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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生态美学的利弊及未来发展【摘要】近年来生态美学在我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美学理论遇到了各种挑战，二是生态美学有自身的独特优势。
本文从生态美学理论实践上的难操作性和哲学基础的不稳定性深入的分析，对生态美学未来的发展做了一点小小的补充。
【关键词】环境；生态美学；哲学基础；全球视野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的工业化进程导致地球自然生态环境和人类精神生态呈现出种种危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来自生态世界的严峻挑战，精神危机也日益加重。
人们认识到并逐渐反思当前人类文明的发展模式。
自20世纪70年代始，诸如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宗教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都显现出“绿色化”和“极具人文化”态势。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潮流，最早发源于美国。
1978年，鲁克尔特在《衣阿华评论》上发表题为《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的文章，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一词。
1979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在中国出版，标志着国外生态思想被正式引入中国。
在全人类共同面临生存环境日益严峻的境况下，中国也在上世纪80年代积极开始了此种研究。
近几年生态美学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作为一种美学理论，它具有自身所独有的优越性。
首先，生态学和美学的结合有其必然性，从一定意义上说，美学是对人的生存状况进行深度关照的一门学科。
尽管自然和生态有着一定的差异性，但这并不妨碍用人与自然的本源性和谐作为生态学与美学结合必然性的佐证：人本来就是自然，与自然原本就是统一的。
可以说大自然是人类之母，人类之根，是人类的起点和归宿，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永恒故乡。
生态美学既秉承了传统美学的价值取向，又上升到一个新的科学高度。
生态美学突破了主客二元对立的困境：曾繁仁先生就明确提出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在思想基础上与传统的文学批评和美学研究有着根本区别，那就是从人类中心论转向生态整体论、从工具理性世界观转向生态世界观、从主客二分转向有机整体。
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谷 星1 引言法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加剧和各国对其重视程度的提高，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发展着，在众多环境法学基本理论问题中，必须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紧密相关。
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各种思想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一种是人类中心主义，它认为人乃万物之灵，凭借人类的力量完全可以改造、驯化自然为我所用，一切环境问题皆可以依赖各种技术手段加以解决。
然而人类中心主环境义完全无视良好自然生态系统存在的价值，一切以人类短期经济利益为中心，既使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自然环境也是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
一种是生态中心主义，它将人与自然置于同等的地位，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否认人类凌驾于自然的特权，在思想领域彻底解决了人与自然地位不平等的问题，但它却忽视了人类对自然环境演变的积极作用，会导致人类对自然环境变化听之任之，有悖人类与自然环境长期共存共同发展的初衷。
吸取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各自精华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观，既突破了人与自然之间无道德可言的传统观念，承认人与其它生命体都享有同样的发展机会，都是生物圈平等的成员，又强调人在自然环境良性发展中的责任和义务，这不仅是环境伦理学的一大进步，也会促进环境法理念的进化，使之更加科学，更加有利于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有序、持续、良性的发展。
2 人与自然的关系20 世纪人类社会在科学技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灿烂文明。
然而，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着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开发新能源；抑制生态环境恶化，提高生存环境质量；促进社会进步与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问题。
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是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协调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和能动性。
人既依赖自然而生存，又是改变自然的力量；人类要改造自然又受自然的制约；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依存、适应、冲突与和谐。
人与自然关系的内涵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近些年来在敬畏自然与科学精神的争论中，人们不断的涉及到有关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自然）中心主义的争论。
一、“以人为本”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区别一般来说，主张敬畏自然的观点都是采取“以生态为本”反对“以人为本”的态度，而反对敬畏自然、坚持科学精神的一方态度正好相反。
但是，反对方一旦牵扯到论述人类中心和生态中心问题的时候，却因为不同的人们对“中心”与“为本”是否有区别的不同看法，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表述。
一种表述认为，“中心”与“为本”没有区别。
所以，他们认为敬畏自然就是强调以生态（自然）为中心，所以要反对敬畏自然就应该强调以人为中心。
另一种表述认为，“中心”与“为本”是有区别的。
所以，这种观点承认以自然为中心是客观现实的同时，强调“以人为本”，反对“以自然为本”，同时也不赞同以人类为中心的提法。
我认为后一种表述比较科学。
从时间上，人是在自然界发展过程中一定的历史阶段的产物，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最终将会消亡，而自然界将会永存。
从空间上看，自然界是整体，人只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
因此，从客观现实来说，否认自然界的中心地位似乎不能说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态度。
然而，承认“以自然为中心”并不是要实行“以自然为本”。
我们说“为本”是人的意识的一种体现，是强调人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而“中心”既可以理解为人们考虑问题的中心，也可以理解为客观世界的中心。
因此，反对敬畏自然、坚持科学精神一方出现的不同表述，主要是理解中心的定义上的差别所至。
为了能够反映出“中心”和“为本”的差别，更客观地反映客观现实，我赞同采取第二种表述方法，即：强调以人为本，而不赞同以人为中心的提法。
二、从“人类中心”到“生态中心”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是指这样一种思想：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只有人才有资格获得伦理关怀，人作为理性存在物，是唯一的道德代理，其道德地位优越于其他物种，其他存在物都无内在价值，只具有工具价值，它们存在于人类道德共同体范围之外。
论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主要思想人类中心主义总是作为一种价值和价值尺度而被采用的，它是要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的依据，有且只有人才是价值判断的主体。
其核心观点包括：1.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只有有意识的人才是主体，自然是客体。
价值评价的尺度必须掌握和始终掌握在人的手中，任何时候说到“价值”都是指“对于人的意义”。
2.在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中，应当贯彻人是目的的思想，最早提出“人是目的”这一命题的是康德，这被认为是人类中心主义在理论上完成的标志。
3.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目的的活动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一切应当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
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就是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目标的思想，它要求人的一切活动都应该遵循这一价值目标。
马克思特别强调人的主体性，他指出，人类主体性表现于精神生活中，就在于意识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人类主体性表现于现实生活中，则是以人对自然的全面控制与利用为标志的现代生活方式，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与发展。
（一）强人类中心主义人由于是一种自在的目的，是最高级的存在物，因而他的一切需要都是合理的，可以为了满足自己的任何需要而毁坏或灭绝任何自然存在物，只要这样做不损害他人的利益，把自然界看做是一个供人任意索取的原料仓库，人完全依据其感性的意愿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全然不顾自然界的内在目的性。
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其他自然存在物只有在它们能满足人的兴趣或利益的意义上才具有工具价值，自然存在物的价值不是客观的，而是由人主观给予定义：对人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
（二）弱人类中心主义应该对人的需要作某些限制，在承认人的利益的同时又肯定自然存在物有内在价值。
人类根据理性来调节感性的意愿，有选择性满足自身的需要，虽然其理论落脚点和归宿点也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但是它主张对人的利益和需要进行理性的把握和权衡，反对将人的利益和需要绝对化。
《寂静的春天》：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整体主义在生态问题日益凸显的前提下，蕾切尔·卡逊以一个生态学学者敏锐且独到的视角，开始了对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反思与探寻，揭开了“寂静春天”的神秘面纱。
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构：尊重自然，尊重其他生命的生存权利。
人类中心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的全部成就，包括物质成就和科学与文化等精神成就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它也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困难的思想根源［1］。
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角度来看，人类中心主义冲破了“神化自然”的禁锢，确立了人的实践主体地位，但同时又是对自然整体性、自在性、自为性的绝对忽视。
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卡逊以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剖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关注自然对于人的独立性和自然拥有的超越人类目的的内在价值。
1.人类中心主义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意识的伟大觉醒。
人类中心主义的形成在人类思想发展和社会进程中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是人类对世界感观和感知上的最原始的认识，并以此作为人类创新科学技术的认知出发点，推动科学的发展［2］。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人类中心主义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合理性思潮，它是人对自我价值和自我能力的认识分野，也是人从自然独立出来开始人的伟大创造的重要一步。
人对自然的认识是一个日渐深化的过程，在人类文明还处于低潮时，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还局限在光怪陆离的自然现象和赖以生存的物用价值。
此时人类的命运附属于客观自然，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将自然神圣化的盲目崇敬，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界限并不鲜明。
在自在自然中，人被动服从自然、适应自然的状态在长时间内制约着人及人类社会的长足发展，处于这种情态下的人，对自我价值和创造力的认识不鲜明、主体意识薄弱。
物种的利己性催生人的自我意识，使人逐渐区别于动物有了类的属性，能在自在自然中开拓出人化自然的疆土。
人们把自然资源变成“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3］（219），运用人的创造力把自然变成根据人的需要改变自然界，这时在自然界中，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具有作为类而独立于自然的相对独立性。
![郭秀伟[短篇]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整体主义—— 《野性的呼唤》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解读](https://img.taocdn.com/s1/m/3b002635af45b307e8719779.png)
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整体主义------- 《野性的呼唤》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解读郭秀伟（辽宁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郭秀伟，女，1970.1.6，民族：汉籍贯：辽宁葫芦岛市，辽宁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攻方向：文化翻译。
邮编：110032摘要：杰克.伦敦是蜚声世界的美国著名文学家，他的许多作品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尤其是他的那本有关动物的小说《原野的呼唤》。
对这篇作品的解读也因人而异。
有的人从文本内容和写作技巧方面来解析这部著作，另外一些人关注的是这篇作品的自然主义和环境对动物的影响。
本文试图从生态批评角度来解读这部作品。
这部作品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两种不同关系——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这两种不同的关系也会给人类和自然带来不同的结局。
关键词：野性的呼唤；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整体主义杰克.伦敦（1876-1916）是美国著名小说家，出生于旧金山。
他来自于占美国人口十分之一的贫困阶层。
他成长于一个没有固定居所和固定职业的家庭。
美国小说家伊尔文.斯通称他为美国无产阶级之父。
他的作品阳刚气息十足，为广大男性读者所喜爱，甚至在女性读者当中也颇受欢迎。
菲利普•方纳这样评价杰克.伦敦：“没有一个美国作家比杰克•伦敦更能作为时代的明确出色的发言人。
因为他打破了解冻美国文学的坚冰，使文学与生活产生了有意义的联系。
〔1〕”杰克.伦敦的生态主义思想源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他对于其它思想的借鉴与吸收。
他有一个狄更斯式的童年，长大后，贫困使他四处漂泊谋生。
美国育空地区发现金子的消息使他成为淘金大军中的一员，这使他对美国的荒野有了直观的接触和深刻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他最初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
在另外一方面，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各种思潮兴起并且相互碰撞。
这激发了他积极的阅读激情。
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尼采的思想都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的生态批评思想得以萌芽和发展。
杰克.伦敦又把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生态主义认知蕴含于他的著作当中，尤其是在他的代表作《野性的呼唤》中。
生态文明的兴起及其对生态环境观的变革——对生态文明观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生态文明的兴起及其对生态环境观的变革——对生态文明观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一、引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性引起了人们对生态文明观的关注和研究。
生态文明是一种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新的发展理念，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路径。
本文将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生态文明的兴起及其对生态环境观的变革进行分析。
二、生态文明的兴起1. 生态文明的概念生态文明是指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社会科学技术与自然科学技术相统一，构建起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发展理念。
生态文明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类社会发展需以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为前提。
2. 生态文明的起源生态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形成。
马克思认识到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他提出了“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和“人与自然一体化”的观念，将人与自然看作是统一的整体。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核心概念是“人类与自然资源、人类与自然环境是统一的整体”，这奠定了生态文明观的哲学基础。
3. 生态文明的意义生态文明观的兴起对于生态环境观的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文明观让人们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态中心主义，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
从以人类利益为出发点，到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保护自然，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将促进人们关注生态环境的研究和保护。
三、生态文明观的马克思主义分析1. 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
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和市场需求，导致资源过度开发和环境污染。
因此，要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改变生产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前提地位，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
2. 生态环境与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发展需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基础。
只有保护好生态环境，才能保障人类的健康、幸福和长久发展。
论生态理性庄丽静【摘要】要从哲学认识论根源上矫正生态问题,人类必须转换思维模式,用生态理性替换现代理性.生态理性是以生态伦理为依据,以整个生态利益为目的,奉行人地共生价值理念的实践精神活动,它呈现出整体和谐、有机生成的新特征,要求人们在栖居自然时恪守生态优先和人类自律双向原则.本文探讨生态理性的理论基础构建,从对其内涵、特征及其原则的初步系统探索中,以丰富人们对生态理性思想意蕴的认知.【期刊名称】《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4(008)001【总页数】4页(P116-119)【关键词】生态理性;内涵;特征;原则【作者】庄丽静【作者单位】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福州350108【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82从认识论根源上讲，生态问题是是现代思维方式的实践产物。
要全面彻底地认识和解决生态问题，就必须从自然环境恶化这一表面现象中超脱出来，探究现代人类思维方式的深层根源。
为此，要消除全球性生态问题和危机，必须重建理性思维模式，即以人地共生的生态理性来取代控制自然的现代理性。
如此才能让人与自然重新和解，亦使人类重获自由和新生。
现代理性是指现代化以来贯穿在一系列现代实践中主体至上的思维观念，是主体和客体截然二分、工具和价值矛盾断裂的理性。
这种理性观念虽不直接显现却似一个霸道的指挥棒，它决定了现代的文化、价值和制度形式。
我们有时可以说，现代性的绝对控制首先是服从于这种理性的逻辑。
不可讳言，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理性的工具性为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工业文明的蒸蒸日上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但另一方面，现代理性的种种滥觞也致使工业文明陷入了日益严重的现代性泥潭——生态问题或生态危机。
因此，唯有用生态理性置换现代理性，才能从本根上消弭人与自然的尖锐对峙，才是人与自然和解的必由之路。
倘若以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作为生态理性觉醒的开启，生态理性崛起迄今已有50年的历程。
何谓生态理性？笔者认为，生态理性是与现代理性相比较而言的，强调生态整体性、有机性和价值性的主观意识。
世界观的转变：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相关推荐世界观的转变：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作者：陈伟华杨曦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2年01期有关环境伦理学的争论中，李德顺先生认为，其实质在于“确定人的宇宙地位，或者确定自然界与人的关系”。
[1]那么，人类应如何理解和把握自己，如何界定自然，才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才算找准了人与自然的合适位置。
本文通过对当前环境伦理学中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要观点的比较，对学界探讨颇为热烈的自然“内在价值”存在与否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期望引起进一步广泛而热烈的探讨，对人与自然关系有更深层的认识。
一自然“内在价值”与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立足于人的根本需要，把自然当作索取的对象，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可以不断地采掘自然资源。
随着环境的日益恶化，修正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到要从长远考虑，使后代子孙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从而下决心要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甚至限制人类的消费行为，改进技术，提倡清洁生产……。
无论是传统的、未经修正的人类中心主义或修正的人类中心主义，无疑都是以人为本，行为的出发点仍是以人为中心的。
虽然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表面看来已经开始重视保护自然环境，但这仍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长远发展而作出的选择。
人们的行为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向自然索取，为了长久地开采，为了人类自身利益。
生态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同在于：生态中心主义将人视为与自然平等的存在，或是认为人是自然演化发展的产物，人不能离开自然而生存、发展，是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而存在，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处，共同发展。
而“大地伦理”作为非人类中心主义诸多观点中一种最为“激进”（注：此处的“激进”是指：由于“大地伦理”相对于动物解放/权利论、生物平等主义而言，其对人类要求更为苛刻。
前两者分别承认动物、生物（有机体）的权利，而“大地伦理”则更将此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包括无机界在内的自然界。
从人类中心论到生态中心论——当代西方环境伦理思想评介文章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5年第4期[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赵晓红] 发布时间：08-07-25 17:54:14 221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一度陶醉于征服自然的工业化巨大成就的人类开始意识到，工业文明在给人们带来舒适方便的生活的同时，也给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危害。
全球性的生态系统失衡和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不仅促使经济学家和环境科学家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寻找着出路，同时也促使哲学家从环境伦理方面进行反思。
从人类中心论到生态中心论的演进反映了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发展轨迹。
（一）人类中心论。
人类中心论是西方传统的伦理思想，它把人类视为自然的征服者和统治者，把自然界排除在道德范围之外，认为道德是调节人际关系的规范，维护人的利益是道德的目的，而自然界则只是满足和实现人类欲望和需要的工具。
人类中心论观点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古代欧洲思想家，苏格拉底曾说，思维着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其中就包含着以人类为本位来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
然而，这种观念的大行其道则是在17世纪以后，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启蒙运动的兴起、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想的传播，使人类中心论被进一步强化，特别是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人类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向大自然开战，在短短两个多世纪中就使我们唯一的家园——地球，变得伤痕累累、危机重重。
人类中心论的后果既伤害了地球的生态系统，也伤害到人类自身。
马克思说：“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
”[1]面对大自然，人类常常热衷于宣扬自己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而恰恰忽视了自己受动的一面。
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产物，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现在和将来都离不开自然生态系统整体的平衡与发展。
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人类的价值不可能大于自然界的整体价值，人类的发展也只有在保障自然界的完整和繁荣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因此，人类必然与自然界建立起和谐统一的关系。
（二）现代人类中心论。
生态环境危机的出现迫使人类重新认识和反思人类与自然之间现存的伦理关系。
人们意识到：环境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和技术问题，要想彻底消除环境危机，人类首先要在思想上树立以自然和人类可持续发展为标志的新的道德观即环境伦理观念，通过对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研究，为人类的经济活动提供新的价值导向。
在20世纪60—70年代之后，现代人类中心论逐步形成并被不少国家的官方认可。
1974年，澳大利亚哲学家J·帕斯莫尔撰写的《人类对自然的责任》一书出版，这是当代哲学家最早以传统哲学观点反思环境问题的著作，也是现代人类中心论的代表作。
帕斯莫尔指出，西方传统哲学思想中虽然存在着建立人与自然正确关系的道德萌芽，但传统哲学和宗教把人类视为自然界绝对主宰的观点是错误的，人类应该热爱和保护大自然。
然而，他的伦理观念依旧是以人为中心的，认为自然本身并无内在价值可言，人类关注、尊重自然并对自然负有保护责任完全是人类的利益使然。
由此可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现代人类中心论的主要观点是：人类是自然的主人，是自然的管理者和受益者；人类比自然界具有更高价值，是道德关怀的主要对象；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始点和终点，人与自然没有实现平等权利的共同基础。
显然，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没有超出传统理论的范围，它是在传统伦理学框架内建立起来的一种环境伦理学学派。
美国学者G·诺顿在1988年出版的著作《为何要保护自然的多样性》，是现代人类中心论新的代表作，书中不但论证了建立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一科学世界观的必要性，而且还提出了实现地球资源的代内公正分配和代际合理保留的观点，从理论上印证了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对“可持续发展”理念所下定义的正确性——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现代人类中心论的观点也存在着某些局限性。
它强调道德权利的社会性，反对把道德权利扩大到人以外的自然界。
它遵循的只是这样一种原则：人类的行为必须符合自身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因此，自然界的某些物种或存在物要是对人类无益，灭绝了或毁坏了也无妨。
如此，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对自然界的平衡和完整造成某种伤害。
（三）动物权利论。
动物权利论是主张把价值主体的界限从人类扩展到动物的一种环境伦理学观点。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动物保护组织纷纷成立，有关“动物解放”、“动物权利”的伦理学观点也开始形成。
此类观点不但反对虐待动物、提倡保护动物，而且还强调动物应具有独立的生存价值和道德权利。
动物权利论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是澳大利亚学者P·辛格和美国哲学家T·里根，他们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人与动物之间的伦理关系。
判断人或动物是不是价值主体和拥有道德属性的根据是什么呢？辛格在其代表作《动物的解放》（1976）和《实践伦理学》（1979）中指出，这一标准应该是“感觉”，即感受快乐与痛苦的能力。
他认为在感受能力方面，动物与人是相似的，因此动物理应享有与人一样的道德权利，人类应当承认动物的内在价值，维护动物的平等权益。
虽然有理性的人或许比仅有感觉能力的动物具有更高的生命价值，但相同的感觉应当具有相同的道德属性。
他说，“动物不是为我们而存在的，它们拥有属于它们自己的生命和价值”，他还一再谴责人类对动物的态度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后一种歧视形式”[2]。
T·里根的主要代表作是《为动物的权利辩护》（1985），他提出的动物权利论观点强化了生命主体的概念。
他指出，一个生命具有天赋价值的根据不在于他是不是理性的，而在于他是一个“生命的主体”。
幼儿、智障者、精神病患者都不具有理性的思维和语言及选择的能力，但谁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们是人类中平等的成员。
所以，里根认为动物和人一样，也是拥有天赋价值的生命主体，它们应当被当作目的的本身而非工具来对待。
同时，人类除了要尊重动物的天赋价值之外，还要赋予它们应享有的道德权利，即不遭受痛苦虐待和被随意宰杀的权利。
动物权利论肯定了动物的内在价值，为动物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
这一理论成为人与自然之间传统伦理观念的一个突破口。
将动物纳入人类道德关怀的范围，这对于保护自然界日渐减少的野生动物物种具有积极的意义。
然而动物权利论的观点也存在着不足之处，比如辛格的“感觉说”，他认为让动物痛苦是在作恶、是不道德的。
可是自然界动物之间弱肉强食是一种自然现象，是自然界维持生态平衡的手段，无所谓道德不道德。
尽管如此，人类道德关怀的眼界毕竟应当更为宽泛些：保护野生动物，维护自然界的物种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是人类义不容辞的责任。
（四）生命中心论。
与动物权利论相比，生命中心论在人类与生物之间的道德关系方面又迈出了一大步。
A·施韦泽是德国哲学家，其代表作《文明和伦理》（1923）和《敬畏生命》（1948）所阐述的伦理思想成为当代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石之一，他以“生命平等”的观点开拓了生命中心论的新学说。
在《敬畏生命》一书中，施韦泽系统地阐述了生命间平等的思想，他把道德的范围扩大到一切生命，要求人类对一切生命承担道义责任，这种对待生命的态度与一般意义上的动物保护有着明显的差别。
他认为，“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否认高级的和低级的、富有价值的和缺少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别”[3]，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包括植物）都是神圣的、平等的，它们没有人类主观赋予的高低贵贱之分。
同时，那种人类认为自己处于自然界最高端的想法也是纯主观的等级划分。
施韦泽的这种思想彻底颠覆了人类传统的自然观，只是由于其作品问世时，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还不十分突出而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美国学者P·泰勒撰写的《尊重自然》（1986）一书代表了生命中心论学说的新发展。
泰勒在书中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生命中心主义自然观和伦理学体系，促进了该理论的系统化和成熟化。
泰勒生命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基本观点有四个方面：人类是自然界的普通一员，人类与其他物种都遵循着同一进化过程；地球生物圈所有物种都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复杂的种间关系；生物个体是生命的目的中心，其内部功能和外部行为都有自己的目标指向；一切生命个体都具有独立于人类评价者的内在价值，人的优越性是对其他物种的歧视。
除此之外，泰勒还针对人类的行为提出了四点原则：不作恶原则，即不毁灭其他生命个体和种群；不干涉原则，即让“自然之手”进行控制和管理；忠诚原则，即人类须认真履行道德代理人的责任；补偿原则，即对被伤害的生物种群予以补偿，保持种间的自然资源均衡分享关系。
泰勒试图用这些原则来化解人类与其他物种间的伦理冲突，并指出人类只有在生命和健康受到威胁时才可对其他生物进行反击。
然而在实践中，生命中心论观点却存在着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当人类和其他生物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该观点就会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既然地球上一切生命都有平等的生存权利，那么人类又如何解释自身日常需要食用畜禽产品、海产品以及粮食蔬菜产品的问题呢？人类总不能一边大嚼着这类食品，一边又大谈着“生命间平等”，那不是显得有些虚伪吗？既然每个生命个体都具有平等的伦理价值，那么人类又如何解释大自然食物链中弱肉强食的现象呢？尽管泰勒对此又提出人类的最小错误原则和补偿原则等观点，但无论如何，这些观点都显得苍白无力，生命中心论在人类如何面对“人”这一中心问题去进行伦理实践方面，陷入了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理论困境。
（五）生态中心论。
生态中心论区别于生命中心论的主要论断是人类应当把道德关怀的重点和伦理价值的范畴从生命的个体扩展到自然界的整个生态系统。
这种伦理价值范围的扩张最早来自于美国生物学家A·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思想。
利奥波德的哲学文集《沙乡年鉴》在1949年出版，“大地伦理”是书中的一篇文章，该文提出的伦理思想是人类对环境伦理的首次的全面论述。
文章最为核心的环境伦理观点有以下几点：人类与大地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人类的伦理道德观念应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扩大到人与大地之间的关系；大地的景观审视与伦理审视应当是一致的。
利奥波德认为，“大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该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
它包括对每个成员的尊重，也包括对共同体本身的尊重”[4]。
除了赋予“大地”（生物和非生物组成的共同体）不依赖于人类意志的内在价值，他还特别提醒人们重视共同体中“缺少经济价值的部分”，因为有经济价值的部分将会在没有经济价值的部分存在的情况下运转。
可以说，利奥波德有预见性地认识到人类的长远利益和发展是与大地共同体的完整和平衡密切相关的。
美国哲学家H·罗尔斯顿三世是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领域的重量级人物，他是国际学术期刊《环境伦理学》的创办者，曾担任过国际环境伦理学会会长。
