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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流失海外的典籍：有些曾被赤裸裸地巧取豪夺，有些是被“买”文｜公孙虿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目前出土最早的古代帛书，1946 年被美国教师柯强带到美国，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流失海外的文物中有一类非常特殊的珍贵文物，就是典籍文献。
书籍，就是民族记忆和民族精神的载体；珍本古籍，则是这其中最闪亮的部分。
近代以来，最著名的典籍文献流散事件，就是敦煌藏经洞文书被英、法、美、日、俄等国“探险家”们掠夺。
敦煌文书流散海外的经过，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都是比较熟悉的，这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余秋雨先生的《道士塔》一文。
当然，王道士并非《道士塔》中写的那样不堪，他也做了自己的努力，也有自己的无奈，不应当把敦煌文书的流散归罪于他；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也并不是完全的强盗嘴脸，尤其是伯希和，他本质上还是一个汉学家，而且是近代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对中国学术界也有很大的帮助；当时的官员与文人也不是那样不堪、坐视国宝的流失，很多人还是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如果要怪，只能怪当时的中国处于积贫积弱的时代，处于被列强侵略欺辱、国运岌岌可危的境地。
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一个没有力量的人都无法保护属于他的珍宝，一个贫弱困顿的国家坐拥这样引人垂涎的珍贵文物，自然会引来列强觊觎的目光。
敦煌藏经洞文书是在偏远之地由缺乏学养之人发现，其流散确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和客观原因。
而近代以来，屡屡出现成批珍本古籍被外国人收购的情况，这就是赤裸裸的巧取豪夺。
近代有所谓“四大藏书楼”，分别是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聊城杨氏“海源阁”、浙江归安陆心源“皕宋楼”和浙江钱塘丁氏“八千卷楼”。
四大藏书楼各有特色，但若说收藏宋版古籍众多者，以陆心源“皕宋楼”最为著名。
之所以叫“皕宋楼”，就是号称收藏宋版古书两百种，实际收藏的宋版古籍数量虽不及此，也有百余种之多。
用价值连城形容皕宋楼的藏书，是毫不为过的。
但在陆心源去世后，其子陆树藩经营家业不善，落下巨额亏空，只得将陆心源的藏书出售，其中就包括“皕宋楼”所藏数百种宋、元珍本。
⽂澜阁《四库全书》背后藏着浙江⼈爱书护书的传奇快报读书节上，线装书体验区⼈⽓⽕爆，很多⼈来学做线装书，⼩朋友也积极参与丁丙曾组织第⼀次补抄浙图⾸任馆长钱恂主持了第⼆次补抄张宗祥主持了第三次补抄官员凑不出的书民间凑，政府拿不出的钱民间出杭州孤⼭脚下有⼀座典型的江南楼阁，熟悉它的杭州⼈都知道，那⾥曾是为存放国宝《四库全书》⽽建的皇家藏书楼⽂澜阁。
《四库全书》是当年乾隆下诏编纂，囊括了乾隆之前中国历史上所有最主要的典籍，直到今天依然是世界上卷帙最为浩⼤的⼀套丛书。
当时乾隆只命⼈抄写了四部藏于内廷，后来⼜⼀纸诏令建造了江南三阁各存⼀套，杭州的⽂澜阁便由此⽽来。
从此，⼀座城与⼀部书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起。
两百多年来，⽂澜阁《四库全书》在数次浩劫中⼏陷于毁灭，是浙江⼏代⽂化⼈的侠肝义胆才使其躲过战⽕幸存，真正的原阁本早已剩下不到四分之⼀，成了⼀部经后⼈多次补抄才凑齐的“百衲本”。
如今七部抄本仅留于世四部，分别藏于台湾、兰州、北京和杭州，⽽⽂澜阁《四库全书》历经的磨难⾮其他⼏部可⽐。
这是⼀个在旷世战⽕中辗转的传奇，也是浙江⼈竭⼒护书抢救⽂化遗存的历史群像。
浙江有识之⼠⾃清代⾄民国犹如接⼒棒式的藏书、护书与补抄，使⽂澜阁《四库全书》劫后余⽣，在中国乃⾄世界藏书史上都是个奇迹。
乾隆点名，浙江⼈献书全国最多轰轰烈烈的《四库全书》修书运动启动后，朝廷官员四处搜书，有的甚⾄把⾃家图书也搭进去，勉强才凑成了三千多种。
但乾隆很不满意，他把⽬光投向民间浩瀚的私⼈藏书：“闻东南从前藏书最富之家，如昆⼭徐⽒之传是楼，常熟钱⽒之述古堂，嘉兴项⽒之天籁阁，朱⽒之曝书亭，杭州赵⽒之⼩⼭堂，宁波范⽒之天⼀阁，皆其著名者，余亦指不胜屈。
”⾔下之意，你们好书岂能⾃⼰留着，统统捐上来吧。
天⼦点名，最后光从民间征收得的藏书秘本就达13501种。
浙江成了全国私⼈献书最多的省份。
乾隆⼀⾼兴，特地表彰了当时捐书最多的四家，其中有三⼤家族来⾃浙江，杭州知不⾜斋藏书楼的鲍⼠恭、宁波天⼀阁的范懋柱、杭州开万楼的汪启淑。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总目（影印本）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编，由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出版，16开精装本，共175册，书号ISBN 978-7-5402-2410-3，定价139800元。
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社会科学综合性大学，古籍文献资料在教学科研中占据重要地位。
古籍善本是古籍藏书中最珍贵的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藏善本2400余种，2800余部。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是一部大型综合古籍珍稀善本丛书，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善本中，精挑细选出的具有较高文献价值、版本价值，且在全国藏书单位中不超过三家收藏的珍贵古籍善本，其中大量难得一见的珍本以原貌公诸于世。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共收录珍稀古籍善本134种，包括经部6种、史部32种、子部26种、集部69种，所用底本有稿本21种，抄本4种，刻本98种，木活字本10种。
其中，有一部分是该馆珍藏的孤本, 还有少量出版年代较晚但传世极罕的木活字本。
本书收录的成化刻本《咏史绝句诗注》、正德刻本《皇明开国功臣录》、嘉靖刻本《献子讲存》《易象大旨》、天启刻本《读史机略》等都是孤本或稀见的珍贵古籍。
清初刻本《选声集》、康熙刻本《赋镜录》《明田赋考》《希贤录》《群言沥液》、雍正刻本《半研居题咏》《白沙风雅》《言行汇纂》、乾隆刻本《五言排律依永集》、乾隆稿本《随围诗集》（有清戈涛、李学礼、李养诚、于大鲲评点）、清稿本《舜山是诚先生年谱》、光绪稿本《小留徐氏八修宗谱》、清稿本《仓场事宜初稿》、咸丰稿本《雪泥留印》、清稿本《砚樵山房文稿》、光绪稿本《毛穉澥诗集》、清稿本《知自主斋诗稿》、明抄本《新安詹氏家谱》等，这些珍贵古籍中，既有著名版本学家、校刻学家校刻的善本，也有名人学者题跋的批校本，还有不少是历代版本学家、藏书家所称誉的版刻精品。
同时，在这些珍贵版本中，还保留着许多评点，或眉批、或旁批、或总批，为版本目录学和文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史上严重的毁书事件曾造成哪些名著失传？赫连云卿提问者所说的“失传”是文献流传过程不可避免的现象，文献学上将之称为“散佚”。
古籍的散佚包括整书佚亡和部分残缺两种情况，宋代之前印刷术不发达，散佚的情况尤为严重。
南宋学者郑樵指出：“隋唐亡书甚多，而古书之亡又甚矣。
”（《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记亡书论》），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也说：“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亦复如此。
”《四库提要》总结说到，“古书亡佚，愈远愈稀，片羽吉光，弥足珍贵。
”散佚的原因是多样的，就整书而言，其散佚原因主要有朝廷禁毁、战乱破坏、自然因素、学术淘汰、流传佚失等。
部分残缺则或因为成书时搜罗不全，或因为流传过程中形成残缺等原因造成的。
历代的散佚事件有很多，隋代的秘书监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将秦始皇焚书、王莽之乱、董卓移都、惠怀之乱、侯景之乱造成的五次重大书籍散佚称作是“五厄”。
明代的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又添上隋末、安史之乱、黄巢起义、靖康之难、蒙元南下，成为“十厄”。
后近人祝文白又在《两千年来中国图书之厄运》一文中总结了元朝至民国时期的五次厄运：李自成起义、绛云楼失火、清高宗焚书、咸丰朝内忧外患、抗日战争，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十五厄”。
以上的总结，有不尽然的地方，同时也有没有囊括进去的事件。
下面就历代十数次重大的散佚事件作一简要介绍：1.秦始皇焚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这，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以古非今者族。
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史记·秦始皇本纪》）牛弘对此说到：“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
先王坟籍，扫地皆尽。
本既先亡，从而颠覆。
浅谈“皕宋楼事件”的历史启示摘要：“皕宋楼”被誉为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
1907年，陆氏藏书被日本静嘉堂秘密收购，大量珍贵文化典籍外流，引起学术界极大震动。
“皕宋楼事件”反映出中国文化无力自守的尴尬局面，也告诉我们藏书的命运和家国的盛衰是息息相关的，国家的盛衰与文化的命运密不可分，国家的强盛是文化保护的坚强后盾，我们要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
同时我们也要提高文化保护意识，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以史为鉴，使悲剧不再发生。
关键词：“皕宋楼事件”历史启示“皕宋楼”被誉为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1907年陆心源“皕宋楼”、“守先阁”、“十万卷楼”藏书被日本静嘉堂秘密收购，当时的有识之士都纷纷扼腕叹息，引起学术界极大震动，史称“皕宋楼事件”。
“皕宋楼事件”使得许多珍贵的文化典籍从此流落海外，时人叹之为“文化史之惨祸”。
的确，这对中国来说是一次惨痛的经历，是祖国文化史上的奇耻大辱。
陆心源，字刚父，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浙江归安人，是江浙四大藏书家之一，是清代藏书家中无藏书世家背景的藏书家。
他是从自身开始大量藏书购书的。
身为藏书家，陆心源喜读书，好聚书，且懂书，偶见异书，倾囊必购，“藏书之富甲于浙中”。
【1】陆心源的大部分藏书是来自上海著名藏书家郁万枝的“宜稼堂”。
这是陆心源的一次大规模的聚书，其中有很多珍贵的书籍，日人岛田翰在其所著《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中说：“心源皕宋之书，大半出于郁氏。
”【2】之后，陆心源又购买了严氏芳椒堂、刘氏眠琴山馆等家的藏书，最后成为江南的大藏书家。
陆心源共设了三处藏书楼来收藏书籍，“皕宋楼”专门收藏宋元旧椠；“十万卷楼”收藏明代以后秘刻、名人精校精抄本及著述手稿，“守先阁”收藏普通刻本和钞本。
陆心源的藏书不仅多而且精，特别是“皕宋楼”所收藏的宋元刊本更是弥足珍贵。
但是，1907年，陆心源的长子陆树藩在呼救无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将全部藏书售与日本岩崎氏的“静嘉善文库”，这样一来我国的一批珍贵的民族文化典籍最终远离故国，流失海外。
千年海曙-海曙名人-范钦与天一阁“风雨天一阁，藏尽天下书”。
天一阁，这座创建于1566年，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今天已成为宁波城市的象征与骄傲。
历经400余年的风雨侵袭，这座普通的砖木结构江南民居为何能始终屹立不倒？天一阁的主人是谁？他又为何要建天一阁呢？国家二级教授戴光中将为大家讲述天一阁主人范钦和他创建的天一阁的传奇故事。
天一阁的主人范钦（1506～1585），字尧卿，号东明，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
明代著名藏书家，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的主人。
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
历任随州知州、工部员外郎、袁州知州、广西参政、福建按察使、云南右布政使、陕西左布政使、副都御史等职。
后晋兵部右侍郎，未赴任而去职还乡。
一生喜爱藏书。
归里后，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561～1566年）间，在宁波月湖西岸的居宅东侧建造了藏书楼，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义，名“天一阁”。
其藏书以明版地方志及登科录为世人所重，在明时已有浙东藏书第一家之誉。
历经400余年后的今天，已成为国内最古老的藏书楼。
著述有《四明范氏书目》、《烟霞小说》、《抚掌录》、《奏议》、《草朝遗忠录》、《明文臣爵谥》、《古今谚》。
建天一阁范钦最著名的事迹就是主持建筑天一阁。
在宁波市月湖之西，有一座闻名中外的古建筑，那就是明代嘉靖年间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的天一阁。
天一阁迄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
收藏群书范钦性喜藏书，游宦期间，每到一地，都特别留心搜访当地的文献。
与其他偏重於版本的藏书家不同的是，范钦重视当代人的著作，故其藏书以明刻本为主，尤其是明代地方志、明代政书、明代实录、明代诗文集特别多，颇有些'厚今薄古'之意。
如《军令》、《营规》、《大阅览》、《国子监监规》、《武定侯郭勋招供》等官书，属当时的'内部资料'，一般藏书家即便有意收藏，也决非轻易可以觅得。
范钦平生还喜欢收集古代典籍，后又得到鄞县李氏万卷楼的残存藏书，存书达到了七万多卷，其中以地方志和登科录最为珍稀。
皕宋楼藏书流失海外的曲折命运作者：彭志来源：《中华瑰宝》2020年第06期皕宋楼是中国清代著名私人藏书楼之一，所藏宋元珍本在量与质上都远胜其他私人藏书楼。
可惜的是，这些藏书现已成为日本静嘉堂文库的一部分。
书籍在中国古代士人的一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因此，中国古代士人对书籍往往抱着无比珍视的态度，藏书之风随之兴起。
当收藏的书籍越积越多，便需专辟楼阁以便存放，藏书楼应运而生。
中国古代藏书有官、私之分，而私人藏书往往是某个家族集数代人之力的成果。
在明清两代众多的私家藏书楼中，浙江湖州陆心源的皕宋楼因庋藏宋元珍本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而享誉海内外。
皕宋楼从初创营建到藏书渐具规模，再到藏书遭遇变卖，流失海外，其命运十分坎坷。
皕宋楼藏书的聚散恰逢清末民初国势衰微之际，观照一座藏书楼的命运变迁，便可窥见士人在国力低谷时的无可奈何。
宋元珍本在古籍收藏史上，陆心源着力营建的皕宋楼声名卓著，与瞿氏铁琴铜剑楼（江苏常熟）、杨氏海源阁（山东聊城）、丁氏八千卷楼（浙江杭州）并称为清末“四大藏书楼”。
相较于其他三座藏书楼，皕宋楼藏书的命运更为百转千回。
在国势衰微、战乱动荡的年月里，大量的宋元珍本因人为原因而流失异域，承载文化统绪的珍贵古籍东流日本，让人唏嘘不已。
陆心源（1838—1894年），字刚甫，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浙江湖州人。
清咸丰九年（1859年）中举，因剿匪之功，擢广东南韶兵备道，官至福建盐运使。
后因盐务损耗的罪名被革去了官职。
陆心源幼时便博闻好学、嗜书如命，“志欲尽读天下书，偶见异书，倾囊以购”。
多年来，他收藏的珍贵古籍越积越多，归乡后，他便在月河街家宅里修建了藏书楼，以存放宋元珍本。
藏书地被命名为“皕宋楼”，意指内藏宋刻本有200种之多，但此称仅为约数。
据《静嘉堂文库图书分类目录》统计，其收购自皕宋楼的藏书有宋版书124部2779册，此外尚有元版书116部2070册，都极为宝贵。
要获知皕宋楼最盛时的藏书状况，可参看陆心源撰写的书目《皕宋楼藏书志》。
0 引言陆心源（1834—1894）是晚清四大藏书家之一，一生积书近二十万卷。
他曾据自家藏书，为之编撰目录，撰写书志、题跋。
现存藏书目录多种，又有《仪顾堂题跋》 十六卷、《续跋》 十六卷，《皕宋楼藏书志》一百二十卷、《续志》四卷，等等。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陆氏藏书卖给日本岩崎氏，存于日本静嘉堂文库。
日人河田羆曾编有《静嘉堂秘籍志》五十卷。
笔者在调查历代书目载录建阳刻本情况时，翻检《仪顾堂题跋》 《皕宋楼藏书志》 《静嘉堂秘籍志》等书，发现书中所载，多关闽人名家故物。
王绍仁先生曾将陆心源聚书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其中第二阶段“粤闽为官，俸金购书”一节，稍显简略。
对此，我们在陆氏藏书目、书志、题跋等基本史料的基础上，多方征引，考察他在福建期间的藏书事迹，撰成此文，可补陆氏生平之一二。
1 访书陆心源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入闽，至十三年（1874年）离任，前后三年间，利用政务之暇，与本省藏书家多有往来，对闽中故家所藏宋元旧刻、精抄秘本搜访不遗余力。
他在《带经堂陈氏书目书后》一文中写到：予粤东归田，本无出山之志。
后闻陈氏藏书散出，多世间未有之本，遂奉檄 一行。
昔小山堂主人闻陈一斋藏书散出，有闽中之行，余亦同此意也。
及至闽，遍访陈氏后人，仅得张清子《周易纂注》、金仁山《尚书注》、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三书，余皆不可得。
[1]445陆心源自广东归里，时清同治六年（1867年）。
他回乡丁艰，原本打算隐居乡里。
后来听说福州陈徵芝①带经堂藏书散出，其中“多世间未有之本”，如“明摘 要 鸦片战争后，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福建为数众多的私家藏书快速流落市场。
清同治十一年至十三年，浙江著名藏书家陆心源在福建为官期间，开展了一系列访书、购书、借书活动，对闽中故家所藏宋元旧刻、精抄秘本搜访不遗余力，收获颇丰。
论文采用文献研究法，通过梳理陆氏藏书目、书志、题跋及其他相关史料，对陆心源在闽期间的藏书事迹一一加以稽考，既是对陆心源生平研究的有益补充，也可藉此考察近代福建私家藏书聚散的历史事实。
清代私家藏书现象解读
嘿，朋友们！咱今天来聊聊清代私家藏书这个有意思的事儿。
你们想想看啊，在清代那会，为啥那么多人热衷于私家藏书呢？就好像现在有的人痴迷收集邮票、手办一样。
比如说，像那江南的富商大户们，哎呀，那家里的书房简直就像个小型图书馆！他们为啥要这么疯狂地藏书呢？这背后可是有大学问的。
你看啊，当时的文人墨客们，对书那可是真爱啊！这就好比是追星族对自己偶像的那种狂热劲儿。
就说那个郑板桥吧，据说他为了一本心仪的古籍，不惜花费重金，那简直是“一掷千金”啊！这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爱读书吗？
其实啊，清代的私家藏书现象可不简单。
这既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也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想想看，家里有满满一屋子珍贵的藏书，那多有面子啊！这不就跟现在有的人家里摆着好多古董宝贝一样嘛，倍儿有范儿！
而且啊，这些私家藏书家们还会互相交流、借阅，甚至为了一本珍本古籍争得面红耳赤。
这场景，是不是像极了我们现在为了抢一个限量版的东西而疯狂的样子？这不，我就听说有两个藏书家为了争一套宋版书，那可是互不相让，差点就打起来了！哎呀呀，这书的魅力可真是大啊！
在那个时代，私家藏书也推动了学术的发展。
学者们可以从这些丰富的藏书中汲取知识，开拓自己的视野。
这不就像我们现在能从互联网上获取各种信息一样嘛，只不过那时候书就是他们的“互联网”！
我觉得啊，清代的私家藏书现象真的是非常独特而又有趣的。
它不仅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文化风貌，也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
这真的值得我们去好好研究和品味，不是吗？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对清代私家藏书现象感兴趣了呢？快和我一起去探索更多关于它的故事吧！。
藏书家、古典戏曲文献学家傅惜华作者：李慧来源：《贵州文史丛刊》2009年第04期内容提要：傅惜华20世纪著名的藏书家、古典戏曲文献研究专家，其一生著述甚丰，尤其在戏曲目录学领域贡献突出。
本文将视角固定在图书典籍上，略述傅惜华对中国戏曲典籍的收藏保存、著录传播、捐公奉献。
关键词：傅惜华碧蕖馆藏书戏曲研究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09)04—88—91傅惜华(1907～1970)，字宝泉，别号碧蕖馆主，满族，北京人。
1926年起任《北京画报》戏剧版编辑，1931年以后在梅兰芳等人创办的北平国剧学会任编纂部主任，国剧学会图书馆主任，主编《国剧画报》、《戏剧丛刊》并负责编辑《中国戏剧大辞典》。
20世纪40年代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讲授戏曲、小说。
建国后在梅兰芳为院长的中国戏曲研究院任研究员、图书馆馆长。
傅惜华是20世纪著名的藏书家、古典戏曲文献和俗文学研究家，他留下的数以万计的珍贵藏书，泽被后世，其丰厚的学术论著、默默奉献的高尚品格，影响惠及几代戏曲研究者，至今仍给人们以重要的启示。
傅惜华作为一位藏书家，早在30年代即以收藏戏曲、小说等俗文学文献见称于世。
在那个动乱一的年代，为了不使珍贵古籍流出国门，他视收藏古籍为己任。
数十年如一日，节衣缩食，集腋成裘，苦心孤诣地收集了大量珍贵古籍文献，如：明万历本《荆钗记》、《红梨记》、《千金记》，金陵富春堂刻本《西厢记》(南西厢最古本)，《东窗记》，继志斋刊本《旗亭记》、《义侠记》，天启三年刻本《博笑记》，天启抄本《灵犀佩》，天启刻本《一札三奇》，崇祯间刻本《花筵赚》、《四大痴传奇》，汇锦堂刻本《北西厢》。
不见著录的清康熙钞本《元词备考》，极为宝贵的旧抄本《富贵图》，明万历间金陵大业堂刻本《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题评》，钱塘王慎修精刻本《三遂平妖传》，人瑞堂刊《隋炀帝艳史》，金陵万卷楼刊本《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明崇祯刻本《西湖二集》等，不少属于传世较稀的罕见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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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阁博物院——名楼藏珍本书香飘海外“你所不知道的一级馆”名楼藏珍本书香飘海外（主题）“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是浙江省宁波市的城市形象宣传语。
其中“书藏古今”指的是以天一阁为代表的藏书文化，体现了宁波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书香传统。
天一阁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它坐落在风光旖旎的月湖景区。
北宋时期，王安石任鄞县县令，于月湖延聘“庆历五先生”，兴教重学，浙东学术自此萌芽。
明嘉靖年间，由范钦主持建造的天一阁选址在月湖边，从此书香不绝。
名楼渊源来到天一阁博物院西大门，门厅上方悬挂“南国书城”匾额，这是国画大师潘天寿1962年所书。
两旁的对联则是文献学家、上海图书馆原馆长顾廷龙的手笔。
1981年，顾廷龙来天一阁访书，用钟鼎文写下了这副对联：“天一遗型源长垂远，南雷深意藏久尤难。
”上联说天一阁源远流长，下联包含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作为“外姓第一人”登上天一阁的典故。
在天一阁建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范氏藏书为私家所有，秘不外宣。
直到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黄宗羲打破这一禁令，登阁、抄书并写下《天一阁藏书记》，文章开头即感慨道：“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此后，天一阁声名日隆，受到广大读书人推崇。
迈入西大门，首先看到一尊手持书籍、正襟危坐的铜像，这便是天一阁的创建者，明代兵部右侍郎范钦。
“范钦是浙江鄞县人，平生喜欢收集古代典籍。
”天一阁博物院讲解员楼卓怡介绍，范钦既能接触到仅供官员阅读的各种书籍，又有机会到不同地区搜书，加之他本人藏书眼光独特，因此他的藏书不仅数量多且极具特色。
天一阁博物院副院长饶国庆告诉笔者，现存的范钦藏书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大量明代方志、政书、科举录、实录、诗文集等。
“这些书在明代不怎么被人看重，因此流传不广，到了清代就存世稀少，到今天更是罕见。
”饶国庆说，“比如流传至今的271种明代方志和大量乡试、会试科举录，一半以上都是海内孤本，对研究明代历史和中国文官制度具有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总目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总目（影印本）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编，由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出版，16开精装本，共175册，书号ISBN 978-7-5402-2410-3，定价139800元。
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社会科学综合性大学，古籍文献资料在教学科研中占据重要地位。
古籍善本是古籍藏书中最珍贵的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藏善本2400余种，2800余部。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是一部大型综合古籍珍稀善本丛书，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善本中，精挑细选出的具有较高文献价值、版本价值，且在全国藏书单位中不超过三家收藏的珍贵古籍善本，其中大量难得一见的珍本以原貌公诸于世。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共收录珍稀古籍善本134种，包括经部6种、史部32种、子部26种、集部69种，所用底本有稿本21种，抄本4种，刻本98种，木活字本10种。
其中，有一部分是该馆珍藏的孤本, 还有少量出版年代较晚但传世极罕的木活字本。
本书收录的成化刻本《咏史绝句诗注》、正德刻本《皇明开国功臣录》、嘉靖刻本《献子讲存》《易象大旨》、天启刻本《读史机略》等都是孤本或稀见的珍贵古籍。
清初刻本《选声集》、康熙刻本《赋镜录》《明田赋考》《希贤录》《群言沥液》、雍正刻本《半研居题咏》《白沙风雅》《言行汇纂》、乾隆刻本《五言排律依永集》、乾隆稿本《随围诗集》（有清戈涛、李学礼、李养诚、于大鲲评点）、清稿本《舜山是诚先生年谱》、光绪稿本《小留徐氏八修宗谱》、清稿本《仓场事宜初稿》、咸丰稿本《雪泥留印》、清稿本《砚樵山房文稿》、光绪稿本《毛穉澥诗集》、清稿本《知自主斋诗稿》、明抄本《新安詹氏家谱》等，这些珍贵古籍中，既有著名版本学家、校刻学家校刻的善本，也有名人学者题跋的批校本，还有不少是历代版本学家、藏书家所称誉的版刻精品。
同时，在这些珍贵版本中，还保留着许多评点，或眉批、或旁批、或总批，为版本目录学和文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风雨天一阁读后感风雨天一阁读后感1在这篇万字散文中，作者叙述和表现的，是一个对中国文化抱有坚定执着信念的终极追寻式的人物以及故事，我视之为文化精神品格的榜样，并以此为骄傲。
当我们被世俗文化骚扰甚至迷惑的今天，能读到他这篇散文，让我更感到了一种惊喜与难能可贵。
他在许多作品里几乎倾注了他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去追随历史人物的精神品格，试图在他们的故事和传奇中发现对今天和未来有所启迪的东西，为人类留下真实和道义的作品。
__从《易经》、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一直追索到建国后的80年代，期间提到了创建和保护天一阁的范钦、范大冲父子，想看天一阁藏书而不得的钱绣芸姑娘，被破例允许参观天一阁的黄宗羲，提倡编写《四库全书》的皇帝乾隆，保护流散藏书、创建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等众多历史人物。
全文生动有趣，阅读完毕，读者不仅获取了大量的历史知识，而且不需要理论说教，就会自发地从这些故事和人物的言语行为中领会对传统文化的感悟。
在这一点上，余秋雨成功地做到了找传统文化之根，让历史告诉未来的写作心愿。
__里充满了对民族精神根源的召唤和对国人善于遗忘的不满：“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
”想要改进现有的中国文化就需要从改变中国人的人格开始，而目的是为了塑造健康完满的人生。
在《风雨天一阁》里，作者看重的是一种“健全人格”的精神，由此，作者才写道：“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
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
一个成功的藏书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文中的这段文字，“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
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
”对我有极大的震动。
作者这样一个饱读诗书之人，我辈要不感到渺小与浅薄那才是一种耻辱。
流寓日本之中国珍善本古籍述状中国古籍，尤其是珍善本古籍，是我们国家的重要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然而，由于历史原因，许多中国珍善本古籍流寓到了日本。
本文旨在探讨这些流寓日本的中国珍善本古籍的历史背景、保存现状和流传影响。
日本自隋唐时代起开始大量引入中国文化，包括书籍。
在历史长河中，由于战争、贸易和文化交流等原因，一些中国珍善本古籍流入了日本。
例如，日本平安时代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就是由唐代高僧鉴真东渡日本时带去的。
这些古籍成为了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日本，这些中国珍善本古籍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和保护。
其中一些被收藏在如东京东洋文库、京都中文藏书会等著名图书馆和研究机构中。
同时，一些私人收藏家也拥有部分珍贵的中国古籍。
然而，由于日本在历史上曾遭受多次地震和战争的破坏，部分古籍已经遗失或损毁。
这些流寓日本的中国珍善本古籍，不仅丰富了日本的文献资源，也对日本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例如，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就曾根据流寓日本的中国珍善本古籍《论语》写出了《论语新探》一书。
这些古籍对推动中日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流寓日本的中国珍善本古籍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我们应该加强国际合作，进一步挖掘和利用这些古籍资源，为推动中日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做出贡献。
我们也要重视对古籍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以确保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能够永久传承下去。
本文将探讨古籍图像数据库建设中的常见问题及应对策略，以首都图书馆馆藏古籍珍善本图像数据库建设为例。
在数字化时代，古籍图像数据库建设已成为图书馆界的重要任务之一。
对于古籍珍善本来说，建设图像数据库尤为重要。
首都图书馆在建设古籍珍善本图像数据库时，面临着诸多问题，如技术、资金、人才等。
本文将分析这些问题并探讨相应的解决方案。
技术问题是古籍图像数据库建设的核心问题。
首都图书馆在建设过程中，需要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如数字化扫描、图像处理、数据存储等。
然而，这些技术的应用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图像质量下降、数据安全难以保障等。
任凯南捐赠珍本古籍举隅
殷榕
【期刊名称】《兰台世界》
【年(卷),期】2016(000)009
【摘要】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共有五十九部珍本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其中十二种由著名学者任凯南捐赠.任凯南是经济学家、教育家,也是著名藏书家,他捐赠的这十二种珍本古籍俱为精品,各有特色,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总页数】3页(P141-142,145)
【作者】殷榕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长沙41001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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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研究】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09年第6期第33卷（总第156期）№6,2009Vol.33General,№156珍本古籍外流：藏书家后代导演的悲剧潘德利（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辽宁沈阳110034）[摘要]中国藏书家的珍本古籍流散日本最多，原因是藏书家后代无能保管终将出卖海外。
陆树藩与宋楼藏书、叶启倬与观古堂藏书、盛氏后裔与愚斋藏书、李氏后代与敦煌文献等，无论如何他们将祖辈的心血变成“泊去品”，让民族文化载体被捆绑东瀛，造成了国宝外流不可挽回的损失，实在难辞其咎。
[关键词]藏书家后代；中国古籍；流失海外[中图分类号]G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5450（2009）06－0116－03[收稿日期]2009－06－28[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8BTQ017）[作者简介]潘德利（1952－），女，辽宁沈阳人，沈阳师范大学研究馆员。
中国是古籍文献流失海外的重灾国，珍贵国宝流布世界各地。
其流散的渠道除自然交流传播、僧侣与传教士携带、探险队巧取豪夺以及战争浩劫等多种形式外，藏书家子孙为经济利益廉价出卖外国人，也是造成中国珍稀古籍流失海外的重要原因之一。
无论多么复杂的历史背景，藏书家后代们廉价出卖国宝的行径，直接造成珍稀古籍批量外流，国内知识界无不为之惋惜感叹，舆论大哗，触目惊心。
一、“宋楼”是清末藏书家陆心源的藏书楼。
其藏书分为三部分：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因“宋楼”以藏宋元善本著称，人们常以“宋楼”代称陆氏所有藏书。
陆心源十分重视珍籍秘本，遇有秘籍无不重金购求，经数十年的积累，所藏典籍达15万余卷。
其藏书重经部、集部，地方志的收藏在当时首屈一指，价值之高在海内无与伦比。
该藏书于1907年由陆心源之子陆树藩以10万元全部售与日本的静嘉堂文库。
陆心源的长子陆树藩，20岁时，因其父向国子监捐家藏宋元版及秘抄本，朝廷嘉奖特赏陆树藩与其弟陆树屏国子监学正衔，后中恩科举人，与其弟陆树屏共同参与校订刊印其父著作的工作，熟悉收藏之业。
1894年陆心源去世，由陆树藩料理陆氏在沪的公司和产业。
1897年陆氏四兄弟分家。
陆树藩经营上海的丝厂，陆树屏分得上海的钱庄。
父亲遗产中的藏书楼虽没有瓜分，但因缺乏人资维护而陷于破落颓败的境地。
当时，由于日本向中国倾销廉价东洋货，民族资本家受到冲击，陆树藩在上海经营的丝厂与陆树屏的钱庄相继破产倒闭，断绝了他的全部经济来源。
此外，他任董事长的原救济善会账上记有欠款，必须由他归还；他在顺直赈灾中筹集的善款被别人挪用，也必须由他补齐。
因而，陆树藩此时经济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迫境地，根本无力对旧藏书进行保护。
窘迫之下，陆树藩打起了宋楼藏书的算盘。
1904年，陆树藩托自己在日本读书的堂弟寻找买家，为了不违背家训，他希望整体一次出卖，避免零星分批转让而造成藏书拆分散逸的损失。
因售价太高国内无人能接受。
当日本人能以他接受的最低价谈判时便一举谈成。
陆树藩其时显然错误地认为，藏书出让中保证了旧藏的完整性就是不违先人遗训。
宋楼藏书在日本学术界赫赫有名，许多日人深怀觊觎之心。
1905年陆树藩的朋友日本驻苏州领事白须直得到了陆树藩要出售藏书的信息，便立即通报静嘉堂堂主。
静嘉堂系三菱财阀岩崎弥之助和岩崎小弥太父子1892年创建的私人文库，该文库总藏书量约为20万册，以庋藏丰富珍稀汉籍而著称于世。
陆树藩希望能卖个好价钱，一开价就要50万两。
当时静嘉堂有买的欲望，但双方没有进行协商。
后经静嘉堂主的侄子岩崎久弥的工作，静嘉堂决定了收购计划。
于1906年3月，派静嘉堂文库职员岛田翰到·116·大清国湖州亲自对陆氏遗书进行实地调查后，岛田翰向静嘉堂主提供了陆氏藏书价值的报告，此报告坚定了静嘉堂志在必得的信心。
最后由文库长重野安绎与陆树藩讨论了价钱、交货、运输等问题，于3月28日秘密签约。
好不容易有了买家，陆树藩不得不忍痛降至清朝货币银元10万元而售出。
1907年6月的一天，日人用三条拖船悄悄地运走了宋楼的全部藏书，经上海转装日本邮船东载而去。
就这4172种共43996卷宋元明清稀世刻本归属了日本私人藏书楼，岩崎弥之助以10万元轻松买走了中国文化的无价瑰宝。
宋楼220多种宋元旧刻的入库，使静嘉堂成为举世皆知的珍宝藏书楼。
静嘉堂文库员马上按照书目进行检查，见宋元旧刻本约五千余册，完全是秘籍珍本。
由于“宋楼”以收藏珍本秘籍丰富而著称，静嘉堂也因此一跃成为日本收藏汉籍的巨擘。
特别是其中的地方志，据巴兆祥先生调查约有403种421部，是陆心源藏书的特色之一。
陆心源万万想不到自己死后不到13年，凝聚一生心血和财力构筑的宋楼书城烟消云散，落到了日本人手里。
二、叶启倬与观古堂藏书魂飘东瀛观古堂是清末民初藏书家叶德辉的藏书处。
叶德辉，文字版本学家，湖南维新运动中保守派代表人物。
他喜好藏书，精于文字版本学，所著《书林清话》等及校刻书百余种。
观古堂藏书的来源有祖传藏书，有叶盛、叶树廉等人的旧藏本，还有袁芳瑛卧雪庐、刘喜海味经书屋、马国翰玉函山房、宋氏纬萧草堂等部分旧藏。
藏书多经学、乾嘉人诗文集、清代初刻本等精品，富至30余万卷，分藏13 68柜。
还收藏了40多方价值连城的汉印，一时有“富甲海内”之誉。
叶德辉政治思想保守，维新运动中反对变法，他组织筹安会，赞成袁世凯复辟称帝，1927年4月被湖南农工商学各界团体处死。
叶德辉爱书痴迷，让其子孙严守之，密不示人。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叶氏被处决后，观古堂藏书因家人仓皇逃出，无法顾及，其藏书均被没充、窃取而开始流散。
加之叶氏的一个儿子沉迷赌博，竟将叶德辉40年心血所寄之藏书不断押注而输光，致使观古堂藏书已无先前旧观。
至1935年前后仍由其子叶启倬、叶启慕兄弟经管。
叶启倬汇其父亲生前所刊诸书编为《园先生》（叶德辉集）发行几百部。
不幸的是1938年11月12日，在长沙发生“文夕”大火，位于苏家巷的叶氏观古堂藏书也难逃厄运，部分书版和古典书籍多成灰烬，玉石俱焚。
观古堂余下宋元及善本书籍计存不多。
叶启倬、叶启慕为了生计竟然将家传所剩珍本善本藏书加紧变卖，整个藏书除部分流散外，大部分则由日本人山本购掠而去，从此，观古堂中许多珍品藏书流散日本。
观古堂剩余约有30余部旧藏，在建国后陆续归藏湖南图书馆，均称善本。
叶启倬、叶启慕将家传珍善本藏书大部分卖给日本人山本，成为我国书坛的又一页痛史。
原北平图书馆长袁同礼在《清代私家藏书概略》中将叶德辉列于清代最后一辈藏书家，并寄予希望：“吾人为文献计，甚望其能长守故都也。
”叶氏后代将这最后的希望也成为浩叹。
这是中国继陆心源宋楼事件后，藏书家后代造成的又一次中国古籍大规模外流。
三、盛氏后裔将愚斋藏书流散日本“愚斋”是中国清末重要的政治家、企业家盛宣怀的藏书处。
盛宣怀在治事的余暇很注重收藏书画、编书、刻书和兴办图书馆。
他收藏的书籍、金石、书画至1906年已达10万余卷。
愚斋藏书中有许多善本和珍本。
其特色是日本刊本较多，洋务派学者的著作和洋务运动的史料较为丰富。
在愚斋藏书中有不少如《恩安县志》、明刊《淳熙三山志》这样的孤本和稀见之本，还有近300种医学古籍孤本。
此后使盛宣怀萌发了创建图书馆的意念。
1916年盛宣怀去世后，愚斋图书馆与盛宣怀的其他一切事业均画上句号。
盛宣怀八个儿子剩下的三个都不务家事，其夫人庄德华执掌了整个家业11年。
1927年秋天，庄夫人患病去世，盛公馆一下子陷入了惊惶忙乱之中。
盛宣怀苦心经营的愚斋藏书楼10余万卷藏书无人经管，愚斋图书馆的工作都停了下来。
到了1932年，盛家的产业开始变卖和捐献。
盛家后人把愚斋藏书的普通古籍捐给了民国政府，政府接收后实行一分为三：一份给了圣约翰大学；一份给了上海交大；另一份给了山西铭贤学校。
这些书在解放以后院系调整时亦作了新的分配。
圣约翰的部分约66000余册调拨给了华东师大图书馆，华东师大馆把古医书部分送给了上海中医学院。
上海交大的部分愚斋藏书先调拨给合肥师范学院，后又调拨给位于芜湖的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
在运输途中，又遗失了一部分。
山西铭贤学校那份藏书归入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
这些藏书占盛斋藏书的三分之二。
其余三分之一宋元版善本、珍本当时由盛氏后人收藏。
这些珍善本书流入日本天理图书馆。
一说是于抗日战争期间流入日本；一说是在1953年，天理图书馆以巨资收购了盛宣怀的“愚斋”旧藏珍本236种，凡1367册。
北京大学严绍教授带着这个问题，到日本讲学时便特意到天理图书馆去访“国宝”。
严绍教授在天理图书馆馆内随手检得明刊本《程氏墨苑》、《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和《新刻全像达摩出身传灯传》等，皆钤有“愚斋图书馆”藏印，即是盛宣怀的旧藏。
严绍教授的亲自寻访，证明盛氏后人收藏的珍善本古籍也卖给了日本人。
据盛宣怀的《愚斋存稿并东游日记》中记载，1908年，在他赴日本治病期间，不惜重金在日本书市选购中国古籍数百部，运回中国归于“愚斋”。
不料几十年后，愚斋藏书竟再次流散日本，令人唏嘘不已。
四、李氏后代让敦煌宝藏尽泊去李盛铎的木犀轩藏书超过10万卷，收有海内外许多名家藏书，不仅是著名的藏书家，他的政治生涯也十分显·117·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京师大学堂总办等。
入民国后，又曾任大总统顾问、参政院参议等多种要职。
在历代藏书家中，有如此政治生涯者应是罕见。
因此他有机会利用职务之便侵占了许多敦煌文献。
1909年，当敦煌文献大量外流被国内学界巨子知道后，痛心疾首强烈呼吁清廷把剩余的残卷运抵京师。
清政府不得不责令甘肃布政使何彦升为押运官，将剩余卷子悉数押运北京封存。
何彦升押运敦煌卷子到京后却没有直接运抵京师图书馆，而是运至学府官员李盛铎的女婿何震彝（何彦升之子）的私宅，何震彝和李盛铎等人翻车倒卷将敦煌文献中的精品悉数窃为私有，李盛铎挑选了400余卷，何震彝也精选了几百卷。
当初陕甘总督上报这批文献清单中没有详细目录，只有一个大概的总数。
北京学部只掌握经卷的总数量，而没有经卷的具体名称及开本等记载，因而李盛铎、何震彝这些人在拿走一些精品后，将一卷撕成二份、三份凑数，以符合上报清册的数量交至京师图书馆。
这实际是腐败官员监守自盗、趁火打劫后所剩的国宝。
李盛铎若能保住这些据为己有的敦煌文献也行，可能是为了掩饰举国人皆知其监守自盗敦煌宝卷的丑事，其后人将私藏卖给北京大学图书馆时，其中只有一份记载432号敦煌文献的目录，却没有这批最好的敦煌文献。
但1935年12月《中央时事周报》上突然刊登消息说，李氏藏卷被其子女以8万大洋的价格卖到了日本。
这批敦煌文献从此销声匿迹。
经过中日学者长达15年的苦苦追踪，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在南京首次向世人披露了这个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