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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亨廷顿的“政治秩序”思想【摘要】亨廷顿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他的政治秩序理论对政治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通过对亨廷顿的生平及影响、政治秩序概念、要素分析、批评以及在现实政治中的应用进行探析。
亨廷顿将政治秩序定义为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和管理，提出政治秩序的三个要素包括权威、效率和稳定。
尽管亨廷顿的理论受到一些批评，但其思想在现实政治中的应用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未来研究方向来说，也有深入挖掘亨廷顿政治秩序思想的启示和发展空间。
通过本文的探讨，可以更好地理解亨廷顿的政治秩序思想，同时也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亨廷顿、政治秩序、思想、理论、要素、批评、现实政治、应用、启示、未来研究、总结1. 引言1.1 研究背景亨廷顿是20世纪著名的政治学家，他对政治秩序的研究成果备受学术界关注。
在当今多元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下，亨廷顿关于政治秩序的理论思考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政治秩序不仅仅是国家内部政治结构的组织和运行，更是国际关系中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协调。
通过对亨廷顿的政治秩序理论展开研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政治体制的运作机制，并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政治难题提供理论支撑。
深入探讨亨廷顿的政治秩序思想对于拓展政治学研究的视野，提高政治决策的科学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的这一部分将从介绍亨廷顿的生平及学术影响入手，逐步引入到他关于政治秩序的研究，为后续的分析和讨论做出铺垫。
1.2 研究意义亨廷顿的“政治秩序”思想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亨廷顿关于政治秩序的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来理解政治系统的运作和政治变革的机制。
通过对政治秩序中各要素相互关系的深入探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政治体制下的治理方式和政治冲突的本质，为我们研究现实政治现象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和启示。
亨廷顿的“政治秩序”思想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的框架。
通过深入研究亨廷顿的理论，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到政治变革的必然性和可能的路径，为政治制度的改进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探析亨廷顿的“政治秩序”思想亨廷顿是20世纪后期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他的“政治秩序”思想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亨廷顿认为，政治秩序是指一个国家政府和政治制度的组织方式、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水平以及社会的稳定程度。
政治秩序是一个国家维持其政治稳定、国际地位和发展的基础。
亨廷顿主要关注政治秩序的本质、类型、破裂原因、维护方法等问题，认为只有掌握良好的政治秩序，才能实现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符合人类实现共同繁荣的共同目标。
亨廷顿将政治秩序分为三种类型：传统政治秩序、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秩序和社会主义政治秩序。
传统政治秩序，是指政治权力源于传统习俗，政治权力被受控制的少数人支配，政治体系具有封闭性、不可改革性。
传统政治秩序严重缺乏法制原则和有效的政治竞争机制，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制度不够完善，难以保持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发展。
社会主义政治秩序，是指政治权力源于对人民利益的关注，政治体系具有公有制性、计划性和集中控制性。
社会主义政治秩序追求公正、平等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在经济中实行政治化、政治中实行经济化，要求具有强大的理性、组织和领导精神，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亨廷顿也探讨了政治秩序的破裂原因。
他认为，政治秩序破裂的原因主要包括文化差异、贫富分化、政治腐败等因素。
它们为社会动荡、政治矛盾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政治秩序破裂会导致国家政治失序、社会动荡、社会不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滞后。
亨廷顿提出，在维护政治秩序上应兼顾政治和经济层面的要求。
政治层面主要是通过建立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保持政治体系的开放性，保障公民权利，推动参与式政治。
经济层面主要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以实现社会和经济的结合，为国家提供财富和稳定的经济基础，为政府提供资金和资源。
总而言之，亨廷顿的“政治秩序”思想深刻地阐发了国家政治秩序的重要性和保障方法，不仅为政治学领域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宝贵经验，也为实践中各个国家维护政治稳定作出了重要而且不可或缺的贡献。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金句
- 政治秩序对于变化社会尤为重要，它是维系社会稳定与发展的
关键所在。
-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必须能够适应社会的变革，而非被其所束缚。
- 一种健康的政治秩序能够平衡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实现社会
的和谐与公正。
-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需要具备灵活性和包容性，以适应不断涌现
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 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一个稳定政治秩序的基础，这种权利和自
由应该得到平等的保障。
-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需要采取更加开放和透明的决策机制，以增
加社会的参与度和公众的认同感。
- 一个合理而健全的法律体系是维护政治秩序的重要保证，法律应当
公正、公平地对待每个人。
-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需要建立有效的制度和机构来监督和约束政
府的权力行使，以防止滥用和腐败。
- 无论政治秩序如何变化，国家的发展和民众的福祉始终是最重要的
目标。
-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需要不断创新和完善，以适应不断演变的社
会需求和民众期望。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后感首先，政治秩序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政治秩序的需求也随之增加。
政治秩序是维持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的基础，它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
政治秩序的稳定与发展，能够为社会提供有序的环境，促进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
政治秩序的变革是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社会变革的进程和方向。
只有在良好的政治秩序下，社会变革才能更好地推进和实现。
其次，政治秩序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困境。
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政治秩序面临着多种挑战和困难。
一方面，政治秩序的变化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和努力。
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建设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和努力，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不断的调整。
另一方面，政治秩序的变化可能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和冲突。
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政治秩序的变化也会成为这些矛盾和冲突的焦点。
如何在社会变革中保持政治秩序的稳定和发展，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
此外，政治秩序的变化还涉及到不同的政治观念和理念。
在变化社会中，人们对政治秩序的期望和要求也在不断变化。
传统的政治秩序往往以权力为核心，政府通过掌握和运用权力来实现社会管理和治理。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政治秩序的要求更多地关注民主、法治和人权等价值观念。
政治秩序的变化需要政治理念的调整和更新，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政治需求。
最后，政治秩序的变化也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不同国家的政治秩序在变化中彼此相关和相互影响。
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越来越紧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的变化往往会影响到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秩序。
政治秩序的变化也给国际社会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国际社会需要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政治秩序变化带来的挑战，推动世界政治秩序的发展和进步。
总结而言，《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是一本对当代政治秩序的变化进行了深入探讨的著作。
探析亨廷顿的“政治秩序”思想亨廷顿是美国政治学家，其主要贡献是提出了政治秩序理论，该理论被广泛认为是现代政治论述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
政治秩序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政治秩序是一种强有力的制度，它由政府权力、法律、制度、规则和信仰等要素所构成，在一个社会中为人们提供了秩序、稳定和公正，是社会前进和发展的基础。
亨廷顿在政治秩序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发展的三个阶段的理论，即传统秩序、转型秩序和新兴秩序，这三个阶段的政治秩序的特征和演化过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是不同的。
传统秩序是指一些传统的、稳定的国家政治秩序，它通常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历史和宗教等基础之上。
在这种秩序下，政府权力通常是集中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程度有限。
某些社会群体受到巨大的压抑，而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概念仍然不成熟，政治权力的權力濫用也是比较普遍的，政治腐败也比较严重。
在传统秩序下，政治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保障，但人权和自由往往得不到尊重和保护。
转型秩序是指在传统秩序逐渐衰落的时期，形成的新旧秩序交替的时期。
这个阶段通常是政治变革和政治体制变革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代国家将推进政治改革的进程，试图建立起新的政治秩序。
在这个阶段里，社会中存在着，经济、文化、政治等不同的力量，这些力量也会直接影响政治的发展方向。
在这个时期，民主制度和人权的概念开始得到推广，并且权利的扩大和政治开放的程度也开始增加。
新兴秩序是指在传统秩序逐渐消失后，在转型秩序的基础上，形成的新政治秩序。
在这个时期里，共产主义、跨国主义思想已经被很多国家所摒弃，代之以新的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和政府职能。
在新兴秩序的政治环境中，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在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在这种新的政治秩序中，人们更多地享有民主、人权和自由，这也有助于社会的更好发展。
综上所述，亨廷顿的政治秩序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为理解不同国家政治发展的历程和使命提供了新的思路。
通过分析政治秩序的三个阶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阶段的国家在政治制度、民主和人权方面的发展情况，为政治学者、外交部门和国际组织制定政策提供了指导和参考。
探析亨廷顿的“政治秩序”思想亨廷顿是20世纪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其政治学思想对当今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代表作之一便是《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该书于1968年出版，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秩序观。
在这本书中，亨廷顿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政治秩序的理论，对政治稳定、治理结构、国家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观点阐述。
本文将对亨廷顿的政治秩序思想进行探析，旨在深入了解亨廷顿的思想内涵和理论贡献。
亨廷顿对政治秩序的定义和特征进行了阐述。
他认为政治秩序是指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具有一定的政治权威和政治治理结构，能够保障社会的基本秩序和规则。
在亨廷顿看来，政治秩序的核心是政治权威的稳定和合法性，以及政治机构的有效性和可信度。
在一个良好的政治秩序中，政府能够有效地行使权力，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保障人民的基本利益和权利，实现国家的长久发展。
亨廷顿对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演变机制进行了研究。
他指出，政治秩序是由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政治秩序的形成受到历史、文化、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表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政治秩序的演变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受到国际环境、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多样化和不确定性。
了解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演变机制，对于改善和维护政治秩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亨廷顿对政治秩序的危机和衰败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他认为，政治秩序的危机和衰败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政府的腐败、社会的动荡、外部的干扰、制度的僵化等。
在政治秩序面临危机和衰败时，政府和社会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强改革和调整，以重塑政治秩序的稳定和合法性。
亨廷顿强调，政治领导人和政府的责任是至关重要的，他们需要具备远见、稳定和决策能力，引领国家走向秩序和稳定。
亨廷顿对政治秩序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思考。
他认为，政治秩序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实现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国家治理的有效性。
第１６卷 第４期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Ｖｏｌ．１６ Ｎｏ．４ ２０１５年８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ｕｇ．２０１５［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５－１３［作者简介］熊治东（１９８７—），男（苗族），湖北省利川市人，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０９－０５孔子“德治”思想的现代价值———基于国家治理的视角熊治东（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４）［摘 要］“德治”是孔子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春秋末年礼崩乐坏，其“忠恕”之道是实现“仁政”的必备条件，是社会生活秩序化的有力保障；其“制仪”之礼规范个人行为，是实现社会整合的工具和纽带；其“德主刑辅”思想强调用道德维护统治，推动社会和谐运行。
孔子“德治”思想的的实质是以道德为根基的儒家人性论，其意义不仅在于引领社会风尚，而且是社会发展战略的终极关怀，对教化、规范、引导民众行为向善有着积极影响。
不可否认，孔子“德治”思想有其自身的理论困境，治理模式单一化，社会制度建设缺席，“德治”本身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利益冲突时有发生，批判地吸收孔子“德治”思想，有利于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保持清醒的认识，比如要充分发挥“德治”的功能，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统一，注意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治理主体的修养是治理的关键，人的价值是国家治理的元价值。
［关键词］儒家政治哲学；孔子；德治；国家治理［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２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２ 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社会价值体系和政治建构被打乱。
“礼崩乐坏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夏商周‘三代’社会秩序的破坏，更意味着‘三代’社会秩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本体的失落。
19政治秩序的基础——重解《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梁鸿泽威海市第一中学亨廷顿着眼于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进行行现代化这一现状，富有洞见地提出了的有关政治秩序的思想。
“政治秩序论“即”强大政府论“，是将政治秩序作为现代化的前提，强调权威的政府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的一种理论。
它旨在通过树立权威来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以保障国家平稳地渡过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阶段。
而政治秩序的建立依赖于政治秩序的基础。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将政治认同作为构筑政治秩序的基础因素之一，其有关政治认同构成政治秩序的思想十分具有理论意义但缺少进一步的寻本研究和分析，贸然把其作为政治秩序的基础还是不够准确的。
一、政治秩序中的政治认同维度亨廷顿强调：“政治秩序也部分地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发达程度和新型社会势力被动员起来参与政治的程度二者之间的关系”① 。
亨廷顿没有点明政治认同这个概念，但阐释了与其相似的“政治共同体”。
他认为，基于认同的秩序是好的，而不基于认同的秩序是政治衰朽的表现。
政治衰朽，是基于认同的秩序建立不起来，只能通过军人干政而建立的“普力夺政体”。
政治共同体中的主要对象是社会势力，并将它定义为“种族、宗教、地域、经济或者社会地位方面的集团”②。
他强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受社会变革的影响，许多新兴的社会势力或主动或被动地涉足政治领域。
这时，政治制度对新兴社会势力的包容程度，即政治制度与社会势力的关系，能否建立高水平的政治共同体，深刻地影响着有效的政治秩序的建立。
亨廷顿对此提出了维系共同体所需要的三个因素：两个敌对集团互相改变看法、有在基本原则或道义职责上界定能够联结各社会集团的纽带和建立起能包容并反应道德和谐性和互利互惠性原则的政治机构。
简而言之，就是各社会势力相互妥协并在一定标准下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建立起能够调和各方利益的政治机构。
这是亨廷顿对成功的政治认同的观点。
笔者认为，政治秩序涉及认同和不认同，而政治认同更侧重于强调政治韧性。
JUN, 2012 Frontiers 41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前提条件是社会的存在。
社会的存在，指的是一个与国家权力相对而言的社会。
这一“社会”，不是自然人群的生存及其延续意义上的，而是人为建构的政治权力结构与社会自治结构分流而为意义上的。
社会管理，就此而言，便具有国家以法治的方式加以管理，而社会自身以自主、自治、自律加以自我管理的两种涵义。
当国家管理社会的时候，必须以尊重社会为条件；当社会自我管理的时候，必然以公民自重为基础。
社会管理的创新，才可望具有强大的规则力量，而不至于一直借助政治塑造的力量对社会进行强行控制。
如此，社会自身随着时移世变始终保持自我管理的能力，而国家也才能长期保有以法管理社会的基本秩序。
两种力量结合起来，社会管理创新的动力才不至于处于衰竭的状态。
与国家相对应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国家与社会相对而在，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
不是说古代社会就不存在国家与社会的分立状态。
但古代的国家与社会之分流，完全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国家权力完全无法伸展到社会基层，而社会也无法形成限制国家的力量。
就前者来看，古代的国家权力之所以无法伸展到社会中去，是因为人类的物质财富生产能力有限，在产品满足人们低水平的生活要求、提供给一个有限度的国家以运作手段之后，便所剩无几。
因此，国家无法发展成一个全方位、多触角、到基层的控制体系。
国家不得不在有政治秩序与社会规则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任剑涛摘要 社会管理始终与社会的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注定了社会管理必须以创新来应对社会变迁。
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于处在草创阶段的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来讲，最为重要的创新是厘清社会管理的基本思路，其次是不断创新社会管理的制度体系，最后则需要在社会管理的手段上不断摸索。
当国家管理社会的时候，必须以尊重社会为条件；当社会自我管理的时候，必然以公民自重为基础。
如此，社会管理的创新，才可望具有强大的规则力量。
关键词 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建设 国家权力 社会自我管理【作者简介】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公共理论、行政伦理、当代中国政治分析。
主要著作：《为政之道》、《政治哲学讲演录》、《后革命时代的公共政治文化》、《伦理王国的建构》、《权利的召唤》等。
——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二十四个重大问题研究Important Issues限的范围内施行自己的权力：即在国家保有的物质能力范围内，将自己的意志施加给国家权力的管制对象。
此外的事务，就只好任由人们自行管理了。
在中国古代，对此就能得到最好的理解。
“皇权不下乡”与七品芝麻官从两端显示了皇权的有限性。
皇权不下乡，不是说皇权不想下乡，而是皇权下不了乡，因为皇权控制的资源十分有限。
而且，皇权控制的这些资源，首先要用于皇室的延续，其次用于官僚体系的运作，再次才用于社会的控制。
这样一级一级落下来，等到用于管理社会的时候，所剩资源不多，只好将社会的自然秩序作为社会控制的当然方式。
“七品芝麻官”，则是中国古代官僚控制体系的一种必然状态。
在这一状态下，皇权只能借助官僚的力量，下达到县一级官员。
最小的官员就是七品县官，县以下就只好由着乡绅们自行管理了。
正是古代这样的结构状态，才出现了皇权、相权与绅权并立，同时发挥作用的局面。
也就此自然划分出皇权、相权代表的国家权力，绅权代表的社会权力体系。
①但是，一种对国家权力加以限制，使其不能随意支配公民社会生活，只能行使公民们交付的部分权力，公民们保留生命、财产与自由权利并自主、自治的“国家—社会”二元体系，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产物。
这样的体制源自中世纪晚期，但正式落定是在18世纪。
18世纪的欧洲，经过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资产阶级取得了国家的领导权力。
最初，资产阶级以保护财产的名义，要求国家权力尊重公民的财产权。
由此出发，推动垄断性国家权力的分享进程：资产阶级在民主宪政体制下，安享财产权带来的较高的私人生活品质；而国家则对于公共事务进行决策，并以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为核心，对权力进行分割制衡，以便有效限制国家权力，使其不能侵犯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利。
到后来，这一逻辑延伸到所有公民身上，成为整个国家权力运行的基本逻辑。
公民们围绕财产权带来的、脱离国家强制性控制的个人自由，组成了保护自己利益、约束国家权力、展现公共精神的社会组织，构成了一个以权力限制权力、以权利限制权力、以社会限制权力的规范体系，从而将国家权力严格规范起来，将社会权力／权利有效保护起来。
相对于国家权力被归入立法、司法和行政三大权力体系而言，社会的自主、自治与自律不是那么清晰和严格。
因为与国家权力分权制衡的总体状况相对而言，社会的总体组织状况不是一种按照社会的严格规划划分出来的井然有序的结构，而是按照社会的具体分层、社会阶级集团的结构、行业组成状态、公民个人兴趣等复杂交错的因素组成的公民活动的特定空间。
因此，理解社会不能像理解国家那样，依据严格的权力划分原则，进行定量定则的细致归类，从而对国家权力进行相关的问责。
社会是十分复杂的。
复杂就复杂在，社会是一个自然结构、人为结构的集合体，正式结构、非正式结构的聚集体，组织状态、非组织状态的交错体，私人诉求、公共利益的叠合体。
但这正是社会应然的结构状态，绝对不能将社会翻铸成像国家一样的严格结构。
社会建设的着力点社会自主、自治与自律，不是瞬间就呈现出来的有序状态。
相反，社会自身的建设，与国家权力体系的建构一样，经历了长期、复杂的绵延过程。
社会建设，就其纵向的过程来看，有其历史演进的过程；就其横向的关系来看，则有一个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相互塑造过程。
42学术前沿2012 . 06 上从社会的纵向发展审视，不能指望社会建设一蹴而就，成为秩序井然且能与国家划界而治的、公民活动的特定空间。
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来讲，其支撑国家权力有序运作的社会基础，究竟是厚是薄，取决于社会的历史构成与现实状态。
所谓支撑国家有序运作的、“厚”的社会基础，指的是社会自主、自治与自律的能力十分强大，已经毋需国家的扶持，就可以在国家与社会的边际行走，自如地发挥社会的作用，并对国家长治久安起到一种雄厚的支持作用。
所谓支撑国家有序运作的、“薄”的社会基础，指的是社会的自主、自治与自律，长期无法坐实，社会必须经由国家权力的强制塑造，才足以维持基本的秩序，一旦国家权力稍微松懈，或者不在现场，社会就陷入一个紊乱的状态。
无疑，前一种社会是现代发达国家之成为发达国家的前提条件，而后者正是相当多的落后国家之落后且难以追赶发达国家步伐的重要原因。
因为，如果国家无法全心坐实在公共权力的运用之上，无法致力公共秩序的建构，无法以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提升公共福利，而必须将其中相当的资源和精力投向一个混乱的社会，以求社会安定有序，进而抽身出来处理自己的公共事务，就必然导致国家自身运行效率的下降，国家以权力逻辑压制社会，社会自身治理的成本高企。
于是，国家与社会各自的功能发挥，都会处在一个相互干扰、无法理顺的紊乱状态；而国家与社会的运行水平，也都会处在一个低位上面。
因此，在国家与社会尚未有效分流运行的情况下，国家就必须大力扶持社会，而社会也必须尽快实现自主、自治与自律。
社会建设的意义，也就会从中体现出来。
有效的社会建设能够催生一个安心、放心与舒心的社会心理状态，从而有效维持人们理性而耐心地解决所有问题的精神基础；有效的社会建设可以支持人们投入到理性预期的行动之中，从而能够生产出大量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维系一个稳定、理性而有序的国家结构；有效的社会建设可以激活整个国家的创造能力，促使国家进入一个创新的状态，进而将国家提升到一个发展的高位上面，推动国家进入一个国际竞争的良性状态，促成国家的兴盛与发达。
社会建设具有不可小觑的意义，有如下几个重要的着力点：一是国家与社会的有效分化。
这意味着国家必须承诺社会的独立空间，并给予社会的自我管理以法律保障、资源配置和效用承认；同时，也意味着社会必须落定在自主、自治与自律的平台之上，成为与国家权力各显其能的空间。
前者需要国家精心培育社会，后者需要社会确立理性精神；前者需要垄断型国家让渡社会空间，后者需要社会捍卫自身的活动空间；前者需要国家保持克制态度，后者需要社会对国家权力保持警惕。
如此等等，才能成功塑造出一个国家与社会划界而治的现代结构。
二是国家对于社会自治的有效制度供给。
社会的自主与自治，是需要丰富的资源供给才能实现的目标。
社会自治需要的资源，社会可以自己筹备相当部分，不管是社会利益组织活动的资源自筹，还是社会公益组织的公共捐献，仅仅只能满足社会自治的部分资源需求。
国家必须在发挥其社会治理功能的前提条件下，对社会自治提供需要的资源份额。
国家之所以必须为社会自治提供所需要的资源，一方面是由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国家必须履行宏观管理社会的责任；一方面则是由国家的职能所决定的，因为国家除履行相应的公共决策职能外，还必须履行相关的社会职能；再一方面，更是因JUN, 2012 Frontiers 43二十四个重大问题研究Important Issues为国家必须在自己无法有效供给某些公共服务的情况下，要向社会组织购买相关服务，以满足社会的相关需求。
因此，国家提供给社会以资源，并不是显示国家的合道德性，而是国家呈现其基本功能的必须。
不是说存在一个自治的社会空间，国家就可以对社会不闻不问。
三是社会自身的高度组织状态。
社会的自然化存在状态是分散的、欠组织的、个体化的。
社会进入一个高度建构的状态，社会的自治方才显示出集合的、组织化的和群体性的情形。
因此，社会的组织程度，与社会的自治水平成正比关系；而社会的分散化情形，与社会的无序状态也成正比关系。
强化社会的组织状态，意味着经由社会的各级各类组织，将公民纳入到他们感兴趣、按习性乐意加入的社会组织之中，由此促使公民形成独立于国家权力的直接支配，而能够自行解决公民间某些私人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如果社会的组织程度太低，公民间的所有事务都必须在国家权力干预下才能处置，这样不仅会过分分散国家力量，而且必定弱化公民自治的基本能力。
久而久之，国家能力与社会能力两者，都会受到难以修复的伤害。
四是国家与社会的积极互动。
在一个垄断型国家中，国家权力习惯于为民做主，同时也就相应习惯于任由政府的意志行事。
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中，国家必须尊重社会的存在与运行，将公民自治的权利作为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前提，而且政府的所有决策都必须建立在尊重公民权利的基础之上。
中国正在从前一种类型的国家朝向后一种类型的国家转变。
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有效限制国家权力，让渡社会活动的空间。
一个为人所期待的状况是，国家乐于让社会自治，从而使国家专心致志地处理公共事务；而社会不仅自主地处理好公民间的各种事务，而且积极关注国家层面的公共事务，国家与社会处于一个积极互动的良性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