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在天桥剧场辩论会上的讲话

浩然离世——文革中那个“唯一”的作家走了在一段特殊时期，浩然和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谓“8个样板戏，1个作家。

”有人说浩然因为《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而成为中国作品发行量最大的作家，有人说他是“文革”时期唯一的“得意分子”……浩然生平浩然原名梁金广，1932年3月25日出生于开滦赵各庄矿区。

他1949年冬季开始练习写作，自学成才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写农民，给农民写”、“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踏实代言人”是他一生的誓言和奋斗目标。

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乐土》、《活泉》、《圆梦》等，《苍生》获得了首届“中国大众文学”特等奖。

有学者评论他的作品“是很形象的中国农村近半个世纪的图画”、“写出了个人和社会的双向的真实”、“具有史料性和艺术性两方面的价值”。

1964年10月浩然调入北京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

历任北京作家协会驻会作家，《北京文学》主编、《东方少年》主编。

1997年5月，在北京作协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浩然当选为北京作家协会主席，2003年9月至今任北京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陕西文学界追思浩然他留给我们太多思考带着时代赋予他的种种色彩与符号，作家浩然昨日在京悄然辞世。

得知此讯，陈忠实、贾平凹、肖云儒、李星等陕西知名作家、评论家，对这位远行的“特殊”作家表达了深深的追思之情，同时又不仅仅是追思。

陈忠实：人们可以理解他的人生经历“浩然是一个很优秀的作家，他的作品创作、人生经历等等，我想大多数人都能够理解”，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忠实表示，浩然所反映过的诸如农业合作化等题材，不可避免地有着时代局限，作为一个艺术家，其艺术成就很不容易，浩然敢于直面时代、直面民众。

令人感慨的是，浩然对河北地区农村民众的联系，不仅仅是创作上的联系，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联系，他无负于他的时代。

贾平凹：我很悲痛，浩然是好人好作家“浩然是好人好作家，他的去世让我悲痛”，省作协主席贾平凹如此表示，他说自己小时候读《艳阳天》读得入迷，那些活生生的人物呀故事呀，好像就发生在自己周围，加大了他对文学的兴趣。

圃
“ 文化大革命”中 ，江青搞八个样板戏 ，她 席 的夫人 ，她给谁改名 ，谁敢 不 同意？ ！还得
说是荣幸了，她要给我改名 ……”
在 与文艺 界人 士交往 ，进行 戏剧 改革 的 同时，
Hale Waihona Puke 给人改名也成 了她的最大兴趣。她给 当过我们
评 剧 院领 导 ，后调 北 京
没等我把话说 完 ， “ 皇帝 ”就抢着说 ： “ 她
全 国政协后 院劳动 ，中途休 息聊天时 ，谈 到 了 江青 给人改名 的事情 ，我说 ： “ 江青是演员出身， 她对文艺界感 兴趣 ，改名是关心人 ，她是毛 主
（ 电子邮箱： ｚ ｈ ｏ ｕ ｗ ｅ ｎ ｊ ｉ Ｏ ３ ０＠ １ ６ ５ ． ｃ ｏ ｎ ｒ ）
４ ８ 船 筠
行 ，我 也 有 过这 种 唯 我
改过名 ，当时很轰动 。
由于 “ 文 革 ” 中改
名风盛行 ， 什么 “ 革” 字、
“ 武 ”字 、 “ 争 ”字 、 “ 翻”
独尊的独裁心理。记得
在 宫 里 ，有 一个 小 太监
字 、“ 造 ”字等满 天飞 ， 仿佛名字 当中没有这些 个字 ， 就不革命 了似的。 我们单位有一位 唱
是 有 道理 的 ，要 新 。你
京 剧 院 当领 导 的薛 恩
厚 ，改名 为薛今厚 ； 给 京剧演员钱浩梁改名浩 亮 ； 给钢琴家殷承宗 改
名殷 诫 忠 ，还 给 很 多 人
广一
—
—
…
—
—
一
已是 新风 霞 ，不 能改 成
旧凤 霞 。 ”
我说 ： “ 给 我 改 成
旧凤霞 ，我也不敢说不 好 哇。 ” “ 皇帝 ”说 ： “ 人在 当权的时候容易独断专

澄清是非解放思想张骏祥今天重读周总理在１９６１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感到无比激动；又引起了我们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怀念，想起了在他亲切的关怀和指引下工作的幸福日子。

那些年，每次来北京开会，总理知道了，总要约大家会谈话，有时是约少数几个专业的，有时是约文艺界各方面的同志一起谈，从思想到措施，帮助我们解决当时所面临的问题。

大家回到工作岗位上，总是感到眼睛更亮，信心更足，想的就是如何能多做一点工作，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

但是，回想起来，那些年总理的指示，也不总是一帆风顺地得到贯彻，也不是没有任何阻挠的。

例如这个讲话里总理自己提到的１９５９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的那次谈话，当时就确是像总理在这里讲的那样，被“打入了冷宫”！那次谈话先是总理在北京医院病床上对去看望他的几位上海电影界同志讲的，后来又在紫光阁对文艺界很多同志讲过，讲了文艺工作十个对立统一的问题。

事实上， １９６１年的这个讲话里有些意见，总理在１９５９年那次谈话里就已经提到了。

可是那次谈话，在上海就一直不准传达。

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上海市电影局才根据几位同志的笔记整理出来。

我想，北京的同志们可能记得更详细更准确，希望能好好整理一下，也把它印出来供大家学习。

现在我想根据记忆所及，谈一点１９６１年周总理这次讲话的背景和后来的遭遇。

当然，我只能就我个人所知道的那一点点，主要是结合上海的电影界的情况来谈。

１９５７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呜”这个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也针对当时文艺创作上的条条框框，特别是行政方式的领导提出了改进意见。

这立即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热烈欢迎。

在电影方面，当时实行了创作下放，各制片厂成立了创作集体，试行了导演中心制，电影创作初步呈现出繁荣活跃的景象。

但是不久，由于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党不得不起来进行反击。

不幸的是，当时的反右扩大化，电影方面也有不少人被错戴上了帽子，不少作品被打成了毒草。

江青評論《水浒》是假妄图陷害周总理是真——批判江青在
大寨的一次“讲话”
无
【期刊名称】《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1977(000)001
【摘要】<正> 江青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到处乱窜胡说,制造反革命舆论。

去年九月七日,她窜到了大寨,以评论《水浒》为名,恶毒攻击毛主席,攻击周总理。

她在接见大寨大队干部和社员时的“讲话”,就是她攻击、陷害敬爱的周总理、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一个罪证。

【总页数】3页(P42-44)
【作者】无
【作者单位】三二二六一部队理论组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55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江青同志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文艺界的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 你们好！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 首先，我要向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说说我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过程。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

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日“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

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

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

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第二个阶段，我和一些同志才想到要改。

并且还得自己参加改革工作。

事实上，多少年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方面新旧斗争的变化，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文学艺术，以与旧的文学艺术相对抗。

就是号称最难改革的京剧，也出现了新的作品。

大家知道，在三十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

毛主席则在二十多年前，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提出了推陈出新的问题。

推陈出新，就是要有新的、人民大众的内容，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

内容有许多是很难推陈出新的，如鬼神，宗教，我们怎么能批判地继承呢？我认为不能。

因为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是共产党员，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鬼神上帝。

又例如地主阶级的封建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它们天经地义的道德，是要压迫人、剥削人的，难道我们能批判地继承压迫人、剥削人的东西吗？我认为不能。

因为我们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度，坚决反对那些压迫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度。

（三）“即兴与推敲”的编舞原则 在半山舞人的《Sheng》《我们以生活的方式跳舞》等作 品中，充满了即兴的形式。即兴非天赋异禀，而是长期有意 识和无意识的反复训练，半山的舞者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即兴 时间段，去调动自己思维、肢体，储备自己的产物。为确保 在正式表演时，有效应对舞台、观众等整体氛围构建的契机， 产生内在本能的冲动，从而演绎出意料之外而又情理之中的 “兴会”。半山舞人的“即兴”类似于坎宁汉的“机遇编舞 法”。“机遇编舞法”的理念源口我国儒、道家的《易经》， 讲究变化之道。半山追求“即兴”联结生命体验，感受身体 表现形式超出预期的陌生“惊喜”感。 此外，半山舞人的创作者将“即兴”与“推敲”有机结合。 既捕捉灵感，亦遵循作品的整体定式，统摄自我意念，对作 品进行“推敲”，花费较长的时间反复斟酌，选择适宜“即兴” 的段落，或者在“推敲”过程再生出更多即兴，落实于作品。 总之，半山舞人的作品编创原则不断地发挥即兴于推敲之长， 使得“一点灵感的闪烁”直至一部完整的作品诞生。 三、半山舞人的“新”现代舞意识的“物化” （一）《Sheng》的关乎生命之“源流”见解 舞作《Sheng》是半山舞人的首部作品，该作品以三重视 角解读生命、生存与生活，力求超越抒情和叙事特定领域， 构普遍化、一般化的审美世界，展示人们与物质世界的对抗。 作品《Sheng》代入了创作者们主观的民族意识与先锋审美理 想，相信大地原始本真的力量，人们以族群的方式群临现实 世界，迷惘、不知所措，面对生存，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终归会顽强地生长、逝去，往复轮回。 作品形式上主要运用了潘宇的身体技术，融合了藏蒙的 高原文化及萨满的“巫傩元素”，为了暗示生命、自然等具 有普遍性的哲思和主观情愫，对作品内容、形像、传统元素 的组合进行处理，使其成为变形化、拟人化的假定性意像:
Chinese national Expo 147

１９４９：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抢救大陆学人”对于生逢鼎革的知识分子来说，1949年是短暂而又漫长的一年。

这一年在政治军事大幕背后，有悲欢离合的社会生活，有人生十字路口的彷徨踯躅。

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与聚合。

因为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云谲波诡的政治粘合在了一起，国共两党的历史和纷争无情地影响了他们的选择，透显出时代是如何摆布个人命运的。

当时整个知识界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是留在大陆，还是东渡台湾?蒋家王朝在1949年仓皇败逃时，带走了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条珠宝，带走了“光复大陆”的幻想。

但是蒋介石盘算着日后大业，退守也总是需要一些知识分子来支撑门面，更何况将这些大科学家、大学者留给共产党，无疑是助长赤焰，他于是开始了对一些知识分子的争取工作。

蒋介石倚重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抢救大陆学人”。

在具体执行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他们磋商谋划细节办法，来“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

这样就出现了国民党在败离大陆前的“抢救大陆学人”那一幕，这与蒋介石在经济上抢运国库储存的黄金美钞比肩并行，为国民党日后在台湾经济文化的复苏打下基础。

计划中有四种人必须“抢救”送赴台湾：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

很快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商议拟定了需要“抢救”的名单，这份名单几乎是清一色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

在第一份名单里，院校负责人当中，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杨振声、罗常培等，而胡适自然是抢救的首选和重点。

1948年12月初，陈雪屏奉命由南京飞北平，召集梅贻琦、胡适等北大清华校长教授开会，商讨“抢救学人”实施办法。

蒋介石亲自下手谕派飞机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至北平南苑机场随时待命，被“抢救者”可以即时登机南飞。

但在这次沉闷的会议上，在座各位相顾无言不置可否。

常严肃。来到中央乐团的大礼堂后发 把舞剧《红色娘子军》的谱子放到他 例，许多指挥家为了表示友好都要
些老一 辈音乐 家的 家门，倾听他们 与乐团 的故事 。重提 往事 ，既是一种 缅怀，更是 一种新 的寄 予。
韩中杰 ：建团 元老之 一 1951 年，东柏林举办第三届世
界青年联 欢节，刚 成立不久 的中华 人民共 和国派 遣一 支从全 国各地 临 时拼凑起来的小队参加，31 岁的上 海交响 乐团长 笛演 奏员韩 中杰就 是 其中一 位。从 东柏林回 来不久 ，负责 青年文 工团工 作的 周巍峙 对他们 从 上海来的 几个人 说，首都北 京还没 有专业的 交响乐 团，希望大 家能留 下来共 同组建 。当时 对上海人 来说， 留在北 京就意 味着 抛弃上 海的事 业 基础，远离家 室，一切 从头开始 。但 韩中杰 和大部 分同 志都表 示愿意 留 下来，大 家对于 这样光 荣的任 务还 是由衷 地高兴 。
为 了一 些谱面 上的争 执未 能合作 下 去 ，李凌团 长当 晚就要 韩中 杰去接 任 。韩 中杰以 比较 温和而 尊重的 态 度 解决了 谱面上 的问题 ，顺利完成 了 任务。当时 他还不 是一 名专业 指 挥 ，“ 屈原”以 后开始 了指挥 生涯。
1956年中央 歌舞剧团的 管弦乐 队 正式从中央歌舞剧团中分离出来， 改 名为 中央乐 团（ 中央交响 乐团的 原 名），在 中央乐 团正式 成立 以前， 中 央歌 舞团的 管弦乐 队还 完成了 两 项 重要任务：
北
1966 年的一天，韩中杰正带领 心情到了天桥剧场。一进剧场他发 很多音乐家慕名而来，小泽征尔就
京
团员们在陕西演出，忽然接到团里让 现，舞台上已经摆好了道具，一些演 是其中的一位。
纪
速回的信，于是急急忙忙赶回北京。 员在那里等待着，他当时很迷惑。李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1975年的全面整顿到一举粉碎“四人帮”）毛泽东虽然支持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但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搞乱全国的图谋后，便果断加以制止，并且对他们做出了严厉批评。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党中央于1974年四、五月向先后发出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垮引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

“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林虎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

”这些要求对抑制社会混乱起到一定作用。

7月17日毛泽东召穿中央政治局开会。

在这次会上。

在严肃批评了江青以及王洪文、张各桥、饶之元。

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你戴大帽子，也不好呢，要注意呢。

”又说：“你也是难改呢。

”他指着江青向在场的政治局成员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指江、王、张、姚私人―引者注）要注意呢，不要搞成私人小宗派呢！”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并在党的最高领导层查出“四人帮”的问题。

这在当时是非同寻常，在党中央两年后粉碎这个持团准备了有料条件。

毛泽东在批评“四人帮”的同时，多此表达出现实社会安定的愿望。

1974年8月毛泽东针对“四人帮”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整理的一批军队领导干部与林虎关系的材料，提议召开个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

他说：要实行征前必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一棍子打死了就不好了。

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使“四人帮”再次搞乱全国的图谋受抑制，为将要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新指出“四个现代化”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

1974年元旦，江青等人控制下的“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会，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

“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

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连各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的《林虎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转发全国。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前后江青发难41年前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中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的回忆。

1965年11月10日，某某《文汇报》突然刊发了姚文元炮制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吴晗同志撰写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姚文是江青一手策划的。

同志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予极大的重视。

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

这便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海瑞罢官》刚上演不久，江青就认为有很大问题，并以她固有的特殊身份，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提出要批《海瑞罢官》。

可是这四位部长没有把她当一回事，这自然是有其原因的：其一，部长们未必认为《海瑞罢官》有什么大问题；其二，《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市副市长，点名批判必须有中央决定，而不应由江青作出。

因此，部长们没有把她当一回事乃是在情理之中。

然而，江青并没有就此罢休，她继续为公开批判《海瑞罢官》制造舆论。

对此，好心的周恩来耳有所闻，便将吴晗找来，告诉他有人说他的《海瑞罢官》搞影射，吴晗说：没有。

周恩来让吴晗写个报告说明一下。

这是1963年的事。

那么，江青为什么这样和吴晗过不去呢？据吴晗的夫人袁震说，有一次请吴晗去吃狗肉，江青在座，在和吴晗交谈历史问题时，江青插话，吴晗当即指出江青说得不对，弄得江青很不高兴。

袁震说，吴晗因此得罪了江青。

不过，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

批不批吴晗更主要的当是的态度，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说，她要批评吴晗的《海瑞罢官》，“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

〞不明说，就是说同意批吴晗，却不说出来。

其实，批吴晗不是一件小事，总要有个目的，或那么带来对市委的人事改变，或那么带来个大的政治运动。

这些在1962年时都还不成熟。

所以他“就是不明说〞。

而江青没有主席那样深思熟虑，批吴晗要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她未必能想到。

江青同志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txt你妈生你的时候是不是把人给扔了把胎盘养大？别把虾米不当海鲜。

别把虾米不当海鲜。

江青同志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文艺界的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首先，我要向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说说我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过程。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

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日“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

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

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

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第二个阶段，我和一些同志才想到要改。

并且还得自己参加改革工作。

事实上，多少年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方面新旧斗争的变化，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文学艺术，以与旧的文学艺术相对抗。

就是号称最难改革的京剧，也出现了新的作品。

大家知道，在三十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

毛主席则在二十多年前，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提出了推陈出新的问题。

推陈出新，就是要有新的、人民大众的内容，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

内容有许多是很难推陈出新的，如鬼神，宗教，我们怎么能批判地继承呢？我认为不能。

因为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是共产党员，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鬼神上帝。

又例如地主阶级的封建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它们天经地义的道德，是要压迫人、剥削人的，难道我们能批判地继承压迫人、剥削人的东西吗？我认为不能。

面对逆境呈笑语作者：来源：《文萃报·周二版》2019年第33期“这会开得成吗？”“文革”中，北京政法学院的造反派勒令经济学家于光远参加批斗会，于光远骑辆自行车赶到会场，看门的不让他进去，说是要门票，于光远说没门票怎么就不能进，双方争论不休。

把门的人说：“你这人可真是的，难道离了你，这批斗会还开不成了？”于光远说：“算你说对了，离了我，你们这批斗会还真开不成！”把门的说：“你算老几呀！于光远问：“你们批斗谁啊？”把门的说：“还有谁，反动学术权威于光远呀！”于光远得意地笑了：“请你看清楚了，我就是反动学术权威于光远，你说说，如果不让我进去，你们这会能开成吗？”“就算我是个‘三类半’吧”1966年夏天，著名作家赵树理被揪到烈日下批斗。

“文革”的《十六条》文件把干部分成好的、比较好的、犯过错误可以改好的和死不悔改的四类。

于是造反派问道：“赵树理，你是哪一类干部？”赵树理微微一笑：“说我是一、二类干部，我不敢往里挤。

说我是个三类干部，你们不答应。

说我是个四类干部，我自己又不承认。

实在不行的话，就算我是个三类半吧。

”这个“三类半”一出口，立即就把那些陪斗的“黑帮”们逗乐了，可是又不敢出声，只好捂住嘴把腰弯得低一些。

“我是牛”戏曲研究家赵景深很会应对造反派，有次在检讨会上痛哭流涕地作了检查，散会后便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坐在校门口的小食摊上，笑嘻嘻地大吃起小笼包来。

有一次，他被关押在学生宿舍，造反派要去游泳了，就将他这“牛鬼蛇神”缚在床上，锁上门走了。

不一會有人来叩门，问：“里面有人吗？”赵回答：“没有人。

”来人说：“你不是人吗？”赵大声应道：“我是‘牛’，被缚在床上，不能开门。

”“在‘皮箱’里取不出来”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在“文革”中被抄家，结果既未发现金银财宝，也没有书画文物之类，造反派大失所望，又问王中银行存折藏在哪里。

王中说：“在皮箱里。

”造反派顿时兴奋起来，要他赶快打开皮箱，谁料王中却拍拍肚皮，苦笑着说：“在这只‘皮箱’里，取不出来了！”（摘自《演讲与口才》）。

样板戏惹不得作者：俞剑明来源：《祝您健康·文摘版》2020年第01期样板戏，在十年“文革”中是中国的文化图腾。

江青从一个小小电影处副处长，变身为“文艺革命的旗手”，登上权力巅峰，那八个“样板戏”，正是她从文艺舞台走向政治舞台的敲门砖和红地毯。

样板戏是不允许争论和非议的，哪怕一点小小的不恭或走样，都能与“诬蔑领袖”“攻击中央”同罪，为此而倒霉的人数不胜数。

阿甲、李少君、赵燕侠、张君秋、刘吉典、童芷苓……这些中国文艺界大名鼎鼎的人物，皆因对样板戏稍有微词，而靠边的靠边，“内控”的内控，有的还干脆被打成了“牛鬼蛇神”。

为配合对《智取威虎山》的观赏，杨子荣的老战友孙大德，应邀为部队讲述当年的剿匪斗争。

不料落了个“破坏样板戏”的“政治扒手”罪名，连《红旗》杂志都对他作了严厉的点名批判。

松江曲艺团说书艺人洪富江，在说唱沪书《智取威虎山》时，按习惯添了些“小噱头”。

如“座山雕的门槛精到九十六，杨子荣的门槛精到九十七，这就叫‘棋高一着’”“杨子荣跨上青鬃马，连打三鞭，这叫‘拍马三’（即拍马屁）”……台下观众听得哈哈大笑。

但洪富江第二天就被打成了“严重破坏革命样板戏”的现行反革命，押到全县各社队和上海市区轮番批斗，短短3个月被批斗了200多场。

上海南市区红卫沪曲艺队演员施春年，说沪书时也加了点“小噱头”。

他在《杨子荣打虎上山》的“飞马比双枪”一节中说：“八大金刚枪法百发百中，杨子荣百发不中，且慢，杨子荣打了一百零五發，中了一百零五发！”施春年由此被定为“攻击革命样板戏”，遭到关押、批斗。

我的一位姓李的朋友，“文革”初期因“攻击造反派”被关进牛棚。

后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准备在一九七一年大年初一放了他。

不料那天刚迈出牛棚，他便昂首挺胸，神经兮兮地唱起了《红灯记》中李玉和唱的那段“狱警传，似狼嗥，我迈步出监……”造反派气急败坏地将他提倒在地，重新拖回牛棚。

“人民内部矛盾”升格为“敌我矛盾”，又被关押了好几年。

江青死后文汇报的评论文江青一个很坏很坏的女人，以致人们谈起的她干下的坏事中没有一桩不是坏到透顶的。

在中国，我们给人打分，如果您要我这样做的话，我不能给她分数，因为没有分数可以给江青。

江青的分数是零分以下。

然而应该说，她也是有一帮的，特别是利用一些年轻人没有知识，拉帮结派，有相当的基础。

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即使到了后来，在他们分居多年之后，也是如此。

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

江青很难伺候，是所有在江青身边工作过的人员都深有体会的。

作为进中南海从事中共中央领导医疗保健工作了六七年的您，对江青的性情为人自然早有耳闻，因此当这个任务派到您头上的时候，您肯定也是不太情愿的吧？江青有几怕。

她怕吵，别人说话的声音稍大一点，她就会说：“你吓着我了。

”甚至有人走路的脚步重了，她都会给予斥责。

可江青又喜欢听音乐、听戏、看电影，难道这就不怕吵了吗？江青非常喜欢看电影，几乎天天要看。

在我印象中她特别喜欢的有两部电影：一部是美国的电影《红菱艳》；一部是墨西哥的电影《网》。

特别是《网》，整个电影没有几句话，她好几次调这部电影欣赏。

江青的电影欣赏能力和水平是比较高的，她的脑子还特别好，也因为反复欣赏，一些电影的最精彩部分都记在她脑子里了，她常常一坐下来就说她要看哪部电影的第几盘，看哪几个镜头。

比如看《网》时，江青说：“我不从头看，就从中间窗户边上有绿藤萝，有一朵小红花那儿看。

”她的这种看法，要求放映员的技术很高，一下就把她要看的那个镜头调出来，否则让她等着你来回倒带子，她就要不耐烦了。

我们的放映员的技术特过硬，江青说要看哪儿，马上就放出来了。

江青看电影，爱看那种静静的、舒缓的抒情画面。

她不能看有蛇的镜头，晚上不能看那种欢快热闹或紧张刺激的影片，引得她太兴奋了，就要睡不着觉了。

在她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曾奉命帮她选过片子，但如果选的片子不对她口味，或看后影响她睡眠了，就难免挨她一通批。

江青对政治的确是比较敏感的，她很关注政治形势和各方面的情况，内参天天看，而且把她认为重要的内容都圈上，然后送到毛主席那里。

文革时期“唯一作家”浩然所发文章不代表本号的意见，仅作陈列，便于大家批判阅读北京东博文化研究院欢迎社会各界朋友来稿!投稿邮箱：*******************东博书院网站网址：东博书院网店小说《星陨全套1，2》荣获2015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点击页面底部蓝色字“阅读原文”，访问东博书院网店购买签名版，作者将利润全部捐献本公益账号“文革”第一作家浩然：我从没为以前作品后悔过民主与法制时报宗边●他的辞世标志着那个时代的远去●面对起起落落，他始终未改农民本色被称为“文革时期唯一作家”的浩然2月20日早晨因病在北京去世，终年76岁。

作为“文革文化”的重要代表，浩然的辞世标志着那个时代的远去。

浩然本名梁金广，1932年生于唐山，少时读过3年小学，16岁加入中共。

他当过8年村、区、县基层干部，1954年起任《河北日报》记者、北京俄文《友好报》记者、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编辑。

1964年到北京市文联担任专业作家，后任北京作协主席。

“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1998年浩然自称：我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受了伤的文艺战士。

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

为此，引来争议一片浩然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作家，有关他的大的争议有两次。

第一次是因1994年完整的四部《金光大道》得以出版而引起。

浩然在1970年2月开始动笔写《金光大道》，历经几年写完，共分四部，前两部在“文革”时出版，过了近20年后，《金光大道》才由京华出版社出齐。

它的出版引起的否定比肯定多得多。

艾青说：作品虽然没正面写“文革”时代的现实，但却是用“文革”时期的主流思想来表现50年代的“路线斗争”。

杨扬于1994年11月13日发表的《痴迷与失误》一文中说：《金光大道》在艺术表现上并没有什么成就，那种概念化的描写，那种假大空和佯装的幸福感，都是“文革”特有的东西，也构成了该书的“精粹”部分。

《金光大道》与其说是在表现合作化运动中中国农民的正确、伟大，还不如说是在为“文革”历史唱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