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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高考议论文的四种结构模式一、解说合理的论证结构，是指要把握住全文的总体设计。
要认真分析和研究观点与材料的关系、材料与材料之间的关系，并根据它们来决定写作的先后顺序，即文章的结构准确把握论证结构，有利于我们写作水平和阅读水平的提高。
二、议论文的常见论证结构类型1.并列式2.对照式3.启感式4.递进式（一）并列式先提出总论点，然后并列地从几个方面分别对总论点加以论述，即论述部分是由并列的几个分论点的论述组成的。
并列式的几个分论点常常放在每段开头，以显示层次。
运用这种结构形式的关键，是对一个总论点能够从不同的侧面来加以认识，并能够并列地排出几个能说明总论点的分论点来。
例1.题目：《谈意气》中心论点：人要有意气，有自己的意志和气概，要意气风发分论点：（从意气的作用角度设置）1.人有意气，才能有豁达的胸襟（情感）2.人有意气，才能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行动）3.人有意气，才能摧不垮，意志不衰（意志）例2.题目：社会是一本书，人是一本书，自然是一本书，父母同学都是一本书。
”读”是了解，是探索，是超越，从读书中能够思索、感悟和品味，以《品读人生》为题写篇作文。
中心论点：只要你细细品读，这杯“白开水”会变成一杯香醇的美酒，令人回味无穷。
分论点：（从读的方法角度设置）1.品读人生，要先学会品读他人（汲取营养）2.品读人生，要学会品读失败和痛苦（获取教训）3.品读人生，要学会品读成功与喜悦（学会珍惜）例3.材料：有人曾问三个砌砖工人：“你们在做什么？”第一个工人说：“砌砖。
”第二个工人说：“我正在赚钱。
”第三个工人说：“我正在建造世界上最富有特色的房子。
”请就以上材料用并列式结构写一篇议论文。
第一个把砌砖看成毫无目的的工作，既看不到工作的意义，又认识不到劳动的价值，自然是敷衍了事，缺乏责任感和上进心;第三个热爱本职工作，把它看成是一种创造，对此有浓厚的兴趣、强烈的进取心和高度的责任感，自然会成为有名的建筑师我们可以从工作态度、兴趣，热爱本职工作等方面提出论点结构示例：中心论点：树立崇高的理想是获得事业成功的前提。
屈原列传中的悲剧元素与情节发展《屈原列传》是中国古代史书《史记》中的一篇传记文章，记述了战国时期楚国政治家、文学家屈原的一生。
本文将从悲剧元素和情节发展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悲剧元素是指能够引起读者或观众悲痛、同情的元素。
在《屈原列传》中，悲剧元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主人公屈原的遭遇是悲剧的。
屈原是楚国的贵族出身，才华横溢，曾作《离骚》等文学名篇。
但是他因为反对与秦国合作，受到楚怀王的猜忌和排挤，最终被贬斥到边远之地。
这种聪明才智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遭遇，使屈原陷入绝望和悲痛之中。
其次，屈原对国家的忠诚与对功名的执着是悲剧的根源。
屈原一直致力于为楚国效力，希望国家能够发展强大。
但是，他的忠诚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反而因为政治斗争被迫离开朝廷。
屈原不仅遭受政治上的背叛，而且还失去了从政的机会和名誉，这使得他的忠诚和执着变得毫无意义。
再次，屈原内心的矛盾和冲突也是悲剧的重要元素。
在故事中，屈原一方面深爱着楚国，渴望为楚国出力，另一方面又痛恨着楚怀王的暴政，不满于现状。
这种内心的矛盾导致他陷入迷茫和困惑之中，无法找到出路。
最终，他选择了自杀，表达了他对国家和社会的失望和绝望。
情节发展是指故事中的事件和情节是如何发展演进的。
在《屈原列传》中，情节发展也具有悲剧色彩。
首先，屈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情节是故事发展的起点。
屈原因为反对与秦国合作，被楚怀王贬斥到边远之地。
这个事件的发生使得屈原从楚国的政治舞台上被边缘化，为悲剧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其次，屈原在边远之地的生活经历是悲剧情节的一个重要环节。
他生活贫困，在楚怀王的政治迫害下备受煎熬，陷入绝望之中。
这一段经历使读者对屈原的遭遇产生深切的同情和悲痛之感。
最后，屈原选择自尽的结局是悲剧情节的高潮。
他如同先知般预感到自己努力的成果将付诸东流，深感失望和绝望。
最终，他选择了跳入江中自尽，以此表达对国家和社会的愤怒和绝望。
这个悲剧性的结局给整个故事画上了一个悲凉的句号。
郭沫若的主要考点1、为什么说《女神》真正开创了现代新诗的格局关键点：①思想内容：充分展示了现代意识和时代精神（包括对旧事物的批判，创新精神和更新意识的歌颂，以及充满叛逆精神的自我形象的塑造）②艺术特点：浓烈醇厚的浪漫主义抒情特色（火山爆发式的激情和狂飙突进般的气概；丰富奇特的想像和绚丽浓厚的色彩；外在形式上真正实现了“诗体的大解放”）2、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理论及实践成就（07年考过相关内容）关键点：①理论观点：历史悲剧和对历史题材的再创性理论观点②整体艺术风格（选材和剪裁上的独到性；重塑人物的主观性色彩；浓烈的抒情色彩和沉郁的悲剧气氛）【《女神》】于1921年出版的《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新诗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全面展示出现代意识和时代精神的白话自由体新诗集。
许多人通过它强烈地感受到：原来新诗是可以这样写的。
一、《女神》的思想内容：《女神》以其饱满激昂的情绪充分传达了五四时代高扬科学民主、反对封建专制、主张个性解放的时代特质，集中强烈地体现了狂飙突进、焚旧铸新、无所畏惧的时代精神，整部诗集充满了对社会黑暗的深恶痛绝和势不两立，无情揭露了世间的不平、污浊与腐朽，表达了诗人向旧制度和旧世界勇敢挑战的气概。
1、对旧事物的批判。
在《凤凰涅磐》中，诗人借凤凰的哀歌面对“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茫茫宇宙”，发出了强烈的诅咒和质问。
于是诗人化作“一条天狗”，“把月来吞了”，“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把全宇宙来吞了”。
需要指出的是，诗人对旧事物的批判并不只是针对某些个别的社会现象，而是一切阻碍社会进步的旧事物，是整个的旧宇宙，包括旧中国，这其中还特别包括诗人的“旧我”。
虽然当时也有许多进步诗人写过向往光明的诗歌，但像这样敢于同旧世界决裂、敢于向旧世界宣战，充满着创造的信心和乐观精神、充满着英雄气概和革命理想主义的诗篇却很少见到。
2、充溢着热情的创造精神和更新意识。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诗人，出生于楚国贵族之家。
他自幼就有远大的志向，致力于改革楚国政治，以强国富民。
然而，屈原的理想与当时的政治现实发生了冲突，导致他被流放，最终在无尽的忧愤中投江自尽。
屈原的爱国事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倡导改革：屈原在楚国担任左徒时，力主改革内政，联合齐国对抗秦国。
他提出的“美政”理念，主张任人唯贤，以德治国，注重民生，得到了人民的拥护。
2. 创作《离骚》：屈原在被流放期间，写下了《离骚》等诗歌，抒发了他对楚国和人民的热爱，以及对理想的追求。
这些诗歌至今仍被传颂不衰，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投江殉国：当楚国面临危难时，屈原深感国家兴亡之重，他选择了投江殉国。
他的爱国情怀深深感动了后人，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典范。
屈原的爱国事迹具有深远的影响。
他的诗歌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他的爱国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屈原的爱国事迹不仅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于现代人来说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屈原（约前339～约前278），名平，字原。
丹阳(今湖北秭归)人。
战国末期楚国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
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
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的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
“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1953年，屈原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波兰哥白尼、英国莎士比亚、意大利但丁）受到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屈原的作品主要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不朽诗篇。
其中，《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充分表现出“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的“美政”理想。
与此相关，屈原的作品还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楚国贵族集团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表现了他坚持“美政”理想、坚持节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和忧国忧民、忠贞爱国的情怀。
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
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
但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及顷襄王的放逐。
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约九年之久。
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以明其忠贞爱国之志。
端午亦称端五，是我国最大的传统节日之一。
“端”的意思和“初”相同，称“端五”也就如称“初五”；端五的“五”字又与“午”相通，按地支顺序推算，五月正是“午”月。
又因午时为“阳辰”，所以端五也叫“端阳”。
1、《屈原》创作的时代背景。
《屈原》创作于1942年1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加紧对中国的侵略，集中主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
蒋介石则加紧反共，大搞分裂，与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同时，在国统区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进步人士。
整个国统区成了令人窒息的铁罐头。
面对黑暗如漆的现实，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
郭沫若便以历史剧为投枪，借古喻今，创作了历史剧《屈原》，有意识地“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
并说：“我是有意借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的时代。
”2、《屈原》的矛盾冲突和主题。
《屈原》的矛盾冲突，集中表现为以屈原为代表的联齐抗秦为爱国政治路线与以南后靳尚为代表的降秦卖国的反动路线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
这是全剧的思想冲突和冲突的性质。
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迫害和反迫害的斗争，构成了贯穿全剧的动作线。
主题剧作展开这场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拼死决战，突现了古代爱国诗人、政治家屈原的高贵品质，使全剧充满了崇高的悲剧精神与磅礴的正气。
它愤怒地揭露和鞭苔了卖国求荣、昏庸无道、陷害忠良的魑魅魍魉，喊出了“我们只有雷霆，只有闪电，只有风暴”，“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的时代最强音。
3、屈原形象的性格特点及其意义。
屈原是战国时代伟大的诗人和政治家。
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忘我的斗争精神是他的性格特点。
他热爱祖国和人民，衷心地希望楚国能强盛起来，实现统一中国的大业。
意义屈原的形象，是伟大的爱国主义形象。
他是人民的理想，是光明和正义的化身，是中华民族的灵魂。
他的高尚的政治情操和理想，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壮怀激烈的气节和风骨，融注着我们民族伟大而悠久的历史精神，显示了民族的无穷力量，也展示了作者强烈的爱憎和战斗的革命风格。
4、简析婵娟形象。
婵娟是屈原的侍女，是一个纯洁可爱、天真稚气的少女。
她谦恭好学，深明大义。
她热爱屈原，景仰屈原的品德，遵照屈原的教导做人，“生得光明，死得磊落”，具有不畏权贵的骨气和敢于斗争的精神。
悲剧不仅表现为冲突,而且表现抗争、拼搏;悲剧的毁灭是抗争,拼搏以后的毁灭,是惊心动魄、轰轰烈烈的死,抗争是悲剧的重要特点,没有抗争就没有悲剧。
尽管这样被打击,屈原还是能保持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纵使一个人也要顽强拼搏,也要坚持到底。
他孤独地抗争,但归于失败,他再抗争,再失败、再受挫,欲斗不胜,欲罢不能……屈原把建基于特殊的地理环境的楚民族的叛逆性格和反抗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二、民俗文化:屈原悲剧意识萌芽的氛围人类的远古文化与原始的宗教、图腾崇拜、巫术是分不开的,楚民族也是如此。
楚人是祝融的后裔,《史记·楚世家》中有对生为火正、死为火神的祝融的记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
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
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
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
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
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左传》中也有楚人把祝融当始祖祭祀的记载,如《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载:“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
”楚国封君夔子只是不祀祝融、鬻熊等先祖,楚人便以为大逆不道,举兵灭之。
可见,在楚人的心目中,祝融有着何等崇高的地位。
《国语·郑语》曰:“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
又《淮南子·天文训》载:“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神朱明。
”其注曰: “旧说云祝融。
”《广雅·释天》云:“朱明,曜灵,东君日也。
”王逸《楚辞章句》注《招魂》中“朱明承夜”一语亦云:“朱明,日也”。
可见,祝融又称朱明,被看作是日神。
于是在楚人那里,日神祝融被看作是先祖,原始的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交织在一起,人们对日神更是顶礼膜拜,形成了特殊的崇日风尚。
另外,楚人还有尚东的传统,在迄今发掘的大型楚慕中,除个别例外,头向莫不从东,与北方传统的坐北朝南有很大不同,例如秦国的墓向就是朝西。
尚东有双重意蕴,一则,作为日神的远裔,应朝向日出的东方;二则,作为火神的嫡嗣,同样应朝向最初的火神所居的东方。
在信仰日神的地区和民族,日神大都充当了驱邪或者是祈福的对象,日神蕴涵着一种巨大的价值能量,有着崇高的拯救功能,人们渴望在对日神的膜拜中获得一种安全感,于是培养起了人们对光明和希望无限坚定的理性信念,例如希腊民族对日神的崇拜从某种意义上也促进了希腊悲剧的发展。
太阳象征着激情、理想,象征着光明、希望、正义,楚人的崇日情结表明楚民族对崇高的理想、信仰有着坚定不移的追求,在楚人血液里流淌着刚正不阿的浩然正气。
《九歌·东君》就是祭祀日神之歌,洪兴祖《楚辞补注》云:“东君,日也”。
诗人着重描写辉煌壮丽的日出景象,庄严而热烈的祭祀场面,以及日神周而复始、运行不息的生命流程,竭力渲染了日神普照万物、广布德泽、除暴安良、超然独立的精神。
在那鼓乐齐鸣、歌舞交融的宗教气氛中,蕴含着对日神深深的崇拜和热爱之情。
日神将自己神圣的光辉普照到万物,它使所有的生灵都获得了拯救,也使得自己的灵魂更加纯洁完美。
可以说,日神是生生不息、创造万物的精神力量和文化意象的象征。
诗人在对日神的赞颂中,寄托了自己对光明理想的不懈追求,其动力的源泉正是以太阳崇拜为重要内涵的楚民族文化精神,而屈原的悲剧意识正是这种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
在屈原的抒情长诗《离骚》中,那种日神般的精神更是表现得酣畅淋漓。
屈原明确地提出其政治理想是改革楚国的现实政治,其人生目标是成为皋陶、伊尹、傅说、吕望、宁戚等人那样的辅政大臣。
于是,他不停地加强自身的修养锻炼“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并希望通过君臣共同努力,实现其政治理想,实现楚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而完成由楚国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
这些追求无论对于他自己,还是从楚国的大局来看,都是高尚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是自我价值与最高理想的有机统一:一方面治国平天下,一方面修身齐家。
屈原不停地探索,带着火一般的热情执着地追求自己生命中的太阳,但是太阳的光芒却始终不属于他;他不停地向楚王袒露自己的赤胆忠心,但是换来的是楚王的怀疑、同僚的嫉恨(“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弟子的背叛(“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残酷而无情的种种现实都与其崇高的理想相背离,在路漫漫的求索之后,伴随着他的只是无尽的黑暗。
一切成空。
于是屈原从那种日神般迷幻的世界中逐渐清醒了。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必然要求的实际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显然屈原心中的理想,从历史理性的角度看,无疑是崇高的、伟大的,是符合并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的,但在当时的楚国,只能是一场无法实现的幻梦,尽管现实矛盾重重,但却仍然未能扑灭屈原心中的熊熊烈火,未能阻挡他寻找光明的步伐。
正是这种日神般的对理想的执着追求,驱使着屈原宁可怀抱理想而葬身滚滚江水,也不愿随污浊之世而放弃理想。
他把这种对光明的渴望、对理想的执着升华到了最高境界,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楚民族民俗文化做了最为生动的注脚。
三、学术文化:屈原悲剧意识成长的养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学术文化是成长的重要养料,尤其像屈原这样有着强烈的精神追求和人格魄力的知识分子。
让我们从他的处境谈起。
面对残酷而复杂的现实环境,屈原为什么没有像世人那样随波逐流,或者像苏秦、张仪、范睢等同时代的风云人物一样“朝秦暮楚”式地成就于异国,而无悔地选择了这么一条布满荆棘的坎坷的不归之路呢?或者说,他为什么会一步一步地由“有路可走,卒归于无路可走”(刘熙载《艺概?赋概》)呢?当然,这跟诗人独特的生命体验与孤高的个性心理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如果我们从更为宏阔的南楚学术文化的视野来加以探究,也可以找到较为合理的解释。
楚民族与中原北国有所不同,她地处南方,有着独特的南方地域特色。
法国思想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物资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等三个方面的因素。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云:“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
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故所作文,多为言志、抒情之体。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
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刘师培和刘勰都不约而同的把楚辞独特风格的原因归因于地理环境对文学的渗透。
范文澜先生认为,北方是史官文化,南方是巫官文化,在南方文化中,原始的民风延续得更长,弥漫着丰富的想象和浪漫的气息,楚文化是南方文化的杰出代表。
在楚辞充满浪漫激情的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它包含了许多远古的传统的南方神话,如:伏羲女娲、西王母、仙人王子乔以及各种怪兽等等,正是南方巫术文化的艺术性再现。
这些神话多取材于南方,特别是《九歌》中的日神、月神、大司命、山鬼等神话故事很大部分即出自《山海经》。
而一般学界认为,《山海经》出自战国时代的楚国和汉代时期的楚地。
可见楚文化在屈原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在楚辞的语言形式上,屈原更是始终对楚语怀有一种深挚的热爱。
宋黄伯思《校定楚辞·序》云:“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
”如楚辞的句子长短不一,在句尾或句中多用感叹词“兮”,体现出深厚的南方文化的烙印,这些特点杂糅在一起就形成了楚辞“惊采绝艳”(《文心雕龙·辨骚》)的独特魅力。
5103作者简介:胡培培(1981-)女,湖北潜江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0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屈原的悲剧意识与楚文化的内在关联胡培培(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摘要:屈原的悲剧意识与楚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
结合屈原的生平事迹及诗赋文本,笔者拟从地理文化、民俗文化、学术文化等三个层面对这一问题加以初步探讨。
我们认为:地理文化是屈原悲剧意识滋生的土壤;民俗文化是屈原悲剧意识萌芽的氛围;学术文化是屈原悲剧意识成长的养料。
关键词:屈原;悲剧意识;楚文化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集体无意识的一种体现,从民族文化中可以洞察出一个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层面。
悲剧意识体现了民族对人生和死亡的基本意识,它以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积淀形式,或者说是集体无意识,渗透在该民族每一个成员的个体意识和行为之中,屈原也不例外。
所以在研究屈原时,我们也不能回避他与楚文化的内在的必然联系,笔者拟对这一问题加以初步探讨。
一、地理文化:屈原悲剧意识滋生的土壤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著作《原始文化》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
”这当然包括地理文化。
地理环境是一个民族生存的物质土壤,它的优劣条件以及民族对这优劣条件的反应,不仅决定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而且影响该民族开辟生存道路的勇气信心和对外部环境抗争性格的形成。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自然条件“不仅制约着人们最初的、自然生产的肉体组织,特别是他们之间的种族差别,而且知道如今还制约着肉体组织的整个进一步发达或不发达。
”所以,在考察屈原的悲剧意识时,进行楚民族地理特征的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这决不是鼓吹一种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只是想探讨这种自然因素对心理形成潜在的、必然的影响。
楚民族是先秦时期在芈姓氏族(乃至华夏)的统领之下,由苗(三苗)、越、濮、巴等部族渐次融合而形成的。
《史记·孔子世家》记楚昭王时令尹子西说:“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
”楚国的起点就在这“五十里”的狭小的地中,周成王把这块荒蛮狭小的地封给熊绎可以说是画地为牢之计。
熊绎的国都叫丹阳,但已不是丹水之阳,而在雎山与荆山之间的穷乡僻壤,楚人在这里过着近乎原始人的生活,生计相当困难,他们的文化比当时的周文化要落后得多。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时右尹子革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
跋涉山林,以事天子。
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
”“筚路蓝缕”也许说得太过夸张,但也足能说明楚国建国初期的艰难处境。
同时在楚国的周围有楚蛮,即楚地的蛮族,其主体是三苗,西南有濮人和巴人,东南有扬越,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威胁着楚国的安全。
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要求得生存和发展是极为困难的;同时我们也不难想象,楚民族为了实现其强盛的梦想,付出了何等艰辛的努力。
英国学者汤因比在其著作《历史研究》中提出过这样一个论断:任何民族的文明起源和生长的法则都是人类对各种挑战———首先是自然环境的挑战的成功应对。
挑战与应战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超过其它一切因素之上的决定性因素。
一个民族、一种文明如果能在这种挑战中取胜,它就可能会走向繁荣,反之就会走向衰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