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

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

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毕生致力于洋务事业，在整个洋务运动中居于不可

争辩的显赫的首脑地位。剖析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是研究洋务运动所不容回避、不能或缺的

重要方面。

“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

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门户洞开，资本主义列强纷至沓来，

闭关锁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和世界接触的过程中，中国暴露了自己

的愚昧和落后，挨打受辱，几乎无以自存。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

辈岂能强分界画”（《李文忠公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一），《复沈幼丹中丞》。），

中国不可能再与世隔绝，而“外国强兵利器，百倍中国”（《李集》，朋僚函稿（五），《复陈筱

舫侍郎》。）必须正视现实，善以自处。他概括当时中外形势的特点为两句话：“数千年来未

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集》，奏稿（二十四），《筹议海防折》。），扼要中肯，

发人深思。在浑浑噩噩的清朝统治者中，能有这种认识的可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承袭

着“神明华胄”的荣光，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一般封建士大夫大都闭目塞听，不知道也

不愿意知道世界形势的变化。他们回顾历史，感到“圣圣相承，文德武功，震耀区夏”，“法

度纪纲，灿然大备”，认为清朝统治“岂特远过元与明，直将驾汉唐而上之”，茫然问道：“中

国何弱之有？”他们环顾当世，两次鸦片战争已成陈迹，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已被镇压，天下

太平，共庆“中兴”，振振有词地质问：“尚得谓之弱乎？”（方□颐：《二品轩文存》(十二),

《议复赫威两使臣论说》）于是昏昏沉沉，不思振作，梦想着退回到闭关自守，一统天下的

旧时代去。为了喊醒昏睡中的、蒙昧无知而又侈然自大的官僚士大夫们，李鸿章一再大声疾

呼：

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居今日而曰“攘

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李集》，

奏稿（十九），《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中土士夫不深悉彼己强弱之故，一旦有变，曰“吾能御侮而破敌”，其谁信之？狃于目前

小胜，谓“内贼不足平，外患亦不足虑”，其又能自信耶？（《李集》，朋僚函稿（五），《复陈

筱舫侍郎》。）

数千年大变局，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李集》，朋僚函稿（十一），《复鲍华潭中丞》。）

强调指出：“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李集》，奏稿（三十

九），《议复张家骧争止铁路片》。）翻然变计，师敌所长以自强自立。因此，必须讲求洋务。

李鸿章所说的“大变局”、“奇局”，实际上就是长期停滞于封建社会的中国面临着资本主

义“征服”世界的不可抗拒的潮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资产阶级按照自

己的面貌创造世界时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

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28

页。）。李鸿章自然不可能洞悉原委，他也始终没有变成“资产者”，但却代表了中国封建统治

阶级中“不想灭亡”的人，不自觉地朝向“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蹒跚前进。正是基于“处

奇局应建奇业”的认识，李鸿章颇为自负、毫不掩饰地回答那些讥刺他“喜谈洋务”的顽固分

子说：

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卤莽，□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

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一事之咎！过此以往，

能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李集》，朋僚函稿（十六），《复刘仲良中丞》。）“喜谈洋务”是时代的需要，“圣人”处于“今日”就得如此。何等坚定，何等爽朗！正视现实，

不甘灭亡，勉支大局，变计图存，这就是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出发点。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认识出发，李鸿章揭示两条原则——“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作为洋务的总纲。

为什么“外须和戎”？根本原因在于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

即暂胜必终败”（《李集》，奏稿（二十四），《筹议海防折》。），“有贝之财，无贝之才，均未

易与数强敌争较，祗有隐忍徐图”（《李集》，朋僚函稿（十一），《复金眉生都转》。）。“和”

的条件是“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李集》，朋僚函稿（十），《复曾

相》。），只要遵守“和约”，便可共处；而“和”的基础则在于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以相抗衡。“洋

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李集》，奏稿（二十

四），《筹议海防折》。），“必先存不惮用兵之心，而后兵不至于竟用”（《李集》，译署函稿（十

二），《复醇邸论枪弹》。），“彼见我战守之具既多，外侮自可不作，此不战而屈人之上计；即

一旦龃龉，彼亦阴怀疑惧而不敢遽尔发难”（《李集》，奏稿（十九），《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

撤折》。），所以“外敦和好，内要自强”（《李集》，朋僚函稿（一），《复曾相》。），“明是和局

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李集》，奏稿（二十四），《筹议海防折》。）。否则，“平

日必为外人所轻，临事只有拱手听命”（《李集》，奏稿（十九），《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总之，“和”的关键在于“变法”“自强”。“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李

集》，奏稿（二十四），《筹议海防折》。）

李鸿章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性是认识不足的，从而对林则徐、僧格林沁的抗英斗争曾

妄加非议，斥为“逞一时之愤”（《李集》，朋僚函稿（十一），《复苏赓堂河帅》。）。把“外须和

戎”作为一条最高原则，反映了半殖民地统治者的软骨症，在对外交涉中就不免怯战乞和、

妥协投降。但“外须和戎”的本意并不是予取予求，拱手听命。他所希冀的是“保境庇民”，“相

安无事”，即避免完全殖民地化。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刻刻自强”（《李集》，

朋僚函稿（十一），《复苏赓堂河帅》。）。因此，对于当时□漫全国的因循守旧风气，李鸿章

疾首蹙□，反复抨击又深长叹息：

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

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

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李集》，朋僚函稿(十九),《复王壬秋山长》）

然欲自强必先理财，而议者辄指为言利；欲自强必图振作，而议者辄斥为喜事。至稍涉

洋务则更有鄙夷不屑之见横亘胸中。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有

济。……若事事必拘成法，恐日即危弱而终无以自强。（《李集》,奏稿（三十九），《议复张

家骧争止铁路片》。）

今日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李集》，朋僚函稿（五），《复陈筱舫侍郎》。）

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拘何症概投其以古方，

诚未见其效也。（《李集》，奏稿（二十四），《筹议海防折》。）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

力倡变法，深思焦虑，情见乎词，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那末，变什么？怎么变呢？

“师其所能，夺其所恃”

李鸿章开始认为：“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李集》，朋僚函

稿（三），《上曾相》。）于是把“自强”寄托在仿造外洋船炮、创办军事工业上。他动手最早，

成效最大，排除“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

神奇以为不能学”（《洋务运动》资料丛刊（二），第33页。）的反对派的干扰，先后建立了

上海、苏州炮局，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接办和扩建了天津机器局，开始改变了清朝

军队专恃刀矛弓箭、帆篷舟楫的落后状况。

清朝武装力量的加强，意味着反清人民的灾难。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决不可能是为了

给人民提供精利的武器以颠覆自己的统治。这些军事工业起了镇压人民起义、延长清朝寿命

的反动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作为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者，他们创办军事工业，

是否还具有加强国防力量借以抵御外国侵略的意图和作用呢？

回答是肯定的。

还在“华洋会剿”、镇压太平天国的内战期间，震惊于洋枪洋炮的神奇，李鸿章在力图“学

得西人一二秘法”以利攻剿的同时，有感于来自国外的长远威胁，便表示深深的不安和忧虑。

他曾一再指出：

洋务最难著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李集》，朋僚函稿（三），《上

曾相》。）

盖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堂堂华夏，积弱至此，岂一人一时所致。抚髀太

息而已。（《李集》，朋僚函稿（四），《复徐寿蘅侍郎》。）

盱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厝火积薪，可危实

甚。（《李集》，朋僚函稿（五），《复陈筱舫侍郎》。）对于“借洋助剿”的长远后果，他忧心仲

忡：

长江通商以来，中国利权操之外夷，弊端百出，无可禁阻。英、法于江浙各口力助防剿，

目前小有裨益。但望速平此贼，讲求戎政。……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

患不可思议也。（《李集》，朋僚函稿（三），《复罗椒生尚书》。）先“平贼”再图“自强”，“目前

小有裨益”便勾结英、法在各口防剿，反映了李鸿章在内战期间坚决与人民为敌，“剿贼第一”

的反动立场。但“讲求洋器”不仅是为了“平贼”，尽管“靖内患或有余”还得“及早自强”，对中

国积弱的深沉叹息，对外来隐患的由衷焦思，明确无误地表明，国家安危的考虑确实是李鸿

章创办军事工业的主要出发点。

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但还有保护社会共同利益、防止内部和外部侵犯的职能。不能

把清朝武装力量的加强看成绝对的坏事。随着国内战争的逐渐平息，各项军事工业却越办越

多、越办越大。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是攻克天京、太平天国败局已定之后兴建的。天

津机器局的大力扩建也在捻军覆没之后。当时，由于中国的落后，各造船厂、兵工厂在原料、

机件、技术乃至管理上都不能不仰赖外国和洋人。例如，江南制造总局“各船虽系自造，而

大宗料物无非购自外洋，制造工作亦系洋匠主持，与购买外洋船只略同”（《李集》奏稿（二

十六），《成船用款片》。）。但从长远的国防意义上考虑，李鸿章坚持自造的方针。因为购买

不足以自立，“购器甚难，得其用而昧其体，终属挟持无具”（《李集》，奏稿（二十六），《上

海机器局报销折》。）；自造则“官弁匠役互相传习，久而愈精”（《李集》奏稿（二十六），《成

船用款片》。），只要遵守“和约”，有可能真正达到“师其所能，夺其所恃”（《李集》，奏稿（十

九），《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的目的。他解释说：“其初不得不雇洋人指授，所望内

地员匠学其器而精通其意，久之自能运用，转相传习，乃为经久之道。”（《李集》奏稿（十

七），《筹议天津机器局片》。）他还希望“士大夫留心经世者皆当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庶几

学者众而有一二杰出，足以强国而赡军”（《李集》奏稿（十七），《筹议天津机器局片》。）。

要害在于自主权。“如雇用洋匠，进退由我，不令领事、税务司各洋官经手，以免把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