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来看，改革的脉络呈现出由浅入深的阶段性推进特征。
本文通过透视国有企业改革进程，揭示推动每一阶段改革的基本因素和根本动力，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推动模式进行全面梳理与总结，以便我们能够在今后的国有企业改革中把握规律，掌握主动，尽快实现国有企业改革乃至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一、1978~1992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初步探索从1978年到1992年，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初步探索阶段，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1．国有企业改革起步于放权让利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中明确指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大胆下放，让地方和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国有企业改革开始于对国有企业进行扩权让利的改革试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二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并且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着眼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
1979年7月，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文件。
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企业有了一定的生产自主权，开始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都有所提高，并打开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缺口。
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约束机制难以规范，出现了企业为扩大自销比例而压低计划指标、不完成调拨任务和财政上缴任务等问题，结果是形成了“内部人”控制，出现了“工资侵蚀利润”和行为短期化问题。
实践效果与改革预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背离。
在这种情况下，1982年中央推广实行工业经济责任制，旨在解决放权让利中暴露的问题，处理好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解决大锅饭问题，在硬化企业预算约束，强化企业内部管理等方面收到了成效，尤其是国家财政赤字大幅减少。
但是由于企业外部环境不平等，企业内部条件也千差万别，该政策很难找到可操作化的指标来规范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企业激励不足问题十分严重。
1983~1984年先后又两次推出利改税，但结果都很不理想。
2．国有企业改革先后出现了多种形式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改革主要是为了实行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
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实行厂长（经理）责任制，并在大多数国有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对一些小型国有企业实行租赁经营，并在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中开始了股份制改造和企业集团化的改革试点。
到1987年底，全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普遍实行了承包制，同年，中共十三大报告肯定了股份制是企业财产的一种组织形式，试点可以继续实行，到1988年底，全国共有3800家股份制企业，其中800家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60家发行了股票，其余3000家原是集体企业。
1988年2月国务院更加明确了企业承包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地位，规定了“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歉收自补”的承包原则。
同时，全国人大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从而将扩权试点以来取得的改革成果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
虽然承包制在当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承包制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1991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强调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1992年后国务院就不再鼓励企业搞承包。
1992年7月国务院公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
该条例根据两权分离的思路明确了企业经营权、企业自负盈亏责任、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企业和政府的法律责任等问题。
但是很快人们就发现，仅靠企业内部转换机制，难以达到改革的预期目标。
3．国有企业改革与价格体制改革等宏观经济改革同步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是与价格体制、投融资体制等宏观经济改革同步进行的。
在价格体制上，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对价格体制提出了挑战。
1984年以后开始了对价格体制的改革，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放开价格为主。
1987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国家现行的3种价格形式，即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并规定企业在价格管理方面享有的权利，主要是赋予企业对一部分价格的定价权。
在流通体制上，1978年中国以计划管理的商品将近400种到1990年底已经逐渐减少为9种。
同时，改变原来生产资料不能成为商品的现状，将近850种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计划调拨的方式转变为市场调控，生产资料正式成为商品。
由于生产资料成为商品，以它的有效和方便的运转支持和支撑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进行。
在投融资体制上，中央进行了“拨改贷”改革、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局。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建设项目投融资体制从拨款改为贷款，国家不再给新建企业投入资本金。
在监管体制上，1988年4月，为了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管理，理顺国家与企业的财产关系，国务院直属的国有资产管理局成立，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权、监督管理权、投资和收益权、处置权。
此外，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发行股票的企业增多，对股票交易的需求压力相应增大。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1986年）和深圳（1987年）先后建立了股票柜台交易市场。
其后，两地先后于1990年和1991年成立了规范的证券交易所，主要在于缓解已经发行在外，且具有相当规模的股票交易需求的压力。
据中国证监会的统计，从1987年至1990年末，我国共向社会发行了可流通股47亿股，筹集资金47亿元。
资本市场的建立不仅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融资渠道，还为将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奠定了基础。
4．改革的推动力量这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在不断地探索中前进，具有十分鲜明的试错特征，改革的推动模式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1）国有企业改革是解决我国经济短缺问题的客观需要。
改革之初，长时间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路线使我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与国家对它的投资不相称，使国家财力吃紧，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资料长期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为了摆脱这种局面，中央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作为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制结构与国有国有企业改革成为解决当时短缺问题的必然选择。
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和两权分离目的就是为了增强企业活力，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缓解紧张的产品短缺问题。
此外，迫于“文化大革命”之后，国营和集体企业职位有限，无法安置上千万的回城青年的工作，各级政府不得不鼓励自谋职业，并大批发放个体营业证。
个体经济就这样在政府默许下发展壮大起来，并最终成为一种合法的所有制成分。
资金、技术和经验的严重匮乏要求国家必须坚定地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吸引国外投资，引进改革所急需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正是在这种旨在缓解短缺问题的政策推动下，三资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了初步发展，为90年代外资的大规模涌入奠定了基础。
（2）中央指导、理论研究和地方企业实践相结合，自下而上占主导，经济短缺的现实迫切要求改革国有企业以提高产量和效益，改革所有制结构，发展个体经济、外资经济。
改革的具体实践过程，却是中央指导、理论研究和地方实践共同作用下推动的。
在探索的初期，这种共同作用表现为以地方实践为主，自下而上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对国有国有企业改革，中央政策主要是采取“试点”的大原则，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和企业相关理论，先后推出了多种政策。
从放权让利到两权分离的承包责任制和转换经营机制，经历的都是“政策—实践—政策改进”的过程。
被实践证明不好的政策，用新政策加以取代，如用两权分离取代放权让利；被实践证明有效或尚未证明的政策继续加以推进，如股份制试点、“拨改贷”等。
与国有企业改革密不可分的是非公经济的改革，个体和私营企业在中央的默许和“看一看”的宽容政策支持下，通过自我发展与实践，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地方的成功实践获得了中央的认可，进而推动了所有制结构的巨大变革，个体和私营经济成为所有制结构的一部分。
外资经济在政策的鼓励下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3）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逐步调整改革的方向这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没有明确的方向和路线指引，除了有一点改革之前的一些教训外，也没有可以借鉴的发展经验，走的是一条完全陌生的道路。
通过不断的试探性改革措施，寻求改革的正确方向和路径，也就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逐步调整改革的方向。
为了调动国有企业的积极性，推出了放权让利，但是“内部人控制”等问题的出现，使改革调整为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于是又调整为转换经营机制。
二、1993~2003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创新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使改革陷入发展的僵局。
同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对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巨大冲击。
触及计划体制本身的改革势在必行，国有企业改革由此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1．逐步明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明确，使国有企业改革从政策调整阶段进入了制度创新阶段。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实践的重大突破，具有划时代得意义，为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
2．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与国有经济布局调整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
这种改组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择优扶强、优胜劣汰”。
截至1997年底，在抓大方面，国家集中抓的1000家重点企业，确定了分类指导的方案。
在放小方面，各地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不搞一刀切，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多种形式，把小企业直接推向市场，使一大批小企业机制得到转换，效益得到提高。
山东诸城、四川宜宾、黑龙江宾县、山西朔州、广东顺德、河南桐柏、江苏南通、福建宁德等许多地区在探索搞活小企业方面先行一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此外，一大批新型的民营企业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参与国有企业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