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图形一背景理论的基督教隐喻翻译研究——以《哈姆雷特》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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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投稿《哈姆雷特》的圣经内涵摘 要: 本文以宗教信仰为视角,从伊甸园原型和替罪羊两个方面,阐述了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一剧中表现出来的基督教精神,论证了圣经教义在莎士比亚安排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时所起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短篇小说投稿,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圣经 替罪羊在论及《圣经》对莎士比亚的影响时,英国学者柏格森曾这样评论过:“没有圣经,就没有莎士比亚。
”在莎士比亚生活的时期,始于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基本完成,这次改革取缔了教皇和天主教会的特权,但保留了天主教的基本教义和仪式。
基督教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更明显的主导性作用。
根据有限的资料记载,1546年4月26日出生的莎士比亚于英国斯特拉福德镇受洗,并被正式命名为“威廉·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早年,信仰天主教后改信新教的父亲安排他进入家乡的教会学校读书,主要学习基督教的宗教教义。
莎士比亚在充满浓厚基督教气氛的环境中长大,其生活和作品都呈现出清晰的宗教色彩,作为莎士比亚经典悲剧的《哈姆雷特》自然也不例外。
这部作品中传达圣经思想的人物话语比比皆是,整个故事情节是按照罪与罚、罪与赎的基本套路,处处折射作者莎士比亚的基督教人生观。
《哈姆雷特》全剧共有五幕,故事开始于午夜时分厄耳锡诺城堡前的露台。
此时夜深人静,寒风刺骨,只有城头的守望者偶尔低语。
他们所谈论的是一件让人毛骨悚然的鬼魂事件。
这鬼魂“穿着战铠,满面怒容,手持鞭杖,尽管一言不发,却让人心惊胆寒”[1]215。
哈姆雷特的好友,前来接替守卫之责的霍拉旭用恺撒遇害前的可怕征兆描述当下混乱的状况和可怕的未来:“披着殓衾的死人都从坟墓里出来,在街道上啾啾鬼语,星辰拖着火尾,露水带血,太阳变色,支配潮汐的月亮被吞蚀得好像一个没有起色的病人;这一类预报重大变故的征兆,在我们国内已经屡次出现了。
”[1]216接下来,与霍拉旭同来的接班人马西勒斯则描述了一幅平静安乐的景象:“我们的救主将要诞生以前,这报晓的鸟儿彻夜长鸣;那时候,他们说,没有一个鬼魂可以外出行走,夜间的空气非常清净,没有一颗星用毒光射人,没有一个神仙用法术迷人,妖巫的咒符也失去了力量,一切都是圣洁而美好的。
双关在英美文学翻译作品中的应用——以《哈姆雷特》为例双关是一种较为常用的修辞手法。
在特定的语境中,以字词的多义性或者同音性为基础,利用双关手法,可以极大的丰富语句的含义,达到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艺术效果。
在很多英美文学作品之中,都用到了双关的手法。
在对这些文学作品进行翻译的时候,需要按照实际情况,结合具体语境和含义等,合理的对其中出现的双关语进行翻译。
据统计,在“双关语大师”莎士比亚的作品《哈姆雷特》中,便包含了90多个双关语,是研究双关翻译的绝佳案例。
本文,我们即以《哈姆雷特》为例,分析文学作品翻译中双关的具体翻译策略。
一、文学作品中双关的应用双关是一种十分常用的修辞手法,并被广泛的应用于各种文学作品中。
对文学作品而言,应用双关手法,首先可以显著的增强文学作品的语言魅力。
通过合理应用双关语,可以使作品的字里行间都洋溢含蓄隽永的气息,发人深省,值得读者细细品味。
其次,应用双关手法,还可以烘托气氛,勾勒人物形象,使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于是,在双关手法的作用下,作品的艺术魅力和可读性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具体来讲,双关可以分为语义和语音双关两种。
其中,语义双关是指词语因为具有多义性,因此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表达出不同的含义,形成双关。
而语音双关也被称为谐音双关,即利用语音上的巧合,达到同音异义的效果,使语句含有多种含义。
在“双关语大师”莎士比亚的作品《哈姆雷特》中,便含有90多个双关语,为我们研究双关的翻译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接下来,我们即以不同学者对《哈姆雷特》中相关双关语的具体翻译为例,分析文学作品翻译中双关的具体翻译策略。
二、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双关的翻译策略(一)直接翻译法。
在对文学作品的各种双关语进行翻译的时候,直接翻译法是一种最为常用的翻译策略。
在实际翻译过程中,大多数情况下,翻译工都是在进行着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工作。
但是,语言作为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包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所以,翻译过程中,对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并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上的变动,而需要考虑到不同语言所具有的不同各不相同的文化特色。
“一千个哈姆雷特”与文学阐释——以《圣经》视角下的《哈姆雷特》阐释为例“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文学接受命题。
从接受者角度看,它包含认可个人偏好的意味,每一个读者或观众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审美趣味来解读哈姆雷特,由此形成因人而异的哈姆雷特解释现象。
从文学研究层面看,这“一千个哈姆雷特”却需遵循阐释学的客观规律,以文本为依据,按照一定的逻辑进行分析。
在此前提下,其阐释才是有效的。
新时期以来,中国莎士比亚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对哈姆雷特形象的阐释也新见迭出。
本文拟以《圣经》视角下的《哈姆雷特》阐释为考察对象,来探讨其与文学阐释相关的问题。
一在中国学者阐释的“一千个哈姆雷特”中,对于其思想行为的观点大体可分为两种,一是延宕说,多数研究者持这一观点,延宕即拖延,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
这些研究或从哈姆雷特的性格、思想等个人局限方面展开,即内因作用论;或从客观条件的制约方面展开,即外因作用论;或从主观与客观原因两个方面展开,即内外因综合论。
简要地说,这种观点认为,由于哈姆雷特在德国留学时期接受了人文主义教育,其思想观念是先进的,但回到丹麦这个封建国家,尤其知悉“杀父娶母”的叔父之卑劣行径后,现实状况与理想之间的反差远远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他头脑里充满积极的、进步的念头,却必须应付眼下负面的、阴暗的状况,这让他犹豫不决;也可以说,他的信念与现实发生了冲突,他思前想后,踌躇迁延,以至于影响了应该采取的行动。
二是等待说。
这是傅光明在《天地一莎翁——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这一著作中提出的,等待即不采取行动,是在等候所期望的情况出现。
该观点认为哈姆雷特的等待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其一是等待适当的机会替父报仇。
哈姆雷特在确认克劳迪斯是杀父凶手之后,为什么迟迟不动手,甚至“错失良机”?傅著是这样解释的:“本来,当克劳迪斯祈祷时,哈姆雷特可以轻易杀死他,一剑完成复仇。
……而若在此时杀掉祷告中的罪大恶极者,一是反而成全克劳迪斯直接上天堂,二是此时此刻的血腥复仇可能会让自己进炼狱,遭受那‘最可怕的’煎熬——”①可见,让哈姆雷特等待的原因是使谁下地狱谁上天堂的问题。
从等效翻译理论角度看朱生豪《哈姆雷特》隐喻汉译一、引言威廉?莎士比亚,华人社会常尊称为莎翁,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最伟大的作家。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所有戏剧中篇幅最长的一部,也是莎士比亚最负盛名的剧本。
戏剧讲述了叔叔克劳迪亚斯杀害了哈姆雷特的父亲并篡取了王位,哈姆雷特因此为父王复仇。
本研究以文献研究法,归纳总结法以及定性分析法研究《哈姆雷特》中隐喻的汉语翻译,其意义在于:其一,阐释《哈姆雷特》在中文语境下固有的艺术价值,阐释永恒的人性和人文主义精神。
其二,为莎士比亚研究拓宽理论视野。
其三,根据等效翻译理论,探讨不同语言背景对译作的影响以及译作对原作的影响。
二、理论依据等效翻译是西方翻译界较为推崇的一种翻译原则,它强调作品的原作对受体的影响与译作对受体的影响等效。
等效翻译的着眼点是两种语言背后的历史文化、社会习俗、地理环境、生活习惯的倾向性,而不纠缠于千差万别的个性。
在实际的翻译中,能坚持等效翻译的原则,就能更好地做到译作与原作的形似与神似。
为了避免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译员要努力沟通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差异。
译员要以译语读者为取向,根据他们的语言背景,译出源语所要表达的意思,使读者理解作者意图并接收正确的信息。
我们称这个现象为语用等效。
要想用语用等效使交际顺利进行,译员必须对英汉隐喻进行语用对比,了解英汉两种语言使用隐喻时在语用方面的文化差异(刘建珠,2006)。
引起这些差异主要包括历史背景,生活习惯和社会?俗。
三、国内学者对《哈姆雷特》中隐喻的研究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是人类体验世界的认知和思维模式,已经成为刻画人物形象和反映文学作品主题的重要手段之一。
《哈姆雷特》一直受到很多的关注和研究,而多限于文学角度,对隐喻的研究较少。
这些文献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从隐喻的角度,另一种是从认知的角度。
论文《〈哈姆雷特〉中两大主题的概念隐喻翻译研究》(郭培培,2016)中提出,原文中某些重要主题的刻画可能在翻译过程中因隐喻内涵的减少而被淡化忽略。
吉迪恩·图里和他的翻译理论摘要:吉迪恩·图里是低地国家翻译理论界代表性的人物,他在对希伯莱英语翻译文学进行大量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和霍姆斯(James Holmes)的描述翻译理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描述翻译学理论和方法,在翻译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文意在对图里本人及其翻译理论作比较全面的介绍。
关键词:描述翻译学研究低地国家多元系统20世纪70年代西方译学研究的重点主要还是文本的实证研究、翻译过程的描写,以及文学翻译本身,以此为基础的跨学科整合及文化转向产生于80年代。
以色列学者吉迪恩·图里在这个领域所做出的独特贡献成为其重要的理论渊源。
同时,图里也为现当代译学研究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因此值得我们在此进行深入的讨论。
本文旨在对图里其人及其主要理论贡献作比较全面的介绍。
1.吉迪恩·图里其人图里出生在以色列的一个港口城市——海法市。
从儿童时期就开始翻译短篇故事等各种文章,其后,做过儿童周刊助理编辑。
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他的父母不让他使用德语,所以他的翻译大都是英语。
图里的翻译生涯是从文学开始的,做一些把英语译成希伯莱语和把阿拉伯语译成希伯莱语的工作。
最初,图里并没把翻译看成是一种职业,从事翻译只是为了生活。
1966年,他大学志愿填报的是新闻专业,在经过一段学习之后,他感觉新闻不是他所期望的,便离开了。
第二学年结束时,学校新创建了文学研究专业,当时的创办人正物色能够胜任助教的学生,图里就报名参加并成为该专业的奠基人之一。
就这样他一步一步深入地了解,从而最终走上了翻译研究的道路。
在图里走向翻译家的道路上,尤金奈达是第一个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人。
奈达的《翻译的科学》是图里读过的第一部有关翻译的读物。
卡特福德的著作也对他影响很深,当然,佐哈尔对他的影响也极大,佐哈尔既是他的同事又是他的导师,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是图里理论研究的出发点。
意象与象征:《哈姆雷特》的隐喻《哈姆雷特》是英国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被誉为莎士比亚的杰作。
它不仅以其深刻的人物形象和复杂的情节吸引人们的注意,更因其运用隐喻的方式而成为文学的经典之作。
在本文中,将探讨《哈姆雷特》中的隐喻使用,以及这些隐喻所代表的意象和象征。
在戏剧的开头,葛丽儿德玛女王的丧服是一个重要的意象。
葛丽儿德玛女王身着黑色的丧服,象征着死亡和悲伤。
黑色的色彩在整个剧中都被用来暗示亲人的死亡,如王子哈姆雷特的父亲、男爵波罗尼斯和玛露玛女王。
这个意象传达了死亡的阴暗和悲痛的情绪,为整个剧中的悲剧氛围绘制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与此同时,玛露玛的花圈也是一个重要的象征。
在玛露玛的葬礼上,哈姆雷特忍不住要揭示几朵花圈的真实含义。
他指出花圈上的花朵是为了纪念玛露玛而种植的,然而他们终将枯萎。
这个象征代表着人们对死亡的遗忘和逃避,以及生命的脆弱。
哈姆雷特的这番话透露出他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此外,在《哈姆雷特》中,剧作运用到了许多动物的隐喻。
最明显的例子是哈姆雷特对克劳狮斯的称呼。
他将克劳狮斯比作一只腐肉吃虫的虫子,暗示其丑陋和堕落。
通过比喻,哈姆雷特传达了对克劳狮斯品行的不满和厌恶。
这一隐喻形象极大地增强了观众对克劳狮斯的反感和憎恶。
除了动物隐喻,剧中的刀剑意象也是重要的象征。
剧中多次出现的刀剑,如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所指的“诅咒之刃”和哈姆雷特与拉尔提斯战斗时的剑,都象征着暴力和死亡。
这些刀剑成为剧中角色之间斗争和复仇的工具,也象征着血腥和不幸。
这些象征化的刀剑揭示了戏剧中的权力斗争和悲剧命运。
此外,《哈姆雷特》中的幽灵也是一个重要的隐喻。
父亲的幽灵以起死回生的形象出现,象征着过去的阴影和罪恶的秘密。
哈姆雷特通过与幽灵的对话,揭示了他父亲被暗杀的真相,并且立誓为其复仇。
幽灵的存在将王国中的不义暴露出来,并引发了整个剧的动荡。
最后,剧中的玩具和诗歌也是隐喻的手段。
在哈姆雷特与奥菲利娅的对话中,他用玩具描述了奥菲利娅的篮子,暗示了她的纯洁和身份的变化。
救赎精神的隐喻表达
救赎,是指那种超脱一般境遇的拯救,它常常被视为一种神圣的力量。
救赎精神,在文学作品中常常得到隐喻表达。
通过救赎的隐喻表达,作者可以深刻地揭示人性的复杂和沉重,令读者在思考中获得启迪和救赎。
在文学作品中,救赎常常以隐喻的形式出现。
隐喻是指通过比喻或象征的手法来表达一个深层次的意义,使作品更加具有内涵。
通过隐喻表达救赎精神,作品的艺术性和哲理性都能得到提升。
在《圣经》中,救赎被视为上帝的恩典,救赎者将受难者从罪恶和苦难中解救出来。
在文学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救赎隐喻。
在莎士比亚的作品《哈姆雷特》中,主人公哈姆雷特就是一个具有救赎意味的角色。
他承受着家庭和国家的不幸,最终能够战胜自己的内心矛盾,用自己的生命完成对父亲的救赎,并使得丹麦王国得到了新的希望。
哈姆雷特的形象就是一种救赎的隐喻,通过他的故事,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人性的深刻触摸和对生命的敬畏。
救赎也常常被用来表达对历史的反思和对人性的怀疑。
在《小王子》中,作者圣埃克苏佩里通过小王子与玫瑰的故事,以及飞行员与小王子的相遇,表达了对人类的关怀和对人性的救赎。
小王子的灵性成长,以及他对人性的纯真和真实的探索,都是对救赎精神的隐喻表达。
通过小王子的故事,读者可以看到作者对于人类情感和精神追求的思考,以及对人类命运的关怀。
通过救赎的隐喻表达,文学作品不仅可以体现人性的复杂和悲壮,还可以引领读者在思考中获得启迪和救赎。
正如莎士比亚所说:“一个好的比喻具有许多意义,在它里面隐藏着焕发的思想。
”救赎精神的隐喻表达,就如同一盏灯塔,在黑暗中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
基于图形一背景理论的基督教隐喻翻译研究——以《哈姆雷特》为例摘要:由于中西文化差异,《哈姆雷特》剧中众多基督教隐喻的丰富文化内涵难以被译者完全移植,从而造成译本和原作的翻译差异。
从图形—背景理论视角对基督教隐喻进行翻译,需要同时关注语篇层面的类比转移和基督教隐喻的英汉句式转换,其有效翻译不仅可以缩小双语文化间的差别,深化对作品的整体认识,而且可以促进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的传播。
关键词:图形—背景理论;基督教隐喻;《哈姆雷特》;翻译文学作品中基督教词汇与隐喻的有机结合给人以博大精深的文化享受,其含义深刻,奠定了文学作品的主要情感基调、文化特色和社会氛围。
众所周知,莎士比亚戏剧中带有浓厚基督教色彩的隐喻颇多,而《哈姆雷特》堪称莎剧隐喻的集大成者,凸显了主人公难以决断但最终采取复仇行动的原因:哈姆雷特笃信基督教,从骨子里、到头脑里乃至行动上无不映射出基督教隐喻的背景、思想与准则。
然而,宗教差异以及隐喻理解的难度往往会导致基督教隐喻为译者忽视,其内涵在翻译过程中流失。
因而,译者如何有效传译基督教隐喻的内涵,不失其宗教色彩,颇具研究价值。
一基督教隐喻翻译的现状研究国内外学者认为人们使用隐喻是为了用隐喻思维,对于基督教隐喻翻译的研究集中于基督教的基本概念域和文化特征,相关隐喻的生成机制、认知机制以及基督教隐喻的翻译等方面。
关于隐喻及隐喻翻译的观点主要有:Richards(1936)指出“隐喻不仅是词语之间的类比,而且是思维之间的借用与转换”;Lakoff和Johnson(1980)认为“隐喻的实质就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经历某一类事物”;认知心理学家EarlMacCormac解释“人脑能够合并不太相关的概念而形成新的概念,在分辨两个概念的相同与不同的过程中,新的理解就产生了,用语言来说这就是隐喻。
”(转引自Walter:125)另一些学者则坚持“隐喻是用一个范畴的认知域去解释或建构另一个范畴”,“当人们用基督教的基本范畴去表达和解释其他认知域的范畴时,便形成了基督教隐喻认知。
”如徐莉娜(1999)围绕张力与语境、系统与生成、源语文化与母语文化问题,探讨了隐喻语翻译的原则。
她建议从语用角度出发,综合考虑隐喻语的诸特征和动态技术处理,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译文的语用价值。
武柏珍、沈荃柳(2010)则建议“根据语言环境和说话者对事物的态度以及作家所要表达的感情并结合汉语表达习惯来确定翻译对策”。
笔者认为,这些研究已开始将隐喻视为概念域,此类概念域具有较强的心理凸显性和稳定性,与图形—背景理论的凸显性原则基本一致。
二图形—背景理论图形背景理论是基于凸显性原则的认知语言学理论,其图形—背景分离原则同时符合空间组织与语言组织的基本认知原则。
凸显性原则认为人们观察客体时,总是在未分化的背景中看到图形,不自觉地用一个物体或概念作为认知参照点去说明或解释另一个物体或概念。
如人们看到小船漂在水上时,习惯将船视为图形而将水视为背景。
因此,绝大多数人会说“水面上有一条小船”,而不说“水在一条小船的下面”。
格式塔心理学理论也认为,一些小的、运动的物体常常被识别为图形,大的、静止的物体则为背景。
最早提出图形和背景概念的丹麦心理学家Rubin认为,图形是有完整结构、能引起自觉者注意、从其它事物中凸显出来的前景,背景是烘托前景的其他事物;图形一般比背景显著,更容易辨认和记忆。
根据突显程度,Langacker建立了与图形—背景理论一致的射体和界标理论:从印象上看,情景中的图形是次结构,在感知上比其他部分更显眼。
而Lakoff建立了”类属层”、“具体层”概念,认为隐喻无处不在,其根本属性就是相似性。
类比作为理解隐喻的常规方法,通常将不同领域的相关特性凸显作为图形,而把不相关的特性降为背景。
因此,图形—背景理论是对隐喻进行认知理解的最基本理论,对于隐喻翻译从源语向目的语映射的过程具有良好的阐释能力。
笔者通过相关理论分析与大量的翻译研究实践发现,将图形—背景理论运用于翻译符合人类共有的认知规律,能从篇章、句序凸显原作隐含的意图。
《圣经》赋予文学作品以鲜明的基督教背景,主人公的基督教隐喻在基督教背景中得以凸显,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相近的教义给读者以相似感,产生宗教的篇章隐喻义;教义的变化则隐示主人公的情感变化等。
如果基督教隐喻义接近,就可直译,图形—背景对等;如果基督教隐喻义冲突,图形—背景可随译者视域转换为新的图形,但翻译时应保持目的域读者和源域作者隐喻义的基本一致。
笔者以《哈姆雷特》为例,从篇章隐喻和句式转化两个角度探讨图形—背景理论在基督教隐喻翻译过程中的指导意义。
三图形—背景理论与《哈姆雷特》基督教隐喻翻译《哈姆雷特》以基督教为基调,对“上帝”、“神”、“上天堂”的信仰以及“人生来有罪(原罪)”、“人来源尘土,而归于尘土”等基本教义在该剧中得以充分体现。
其中的基督教隐喻不仅蕴含了丰富的隐喻意义,合理诠释了人物的思想与行动,极大地渲染了基督教背景,同时使读者感受到圣洁、看到哈姆雷特复仇力量的源泉。
笔者尝试基于图形—背景理论,将《哈姆雷特》剧中的基督教隐喻分为哈姆雷特的基督教式背景隐喻、哈姆雷特对复仇思索的基督教隐喻以及哈姆雷特复仇行动的基督教隐喻,来探讨文学作品中基督教隐喻的翻译。
夜间的空气非常清静,没有一颗星用毒光射人,没有一个神仙用法术迷人,妖巫的符咒也失去了力量,一切都是圣洁而美好的。
(朱生豪等233)该句中的3个具有较强基督教隐喻意义的词汇wholesome、hollowed、gracious加上名词nights绘出一幅“清静、圣洁、美好的夜晚”图形。
它置身于前面,使哈剧一开始就弥漫着基督教式的背景。
其中,“夜晚”同为图形与背景;“夜晚”暗指当时暗无天日的社会,“没有一颗星用毒光射人,没有一个神仙用法术迷人,妖巫的符咒也失去了力量”暗指哈姆雷特思想的单纯。
译文“一切都是圣洁而美好的”概括出该基督教隐喻的意义,呈现出一幅基督教式的隐喻背景。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大量的人物对话都隐喻着《圣经》中的人与事。
对“人”的隐喻使读者获得对基督教的认同感。
如悲剧开始时,鬼魂说:那药性发作起来,会像水银一样很快地流过了全身的大小血管,像酸液滴进牛乳般地把淡薄而健全的血液凝结起来;它一进入我的身体里,我全身光滑的皮肤上便立刻发生无数疱疹,像害着癞病似的满布着可憎的鳞片。
(朱生豪等248)mostlazar-like,withvileandloathsomecrustallmysmoothbody隐喻《圣经》里两位乞丐拿撒路浑身的“疮”,虽形象不佳,但结果很好:一位死后进入天堂,一位被耶稣复活。
鬼魂的话语隐喻了他被弟弟杀死后必将进入天堂。
笔者认为上述译文没能将这一丰富的基督教隐喻义翻译出来,无法让读者领略其魅力。
根据图形—背景理论,此处应增加基督教式隐喻背景--“拿撒路身上害的疮”并提前,而将“我全身光滑的皮肤上布满鳞片”看作背景图形延后。
改译为:那药性发作起来,会像水银一样很快流过了全身的大小血管,像酸液滴进牛乳般把淡薄而健全的血液凝结起来;它一进入我的身体,我全身光滑的皮肤就像拿撒路身上害的疮一样,布满可憎的鳞片。
隐喻有时不足以解释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因此莎士比亚会直接将基督教与非基督教进行对比,哈姆雷特在城堡的厅堂里与几个伶人的对话体现了他意识深处基督教的正统意识,如:O,therebeplayersthatIhaveseenplay—andheardothers[praise],andthathighly—nottospeakitprofanely,……theyimitatedhumanitysoabominably.(Evans1162)啊!我曾经看见有几个伶人演戏,而且也听见有人把他们极口捧场,说一句并不过分的话,他们既不会说基督徒的语言,又不会学着(基督徒、异教徒、甚至)人的样子走路,瞧他们在台上大摇大摆,使劲叫喊的样子,我心里就想一定是什么造化的雇工把他们造了下来,造得这样拙劣,以至于全然失去了人类的面目。
(朱生豪等279—280)基督教认为人是上帝造的,但这些伶人的形象如此恶劣,好像是上帝的雇工造的。
根据图形—背景理论,“上帝的雇工造人”是“什么造化(即上帝)”这一基督教隐喻背景所凸显出的图形,其隐喻这些伶人是异教徒,天生比基督徒低人一等,从而深化了基督教隐喻的背景内涵。
此外,哈姆雷特嘴边常说的“上帝”、“神”、“以色列的士师耶弗他”等都是他渲染圣洁、采取行动的的基督教式背景隐喻,不但给他为父报仇披上了一层基督教式背景的神圣面纱,而且从世俗层面也符合当时社会观众的认可,从而增加了撼人心魄的戏剧性和艺术效果。
所以说,理解哈姆雷特的基督教式背景隐喻有助于正确地进行翻译。
哈姆雷特,你这样孝思不匮,原是你天性中纯笃过人之处;可是你要知道,你的父亲也曾失去过一个父亲,那失去的父亲自己也失去过父亲;那后死的儿子为了尽头的孝道,必须有一个时期服丧守制,……在理智上它是完全荒谬的,因为从第一个死了的父亲起,直到今天死去的最后一个父亲为止,理智永远在呼喊,“这是无可避免的。
”(朱生豪等236)克劳迪斯将哈姆雷特丧父看作自古以来人们必须面对的主题,corse是双关,既指course,也指corpse;因而thefirstcorse可理解为丧父的“第一个例子”或“第一具尸体”。
thefirstcorse让哈姆雷特不难想到亚当(第一位父亲)和亚伯(第一具尸体),并将克劳迪斯谋杀国王的罪行与该隐弑兄弟行为联系起来。
但面对父亲突然去世、叔父篡夺王位、母亲再婚嫁给叔父,听到鬼魂讲述父亲被谋杀的经过,看到心爱的姑娘与他断绝恋情等等不幸,他苦于找不到有效途径为父报仇,内心十分矛盾,在第三幕第一场的这段独白显示了他对复仇的思索:Tobe,ornottobe,thatisthequestion:Whether’tisnoblerinthemindtosuffer……Devoutlytobewish’d.(Evans1160)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默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在奋斗中结束了一切。
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是更勇敢的?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
(朱生豪等275)“生存还是毁灭”、“默默忍受与挺身反抗”这两对矛盾隐喻了哈姆雷特遵循或违反基督教原则,具有很深的哲理意蕴:生存和忍受、毁灭和反抗代表符合或违背基督教教义。
对于复仇,哈姆雷特多次权衡“忍受”与“反抗”,最终选择了忍受。
此处“睡眠”隐喻“死亡”,映射哈姆雷特的厌世倾向,为他不采取行动提供借口。
而且,哈姆雷特面临伦理难题:身为王子、儿子、民众心中美德的化身,他意识到鬼魂命令的正义性,但他对罪的憎恶和对抽象正义的要求否定了它,因此他拖延复仇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