与经济上与政治上遭受双重压迫的无产阶级的矛盾。
两大阶级矛盾反映在政治利益上的诉求则表现为《谷物法》与《济贫法》的存废争议。
2.理论基础。
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以及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和地租理论，对于李嘉图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
首先，李嘉图对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的批判与完善，形成了自己的劳动价值论。
其次，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是建立在马尔萨斯两个基本观点的基础之上的，即人口只能维持在最低生活水平，及土地生产力递减规律。
（二）李嘉图收入分配理论的主要内容李嘉图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是研究土地产品在社会三大阶级之间分的配法则。
因此，总的来说，李嘉图的收入分配理论可分为三个部分：地租理论、工资理论和利润理论。
1.地租理论。
李嘉图首先提出了地租的性质和定义，认为“地租是为使用土地原有和不可摧毁的土壤生产力而付给地租的部分产品”；并且由于不同原因，表现为两种形式：级差地租的第一形态和级差地租的第二形态。
在上述基础上，李嘉图考察了地租涨落的规律。
他指出，谷物价格上涨并不是由于支付了地租，然而支付地租却是因为谷物价格昂贵，因此，地租的上涨是资本积累和人口增加的结果。
中国历年国民总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情况大致可把6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分为五个时期：①1949-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顺利恢复和发展；②1957-1966年：开始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国民经济曲折前进；③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但仍取得进展；④1977-1992年：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民经济稳步、迅速而健康发展；⑤1993年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国民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经济总量即将跃居世界第二位。
1949-1952年，是三年经济恢复时期。
1949年比过去最好年份，工业总产值下降50%，农业总产值下降20%，原煤下降48%，原油下降62%，钢下降83%，电力下降28%，棉布下降32%，粮食下降24.5%，棉花下降48%。
1949年农业总产值为326亿元，1952 年达到461亿元，高于解放前最高年份的1936年（408亿元）；1949年工业总产值为140亿元，1952年达到349亿元，超过了解放前最高年份的1936年（281亿元）。
1952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为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解放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在三年中年平均增长率为21.1%。
1952年现代工业在中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仅为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
1952年中国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而且也落后于印度，如钢产量中国为2.37公斤，印度为4公斤（为1950年数字，下同），美国为538.3公斤；发电量中国为2.76度，印度为10.9度，美国为2949度。
因此，为了改变中国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状况，第一个五年计划极重要的基本任务之一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
与此相适应，在投资方面也突出了重工业。
计划规定，五年中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是427.4亿元，其中工业投资为248.5亿元，占58.2%，在工业投资中重工业又占88.8%。
中国1985至2001年的收入分配Ximing Wu and Jeffrey M. Perloff*摘要：我们通过利用公开可得的区间汇总统计数据，采用一种新方法来估计中国的收入分配。
我们检验了从1985年到2001年农村、城市和全部的收入分配。
我们直接显示了分配如何改变，同时检验不平衡的趋势。
通过使用总体非平衡的跨期分解方法，我们认为农村和城市部门不平衡性的增加，以及不断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是过去二十年总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尽管如此，城乡差距在近年来愈演愈烈。
我们同时显示，城市消费的不平衡性也应重视。
一、前言根据分组的汇总性统计数据，并采用新方法估算收入分配，我们展示由于城乡地区增长不平衡以及日益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中国从1985年到2001年收入不平衡性持续上升。
我们发现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5倍的经济增长和4倍的人均收入增长—格外的偏好城市地区和富裕地区。
我们同样显示，农村和城市收入分配沿着不同的路径演化，而这种差别显著影响不平衡性的总体水平。
虽然一些文章已经指出在过去二十年中国收入不平衡性快速扩大，但由于缺乏持续可靠的跨期收入分配数据，它们都没有精确指出这种不平衡性有多大。
中国政府只提供随机几个年份的基尼系数，采用不明确的数据来源、收入定义和方法，因此它的不平衡性计算不能随时间直接比较（Bramall，2001）。
而且基尼系数只是反映了潜在收入分配的某些方面，大量的信息被丢弃。
因为具有同样基尼系数值的两条洛伦兹曲线可能具有不同的形状，所以对比基尼系数（或其它汇总统计）的福利影响可能是模糊的。
因此，我们不仅仅对整个收入分配进行可靠估算，而且报告了几个汇总统计指标。
这篇文章有4个贡献。
首先，当只能获得区间的而非整个分配过程的汇总统计数据，我们使用Wu和Perloff的新方法（即将出版）估算弹性收入分配函数。
基于中国年度的全国住户调查，采用收入汇总统计数据，我们估算农村、城市以及全国围1985-2001年每年的收* 2004年3月12日收稿，2005年2月10日同意发表。
作者分别为Texas A&M大学，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感谢Peter Lanjouw, Shaohua Chen和James Galbraith特别有益的评论，以及感谢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住户调查主任YoujuanWang，为我们解释了中国城市调查的许多特点。
Ximing Wu还要感谢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类研究委员会的资金支持。
入分配。
基于这些估算的收入分配数据，应用单一相容的数据来源、方法和定义集，我们最先提供了中国跨期可比较的收入不平衡性序列。
其次，我们展示了农村、城市以及全国收入分配如何在不同时期的演化，而非仅仅展示一个任意选取的汇总统计如何变化，比如基尼系数。
我们展示了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分配沿着不同的路径演化。
我们采用两条分配曲线交叠的简单新方法，交叠部分都属于两个密度函数的区域。
第三，我们分解了中国城乡部门总体的不平衡性，探究随着时间收入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化的分配效应。
我们说明在农村和城市部不断增加的不平衡性、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城乡人口流动是总体不平衡性的原因。
我们说明，不断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我们的样本期，城市化对城乡部不平衡和城乡部门之间不平衡影响显著，但是这些影响是相互抵消的。
第四，我们检验了城市地区消费的不平衡性。
消费不平衡性是经济福利的一个可选指标。
我们发现消费的不平衡性在中国同样急剧上升。
第二部分讨论中国总体不平衡性增加的可能原因。
第三部分描述可获得的数据。
第四部分使用分组数据，介绍估算最大熵密度的方法。
第五部分估算中国1985-2001年的收入分配和不平衡性。
第六部分介绍总体不平衡性与城乡不平衡性的关系。
第七部分介绍城市地区消费不平衡性测量。
最后一部分总结研究、得出结论。
二、不平衡性增长的原因已有文献（Khan & Riskin，1998；Gustafsson& Li，2001；Yang，1999；Li，2000；Meng，2003）认为收入不平衡在中国最近年份显著增加。
Khan and Riskin (1998) 和Li (2000)同样提供证据说明中国城乡收入存在差异和不同增长率。
我们将提供证据说明中国整体不平衡的扩大是由于部不平衡的加大，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部的不平衡，以及这两者之间的不平衡，这些不平衡是由城乡部门之间平均收入水平差异引起的。
库兹涅茨曲线假设和结构理论对比了将来不平衡的影响，而我们的解释是这两种流行解释的一般化。
Kuznets (1953)强调了不同时期城乡之间不平衡在解释总体不平衡性演变的问题。
他假设如果城乡之间不平衡大于每个部门部不平衡性，那么最初总体不平衡将随着人们从低收入（农村）部门移向高收入（城市）部门加大。
接着，当大部分人口稳定于高收入的城市部门，不平衡性将下降。
这种在不平衡与收入水平之间转化的倒U型关系被称为库兹涅茨曲线。
如果这种假设是正确的，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平衡性增加可能是一个过程，同时不平衡性将在城市化进程结束时减少。
Chang (2002)认为“……这个问题的治疗方法是在短期加速城市化进程，在长期促进城市部门增长。
但是，这种政策在短期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可计算的收入差距。
”尽管如此，中国城市部门不可能够吸收大量剩余的农村劳动力[根据Chang (2002)达1.5亿]，所以中国可能将在一个长期维持收入不平衡。
基于同样前提的相似解释，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是总体不平衡性增加的动力，但由于长期人口结构和制度结构导致科兹涅茨所描述的调整不会在中国发生。
根据这种解释，中国人口分属于农村和城市两个独立的经济体。
某种程度上，来自农村地区的迁徙者可能在城市里找到工作，但中国严格的户籍制度常常阻止他们获得城市居民地位（同时获得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社会福利、津贴和较高工资）。
比如Yang (1999)利用1986年、1992年和1994年静态的外部分析，认为城乡收入差异是引起中国总体不平衡增加的主要原因1。
他认为城市偏向的政策和制度是长期城乡分割和近年来不平衡拉大的原因。
如果迁徙障碍不变，不平衡性在未来不可能减少。
这两个假设都强调了城乡差距是不断拉大的总体不平衡性的首要原因。
这个因素当然部分解释了不断增加的不平衡性，但总体情况远为复杂。
我们将展示证据说明，过去20年城乡之间和部的不平衡性实际上增加了总体不平衡性。
而且我们认为如果把城市化考虑进来，城乡之间和部的不平衡性同等重要的影响了总体不平衡性（对比静态分析的传统结论，它认为城乡之间不平衡性是主要原因的）。
三、数据我们依靠大量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住户调查样本。
中国国家统计局（NSB-正式为SSB）（实际应为NBS—译者注）每年在农村和城市地区开展大规模住户调查，该调查覆盖了30个省份，包括30000-40000个城市家庭和60000-70000个农村家庭。
国家统计局采用分为两层的样本框，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人口随机样本。
每个家庭样本连续三年参与调查，记录收入和支出的记录。
由于我们不能获取国家统计局所有地区和所有年份每个样本调查数据，我们只能采取公开可获得的汇总统计来估算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分配。
不幸的是，国家统计局并没有提供整个样本的汇总统计，而只是提供了各种收入区间。
这种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区间汇总统计公布于《中国统计年鉴》（以下简称年鉴）。
年鉴将家庭收入定义为年度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我们1因为Yang的分析局限在两个省份和一个短期，他的结果与我们的结果不能直接比较。
的样本覆盖1985-2001年，这个时期的年鉴提供了一致数据。
年鉴有区别的汇总农村和城市地区收入分配。
农村收入分配被划分为固定几个区间，收入区间上下限及其家庭分配都是明确的，它是总体分配的平均收入。
年鉴1985-1994年间报告12个收入区间，而1996年是11个，1995年、1997-2001年是20个。
而对城市地区来说，年鉴只报告了第0-5，第5-10，第10-20，第20-40，第40-60，第60-80，第80-90和第90-100等收入分配百分位点的条件均值，但没有收入区间的上下限。
我们利用公开可获得的分组数据估算潜在的收入分配，并根据估算的收入分配进行不平衡推测。
农村和城市收入都根据年鉴的相关消费价格指数（CPI）消除通货膨胀影响。
四、分组数据的最大熵密度估算很多先前研究（比如Gastwirth&Glauberman，1976；Kakwani & Podder，1976；Chen，Ravallion，&Datt，1991）采用了分组数据估算不平衡性和贫困。
这些文章集中估算洛伦兹曲线和相关的不平衡指数。
相比之下，我们采用由Wu 和 Perloff（即将发表）发展了的传统最大熵密度方法，通过分组数据估算一般收入密度函数。
在此情况下我们推测洛伦兹曲线和各种福利指数，并能够检验整个收入分配及其随时间变化的形状。
最大熵密度(Jaynes，1957)原理是根据部分信息给概率分布赋值的一般方法。
这种方法表述为，人们应该选择与给定约束一致的概率分布，并最大化Shannon的熵。
传统上这种最大熵密度来自最大化的Shannon信息熵。
整个分布围服从于已知的K矩条件我们能够利用拉格拉日方法解决最优化问题，从而得出唯一的总体最大熵值(Zellner & Highfield，1988；Wu，2003)。
这种方法的形式是这里λi是第i个力矩约束的拉格朗日乘数。
这种最大化熵的方法等价于似然方程被定义为一致有效指数分布的最大似然法。
从Golan，Judge和Miller(1996)的文章可明白这两种方法是对偶的。
所有有名的分布都能描述为服从于简单矩约束的最大熵密度，我们下面将统称为特征矩。
这些特征距足以统计指数化家庭，而整个分布可以汇总为特征距。
当只公布分组汇总统计，我们可以通过联合分组信息作为部分距估算最大熵密度。
假设一个确定的分布，我们只知道分组的M 个区间汇总统计，并知道区间围[ l 0，l 1，…l M ]和每个区间的J 条件距其中v m ，1是第m 个区间的比重，并且1v M 1m m,1=∑=。
定义分布p(x)的第m 个区间的第j 个部分距为假如潜在的密度函数为，我们利用部分距条件2计算p(x)。
将p(x)代进部分距条件，我们获得一个M ×J 方程组，每个方程构成矩阵matrix(1)的一个条目，我们能够通过迭代更新解决拉格朗日乘数问题其中。
J 矩阵（M ×J ）与M 子矩阵G （m ）（J ×J ）一致被置于另一个的顶部。
如下当区间围不知道，估计过程就越复杂，因为我们不知道条件均值该在哪个围被估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