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翻译中异化法与归化法的正确认识
班级：外语学院、075班
学号：074050143
姓名：张学美
摘要：运用异化与归化翻译方法,不仅是为了让读者了解作品的内容,也能让读者通过阅读译作,了解另一种全新的文化,因为进行文化交流才是翻译的根本任务。从文化的角度考虑,采用异化法与归化法,不仅能使译文更加完美,更能使不懂外语的人们通过阅读译文,了解另一种文化,促进各民族人们之间的交流与理解。翻译不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跨文化的交流。有时,从语言的角度所作出的译文可能远不及从文化的角度所作出的译文完美。本文从翻译策略的角度，分别从不同时期来说明人们对异化法与归化法的认识和运用。
关键词:文学翻译；翻译策略；异化；归化；辩证统一
一直以来,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西方,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与意译(liberal translation)是两种在实践中运用最多,也是被讨论研究最多的方法。1995年,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提出了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foreignization)之说,将有关直译与意译的争辩转向了对于归化与异化的思考。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是两对不能等同的概念。直译和意译主要集中于语言层面,而异化和归化则突破语言的范畴,将视野扩展到语言、文化、思维、美学等更多更广阔的领域。
一、归化翻译法
Lawrwnce Venuti对归化的定义是,遵守译入语语言文化和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使其迎合本土的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潮流。采用归化方法就是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the translator leaves the reade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moves the author towards him)。归化翻译法的目的在于向读者传递原作的基本精神和语义内容,不在于语言形式或个别细节的一一再现。它的优点在于其流利通顺的语言易为读者所接受,译文不会对读者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其缺点则是译作往往仅停留在内容、情节或主要精神意旨方面,而无法进入沉淀在语言内核的文化本质深处。
有时归化翻译法的采用也是出于一种不得已,翻译活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受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两种不同文化语境的制约,还要考虑到两种文化之间的
可译性问题。有时译者在译语中无法再现源语形象,完全抛弃源语形象又太可惜,这时一种较好的办法是:用译语读者所熟悉的形象来代表源语形象,用译语读者要遵从的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这种形象替换的归化法的优点在于它可以使译文达到与原文相同或相近的表达效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因不能再现源语想象而造成的损失。在隐喻的翻译中会遇见这样的问题,以英语成语as timid as a rabbit (or hare) 为例,不译作“胆小如兔”,而是译作“胆小如鼠”,英语中的rabbit 或hare 被归化处理为“鼠”,因为在汉语中,兔子给人的联想并不是胆小,而是敏捷乖巧的形象。中文里的一些表达方式,虽然说不上与英语完全一致,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进行语言层面上的“归化”处理。
头一百年的文学翻译：归化为主调
19世纪的70年代至90年代，是我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初始阶段， 1899年，林纾翻译出版了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获得巨大成功，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先后翻译西方文学作品 180 多种。在林纾、伍光健、苏曼殊等人的带动下，20 世纪头十年掀起了一股翻译出版西洋文学的高潮。1898年，严复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但晚清的文学翻译并未实行这三字标准。当时，小说被选作改良社会的工具，并非因为它的文学价值或美学功能，而是因为它具有“怨世、低世、醒世”的社会功能。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主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忠于原著”，而是如何顺应晚清的社会及文化趋势。为了博得读者的喜爱，译者大多采取译述法，常常出现夹译夹作、改写改译的现象。以林纾为例，他的译文不能说一点“异化”成分也没有，比如他把honey moon译成“蜜月”，就是典型的异化译例，但他更多的是采取归化译法，如他描写福尔摩斯“勃然大怒，拂袖而起”，至今还被人们传为笑谈；而他把莎士比亚的戏剧译成记叙体的古文，则被胡适责为“莎士比亚的大罪人”。因此，，晚清时期的文学翻译，除了引进少量外来词之外，基本上谈不到异化翻译。
1919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我国的文学翻译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在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带动下，不少作家、翻译家试图从外国文学中吸取营养，以达到改造文学、改造社会的目的。从翻译的策略来看，这次运动带来了两个可喜的变化：其一，彻底废除文言文，无论写作还是翻译，一律通用白话文，大大推动了国语标准化、统一化的进程；其二，翻译界出现了“欧化”主张，借鉴吸收西洋的语言长处，来提高汉语的表现力。
在提倡欧化译法中，鲁迅同样发挥了旗手作用。早在 1 9 18 年，他在写给张寿明的信中说：“我认为以后译本，……要使中国文中容得别国文的度量，……又当竭力保持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陈福康，1 992 : 176 )
1925 年，鲁迅又在译文《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写道：“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陈福康，1992 : 176-177 ) 1934 年，鲁迅又几次论述了“欧化”问题，他说：“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陈福康，1992 : 300）1 9 35 年，鲁迅又明确表示反对“归化”，主张“尽量保存洋气”：所谓“洋气”，就是“必须有异国清调”。（陈福康，1 9 92 : 301 )
鲁迅的这些见解具有很大的超前性，按说在当时实行起来，是有很大难度的,但是，无可否认，鲁迅的“宁信而不顺”的翻译主张，也产生了不少负作用，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生硬翻译风。因此，从 30 年代后期起，中国译坛在翻译策略上出现了一个“逆反应”，归化法再次占据了主导地位。
二、异化翻译法
Lawrwnce Venuti 是异化的代表人物,他对异化的定义是这样的,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与文化差异。也就是在翻译过程中使得读者向作者靠拢(the translator leaves the autho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moves the reader towards him),力争采取相应于源语的表达方式,再现原作的风格特点与文化气息。
由于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广泛交流,各国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语言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读者对语言总是心存期待的,希望能在译文中欣赏到新颖生动的语言,腻烦陈词滥调,不甘平淡无味,较好的异化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能够满足读者这种对新鲜,刺激文字的期待,有利于吸收外语中的新元素,它们一旦被社会接受,即约定俗成,即加入到传统语言文化中成为新的成员,其结果必然丰富表达方式,促进语言的接近和交流,增强语言的生命力,使得读者能够不出国门就从译者的译本中领略到异国风情,欣赏到异国文化特色。因此,异化翻译法现如今正被愈来愈多的读者视为主要的翻译方法。请看下面的译例：
Consequently Mr. Micawber was soon so overcome, that he mingled his tears with hers and mine.( C. Dickens: David Copperfiled, Ch.12)
结果米考伯先生就伤感得把他的眼泪同她和我的混合起来了。（P）
异化译法绝不是“一对一”的死译，而这句译文恰恰陷入了“字字对译”的死胡同。特别是吧mingle直译为“混合”，真让读者感到困惑，因为谁也搞不清楚这几个人的眼泪是如何“混合”的。其实，说谁与谁mingle their tears，只不过是“一起哭”的意思，并非真指眼泪“混合”在一起。因此，相比之下，张谷若的译文较为妥当：结果是，一会儿米考伯先生也受不住了，和她和我，眼泪对流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