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在天桥剧场辩论会上的讲话

浩然离世——文革中那个“唯一”的作家走了在一段特殊时期，浩然和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谓“8个样板戏，1个作家。

”有人说浩然因为《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而成为中国作品发行量最大的作家，有人说他是“文革”时期唯一的“得意分子”……浩然生平浩然原名梁金广，1932年3月25日出生于开滦赵各庄矿区。

他1949年冬季开始练习写作，自学成才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写农民，给农民写”、“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踏实代言人”是他一生的誓言和奋斗目标。

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乐土》、《活泉》、《圆梦》等，《苍生》获得了首届“中国大众文学”特等奖。

有学者评论他的作品“是很形象的中国农村近半个世纪的图画”、“写出了个人和社会的双向的真实”、“具有史料性和艺术性两方面的价值”。

1964年10月浩然调入北京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

历任北京作家协会驻会作家，《北京文学》主编、《东方少年》主编。

1997年5月，在北京作协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浩然当选为北京作家协会主席，2003年9月至今任北京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陕西文学界追思浩然他留给我们太多思考带着时代赋予他的种种色彩与符号，作家浩然昨日在京悄然辞世。

得知此讯，陈忠实、贾平凹、肖云儒、李星等陕西知名作家、评论家，对这位远行的“特殊”作家表达了深深的追思之情，同时又不仅仅是追思。

陈忠实：人们可以理解他的人生经历“浩然是一个很优秀的作家，他的作品创作、人生经历等等，我想大多数人都能够理解”，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忠实表示，浩然所反映过的诸如农业合作化等题材，不可避免地有着时代局限，作为一个艺术家，其艺术成就很不容易，浩然敢于直面时代、直面民众。

令人感慨的是，浩然对河北地区农村民众的联系，不仅仅是创作上的联系，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联系，他无负于他的时代。

贾平凹：我很悲痛，浩然是好人好作家“浩然是好人好作家，他的去世让我悲痛”，省作协主席贾平凹如此表示，他说自己小时候读《艳阳天》读得入迷，那些活生生的人物呀故事呀，好像就发生在自己周围，加大了他对文学的兴趣。

澄清是非解放思想张骏祥今天重读周总理在１９６１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感到无比激动；又引起了我们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怀念，想起了在他亲切的关怀和指引下工作的幸福日子。

那些年，每次来北京开会，总理知道了，总要约大家会谈话，有时是约少数几个专业的，有时是约文艺界各方面的同志一起谈，从思想到措施，帮助我们解决当时所面临的问题。

大家回到工作岗位上，总是感到眼睛更亮，信心更足，想的就是如何能多做一点工作，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

但是，回想起来，那些年总理的指示，也不总是一帆风顺地得到贯彻，也不是没有任何阻挠的。

例如这个讲话里总理自己提到的１９５９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的那次谈话，当时就确是像总理在这里讲的那样，被“打入了冷宫”！那次谈话先是总理在北京医院病床上对去看望他的几位上海电影界同志讲的，后来又在紫光阁对文艺界很多同志讲过，讲了文艺工作十个对立统一的问题。

事实上， １９６１年的这个讲话里有些意见，总理在１９５９年那次谈话里就已经提到了。

可是那次谈话，在上海就一直不准传达。

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上海市电影局才根据几位同志的笔记整理出来。

我想，北京的同志们可能记得更详细更准确，希望能好好整理一下，也把它印出来供大家学习。

现在我想根据记忆所及，谈一点１９６１年周总理这次讲话的背景和后来的遭遇。

当然，我只能就我个人所知道的那一点点，主要是结合上海的电影界的情况来谈。

１９５７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呜”这个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也针对当时文艺创作上的条条框框，特别是行政方式的领导提出了改进意见。

这立即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热烈欢迎。

在电影方面，当时实行了创作下放，各制片厂成立了创作集体，试行了导演中心制，电影创作初步呈现出繁荣活跃的景象。

但是不久，由于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党不得不起来进行反击。

不幸的是，当时的反右扩大化，电影方面也有不少人被错戴上了帽子，不少作品被打成了毒草。

江青評論《水浒》是假妄图陷害周总理是真——批判江青在
大寨的一次“讲话”
无
【期刊名称】《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1977(000)001
【摘要】<正> 江青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到处乱窜胡说,制造反革命舆论。

去年九月七日,她窜到了大寨,以评论《水浒》为名,恶毒攻击毛主席,攻击周总理。

她在接见大寨大队干部和社员时的“讲话”,就是她攻击、陷害敬爱的周总理、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一个罪证。

【总页数】3页(P42-44)
【作者】无
【作者单位】三二二六一部队理论组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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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同志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文艺界的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 你们好！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 首先，我要向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说说我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过程。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

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日“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

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

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

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第二个阶段，我和一些同志才想到要改。

并且还得自己参加改革工作。

事实上，多少年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方面新旧斗争的变化，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文学艺术，以与旧的文学艺术相对抗。

就是号称最难改革的京剧，也出现了新的作品。

大家知道，在三十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

毛主席则在二十多年前，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提出了推陈出新的问题。

推陈出新，就是要有新的、人民大众的内容，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

内容有许多是很难推陈出新的，如鬼神，宗教，我们怎么能批判地继承呢？我认为不能。

因为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是共产党员，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鬼神上帝。

又例如地主阶级的封建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它们天经地义的道德，是要压迫人、剥削人的，难道我们能批判地继承压迫人、剥削人的东西吗？我认为不能。

因为我们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度，坚决反对那些压迫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度。

１９４９：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抢救大陆学人”对于生逢鼎革的知识分子来说，1949年是短暂而又漫长的一年。

这一年在政治军事大幕背后，有悲欢离合的社会生活，有人生十字路口的彷徨踯躅。

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与聚合。

因为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云谲波诡的政治粘合在了一起，国共两党的历史和纷争无情地影响了他们的选择，透显出时代是如何摆布个人命运的。

当时整个知识界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是留在大陆，还是东渡台湾?蒋家王朝在1949年仓皇败逃时，带走了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条珠宝，带走了“光复大陆”的幻想。

但是蒋介石盘算着日后大业，退守也总是需要一些知识分子来支撑门面，更何况将这些大科学家、大学者留给共产党，无疑是助长赤焰，他于是开始了对一些知识分子的争取工作。

蒋介石倚重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抢救大陆学人”。

在具体执行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他们磋商谋划细节办法，来“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

这样就出现了国民党在败离大陆前的“抢救大陆学人”那一幕，这与蒋介石在经济上抢运国库储存的黄金美钞比肩并行，为国民党日后在台湾经济文化的复苏打下基础。

计划中有四种人必须“抢救”送赴台湾：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

很快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商议拟定了需要“抢救”的名单，这份名单几乎是清一色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

在第一份名单里，院校负责人当中，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杨振声、罗常培等，而胡适自然是抢救的首选和重点。

1948年12月初，陈雪屏奉命由南京飞北平，召集梅贻琦、胡适等北大清华校长教授开会，商讨“抢救学人”实施办法。

蒋介石亲自下手谕派飞机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至北平南苑机场随时待命，被“抢救者”可以即时登机南飞。

但在这次沉闷的会议上，在座各位相顾无言不置可否。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1975年的全面整顿到一举粉碎“四人帮”）毛泽东虽然支持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但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搞乱全国的图谋后，便果断加以制止，并且对他们做出了严厉批评。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党中央于1974年四、五月向先后发出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垮引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

“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林虎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

”这些要求对抑制社会混乱起到一定作用。

7月17日毛泽东召穿中央政治局开会。

在这次会上。

在严肃批评了江青以及王洪文、张各桥、饶之元。

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你戴大帽子，也不好呢，要注意呢。

”又说：“你也是难改呢。

”他指着江青向在场的政治局成员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指江、王、张、姚私人―引者注）要注意呢，不要搞成私人小宗派呢！”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并在党的最高领导层查出“四人帮”的问题。

这在当时是非同寻常，在党中央两年后粉碎这个持团准备了有料条件。

毛泽东在批评“四人帮”的同时，多此表达出现实社会安定的愿望。

1974年8月毛泽东针对“四人帮”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整理的一批军队领导干部与林虎关系的材料，提议召开个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

他说：要实行征前必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一棍子打死了就不好了。

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使“四人帮”再次搞乱全国的图谋受抑制，为将要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新指出“四个现代化”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

1974年元旦，江青等人控制下的“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会，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

“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

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连各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的《林虎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转发全国。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前后江青发难41年前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中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的回忆。

1965年11月10日，某某《文汇报》突然刊发了姚文元炮制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吴晗同志撰写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姚文是江青一手策划的。

同志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予极大的重视。

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

这便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海瑞罢官》刚上演不久，江青就认为有很大问题，并以她固有的特殊身份，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提出要批《海瑞罢官》。

可是这四位部长没有把她当一回事，这自然是有其原因的：其一，部长们未必认为《海瑞罢官》有什么大问题；其二，《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市副市长，点名批判必须有中央决定，而不应由江青作出。

因此，部长们没有把她当一回事乃是在情理之中。

然而，江青并没有就此罢休，她继续为公开批判《海瑞罢官》制造舆论。

对此，好心的周恩来耳有所闻，便将吴晗找来，告诉他有人说他的《海瑞罢官》搞影射，吴晗说：没有。

周恩来让吴晗写个报告说明一下。

这是1963年的事。

那么，江青为什么这样和吴晗过不去呢？据吴晗的夫人袁震说，有一次请吴晗去吃狗肉，江青在座，在和吴晗交谈历史问题时，江青插话，吴晗当即指出江青说得不对，弄得江青很不高兴。

袁震说，吴晗因此得罪了江青。

不过，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

批不批吴晗更主要的当是的态度，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说，她要批评吴晗的《海瑞罢官》，“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

〞不明说，就是说同意批吴晗，却不说出来。

其实，批吴晗不是一件小事，总要有个目的，或那么带来对市委的人事改变，或那么带来个大的政治运动。

这些在1962年时都还不成熟。

所以他“就是不明说〞。

而江青没有主席那样深思熟虑，批吴晗要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她未必能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