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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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名族性格的再认识

【内容提要】

创立于中国、成长在日本的禅宗,对于日本人民族性格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禅不等于禅宗,禅也不等于禅意。……从禅到禅宗,再到禅意,可以说是一种发展、一种文化态势和延伸。结合禅宗在日本的发展,探讨禅意识对日本民族性格的双重影响,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们把握日本民族的部分特性,并加深对日本民族今昔行为模式的理解。

【关键词】日本禅宗禅民族性格双重影响行为模式

禅意识的历史沉淀——对日本民族性格的影响

产生于中国、成长在日本的禅宗,对于日本民族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禅宗以外的佛教各宗派在日本文化史上所起的影响,可以说只限于日本人的宗教生活,而禅宗则超越了这一影响范围,随着历史的发展、沉淀,逐步深入到日本人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入到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中去。查尔斯·艾略特在其名著《日本佛教》中曾这样说过:“禅对于东方的艺术、知识及政治生活来说具有伟大的力量。禅也是日本式性格的表现。其他所有的佛教都没有禅宗那样…日本式‟。”禅意几乎成了日本人之性格和人格模式方面的象征,时至今日仍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地作用于日本的民族性格。

一、正面影响

1、纤细敏感、认真细致。岛国的地理环境使日本人只接触到小规模的景物,由此养成了日本民族纤细的感觉,他们乐于以纤丽纤小作为其审美的旨趣。通过日本庭园所体现出的禅意识,即强调“悟”性、“以小见大”等,进一步加深了日本民族的这种纤细敏感的性格。“于细微之处见功夫”的日本庭园也体现出了日本人做事的细致、认真。

2、自解自悟、具有刚性。中国佛教中的禅宗,相对而言又是最富个性,也是最具刚性的一派。如禅门中人讲究自我修行,自解自悟,倚重自力自度等等,都是阳刚之气旺盛的表现。中国禅传入日本后形成的日本禅同样如此。

3、调和内敛、注重集团。努力寻求个体与整体的依存、融合,可谓日本人的民族特性之一。中国禅传入日本之后,通过儒禅互补突出了“和”的理念,并进一步推动日本人形成了调和内敛、注重集团的民族性格。正如一位建筑师所说,“庭园里如果有一样东西特别显眼,就会破坏和谐,如果把它移走,这里就完美无瑕了”;调和性正是日本庭园的基本要素之一,并充分体现了注重集团的精神意识。

4、重经验,轻思辨。禅宗主张通过个体的直觉经验和沉思冥想的思维方式,在感性中通过悟境而达到精神上的超越与自由,从而具有非理性及经验性。这种特性导致禅宗在与日本固有的民族传统结合之后迅速本土化,并推动日本民族形成了重经验、轻思辨的思维方式。它在促进了物质生产、生活水平的进步和应用科学的发达的同时,也对日本的民族性格带来了负面影响。

二、负面影响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日本民族性格存在着非常突出的缺陷。所谓“见性”即是对无相的自己的自觉,这种见性既有积极的意义也有消极的意义。正如“敏感是双向的,它让你看到多少美丽就会让你看到多少丑恶”一样,在日本民族的性格中,纤小敏感的背后是深重的危机感、认真细致的背后是偏狭固执的刻意追求;自强不息、拼搏进取的背后是盲目自卑、唯我独尊;调和

内敛、集团意识的背后是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重经验、轻思辨更会导致非理性倾向的盲目扩大。

处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禅意识的外化表现也并不相同。韩国著名学者李御宁曾说——回顾一下日本史就会发现,“缩小”意识发达时期,社会一般都较为繁荣,可成功之后不久,往往又像秀吉一样开始向往扩张,转为“扩大”意识。如此一来,就突然变成非日本人,日本讲究细致的传统就遭到破坏,就开始丧失判断力,美的感性意识也变成一种带有残忍性的行为。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禅宗一般不大会有迷狂式的冲动和激情,通常有的只是一种体察细微、幽深玄远的清雅意趣。不过,受其“岛国根性”及历史时空的限制,有时也会出现“过刚则易折”的局面。禅意的世俗化倾向极大地刺激了虽不身居禅院却心向往之的一些日本普通民众原始生命张力的外泄,或许这也是后来日本禅变为“禅民族主义”、“禅帝国主义”等的因素之一。当民族利己主义发展到极端之时,在某些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等方面会表现出“排外”的特点。这也是日本的历史和现实中种种失败的关键性因素。正如R.H.沙夫(Robert H.Sharf)在讨论日本现代禅与民族主义关系的文章中指出的,20世纪30年代所“制造”出的日本禅学,以一种日本文化优越论和独一性的方式,成为“残酷和非正义的”民族主义。

禅的“了悟生死”的超脱态度符合日本武士的尽忠心理及培养无所畏惧的“无我”精神。这种精神在后来国家神道的鼓励下,转化为坚韧狂热的“武士道”精神。禅的无念和当下即是的禅意识,在战时的日本实际上演变为鼓励士兵“不要考虑任何历史和社会的情境,不加任何思考地去作战”的一种精神武器,禅宗的“立处皆真”和“随处作主”也被解释为不管什么情况下的任何行为都是“真的”,以至于“积极地屠杀”也被合法化了。如当时日本出版的《大乘禅》杂志,就充斥了各种激烈地鼓吹“圣战”的文章。

如前所述,在从中国禅到日本禅的演变过程中,明显地带有一种实用主义色彩。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倾向导致日本禅更多地具有的是一种重形式、轻内涵的特征。这种特征直接导致了日本禅意识在形成日本民族性格时表现出一种“优劣二重唱”。正如“然悟有深浅,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我们在关注禅意识在形成日本民族性格时表现出的积极性的同时,也应当充分注意到其消极性的一面。

参考文献:

[1]金丹元. 禅意与化境.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6

[2]徐静波. 东风从西边吹来——中华文化在日本.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252

[3]铃木大拙. 现代日本思想大系. 日本筑摩书房,1965

[4]李御宁、张乃丽译. 日本人的缩小意识.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5赵建民. 日本“国际化”历程的回顾与前瞻——日本文化时代性、民族性研究的思考2001-2 -10.htm

6龚隽. 二十世纪的日本禅、京都学派与民族主义. 世界哲学.坂本太郎. 日本史概说. 商务印书馆出版,1992: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