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德的四范畴到格莱斯的四条合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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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德的四范畴到格莱斯的四条合作原则摘要：美国哲学家格赖斯于1967年提出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这一理论在语用学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合作原则的四个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借鉴或者受到了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范畴理论的影响。
从两者的关系入手采探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洞察出传统哲学理论对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范畴合作原则哲学语言学哲学与语言学作为相互伴生的重要研究学科，在相促进中，共同发展。
海德格尔“诗即是思”(彭富春，1991：6)的观点，阐述了两者同出一源的重要意义。
随着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后语言哲学的兴起，语言研究者不得不努力探究，两者的密切伴生关系。
在语言学理论中寻找其哲学依据，在哲学思想中找寻其语言学背景，都将成为研究者的新的思考点。
笔者就根据语用学合作原则的特点和目的，探究其哲学背景。
1、范畴(Category)1.1“范畴”的起源“范畴”一词，来源于希腊语。
早在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学派——米利都学派时期，哲学的范畴定义就已经产生了。
在该学派对世界万物的“始基”的寻求过程中，哲学家率先提出了“水”、“无限”、“气”等概念，并被视为哲学范畴的雏形。
辩证法的奠基者之一的赫拉克利特发展了哲学范畴的概念，他提出了“对立”与“和谐”这对范畴。
毕达哥拉斯学派则提出十对范畴：有限与无限、奇与偶、一与多、左与右、阴与阳、静与动、曲与直、善与恶、正方与长方。
这些成对范畴的提出本身，对于后来开展对范畴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爱利亚学派的代表巴门尼德在欧洲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存在”范畴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的命题，另一代表芝诺反对赫拉克利特“一切皆动的思想”，突出了“静”这一范畴，并使之绝对化。
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第一次提出了“虚空”这个范畴同时被视为一种原始的空间理论。
柏拉图提出了所谓的“通种”论，认为最普遍的范畴有六个：存在、非存在、同、异、运动和静止。
它们构成三对相互对立又互相结合的范畴。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最卓越的范畴理论的奠基人。
“范畴的系统化发端于古希腊哲学。
范畴本身是亚里士多德制定的，他曾说明范畴是最一般和最基本的概念。
”(格拉日丹尼科夫，1988：7)“在古希腊哲学家中间，他(亚里斯多德)对范畴问题作了最有系统和最深刻的研究”(丕之，汝信，1961：3)。
作为专门的哲学术语的范畴最早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中。
在《范畴篇》中，他用语法中主词与谓词(或宾词)的关系来说明、阐释不同范畴间的区别和联系，按照主词与谓词的关系将范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属于只能作主词而不能作谓词(或宾词)的，这样的范畴就是所谓的“第一性实体”。
另一类是属于作为谓词而阐明主词(主体)的，包括“种”、“属”等“第二性实体”和“质”、“量”、“关系”等范畴。
可以说，亚里士多德从本体论角度建立了自己的范畴体系。
他把作为存在基本形式的范畴分为十类：“每一个不是复合的用语，或者表示实体、或者表示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
”(亚里士多德，1997：11)。
1.2康德的四范畴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康德对于范畴理论有着重要的贡献。
康德的范畴学说源于亚里士多德，但是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是：康德不是在主体之外则是在主体理性自我本身来建立自己的范畴体系，他认为范畴不是经验概念，也不是把范畴看成是“天赋观念”。
康德认为范畴存在于认识主体的判断逻辑功能中，并给出了下列范畴表：“(1)量：一、多、全；(2)质：实在性、否定性、限制性；(3)关系：偶然与实体(实体与属性)、因果性与依存性(原因与结果)、联系(主动的与被动的之间互相作用)；(4)样式：可能性——不可能性、存在——非存在、必然性——偶然性。
”(康德，1956：118)这一范畴表采用了亚里士多德范畴中的量、质、关系，又增加了“样式”作为第四类范畴。
进而在范畴逻辑体系中加入了自我意识逻辑判断功能。
这不仅仅符合主体思维的逻辑顺序，还综合统一认识的具体内容，因此可以看出康德的四范畴无论在形式、内容还是在结构和功能上，都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
在康德的范畴表采用了三分法。
十二个范畴表中，每一类目下都列出了三个子项。
即。
每一类中的前两个范畴互为相反。
而第三个则是来自第二个范畴与第一个范畴的结合。
这正是一种“正－反－合”思想的体现。
2、格莱斯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的提出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eiple)是由美国哲学家格莱斯(Paul Grice)于1967年在哈佛大学的一次讲演中提出来的。
这一原则现在已成为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尤其在语用学方面。
2.1定义“合作原则”就是在对话中。
为了保证交流的顺利进行，所有的交际者都应该遵守的一些基本的原则，也就是说，在交谈中，按照对话的需要做出应有的贡献，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交际者所说的话都符合交谈的目的(“Make your conversational contribution such as is required，at the stage at which it occurs，by the accepted purpose or direetion ofthe talk exchange inwhich you are engaged”)(语义学教程，1999：206)。
2.2合作原则的四个准则格莱斯将他所提出的合作原则分为四个准则：(一)量的准则(The Maxim of Quantity)。
(1)按交谈目的的需要提供足够的信息；(2)不要提供超出需要的信息。
(二)质的准则(The Maximof Quality)。
(1)不说你认为是假话的话；(2)不说你缺少足够证据的话。
(三)关系准则(The Maxim of Relation)。
说话要相关。
(四)方式准则(The Maxim of Manner)。
(1)避免含糊不清的表达；(2)避免歧义；(3)说话要简洁(避免不必要的罗嗦)；(4)说话要有条理。
对合作原则的违反同样具有意义，在日常会话中。
我们往往不遵循这些准则，甚至故意违反这些准则，但依然能够互相理解，互相交流。
“这些准则并非说话的规则，而是人们在话语交际中所假设的使话语得以进行的一种底线，是人们理解话语的基础”(束定芳，2000：205)。
3、合作原则对康德四范畴的借用与对康德的四范畴比较可以看出，格莱斯在合作原则的各个总则上借用了康德的四范畴框架，他将四个原则命名为“质”、“量”、“关系”、“方式”这是对康德四范畴的一种借用。
而合作原则中的第一个原则：“(一)量的准则(The Maxim of Quantity)所含的1、2细则，“提供足够的信息”和“不提供超出的信息”中的“足够”和“超出”构成一对反义。
这也是符合康德的“正一反”定律的。
当然，他也对此范畴在语言上的应用进行了相应的修改，首先是从命名上来看：合作原则第四个总则，合作原则称为“manner”中译“方式”，而康德的范畴中第四个为“样式”。
其次，除第一个原则外其他各个原则都做了相应的变化。
“(二)质的准则(The Maxim of Quality)。
(1)不说你认为是假话的话；(2)不说你缺少足够证据的话。
”这里“假话”与“缺少足够证据的话”是无法构成反义对的。
我们可以看出是格莱斯根据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况对绝对意义中的“正－反”定律提出的修正。
由于语言使用的多变性、不确定性，使得格莱斯无法用康德的“三分法”对语言的使用进行分类。
这一点在其后的第三、第四原则与康德三、四范畴的巨大差异中更可以明确得到证实。
从上述的修改中我们可以看出格莱斯的“方式”更适合用于对言语的规范、在各原则的具体细则上，格莱斯的修改也是相对合理的，总之，作为在康德的四范畴理论启发下提出的“合作原则”没有为康德的范畴定义所约束，在具体的应用下能够发现并指出合理的具体解释原则。
4、结语作为一切学科工具的哲学，其指导作用是勿庸置疑的。
对语言学而言“哲学是语言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赵彦春，2004：1)。
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西方哲学进入了第三次转折，其研究重心逐步转移到语言本身。
哲学家开始强调知识的确定性、可验证性。
语言哲学应运而生。
根据对自然语言的不同态度，语言哲学家内部分为两派。
数理逻辑学家弗雷格、罗素和早期的维根斯坦等认为自然语言不够完善。
应该建立人工语言他们被称为人工语言学派、形式语言学派。
而摩尔、赖尔、后期的维根斯坦、奥斯汀、斯特劳森等则坚持对日常语言进行分析，他们认为自然语言是完善的。
此类的研究成果为现代语言学的发展。
特别是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一派哲学家的许多观点被当作语言学理论，如维根斯坦的含义和指称理论、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和格赖斯的合作原则。
参考文献：[1]丕之，汝信，黑格尔范畴论批判[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2]格拉日丹尼科夫，曹一建译，哲学范畴系统化的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3]海德格尔著，彭富春译，诗·语言·思[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4]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5]李福印，Koenrad Kuiper，语义学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6]束定芳，现代语义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7]亚里士多德，方书春译范畴篇，解释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8]赵彦春，语言学的哲学批判[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研究方向：英语教育及应用语言学。
苗萌(1982，9－)，女，四川成都人，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讲师，研究生，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