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西票号衰亡看金融伦理创新

金融论文：金融学视角下山西票号对现代企业激励制度的启示本文是一篇金融学论文，本文在前人的研究思路基础上继续延伸，通过对山西票号的治理制度尤其是身股制度的梳理，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分析身股制度的性质，然后根据身股制度的性质将其实例化，具体设计适合我国现代企业运用的身股激励方案，对我国企业解决激励不足问题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第1 章引言1.1 选题意义笔者对金融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金融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历史为我们揭示了事物发展以及成败得失的规律，借鉴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现实指明方向、少走弯路。

山西票号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产生和发展于清朝中后期，这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山西票号就是在这种经济环境下称雄近代金融业近一个世纪，究其原因，山西票号所采取的一系列治理制度居功至伟，尤其是身股制度贡献很大。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取决于重塑微观企业组织这一市场主体。

对于我国企业主要面临的问题，虽然我们一再利用西方现代化企业的一定制度，试图解决我国企业面临的问题，但效果不尽人意，因为中国走的是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西方现有的一些企业制度经验与我国的现实经济条件不相符合，因此从我国的历史中去汲取经验对我国现代企业更具有现实意义。

比如我国企业在学习实施西方的股权激励机制面临很多困难，诸如经理股票期权（ESO）等激励方式，需要依赖成熟完善的资本市场和法律法规，而我国大部分企业是无法满足这些条件的，于是有很多学者把目光转向了山西票号的身股制度上，毕竟身股制度是曾经真实发生在这片土地上，并且取得了良好效果的激励制度。

承认身股和传统意义上的资本股共同享有剩余索取权，对于完善我国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思路基础上继续延伸，通过对山西票号的治理制度尤其是身股制度的梳理，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分析身股制度的性质，然后根据身股制度的性质将其实例化，具体设计适合我国现代企业运用的身股激励方案，对我国企业实施激励机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探究山西票号的兴衰及启示作者：杨敏杰来源：《大经贸·创业圈》2019年第04期【摘要】山西票号是清末山西人经营的主营货币汇兑业务，兼营存放款业务的私营金融机构。

从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诞生到后来被现代银行业的取代，山西票号兴盛了近一个世纪，然而它的消失又是非常迅速的。

文章以山西票号的兴衰为研究对象，首先从地理位置、经济、政治、文化等角度对其兴起原因进行了研究，然后又探究了衰败的原因，最后整合了前文内容，希望以史为鉴，提出一些对当今金融机构的启示。

【关键词】山西票号兴衰启示一、引言商业已经成为当今经济社会的主题，而位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的晋商以其近五百年的光辉历史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纵览近 20 年来的晋商研究，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将目光和方向主要集中在了对晋商的兴衰原因、经营管理之道、金融贸易运行规律、研究方法及晋商文化的研究之上，虽然做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可谓成绩斐然，但缺少统一的整理和归纳。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行整合，探讨了山西票号的兴衰过程及启示。

二、山西票号兴起原因探究（一）地理及自然条件。

山西居天下之中，是沟通四方贸易的要冲，又与帝都长安、开封、北京相邻，王者之都，是高消费的城市。

山西地接边塞，为历代与塞外民族通商的桥梁。

因此，山西所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十分适合经商。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

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现银运输存在风险、成本高，出于資金调拨和结算的需要，票号应运而生。

著名票号日升昌的前身是“西裕成”颜料行，其规模较大并在多个重要城市设有分庄，不少在外的山西生意人想要捎钱回家，但由于镖局运送现银成本高、风险大且容易丢失，他们便依托“西裕成”进行异地付钱本地取款，雷履泰看到其中商机，最终“西裕成”转型成为经营汇兑业务的“日升昌”。

（三）与封建政权力量相结合。

晋商在其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与封建政权力量相结合，清王朝许多大规模的军事活动都得力于晋商的赞助。

从山西票号看金融风险的控制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一、背景：山西票号的产生与发展票号是晋商资本中的一种货币经营形式，是专门经营兑业务的金融机构。

票号的产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

一方面，这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的要求。

明中叶之后，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商品流通的范围的规模随之扩大，通过现银交付已远远不能满足交易的需要，另外，全国性的大市场逐步形成，国外市场得到了很大拓展，迫切要求兴办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金融机构的出现。

另一方面，晋商经过长期的经营发展，已积累了雄厚的资本。

在长期的经营中，晋商“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建立起了良好的信誉。

在这一时期，晋商在商业活动的范围和商业组织形式上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再加上晋商早期经营的典当、银号、钱庄、账局等不仅为经营票号积累了大量金融经验，而且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这些都为晋商创立票号奠定了基础。

山西票号中著名的日?N昌和蔚字五联号在票号内部的激烈竞争中获得发展，且盈利颇丰。

巨额利润吸引大批拥有雄厚资财的晋商纷纷仿效，从而使山西票号迅速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了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对促进社会资金流动、活跃商品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经验：山西票号控制风险的具体措施山西票号从资本、用人、制度、经营等多方面都可以看出其对风险控制的重视，通过内部制度创新等各种手段，再加上外部行会的约束，形成了一整套的风险防范与控制体系，具体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资本票号资本，一般被称为“正本”，还有“付本”、“护本”等名目。

正本是票号的名义资本。

付本与护本没有定额，不受合约约束，名义上是为弥补因亏损而损伤的那部分资本，实质是资本家在票号的存款，并不记入资本总额内。

付本是为确保资本充足率而设置的，起保护股本的作用，因此又称为“护本”。

付本由两项重要内容构成：一是主要是投资票号货币资本的东家和顶人力资本股的职员，其中大掌柜及顶有身股的伙友遇帐期分红时，由分红中提出一部分存入号内，只得利息，不能随意抽取。

浅析山西票号走向衰亡的原因晋商在道光初年创立了山西票号，从盐业脱身，投入金融业中，并一度执金融界牛耳。

山西票号拥有两百多年的辉煌岁月，前期因华北、华中与蒙俄贸易与年俱增，票号依据经济形势，在内陆30多个城镇设庄200 多个，重心在北方，分号以京师为中心。

中期则海陆并重，在边疆和沿海大设分号，京、津、沪、汉成为票庄集中的四大中心（主要是分号，总号多数在山西的祁县、太谷、平遥），光绪前期，票号的总号、分号已达400 多家。

在巅峰时期甚至充当清朝的中央银行及财政部门的角色，可谓盛极一时。

统治中国金融市场长达半个多世纪，但是成也清朝，败也清朝，盛极而衰的山西票号在历史长河中逐渐走向没落。

票号衰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内部因素。

1 政治和战争原因1.1 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外国侵略者几次战争给山西票号的打击是巨大的。

鸦片战争后，洋货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严重打击了中国民族手工业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以晋商垄断长达200 年之久的中俄恰克图贸易为例，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沙皇俄国的势力开始深入我国各地，直接攫取土产品并推销其工业品，无需再与山西出口商帮买卖货物，沉重打击了山西对俄贸易商帮，而且晋商在俄贸易又受到重税的压力，复经战乱，财物惨遭掠夺，一败涂地。

1.2 中日甲午战争的摧残。

票号在代理国库的过程中，承担了甲午战争赔款的汇兑，以“中方代表”的身份直接将赔款汇至上海。

在甲午、庚子赔款中给予了清政府极大的支持。

仅重庆的十六家票号足有半数可以认为半官方机构，因为他们经手相关的各省汇到北京户部财库的公款，此外还担任汇兑捐纳管制的款项并转发文凭、执照等事。

票号负担了战争赔款，导致银钱亏空，流转不利。

1.3 国内时局动荡。

（1）从咸丰年间开始，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太平天国革命、捻军起义、西北回民和云南苗民起义接踵爆发，国内战事频繁。

军阀割据，土匪掠夺，票号损失巨大。

票号固有“南存北放”政策，在京师吸收清政府和王公贵族们的储蓄，在南方贷出流动，但是南方革命不断，许多资金收不回来，资金周转不灵，实力顿减。

山西票号兴起与衰败的原因分析一、兴起的原因一般认为票号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大、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出现了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的问题，而依赖镖局运送现银进行货款清算既不方便，又不安全，因此对金融业提出了新的要求，票号便产生了。

这实际上只是票号产生的背景而非原因。

票号作为一种金融机构，以经营汇兑为主要业务，其产生需要两方面的因素：政府对金融及相关业务管制的松弛；市场需求和环境变化使专门经营汇兑业务变得有利可图。

1、政府对金融及相关业务管制的放松明清时期，政府对商业和金融业的控制逐渐放松，使得民间自由的商业贩运贸易活跃和大商业资本兴起。

典当是中国最古老的金融行业，但在明代之前主要是由寺庙和官府所经营，从明代开始允许自由经营，出现了山西、福建、徽州等地典商为突出代表的地域性典当业行帮。

清代则出现了皇当、官当、民当多头并举的局面，政府将当铺纳入征税体系，开业者须先呈报申请、领取当贴，并使用法律、行政手段对典当业进行调整和规范，民间开设当铺已经完全合法化。

钱庄产生于明代中后期，最基本的业务是钱币兑换，后来逐渐发展出存放款、发行兑换券、票据结算业务。

票号产生前，清代还出现过印局和账局两种金融机构。

印局出现于明末清初，是一种商品经济发展和城市贫民、小商小贩融资需要而产生的民间小额借贷组织，其主要业务是发放印钱。

账局亦名账庄，是专营交款、放款业务的金融组织，大约产生于清雍正、乾隆之交。

唐朝的飞钱、宋朝的交子、会子、关子虽都具有汇兑或纸币的性质，但这些金融机构主要是由官府所控制，并与政府财政密切相关。

民间性和商业性的票据至迟在明中后期已经出现，并得到政府的默许。

这些票据的名称有“会票”、“期票”、“兑票”、“粮贴”、“钱贴”（凭贴、兑贴、上贴、期贴）等，具有汇票、支票、本票的性质。

总之，以上情况说明明清时期私营金融机构已经逐渐取得了合法地位，政府也允许存放款、银钱票、会票等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的经营。

从日升昌看晋商之金融创新文献标识码：A平遥是位于山西晋中地区的一座古城，我国最早的票号日升昌就诞生在这里。

1823 年，清道光初年，一个叫雷履泰的商人开办了日升昌票号。

从那以后的100 多年间，由山西商人陆续开办的票号曾一度控制了整个大清国的金融流通。

分号遍布全国35 个大中城市，业务远至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 而著名。

这些票号从事着存款、放款、汇兑等现代银行的重要业务，在清代中后期国家财政金融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调控和支撑作用。

晋商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得益于他们在金融实践中的创新。

、创造性地使用了形式多元的股份制股份制是一种公司的组织形式，发起人通过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筹建企业。

入清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和经营规模的扩大，以往那种合伙制、伙计制等形式出现了种种弊端。

日升昌在此基础上，大胆创新，于清乾隆、嘉庆之际，逐渐形成了股份制的经营模式，亦称股俸制。

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

银股以银子入股，持有者拥有商号的所有权，可以继承和转让，要对票号的盈亏承担责任。

身股又称顶身股，以人力入股，是对票号中资历高、贡献大和业务能力强的人员的好处，是一种利润分红的激励制度。

日升昌的身股分为 19 个等级，票号根据员工的综合才能进行相应的 身股奖励。

票号一般一个账期进行一次分红， 大多数员工的身股 会有所增加，但是对于业绩差和有错误的员工，身股也会下调。

如遇到票号亏损， 顶身股者不需要承担亏损的责任， 仍然可以拿 到分红。

随着这种制度的推进，有些票号规定，对于普通伙计也 可拥有身股，参于年终分红。

身股是日升昌在人力管理方面的创新之举。

“人银俸股， 东 伙同心”， 由于股份制把人与财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动了员工的积极性， 使东家和伙计的利益融于一体， 成为利益的 共享者和风险的承担者。

晋商的票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能称雄于 中国金融界，并将业务扩展到国外，股份制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确立了责权明确的两权分离制明清时期，晋商迅速成长崛起，经营规模日益扩大，受地域等因素影响， 所有者很难对经营者进行直接约束， 两权分离是晋 商在经营上的又一创新。

从山西票号衰亡看金融伦理创新李天怀2003-09-01 09:22:43山西票号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期，即清朝道光年间。

它是主要为工商业经营存、放、汇等银行业务的信用机构，随着清朝中叶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晋商的崛起而产生。

山西票号之所以被社会上称为票号，源于开始经营汇票业务，故称为票号。

山西票号也是我国第一家票号，牌号为“日升昌”，是山西平遥县人雷履泰首创的。

山西票号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曾兴盛近一个世纪，当时清朝的经营汇兑业务基本上由山西票号所垄断，创造了盛极一时的辉煌历史。

然而，在清末经济社会政治危机的困扰下，在与新型的现代银行竞争中，山西票号开始走向衰落，短短几年便销声匿迹了。

究其原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本文试图从金融伦理这一角度来探索山西票号的衰亡原因。

一、山西票号初始阶段所制定的伦理道德规范不能一以贯之地执行山西票号在创立之时，就十分重视票号制度和道德规范建设。

如素有“三帮”之称的平遥、太谷、祁县票号就在成立时制定过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和道德规范，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不准接眷外出；不准在外娶妻纳妾；不准宿娼赌博；不准在外开店；不准染习不良嗜好；不准蓄利放贷；不准用号款借与亲友；不准买空卖空，投机取巧；不准懈怠误事；不准向号中相与之家浮挪暂借，违者议处，直至开出号外等。

从山西票号这些行为规范来看，即使今天也不落后，然而在切实践行这些道德行为规范方面却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

在山西票号发展的后期，由于整个清朝社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社会危机不断，而那些山西票号的东家们多有穷奢极欲，纸醉金迷，腐化堕落者，他们在事业有成后，对于票号经营疏于管理，当初所制定的那些行为规范成为一纸空文，豪华生活，坐吃山空，焉有不败之理。

山西票号如此迅速衰败，它启示我们，在金融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的金融部门和单位要时刻牢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继续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决克服国有银行存在的那种“家大业大，浪费一点没有啥”的错误观念，坚决反对以贷谋私，贪污受贿，损公肥私的行为，要深化纪律教育，增强法制观念，强化监督机制，加大稽查力度，严防大案要案发生，同时要加强金融职业道德教育与实践。

山西票号文化与现代银行制度建设摘要：曾经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具有一套独特的商业伦理观，主要表现在诚信至上、义利相通；勤劳保富、质朴节俭；以人为本、和气生财；群体精神、同舟共济。

在时代和环境的变革中，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保证和创新驱动，这些商业理念反而成为了票号衰亡的重要因素。

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当前建立和发展现代银行制度不仅要继承传统文化、与时俱进，也应高度重视道德制度化。

关键词：山西票号；经营思想；现代银行制度山西票号是我国现代银行业的雏形。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初，山西票号在国内95个城市中的总分号数达475家，在日本、朝鲜等国也派设分号。

山西平遥、祁县、太谷3县成为全国金融调拨中心，票号以自己的“聚散全国金融主权，而能使之（资金）川流不息”的巨大能力，极大地影响着北京、上海、汉口、广州、重庆等大城市的金融市场，博得“汇通天下”之声誉。

山西票号曾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达100余年，对我国银行业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许多的研究和史料都证明了地理位置、经商传统、大商业世家及醇厚的商业人才成长的氛围等因素在票号成功历程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本文认为票号具有的深厚文化底蕴，以及受此影响而形成的独特的经营管理模式才是票号成功的最根本的内部原因。

在当前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金融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挖掘山西票号经营文化及其理念的精髓，对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银行制度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票号文化的主要内容与实践山西票号的经营思想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山西区域文化的影响。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先秦诸子提出“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见利思义”，“利从义生”等经济伦理道德，宋明理学亦提出“明天理，灭人欲”的主张。

当时的山西处于少数民族和汉族文化碰撞、融合的缓冲地带，既有少数民主刚毅自强、勇于创新的精神，又深受中原崇礼、重教、讲义、守信、节俭的传统文化熏陶。

在这种双重文化的影响下，进而形成了独特的义利商业伦理观：即以道德约束为基础，以信义为中心，以诚信笃实、重义商德、节欲薄利、和谐团结为特点的票号经营管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