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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传佛像和藏传佛像的区别汉代以来，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广为传播，几乎渗透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佛像以及其他用以解释佛教教义的形象对佛教的传播起到很大作用。
但是随着藏传佛教的兴起，很多人会疑惑，例如汉传佛教和藏传佛像都有弥勒佛，但是怎么造型相差甚大，到底为什么？汉传佛像和藏传佛像到底该怎么区分？借用手头上几款地中海蛋白石的佛像跟大家聊一聊。
古代印度佛教并没有偶像崇拜，佛像是后来逐渐出现的，有一种说法——“灭度说”，佛像是在释迦牟尼涅槃后200年才出现。
另一这说法——“在世说”，释迦牟尼在世时已经有佛像流传，两种说法各有依据，尚未统一。
汉传佛教自印度传入，经过长时间的演变，融入中国传统观念，无论汉传藏传，佛像形成一个体系，形象、姿态、服饰等均有一定仪轨(规范)，佛、菩萨、罗汉等种类数量有限。
我们在寺庙、石窟常见到的是属于佛教显宗的佛像，作为瞻仰、礼拜的对象。
特点是：地中海澳宝普慈观音雕刻摆件1：佛像主从分明。
佛、菩萨、罗汉、高僧等度量有明确规定，标准化较强。
形象完整，表情和悦，西藏佛像所特别强调的凶忿形象在内陆逐渐淡化了，仪态稳定，因此，各地佛像形象大多雷同。
地中海蛋白石达摩祖师摆件2：佛像形象汉化，宋元以后外来的区影响日趋淡薄，除肉髻等显著的佛像特征外，已经改造为中国式的佛像形象：造型简单，宽袍大袖，面相圆润丰满，没有了犍陀罗造像的鼻直而高、薄唇等西方人特征，造像与东方人轮廓相近。
佛像清纯端庄，神态安详。
为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形象，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意识。
如五百罗汉均参照国人形象塑造。
地中海蛋白石制作的观音雕刻摆件3：佛像带有封建文明气息，明、清两代的宫廷造像大多以西藏造像为范本，同时又融入汉地审美观念和传统表现手法，风格独特，传承脉络清晰，更加注重细节的表现手法，浮雕珠宝密实镶边。
佛像庄严肃穆，服饰完整，衣裾自然流畅而优美，璎珞遮掩，很少像印度早期佛像那样袒露身体。
地中海蛋白石多罗尊观音雕刻摆件4：佛像渗透儒家仁爱观，造型体现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精神，得到中国民众的信赖和接受。
从汉墓考察西王母“戴胜”图像涵义及流变王 薪摘要：汉代墓葬、画像石、画像砖、石棺、祠堂上频繁地出现西王母的形象。
西王母的形象从原始时期的野蛮部族首领逐步衍生成道教神话中的女仙之首，是“司天之力而掌五残”并与灵魂、生死相关的神祇，其核心图像“戴胜”因信仰、传说、群众运动等多重因素影响而经历了复杂的流变。
本文在学术综述的基础上，追溯“戴胜”图像之源五说，分析了其图像流变，认为“戴胜”图像的变化受佛像刻画和西王母的群众运动的影响，这都体现出西王母崇拜的扩大。
关键词：西王母；戴胜；武梁祠；宗教偶像中图分类号：K87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8)06-0046-03一、学术综述《汉代文物》（1976年）中从考古方面开始谈及西王母形象。
小南一郎在《西王母与七夕传说》（1974年）中详细讨论了戴胜形象并提出机能说。
巫鸿在《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第四章《山墙：神仙的世界》创造性地将戴胜图像、西王母图像系统和四川佛像刻画联系在一起。
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史教授简·詹姆斯在《汉代西王母的图像志研究》（1995年）中将戴胜看作玉胜。
鲁维一在《通往天国之路》中将戴胜看做王权的象征。
近年李淞的《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通过考古研究将西王母戴胜图像及流变细致分类，并赋予纺织意义。
二、“戴胜”图像涵义溯源从原始部落豹尾虎齿的半人半兽到与穆天子同游的美丽女仙，再到庄严慈祥的道教女仙之首，“西王母”的形象经历了重重变化。
从汉代遗留的画像系统中可以看出，西王母的形象保存了神话传承最为核心的标志，即头上的胜纹。
追根溯源，胜纹的涵义是西王母的神职与本源。
戴胜是西王母记载中一直未曾改变的符号，《山海经》有三次对其记载。
《西山经》曾言“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海内北经》载“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在《大荒西经》中言“有人戴胜，虎齿，穴处，名曰‘西王母’。
胜又是什么呢？西王母头上的胜纹如山东武梁祠一系列祥瑞图中的“玉胜”，“一个中间成圆形、两端各有梯形的版状物，中间有一根轴相联结”，旁边记“玉胜王者”(见图1)。
浅析西王母形象演变及其原因李亚娜西王母是上古时期神话传说中的一位具有悠久历史的神话人物，西王母在不同时代以及历史背景下其形象也有着不同的特点。
它由半人半兽到人王，再到被道教所仙化，最后又成为女仙的代表，西王母也由最开始的凶神形象开展为后来或象征夷夏和治，或表达长生的愿望，或昭示上天降福瑞的吉神。
一、?穆天子传?中西王母的形象?穆天子传?是记载周穆王巡游之事的著作。
它以日月为序，详细记载了周穆王驾八骏西巡天下之事，行程九万里，会见西王母。
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
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
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囗组三百纯。
西王母为天子再拜受之。
囗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
西王母为天子瑶。
西王母还归其囗，世民作忧以吟曰：‘比徂西土，爰居其野。
虎豹为群，于鹊与处。
嘉命不迁，我惟帝女。
天子大命，而不可称。
根据?穆天子传?的记载，周穆王接见西王母的时候是拿着“白圭玄璧〞，可以充分说明周穆王时期西王母并非属于臣子关系，应该是平等间的君主友好的会面。
天子主动在瑶池宴请西王母，而不是西王母先尽地主之谊；表现了大国之君赐宴小国之君的上国气派，颇像是为周穆王表功之作，西王母对此也以歌声回唱。
与鸟兽为伍，说明西王母完全符合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居无定所。
这样看来?穆天子传?中的西王母完全是一位女性酋长，她与周穆王的会见能看作是两国国君之间普通的往来。
可见当时的西王母是周天子领导下的一个部族的首领，并无神性。
二、?山海经?中西王母的形象?山海经?是最早记载西王母的文献，书中关于西王母形象的记载有三处。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
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
西王母梯几而戴胜，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
？？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
?山海经·西山经?云：“玉山是西王母所居，〞又?大荒西经?云“穴处〞，应该是图腾神的生活习惯，安置在洞穴中。
通过汉画孔子见老子管窥汉代的信仰体系汉画像石作为历史文化沉淀下来的民族文化艺术作品,反映出了独特的民族审美文化信仰。
而在有关孔子见老子这一题材的汉画像石中,一些墓葬壁画将此故事与西王母这一大神统一于一方画像石的不同层次之上,不仅佐证了有关孔子见老子这一历史故事的文字记载,还显示出除却儒家好学、尊老之外的求仙仪式的不同意象。
由于汉画像石受客观因素影响较大,其处于墓葬之中并刻画在有限的空间内,所以汉画像石中的人物形象、寓言故事、神仙传说乃至星系云纹等都有着其独特的代表意义,承载着生者对逝者的美好祝愿。
汉代崇尚神仙方术,在求仙热潮影响下的汉画像石便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
孔子见老子画像并不出自上层贵族墓葬,事实上汉画像墓多属拥有一定土地和经济基础的社会群体[1]。
因而汉画像石中刻画孔子见老子这一题材随着汉代崇仙风气的不断高涨,其自身的政治纪念意义便随之不断减弱。
此外,汉代讲求事死如事生的墓葬观念,结合部分孔子见老子题材的汉画像石中出现的西王母形象或是以星系为代表的对于仙境景物的描绘,我们不难看出这一主题发展的最终指向是辟邪、祈福、升仙。
所以从儒道释这三种主流思潮的基点出发,探究孔子见老子与西王母在同一汉画像石上出现的深刻内涵有助于我们了解汉代世人信仰的伦理体系。
众所周知,汉代初期推崇黄老之学,汉武帝时期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演化成了统治阶级用以加强思想控制的工具,达到了至尊的地位,但道家思想并没有被社会摒弃,由于历史传承和民间文化的助力仍然受到尊崇,而到了后汉,以老子为中心的思想更是开始大放异彩,可以说汉画孔子见老子呈现了先秦至两汉时期儒道关系的发展轨迹。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其由弱转盛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之中,佛教受到了儒、道两家或多或少的影响,也在流传中影响了已是道教女神之首的西王母的艺术形象的深度创造。
西王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较大地理范围内、在较长时间里盛行的崇拜偶像,在由半人半兽到半人半神的形象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不只是把神赋予了理想的真善美的人性,更是把一些道德高尚的圣人赋予了神格,与之相关的便是老子、孔子等圣人,使原始单纯地图腾神话信仰逐渐演变为一种以圣人为原型的升仙崇拜。
中国各朝代佛教和佛教艺术发展传播的特点】佛教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2年）传入我国，佛教艺术亦随之传来。
东汉中晚期我国便正式开始造像活动，揭开了中国佛像艺术发展的序幕。
从那以后，历朝造像不辍。
在约两千年的发展史上。
我国佛像艺术本着大乘佛教既出世又入世的精神，一方面执著追求佛教深渊、博大的胸怀气魄，悲智双全的理想主义精神，同时又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人们审美观念的影响而改变着面貌，呈现出不同的时代风格：南北朝造像清羸飘逸，隋唐典雅端庄，宋代朴实自然，明清浅显媚俗。
佛像艺术这重外来艺术形式，经过我国千百年社会的不断熔炼和改造，逐渐脱离印度的色彩。
而向着中国民族化发展，最终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初期传入时期——东汉、三国、西晋。
东汉、三国、西晋是我国佛教的初传时期。
这一时期佛教传播的范围不广，信仰也不普及，而且受到传统鬼神信仰的影响，人们对佛教的认识也不清晰，佛神不分，信仰水平较为低下。
从考古发现看，佛像艺术是这一时期佛教发展的重要的传播形式和表现形式，它从内容到形式上也表现出与佛教发展水平一致的情形，造像普遍形象模糊，比例失准，而且依附于传统的鬼神题材之上，没有成为单独的崇拜对象。
东汉时佛像开始传入我国，不久我国便出现了造像和崇佛之活动。
这一时期的佛史料都与佛像的塑造和信奉有关。
《后汉书》卷十八记载：“世传明帝梦见金人，其行长丈六尺而黄金色。
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佛像焉。
”另外《佛祖统记》等史料对此也有记载。
东汉桓灵之时，佛教造像活动开始有可靠的记载，如《释氏稽古略》、《后汉书·陶谦传》。
由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当时造像和崇佛活动虽然主要限于社会上层人士，但已具有一定规模。
1940年载四川麻浩柿子湾崖墓发现的释迦牟尼石像。
在崖墓后室门眉上方，为浮雕形式，结跏趺端坐，右手结施无畏印，衣纹线条粗犷有力，躯体浑厚，气势雄健，形象生动写实，是一尊既具有佛像形象特征，有体现出较高艺术水平的早期佛像作品。
我国汉代胡人图像特点探析我国汉代胡人图像特点探析两汉时期的汉画像石、画像砖、壁画乃至汉俑等汉画资料中，存在大量的胡人图像，而胡人图像与早期中外文化交流、佛教东传以及汉代多元文化的形成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事死如生）之说，这里"诸夏战争、怀柔、同化、兼并与融合，逐渐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和中华民族。
在美术史中，民族问题同样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美术间的交流和融合作为文化交融的一部分，与科学技术、物质文化一样，伴随着古代交通的发展遍及欧亚大陆的诸多角落，并被不同的民族加以选择、吸收和改造，各自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因此，对古代艺术史的研究，离不开对历史，对民族，对文化交流的深入剖析和理解。
在汉代史籍为我们描绘的世界中，活跃在中国北方与西北边境的胡人是十分特殊而重要的。
对汉人而言，胡人是汉人接触最多的域外人，改变了汉人生活的诸多方面，进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从早年的胡汉战争，到后来丝路开通之后胡汉之间大量的贸易，汉帝国在与胡人的斗争和交往中明确了本民族的疆域范围和文化特征。
同时，汉代艺术中的新鲜血液，也来源于往返丝绸之路的汉人探险家和胡人承载的文化因子。
孙""（《中国圣火》二的一人正在一手按住跪地胡人的尖帽，一手用环首刀割下胡人的首级，另一名汉步兵左手执刀，右手执盾正在拼杀。
而这一侧的五名胡人，一名已经倒地身亡，一名正在被割下首级，其余三名双手抱住面颊，做惊恐状，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地上还散落着四个首级。
此石采用减地凸面加线刻的手法，刻画细致入微。
然而在立柱的左侧，情形完全不同。
汉军尚未到位，这一空间布满了胡兵，除紧靠立柱内侧的一人身首异处外，其余胡兵分作步弓手、骑弓手和骑刀盾兵三个兵种，分别为六人、三人、三人，正向右侧袭来。
骑兵奔跑在崇山峻岭之间，战马嘶鸣，气势撼人。
这些凝固在石上的胡汉交战场面，让我们直观地看到汉人与胡人之间的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惨烈。
战斗往往以汉人的胜利告终，很多胡人或身首异处，或跪地求饶，或逃匿山林，向胡王哭诉战况。
汉代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形象研究一、研究背景汉代画像石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以其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色，成为了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王母作为道教神话中的至高无上的存在，其形象在汉代画像石中得到了广泛的描绘。
对于汉代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形象的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
对汉代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形象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汉代绘画艺术的特点和风格，还能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道教思想和文化传统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A. 汉代画像石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汉代画像石的历史沿革：汉代画像石起源于西汉时期，盛行于东汉末年，经历了约200多年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画像石主要分布在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其中以洛阳、西安等地的画像石最为著名。
汉代画像石的内容主要包括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动物植物等，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汉代画像石的艺术特点：汉代画像石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技法著称于世。
汉代画像石注重人物形象的生动性和立体感，善于运用透视法表现空间关系；在线条上，汉代画像石追求流畅、优美的线条，强调动态美感；在色彩上，汉代画像石采用鲜艳、明快的色彩，富有生活气息。
汉代画像石还具有较强的装饰性和象征意义，常常通过图案、纹饰等手法表现吉祥、神秘的氛围。
汉代画像石的宗教信仰：汉代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形象是当时社会宗教信仰的反映。
西王母作为道教神话中的女神，被尊奉为长生不老、福禄寿喜的神祇。
在汉代画像石中，西王母的形象多种多样，既有端庄典雅的仙子形象，也有威严霸气的神女形象。
这些形象不仅体现了当时人们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和敬仰，也反映了汉代社会的宗教信仰和社会风貌。
汉代画像石的历史变迁：随着历史的推移，汉代画像石逐渐走向衰落。
从东汉末年开始，由于政治动荡、社会变革等因素的影响，汉代画像石的生产和流传受到严重阻碍。
至隋唐时期，随着佛教、道教等宗教的兴起和发展，汉代画像石的地位逐渐被取代。
尽管如此，汉代画像石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和审美观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