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与“归化”之间的关系并评述
1、什么是归化与异化
归化”与“异化”是翻译中常面临的两种选择。钱锺书相应地称这两种情形叫“汉化”与“欧化”。A．归化
所谓“归化”（domestication 或target-language-orientedness），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用本民族的方式去表现外来的作品；归化翻译法旨在尽量减少译文中的异国情调，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一种自然流畅的译文。Venuti 认为，归化法源于这一著名翻译论说，“尽量不干扰读者，请作者向读者靠近”
归化翻译法通常包含以下几个步骤：（1）谨慎地选择适合于归化翻译的文本；（2）有意识地采取一种自然流畅的目的语文体；（3）把译文调整成目的语篇体裁；（4）插入解释性资料；（5）删去原文中的实观材料；（6）调协译文和原文中的观念与特征。
B．“异化”（foreignization或source-language-orientedness）则相反，认为既然是翻译，就得译出外国的味儿。异化是根据既定的语法规则按字面意思将和源语文化紧密相连的短语或句子译成目标语。例如，将“九牛二虎之力”译为“the strength of nine bulls and two tigers”。异化能够很好地保留和传递原文的文化内涵，使译文具有异国情调，有利于各国文化的交流。但对于不熟悉源语及其文化的读者来说，存在一定的理解困难。随着各国文化交流愈来愈紧密，原先对于目标语读者很陌生的词句也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即异化的程度会逐步降低。
Rome was not built in a day.
归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异化: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异化:Rome was not built in a day.
归化:the thick ice is not formed in a day.
2、归化异化与直译意译
归化和异化，一个要求“接近读者”，一个要求“接近作者”，具有较强的界定性；相比之下，直译和意译则比较偏重“形式”上的自由与不自由。有的文中把归化等同于意译，异化等同于直译，这样做其实不够科学。归化和异化其实是在忠实地传达原作“说了什么”的基础之上，对是否尽可能展示原作是“怎么说”，是否最大限度地再现原作在语言文化上的特有风味上采取的不同态度。两对术语相比，归化和异化更多地是有关文化的问题，即是否要保持原作洋味的问题。
3、不同层面上的归化与异化
1、句式
翻译中“归化”表现在把原文的句式（syntactical structure）按照中文的习惯句式译出。
如：Behind the mountain, the sun set。译为“日落山阴”就是句式上的“归化”；模仿原文的句式如所谓的“欧化句式”译为“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就是句式上的“异化”。
2、词汇
在翻译原文文化特有的词汇（culture-specific expressions）如外国谚语、成语、典故事片时用中国文化词汇取而代之，就是“归化”的做法。反之，照直翻译原文的文化词汇，就是“异化”的做法。如英语谚语：in the kingdom of blind men the one-eyed man is king 译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或者“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都是“归化”；译为“在盲人的王国里，独眼人就是王。”就是“异化”。
3、意象
严复在《天演论》卷上第13章中用唐朝的人物故事替代《圣经·以斯贴记》中的人物故事。他在未曾刊行的《天演论》手稿中的《译例言》里说：“原书引喻多取自西洋古书，事理相当，则以中国古书代之，为用本同，凡以求达而已。”在严复所处的时代，士大夫们对诸如《圣经》这样的西洋古书一无所知，为了让他们先明白“事理”，严复采用“归化“的策略自有他的道理。
4、文化
原文没有任何文化因素，译文却出现了带有强烈汉语民族色彩的词汇，也是“归化”的表现。如森纾把福尔摩斯发怒译为“拂袖而去”，福尔摩斯的形象具有了中国化的特征；郭沫若把英国计人T. Nash r 咏春诗首句“Spring, the sweet spring is the year’s pleasant king”译成“春，甘美之春，一年之中的“尧舜”。原诗中的king是一般性的说法，没有任何特殊的文化色彩，可是一旦变成了中国古代和平盛世的代名词“尧舜”，就染上了强烈的汉民族色彩。
4、中外归化和异化之争
归化与异化之争，由来已久。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当翻译发展成自觉的规模性活动之后，就产生了归化与异化的讨论。在中外理论家的许多看法和主张中，不少人只看到矛盾的对立，强调归化和异化的矛盾对立和不可调和性。看不到对立矛盾的相互转化，在译文中的兼容性。对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中外语言学家各有其代表。国外的归化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奈达(Eugene Nida)，而异化派代表首推美国的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前者提出了翻译中的“动态对等”(或曰功能对等)的概念，把译文的服务对象读者放到了首要位置。后者提出了“反翻译”的概念，刻意在目的语的文本中，在风格和其他方面突出原文之“异”。
我国译界在归化异化问题上似乎缺少怪帅人物。归化派在我国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但耐人寻味的是，我国主张归化的头面人物似乎不在译界，而是文坛泰斗，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他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写道：“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学转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换骨’，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资质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文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