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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所作史剧，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屈原》。
它情节紧凑，人物特色鲜明。
毫无疑问，《屈原》是抒情式的，作者在谈论创作这部戏剧的时候是一蹴而就，并未按照严格的计划进行。
结果，无心插柳却使得这部作品在结构上浑然天成。
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把悲剧定义为一个“完整的，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
”在亚里士多德的语境中，“一定长度的行动”，即情节，是悲剧中居于构建戏剧艺术的最终要的基础部分。
黑格尔对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行动”做了更加细致的分析，认为其中涉及时间与地点的要素应当“采用中庸之道，既不歪曲现实，也不拘泥于现实”，不可违反“动作的整一性”，这就指出了亚里士多德所强调悲剧所最核心，关乎戏剧成功与否的问题，即情节的完整性。
黑格尔对于戏剧情节完整性有着自身辩证法式的论述，在情节完整的基础上，他指出戏剧的动作“在本质上须是引起冲突的，而真正的动作整一性只能以完整的运动过程为基础，在这个运动过程中，按照具体的情景、人物性格和目的的特性，这种冲突既要以符合人物性格的目的的方式声扬出来，又要使它的矛盾得到解决。
”这也就指出了戏剧中的个人情节与戏剧整体情节的辩证关系。
如果我们同意《屈原》属于浪漫型的悲剧，在整一性的方面会不那么严谨，然而其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的关系，冲突仍然是一目了然的。
剧中的典型人物众多，每一个典型人物都充当着情节的建构者。
而在这些众多的建构者中，又有着主次之分。
其中的主要叙述者有南后、宋玉、公子子兰、屈原和婵娟，下文将通过对于这些主要和次要的典型人物的分析，从而分析作品的悲剧冲突在情节建构方面的功能性。
先说南后。
这是一个骄横跋扈，未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狠毒女人。
她果敢，坚毅，同时又心狠手辣，可谓阴谋家的典型，也是作者倾注笔墨最多的一个反面人物。
从正面描写看来，有关于南后之情节有下列几个重要的场面：第一，第二幕中，南后盛气凌人的教训排练歌舞的女史们，其声色俱厉可见一斑。
第二，第二幕中，南后与屈原的一番谈话，坦白承认自己好胜心强，不愿让人，宁可为自己牺牲他人，使得屈原内心颇为不安，面露窘态。
摘 要：婵娟是话剧《屈原》中一个虚构的人物，在剧中，她既是屈原的侍女，又是屈原的学生，是屈原精神的继承者。
同时，她又是屈原的救命恩人，她用自己的生命救了屈原的生命。
婵娟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体现了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统一。
她是历史的、诗意的化身，但同时她又是现实的，她身上体现出了20世纪40年代强烈的爱国主义典型性。
关键词：婵娟；屈原精神；艺术形象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创作了大型的历史话剧《屈原》。
这部话剧成功地塑造了婵娟这一光照千古的艺术形象。
婵娟是剧中虚构的一个人物，她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并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
但是这并不妨碍这一人物的艺术真实性。
话剧《屈原》中的婵娟，是以屈原侍女的身份出现的，她的主要工作就是照顾屈原的衣食起居。
然而，她并非一个简单的侍女。
与一般侍女不同的是，她并非那种无知无识，一切听命于主人身份低贱的奴仆。
她拥有和屈原其他的弟子一样的学习资格，具有坚持正义、辨别是非的能力，她是唯一能够真正继承屈原精神的弟子。
尤其是连公子子兰这样身份高贵的人都向她抛出橄榄枝，这足以证明她人格的不俗。
话剧中，婵娟的身份可以说是多重的。
一、一生的追随者婵娟是屈原的侍女，负责照顾屈原的日常生活。
在话剧《屈原》中，屈原的家人并不多，婵娟和屈原的关系，名为主仆，实同父女。
她对屈原的关心与体贴，主要表现在她对屈原无微不至的照顾上。
婵娟的出场，是从把琴放在橘园的桌子上开始的。
“婵娟年可十六，抱琴由左首出场，置于亭中琴桌上，略加整饬，即由原径退下。
”寥寥数语，道出了婵娟做事的细致周到。
在屈原身边，她充满了安全感，完全没有一般仆人在主人面前那样战战兢兢。
正因如此，她宁愿一辈子侍候屈原，也不愿去侍候南后。
用她的话来讲就是：“先生，我在你面前，我自己感觉，我安详得就像一只鸽子。
”她极为崇拜屈原，对屈原的人格也是绝对信任的。
在屈原遭南后、张仪等人陷害，被怀王贬职，甚至被人认为是疯子而下狱时，连宋玉都背叛他了，只有婵娟认为“先生是楚国的栋梁，是顶天立地的柱石，……楚国如果失掉先生，那将会是多么大的一个损失？……先生是我们楚国的灵魂，先生如果死掉了，那我们的楚国就会完了。
屈原政治人格的悲剧性及其文化意义前言：屈原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不仅是楚国的悲剧,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剧。
屈原的品格、追求和作为的确是廉洁、高尚和正当、正确的,是符合人类理性和历史的必然潮流的。
但楚国当时的社会环境的恶劣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弊病使得屈原及类似屈原这样的志士仁人难以避免悲剧的命运。
这足以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同时又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像孔子和庄子一样，屈原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
与孔子和庄子不同的是，屈原象征的是中国文化的悲剧意识。
屈原贡献的悲剧意识是中国式的。
具体说来，是围绕着君臣关系的困境展开的集体主体性之悲。
屈原以融南北文化为一身的独特的主体性，迸射出了悲剧意识之悲。
屈原既是贵族世家，又是沿着儒家理想前进，他的主体性是一种集体的主体性，这就决定了这种悲，既是一种无法解开的悲，又是一种柔性的悲；从而是一种缠绵悱恻的悲。
屈原政治人格的具有复杂的内涵，屈原之死是其人格逻辑的难以避免的结果。
在经历多年流浪之后，他终于玉沉清流，自绝于尘垢，这既不是对现实的怯懦逃避，也不是对君主的殉情、而是其人格完美的自我证明。
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为干古烈士。
屈原的悲剧，成为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的为历代士人不断反思的主题。
屈原的政治人格是在祟圣与忠君的矛盾冲突中表现出来的。
屈原的政治理想，简言之就是行美政、立修名。
具体途径乃是辅佐君主，效法三皇五帝等先王之道，建立法度严明、贤能不遗的美好社会，从而亦使自己永垂不朽。
因此，他的政治理想也就成了他的人生理想。
在《离骚》巾，屈原多次表达了自己的志向及抱负：“乘骐骥以弛聘兮，来吾道夫先路”、“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
在屈原看来，先王之治是社会政治的最高理想；先王的法典制度是国家政治运作的根据和标准；先王的道德品行是难以企及的人格理想。
因此，屈原自觉地高举起先王的旗帜，把白身看作是先王之道的继承者和弘扬者．甘愿为此崇高使命献出自己的一切，虽九死而不悔。
从南后和婵娟的形象看《屈原》的悲剧性冷卓凡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兼诗人，因其志向高远、不与世同流而遭到迫害，最终投身汨罗江而死。
郭沫若先生在其历史剧《屈原》中成功塑造了这样一位撼动人心的悲剧人物，剧中的其他人物也都服务于屈原的悲剧形象而进行塑造，其中包括两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南后郑袖和侍女婵娟。
南后作为邪恶势力的代表，一心想要置屈原于死地；而婵娟是真善美的化身，对屈原的尊敬和爱坚贞不移。
但最终恶毒的南后达到了目的，而婵娟作为道义美的象征却不得已代屈原而死。
鲁迅先生曾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1]王凤仙也在《浅析郭沫若〈屈原〉南后形象的艺术价值》一文中提到，悲剧是由个体生命与外在否定性力量的冲突中造成的。
作者正是通过正义的失势和婵娟的牺牲，不仅反映出恶劣环境与屈原高洁品格的激烈冲突，而且在真善美的毁灭中使历史剧《屈原》的悲剧意蕴得以全面升华。
一、南后形象分析（一）工于心计作者谈到南后郑袖时说：“这个人是相当有点权变的，似乎不亚于吕雉与武则天。
”[2]在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载，楚怀王听信靳尚的谗言而疏远了屈原。
在历史剧《屈原》中，楚怀王仍旧对国事家事无分辨能力，这就为南后郑袖施展手段创造了条件。
南后的心机之深从她陷害魏美人的手段就可以看出，得知丈夫宠爱别的女人，她并没有表现出嫉妒心，反而以佯装豁达获得了怀王的继续宠爱和魏美人的信任，最后从中挑拨陷害，致使魏美人不仅失宠，还被割去了鼻子，而她不动声色间就将自身的危机化于无形。
第二幕中，南后在与靳尚密谋陷害屈原之后，立刻就形成了一个周密的计划，甚至在实行的过程中，没有一丝犹豫迟疑。
南后在见到屈原的时候“呈出极喜悦的面容”[3]，蒙在鼓里的屈原并没有意识到南后的虚伪，然而见证这一场面的靳尚必定要心生恐惧，将来倘若他不顺南后心意，也就将是第二个屈原。
靳尚走后，起初南后打着母亲的旗号夸奖屈原，之后又从执政上层夸奖屈原德才兼备，每一个国君都愿意请他做宰相。
摘要：歌剧《屈原》创造性地把西洋歌剧创作手法与我国传统音乐融合，在人物塑造方面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性效果，探索出了中国歌剧发展的一条新路。
《屈原》将戏剧因素和音乐因素完美结合，成功塑造了婵娟这一女性角色，展现了她不畏强权，始终跟随屈原追求光明与正义的人生蜕变历程。
关键词：歌剧《屈原》；婵娟；角色塑造六幕歌剧《屈原》根据郭沫若先生的同名话剧改编而成，是施光南先生耗尽毕生精力而作的最后一部音乐作品。
这部歌剧的创作手法突破传统，把民族音乐素材交响化，与西洋发声法、西洋大歌剧形式相结合，成功塑造了“婵娟”这位与屈原共同对抗邪恶、追求正义与光明的女性形象，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性效果。
一、婵娟戏剧形象的塑造。
一个人物的成功塑造是由音乐、戏剧、舞美以及歌剧演员的二度创作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戏剧因素和音乐因素在一度创作中起到了支柱性的作用。
在歌剧《屈原》中，婵娟的性格、性格矛盾冲突及悲剧性命运是成功构成她人物戏剧形象的三大要点。
1.从人物性格上看，婵娟是一位美好无暇、善良又充满正义的少女，她侍奉三闾大夫屈原，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的起居，受公子子兰的垂青。
这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仆女，虽然地位卑微、生活贫苦，但她有追求。
她聆听先生的教诲，受屈原正义、不屈思想的洗礼，与宋玉一起成为了他的弟子。
在《桔颂》中，婵娟流露出要学习桔树高洁、坚贞不移的心志。
2.婵娟性格上的矛盾冲突：前面讲到婵娟是一位仆女，美好无暇、善良又充满正义，但在屈原突遭南后与秦使张仪陷害入狱事件后，婵娟内在性格在外部环境矛盾的充分激化下经历了一系列重要变化。
展现了她坚定地跟随屈原追求光明与正义的人生蜕变历程，实现了感性到理性的升华。
婵娟为找寻屈原冲撞南后而被关进囚槛，她大胆直问南后为什么害死先生？面对公子子兰的威逼利诱，她不但不为所动反怒斥宋玉卖身投荣，可谓不趋炎附势、不贪图富贵。
在囚槛中，婵娟以为屈原已遭杀害，悲痛万分！在咏叹调《夜空中银河低垂》中表达了对屈原人格的高度敬仰，一声声“先生啊，你没有死！”的疾呼，催人泪下！从她的心理活动来看，她的思想已更加成熟，能在逆境中与屈原所代表的正义力量“身相伴、心相随”，理性地坚守自己的信仰。
话剧《屈原》婵娟的艺术形象解析
《屈原》是一部著名的古典话剧，讲述的是屈原的传奇故事。
屈原是一位古代中国的伟大诗人，他的诗歌深受人们的喜爱，他的艺术形象也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
在《屈原》中，屈原的艺术形象是一个充满激情、勇敢、坚强的人。
他有着坚定的信念，
不畏惧任何困难，勇敢地抗争，为自己的信念而战。
他的诗歌也充满了激情，表达了他对
祖国的热爱，对自由的追求，以及对自己的梦想的坚定不移。
屈原的艺术形象也体现了他的智慧和才华。
他的诗歌不仅充满了激情，而且也充满了智慧，他的诗歌深刻地表达了他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他的诗歌也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
屈原的艺术形象也体现了他的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
他不畏惧任何困难，勇敢地抗争，为
自己的信念而战，他的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激励着人们不断前行，勇敢地抗争，为自己的
梦想而奋斗。
总之，屈原的艺术形象是一个充满激情、勇敢、坚强的人，他的诗歌充满了智慧和才华，他的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激励着人们不断前行，勇敢地抗争，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
屈原
的艺术形象是一个充满激情、勇敢、坚强的人，他的诗歌充满了智慧和才华，他的坚定信
念和坚强意志激励着人们不断前行，勇敢地抗争，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
观看屈原电影的观后感范文800字观看屈原电影的观后感范文800字1你因怒而飞，你的精魂飞入湘水。
你的灵魂顺随你的信仰漂流，让人们看到你的正义与气节、你的哀丽与豪壮。
那天，五月五日，你立于江畔，刚毅的脸上写满了无畏，大风吹开了你的三千愁丝，你腾舞飞扬的衣衫宛若一面坚韧不拔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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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兵的呼喊声由远及近，是该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一江乌水折射出了生命最后时刻的空虚与充实、肮脏与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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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兵的呼喊声到了近前，你回头望了最后一眼国破下的山河，而后高呼：“长大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纵身跳入了为你而愤怒的江水中，瞬间，一江乌水空明澄澈……湘水悠悠，无数的水鬼，冤缠荇藻怎能洗涤得清清，千年的水鬼唯你成江神，非湘水净你，而是你净湘水。
你奋身一跃，所有的波涛溅起，汀芷蒲兰流芳到现今。
我想，你本来就是一条鱼，一条心胸宽阔、志向无边的鲲鱼，后来化为大鹏鸟，你的心胸、志向、理想依旧宏伟无边。
而现在你又回到了水中，回到了原来就属于你的位置上去，成为灵台空明澄澈的真神，默默地为人们指引着前进的方向，为人们树立高尚的信仰。
于是到了后世，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你就活在歌里、风里、水里——梦逍遥。
观看屈原电影的观后感范文800字2虽然屈原拥有惊人的历史地位甚至坐拥一个传统节日，屈原其人其作品却在公众话语甚至高等文学教育中讨论度并不高。
话剧《屈原》赏析姓名:学号:专业班级:指导老师:日期:五幕历史剧《屈原》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代表作。
经过了在公开课上老师的讲解，现在再次观看《屈原》这部话剧又有颇多的感触，作为一名对话剧感兴趣的学生，在查阅了相关方面的资料后，冒昧对话剧中的部分方面陈述一下自己的见解，不到之处还望老师指正！（一）关于时代背景《屈原》是郭沫若抗日时期历史剧的代表作。
郭沫若景仰屈原，对屈原的生平、思想和著作有精湛的研究。
郭沫若创作历史剧《屈原》，绝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针对抗战时期的中国的政治现实。
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写这个剧本是一九四二年一月，国民党反动统治最黑暗的时候，而且是在反动统治的中心——最黑暗的重庆。
不仅中国社会又临到不同阶段的蜕变时期，而且在我的眼前看见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时代悲剧。
无数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关进了集中营。
代表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而在江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有功劳的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之外的另一支兄弟部队——新四军，遭到了反动派的围剿而受到很大的损失。
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
”（《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由此可见，《屈原》所反映的生活，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
郭沫若借屈原的悲剧，展示了一切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自由与专制，爱国与卖国的不可调和的斗争，起到了借古喻今，古为今用的作用。
《屈原》的创作与演出，得到过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
这出具有时代意义的爱国主题的历史剧，犹如振聋发聩的雷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尤其是《雷电颂》这段抒情独白，激起过千百万个爱国者的强烈共鸣，每次演出都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淹没。
“爆炸了吧，爆炸了吧……”的怒吼声，响彻山城重庆，震撼了整个国统区。
（二）全剧的矛盾处理全剧的主要矛盾是以南后，靳尚为代表的楚国投降势力勾结外国势力——秦国使者张仪与当权者楚怀王与屈原，婵娟为代表的爱国势力之间的矛盾。
从南后和婵娟的形象看《屈原》的悲剧性冷卓凡（大连育明高中高二•八班）摘要：《屈原》中塑造了两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南后郑袖和侍女婵娟。
南后作为邪恶势力的代表，一心想要将屈原置于死地；而婵娟是真善美的化身，对屈原的尊敬和爱坚贞不移；但最终恶毒的南后达到了目的，而婵娟作为道义美的象征却不得已代屈原而死。
作者通过正义的失势，不仅反映出屈原处身的恶劣环境，而且在真善美的毁灭中使历史剧《屈原》的悲剧意蕴得以全面升华。
关键词：郭沫若；屈原；南后；婵娟；悲剧形象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兼诗人，因其志向高洁、不与世同流而遭到迫害，最终投身汨罗江而死，郭沫若先生在其历史剧《屈原》中成功塑造了这样一位撼动人心的悲剧人物。
剧中的其他人物也都服务于屈原的悲剧形象而进行塑造，其中包括两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南后郑袖和侍女婵娟。
南后作为邪恶势力的代表，一心想要置屈原于死地；而婵娟是真善美的化身，对屈原的尊敬和爱坚贞不移；但最终恶毒的南后达到了目的，而婵娟作为道义美的象征却不得已代屈原而死。
鲁迅先生曾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1]王凤仙也在《浅析郭沫若〈屈原〉南后形象的艺术价值》一文中提到，悲剧是由个体生命与外在否定性力量的冲突造成的。
作者正是通过正义的失势和婵娟的牺牲，不仅反映出恶劣环境与屈原高洁品格的激烈冲突，而且在真善美的毁灭中使历史剧《屈原》的悲剧意蕴得以全面升华。
一、南后形象分析（一）工于心计作者谈到南后郑袖时说：“这个人是相当有点权变的，似乎不亚于吕雉与武则天。
”[2]在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载，楚怀王听信靳尚的谗言而疏远了屈原。
在历史剧《屈原》中，楚怀王仍旧对国事家事无分辨能力，这就为南后郑袖施展手段创造了条件。
南后的心机之深从她陷害魏美人的手段就可以看出，得知丈夫宠爱别的美人，她并没有表现出嫉妒心，反而以佯装豁达获得了怀王的继续宠爱和魏美人的信任，最后从中挑拨陷害，致使魏美人不仅失宠，还被割去了鼻子，而她不动声色间就将自身的危机化于无形。
第二幕中，南后在与靳尚密谋陷害屈原之后，立刻就形成了一个周密的计划，甚至在实行的过程中，没有一丝犹豫迟疑。
南后在见到屈原的时候“呈出极喜悦的面容”[3]，蒙在鼓里的屈原并没有意识到南后的虚伪，然而见证这一场面的靳尚必定要心生恐惧，将来倘若他不顺南后心意，也就将是第二个屈原。
靳尚走后，起初南后打着母亲的旗号夸奖屈原，之后又从执政上层夸奖屈原德才兼备、每一个国君都愿意请他做宰相。
如此动人的赞美只是南后营造的一个温柔陷阱，目的仅仅是致屈原于万劫不复。
若是南后肯稍微为儿子的学业、丈夫的天下考虑，也不至于这样处心积虑地陷害屈原。
屈原曾赞美她有好些地方使男子都有愧须眉，确实如此，就这份陷害屈原的心计足以令靳尚、张仪相形见绌。
屈原越是真心的赞美，南后的虚伪面目和心计恶毒就越是显露无疑，越是令人憎恶。
（二）人性之恶南后的可怕之处还表现在她个性中的阴险恶毒。
在她看来，“我要多开花，我要多发些枝叶，我要多多占领阳光，小草、小花就让它在我脚下阴死，我也并不怜悯”[4]，魏美人就是这样宣言下的牺牲品。
在靳尚谈到南后陷害魏美人的手段是多么高明的时候，南后对魏美人割鼻失宠没有丝毫怜悯愧疚，反而为此洋洋自得，可见其心肠之歹毒。
她直言：“我的好胜心很强，我也很能够嫉妒，于我的幸福有妨害的人，我一定要和他斗争，不是牺牲我自己的生命，便是牺牲他的生命”[5]，这便是南后为了一己私利可以不择手段残害别人的宣言。
仅仅因为怕张仪选送美人使自己失宠于怀王，就要为留住张仪陷害屈原，完全不顾及整个楚国的利益。
善良的屈原出于真心去相信她，去赞美她，去搀扶她，却反被诬告非礼，南后的心已经阴险毒辣到不能感受善良和美好了。
在南后陷害屈原已经得手后，还要将“发疯”的屈原羞辱一通，在这个过程中她的厚颜无耻和险恶用心得以展现。
“急急献媚”问屈原：“三闾大夫，你刚才向我求爱，你现在又送我花环，你准备什么时候和我结婚？”[6]又说屈原因迷恋她而神魂离散。
纵使屈原对南后有不让须眉的夸奖，但亦并无暧昧，更不粘惹男女之情。
屈原虽被罢官但并不纠缠于南后利用美色的诬陷，他担心的是陷害背后的目的在于损害齐楚两国的邦交。
南后见到痛苦落魄的屈原，不仅没有一丝愧疚，而仍以屈原爱她来嘲弄屈原，面目之可憎显露无疑。
于此怀王彻底被激怒，屈原已经完全被排挤，南后的目的已然达到，但她仍命靳尚送毒酒企图害死屈原。
如果说她之前对屈原的陷害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那么在诡计得逞之后继续羞辱屈原，并赐毒酒赶尽杀绝，则完完全全是出于她人性中的阴险恶毒。
二、婵娟形象分析（一）纯真善良南后和婵娟在外表上都是美丽绝色的，而外表之下的内心却甚是不同。
在屈原身边的婵娟，只是一个做杂务的侍女，仅仅偶尔能得到屈原的寥寥几句教诲，却对屈原说的每句话都珍视不已。
按郭沫若先生自己的说法：“婵娟的存在似乎是可以认为屈原辞赋的象征的，她是道义美的形象化”[7]。
在屈原身边的婵娟像鸽子一样安详，她始终坚信先生是楚国的柱石，即使所有人都怀疑屈原轻薄南后的时候，她依然坚信她的先生是清白的。
作者在婵娟葬礼上以《橘颂》“你至诚一片，期与日月同光”[8]做祭词，也是对她纯真善良的褒扬。
婵娟在孟浪的贵族登徒子企图对她无礼而不慎跌倒在亭阶上时，不计前嫌立刻就去搀扶，这一方面突出了她心地善良，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她本性纯真。
当看守她的卫士为了救她出狱用“活杀自在法”使更夫假死的时候，她以为卫士杀了人，气愤地责怪卫士太残忍。
即使她命悬一线，仍不忍看到别人因她而受害。
郭沫若先生在《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中提到原本要杀掉更夫的，但为了舞台上安婵娟的心，才用了“活杀自在法”，并且认为这是必要的。
从作者的主观意图来看，是要将婵娟塑造成一个真诚善良的姑娘，作品的实际效果也确实达到了作者的要求，婵娟的纯真善良十分深入人心。
（二）正义之美诚如作者所言，婵娟是道义美的象征，她虽然纯真善良，但又是坚贞纯洁不容侵犯的，当子兰自恃身份高贵企图对她无礼的时候，她坚决拒绝。
即使身陷囹圄，屈服就可以活命全身的时候，她仍旧坚守屈原生死都要光明磊落的教导。
随着外界环境的步步紧逼，柔弱的婵娟越来越爆发出她性格中威武不屈、凛然不可侵犯的一面。
当得知先生被南后逼死时，面对南后的她不再是那只柔弱的“小麻雀”了，而是勇敢地痛骂凶煞煞冷冰冰的南后是何等的没有良心、罪孽深重。
她柔性外表下的刚性彻底爆发，其中绽放的是正义的光芒，这力量来源于她心灵中的正义之美和对恶的不容。
郭沫若在《蒲剑·龙船·鲤帜》一文中曾说道:“龙船竞渡相传是为拯救沉溺了的屈原，但实质上便是拯救沉溺了的正义!”[9]历史剧《屈原》中的婵娟正承担着这样拯救正义的使命，饮下毒酒之际的婵娟，心中没有丝毫的恐惧，而是庆幸喝下毒酒的是自己。
她很高兴可以用自己微弱的生命保全深爱楚国的先生，并相信先生必能给楚国以希望。
一个侍女心中盛放着对人格美的崇敬，盛放着对家国天下的大爱，盛放着对美好未来的乐观向往，更盛放着为正义献身的毅然决然。
如此，出身贵族但“羌无实而容长”[10]的公子子兰和被屈子看重但与世同流、积极于名利的宋玉都成为其陪衬。
三、南后、婵娟形象的意义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中这样阐明：“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
”[11]南后的形象是外美和内丑的统一，外表越是美丽就越是反衬出她内心的邪恶，使形象的塑造更加鲜明富有个性。
而婵娟则是内在美和外在美的统一，如同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的艾丝美拉达，她也是美的化身。
在剧中南后和婵娟有两次明显的比较。
一次是通过婵娟之口，“我一到了南后面前，我就会可怜得像老鹰爪下的一只小麻雀了”[12]，在“老鹰”与“小麻雀”的对比中，可以感受到南后的冷酷和婵娟的柔弱。
而第二次婵娟得知屈原已死后再面对南后时，从柔弱的“麻雀”变成了一把剑，剑锋直指南后：“哼，你把人当成玩具，你把一切的人都当成玩具，但你要知道，你所犯的罪是多么深重呀！”[13]直到最后把南后逼得气急败坏，大呼婵娟是在信口开河、追问她是谁看见听见了真相。
并要杀掉婵娟和目击者以绝后患。
而婵娟爆发出的不畏强暴的品格，使南后在精神上变成了侏儒。
美丑对照之中，以婵娟之纯真更见南后之歹毒，以南后之邪恶也更衬出婵娟之正义。
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出现之后，徐迟和柳涛就将其与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和《李尔王》相类比，以至于作者不得不专门写文章辩驳，来“免掉复制版的嫌疑”[14]。
由此更可见《屈原》的悲剧性特征，而南后和婵娟的形象塑造也服务于这样一个目的。
借助于美丑对照，婵娟之正义与南后之邪恶已截然分明。
然而正义并未战胜邪恶，南后诡计得逞，婵娟却以身负难。
作者让象征道义美的婵娟死去，将美毁灭给人以警示：正是这样一个正义湮没不彰的时代，这样一个邪恶势力猖狂的国家，才造成了屈原的悲剧。
这样的悲剧是历史造就的必然，是注定无法挣脱的命运悲剧。
郭沫若正是通过南后与婵娟形象的对立，深刻揭示了楚国政治环境的恶劣，使戏剧中的屈原一步步走向可预知的悲剧结局。
并借助代表美的婵娟身死殉道为整部戏剧增添了一层浓郁的悲剧氛围，将美的毁灭在人心中所诱发的审美气氛与屈原这一悲剧人物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使《屈原》的悲剧意蕴更深广阔大。
总之，《屈原》中南后和婵娟的形象是对立统一的，南后的工于心计、人性之恶与婵娟的纯真善良和正义之美形成鲜明对照，通过婵娟的死揭示屈原的悲剧源于时代无法避免，使整部戏剧的悲剧气氛更深沉阔大。
注释：[1]鲁迅.鲁迅杂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55页.[2][3][4][5][6][7][8][12][13][14]郭沫若.沫若剧作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84、109、114、113、149、187、178、93、154、188页[9]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85页[10]马茂元选注.楚辞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31页[11]维克多·雨果.雨果文集·第十七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5页参考文献：[1]鲁迅.鲁迅杂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55页[2]王训昭、卢正言、邵华、肖斌如、林明华编.郭沫若研究资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04页[3]王剑丛.《屈原》·屈原精神·民族精神[J].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98-107[4]王永慧、高树博.论郭沫若抗战时期剧作中的女性形象[J].中华文化论坛.2010年.第3期.133-136[5]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85页[6]郭沫若.沫若剧作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84、109、114、113、149、187、178、93、154、188页[7]马茂元选注.楚辞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31页[8]维克多·雨果.雨果文集·第十七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